溫州的“老高”風波,讓人看到了“一顆硬幣”的正反兩面。過去,“溫州模式”給人看到的是:“敢為人先,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創業的精神”,這是光鮮的一面的寫照,任何事物產生都有其合理性,哲學家黑格爾所云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論斷就包含這個意思。“溫州模式”在特定時段具有“先進性”,表現為“敢為天下先”這樣的開拓精神。比“摸著石頭過河”的保守謹慎漸進思維“更能掘金”,因而,溫州人在改革開放前20年積累了可觀的民間資本,被人稱之為“民營之都”。
但是,另一面溫州商人的財富觀,就是面對財富而來的價值觀,很少提及,或語焉不詳,這導致了“溫州模式”的致命缺陷:“有始無終,資本血性,責任缺失,有家無國”。好多人把 “溫州模式”的衰落說成是“內外夾擊”的結果,這是片面的、主觀的。溫州商人被企業多元化經營沖昏了頭。“入世”后經不起專利技術、資金管理的沖擊,劍走偏鋒;出口導向又步步受制于人,定價權的失去,困獸猶斗;商品零售終端被外資控制,外貿與內貿(超市)吃肉,廠家喝湯;資本增值空間狹窄,樓市高利貸擊鼓傳花,飲鴆止渴。于是“老高”風波上演,巴菲特所說的“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誰在裸泳”,“跑路”的結局并不是欠帳逃債這么簡單,這是“溫州模式”的遮羞布的“脫落”,比裸泳更難看,而是裸奔。終于讓廣大民眾看到了“硬幣”的另一面。
許多年的“溫州模式”爭議,到現在為止,答案已經顯現,塵埃落定。為什么?
因為最近十年的“敢為天下先”動作仍然頻頻,但基本上已被全國人民厭惡,炒來炒去,天翻地覆,肥了少數,坑了大多數,99%是輸家,這樣的財富價值觀是腐朽沒落的,是反時代潮流的,這不是“敢為天下先”,而是“敢為天下惡”,掏空當地實體經濟,引起社會倒退,如果不是壞事,一大批高官來溫不是救火,那還是隔岸觀火呵???
事情已經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候,“溫州模式”沒有笑到最后,經不起折騰,擱淺了,失去了榜樣力量的“模式”,還是模式嗎?!有人說“跑路”是少數,并不代表溫州商人整體。筆者概括性地說:“跑路”者是破出去了的“膿包”,在“發炎”的,即將“破皮而出”的膿包還有多少?雖然沒有89%,只要超過50%,有代表性的5%,“溫州模式”就已完蛋,成為反面典型,“溫州模式”墮落至此,有它深刻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任何事物都具有生長和滅亡的兩重性,“溫州模式”也不例外,事物總要走向它的反面。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和必然規律。由于眾多原因,結果果然是走到了它的反面,一切舊社會陳渣洶涌泛起,自私自利充斥社會,社會道德淪喪一方。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方向感,結果摸到溝里去了,居然還發明了地溝油!
事物正常走到反面,是普遍規律,事物非正常走到反面,是特殊規律。事物走向反面呈什么樣規律,是由事物本身生與死的因素強弱決定的。民營經濟占96%的溫州并沒有在市場化上走多遠,社會道德卻嚴重蛻化,并不是溫州的企業“病”了,而是執掌這些企業的老板思想觀念患疾病了,“創業難守業更難”,任何不切實際的躁動,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吧?
凡是真正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人,都不難理解并贊賞這一點。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老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在《道德經》中寫下這樣的哲理:“吾有三寶:一曰儉,二曰慈,三曰不為天下先。”“溫州模式”的歸零如同正負歸零,起于萍蹤,歸去滄桑,如果從1985年5月《解放日報》提出算起,已有26年一代人的時間,欣慰與遺憾,“敢為天下先”所留給人們只有七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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