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慶市民對賀教授說的話

    近日拜讀了賀衛方教授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文中所提到的法律術語本人不甚了解，案件的具體情況也無從得知，只是覺得賀教授可能看重慶的不太順眼，所以重慶的很多東西都是錯的。李莊漏罪案的結果，卻是給了賀教授一個響亮的耳光，撤訴，重慶司法以科學的觀念，法治的準繩給予社會、老百姓一個客觀的答案。
先來說說李莊案，李莊案的結果，似乎是賀教授愿意看到的，但李莊案的結果卻彰顯了重慶司法界的透明和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的法治精神，賀教授的拳頭亂舞，語無倫次，這次似乎你應該明白了什么？明白什么了？就是法治的進程是曲折的，李莊的漏罪最終沒有宣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客觀原因，但并不代表重慶司法所謂的強權，恰好從另一方面對賀教授之流的言論給予了有力的回應。就是重慶司法已法律為準繩，以證據為基準，做出的符合社會進步、法治進步的準確的裁定。是對法律負責的，顯示了政府嚴謹、科學、法治的態度。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賀教授的話語，這個時候談談更有意義......
賀教授說重慶打黑是“文革重演”，但一個法學專家，卻拿不出任何證據說人家是文革重演，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看來，重慶的社會治安不錯、人民群眾的情緒也不錯，就算有個別拉個標語啥的，也是為了支持警方的打黑行動，真沒有什么文革重演的跡象。
自從重慶開始打黑唱紅后，對重慶的批判反對聲音就一直存在，只是這一次賀教授作為一個重量級的法律人物，以法學權威的身份又站出來了。
   從賀教授以往的一些文字看來，文革二字在他心中留下了頗深的陰影，所以當重慶的紅歌響起，他竟然產生出了文革重演之感，為什么？難道是因為這些歌曲經歷過文革或產生于文革，就永遠無法擺脫文革的惡名？這難道不是文革中的“唯出身論”嗎？
在生活中我看到的是，社區的居民自發的在小區、公園學唱傳唱紅歌，這樣的活動早已經成為了很多退休老人間的潮流，這樣的潮流出現遠遠早于“唱紅”的宣傳發動，他們在歌聲中追憶他們的青春歲月，這樣的活動也錯了嗎？賀教授沒有親自去感受過那樣的激情，卻輕率地做出這樣的無中生有的揣測，才讓人產生出了文革重演之感 。
正如網友所說，文革，已經成為資改派勢力、自由派精英及美國勢力扼殺中國的殺手锏。只要工農群眾對精英稍有不滿，精英便以文革指責工農群眾。重慶觸動了資改勢力、自由派精英的利益，變理所當然地被扣上”文革“的帽子。
    網上有文章寫道：“把文革與重慶“打黑”相提并論，是典型的文痞玩法，以此事行文，擺明了就是要堵住反駁者的嘴。以此種著法來詆毀重慶“打黑”不可謂不高明。但是，重慶“打黑”效果如何，是可以通過當地民眾的反應看出來的。今天的群眾并不狂熱，但他們因為“打黑”成效而歡呼雀躍、奔走相告，重慶之外深受黑社會作踐之苦的民眾，則盼望“打黑”書記能到他們那里任職，這種現象與效果，相信每一位有眼睛和耳朵且功能正常的人都能認識到的。以“姚文元式的文痞煽風點火調動視聽”的人即便是在指責他人以“姚文元式的文痞煽風點火調動視聽”之時，也是不可能意識不到這種事實的。”賀教授這樣的大家也落入這樣的俗套，實在是可嘆。
    我們的小區里也有打黑宣傳欄，社區的民警挨家挨戶發放治安防范宣傳資料、留下個人聯絡方式，那張聯系單我就貼在我家的大門上，我對家人說、有什么事就打這個電話。這樣活動讓大家的心里很溫暖。群眾對黑惡勢力堅決抵制、支持打擊的態度，通過勇敢的舉報反映出來，其中，70%的群眾檢舉是實名的。這一現象表達的是群眾相信政府會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黑惡勢力，而不擔心打擊報復，并且對自己的檢舉承擔相應的責任。這種打擊黑惡勢力的社會正氣，在賀教授眼里，不過是“當局發動群眾密告”。難道人民群眾在黑惡實力的淫威之下唯唯諾諾、敢怒而不敢言，就是賀教授的“我們”的法治？
賀衛方的這封公開信，在我看來，充滿了對重慶的偏見，因而處處顯得自相矛盾。賀教授可能以為，憑著自己的身份，登高一呼，就能給重慶的很多人、很多事都強加上“文革”的外衣。我覺得，賀衛方教授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或者說，太把賀教授心儀的“我們”當回事了。賀教授很久沒有作為普通一員在重慶生活過，他沒有資格對重慶做出這樣否定式批評，也沒有資格、沒有證據可以得出重慶的打黑除惡是“非法”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其實是挾法學家之名對重慶惡意的揣測和中傷，重慶的“文革形象”極大地滿足了賀教授的憂國憂民情節。
賀衛方教授別再為拿重慶說事了，或者下次在說事之前，先放下自己法學家的身段和架子，逛一逛重慶的大街小巷、坐一坐重慶的公交車，到社區去和老人們聊一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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