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紀念xxx前夕力挺新階層一周年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08-31　　

          （本文大意：力挺“新階層”一類的“政治現象”，其實是中國特色的“院外集團”在行動。“圖窮匕現” “指鹿為鹿”，是中國特色的“院外集團”行動在升級。“主流經濟學家”談“政治”，“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捍衛者”談“經濟”，“政治”“經濟”的“錯位”是形勢發展的必然。）　　

去年今日本國中，“新階層”人別樣紅。從高端人士到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頻頻向各級“新階層” 代表人物“釋放善意”。有的說他們人數眾多，“目前的新社會階層人數大約有5000萬人，但加上在相關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總人數約1．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1.5％”。 有的說他們是納稅大戶，“年貢獻三分之一的稅收，年創就業崗位占到國內的半數以上”。 還有的說他們很有錢，“他們掌控約10萬億私人資本”。 《關于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下簡稱“雙新組織”)的要占“適當比例”。高端人士還專門發表講話，說，“要按照中央精神，堅持代表的結構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構成比例，盡可能做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為科學合理，使廣大黨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北京高層的政策導向立即引發了民企黨員們很快進入競爭黨代表的“比賽”。在“黨代會代表不僅要有先進性，也要具廣泛的代表性” 的號召下，許多“新階層” 人士表示了對在中共內部開拓發展空間的深刻認識。新雅集團此前曾在蒼南龍港鎮投資3.5億元，打算在310多畝土地上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引發當地居民不滿。但董事長在黨代會上，“與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對，解釋了征地的問題”，事情就很快解決了。浪莎集團董事長翁榮金即使自己是義烏市政協常委，弟弟翁榮第是金華、義烏兩級人大代表，翁榮金還是全力以赴，讓弟媳陳筱斐成為義烏兩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之一，進入了執政黨的核心。《南方周末》報道的這些生動實例，令很多民企老板確信，“如果有政治職務，就意味著企業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激烈地競逐各級黨代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現象。在浙江溫州，中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城市，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干部承認，對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額分配，由于競爭太過激烈，名額一再增加。2007年2月27日上午9時，溫州市十次黨代會召開。曾憲光作為溫州市“雙新組織”的代表出席，“幾乎毫無準備”地坐在了主席臺上。（主據《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民營企業主競逐各級黨代表》）　　

盡管“新階層” 一直受到主流的青睞，盡管十七大并沒有成為“新階層”及其力挺者的盛宴，盡管十七大之后至今“新階層” 的表現令人感到九分沮喪，但我們仍然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十七大前夕對“新階層”的階段性力挺，確實是應該紀念的“政治現象”。　　

        這是中國的“院外集團”在行動。　　

        在“先進性”“代表性”“共商國是”等“紅色包裝”遮蓋下，中國特色的“院外集團”已經羽豐翼滿，遍地騰飛了。他們或者在山頭聚會，或者到飯莊論壇，或者著書立說，或者招徒授課，代表著房產地產煤產電產油產糧產這個那個利益集團，在中共及全國兩會等決策會議之前，照例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輿論高潮，以此來影響黨計國策了。實行西方政治，已經不是一個“爭論”的話題，而是一個正在實踐的行動。各種面目的“主流經濟學家”“主流理論家”，憑借著“講學”的“自由”，“科學”的“民主”，如吳敬璉一般地，前天到上海蘇南，今天到浙江廣東，后天又天津北京，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著共同的利益群體，影響著最可能接受影響的代言人了。十七大之前的力挺“新階層”是這么回事，現在的“吳敬璉熱”也是這么回事。　　

        “指鹿為鹿”，中國“院外集團”行動在升級。　　

        中國特色的“院外集團”不僅在行動，其行動還在升級，而升級的標志是由以前的指鹿為馬“超越自我”到“指鹿為鹿”了。這不是什么人在“打棍子扣帽子”，而在他們自己在如此實踐。“主流理論家”的辛子陵說，我們要“直面私有制與資本主義”，吳敬璉更是向“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捍衛者”發起了全面反擊，說，“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中利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說蒙蔽蠱惑不明真相的群眾，煽起懷疑和反對改革開放的風潮，在意識形態這個他們自認的世襲領地中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們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懷有這樣或那樣意見，但不反對改革開放大方向的人們也就離他們而去了。” 不必多加解釋，“吳敬璉熱”究竟“熱”在什么地方，希望影響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三中全會的焦點何在，任何人也會一目了然的。吳敬璉的“北京順義”之談“政治體制改革”，之直面“改革開放前的舊路線舊體制舊思想舊觀念”，與辛子陵的“直面私有制與資本主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改革開放30年來，種種演變，由表及里，終究是要發展到這一步的，連舉遮羞布的人都不耐煩了，還有什么好爭論的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現在，就是這么個當口兒。　　

        “政治”與“經濟”的“錯位”。　　

        吳敬璉、茅于軾等都是“經濟學家”，“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 “自認的世襲領地”是“意識形態”，這本來是涇渭分明的事，但是，隨著“新階層”力挺派的與時俱進，“政治”與“經濟”的錯位了，“主流經濟學家”們個個都大談起了“政治改革” “意識形態”，要“兩黨制”的，要“權力退出市場”的，要“民主”的，要“自由”的，要“人權”的，不要“犧牲自己幫助別人以免愚蠢”的，說“俄美沖突”梳“國人心態”的，不一而足，一派“政治人”相。而“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們個個卻心急如焚，出主意要保衛工廠的，提辦法要保衛銀行的，敲警鐘要保衛糧庫的，泣血淚要保衛土地的，倒反成了“經濟人”，雖然被指領地是“意識形態”，但“茅氏蠢說” “范跑事件” “家樂福門” “劉退心態”，沒有一件是他們挑起的。 其實，這種“政治”與“經濟”的“錯位”，正是“改革開放”的必然。“主流經濟學家”已經將中國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其中，做到了美國政府一咳嗽，中國政府就感冒，美國政府連中國政府補貼自己的國民喂頭豬也不允許的地步，那“經濟”上還有什么大事可做呢？要做的自然是“政治體制改革”。表面上看，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將中國“改革”到中國政府補貼自己的國民養只雞、種棵蔥也要美國政府批準的程度，實際上呢，是在“補構” 這種“經濟改革”的“政治正確”，在徹底否定“文革”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礎上，上溯到“土地革命”，上溯到“抗日戰爭”，上溯到“延安窖洞”，上溯到“國共一戰” “中共成立” “十月革命” “共產黨宣言”，并一直上溯到“清兵入關” “趙宋南渡” “指鹿為馬” “大禹治水” 等等，“構建”起“人本私” “民為天” “和為貴” “你愛我我愛你” “寧做太平犬不當亂離人”等“新體制新路線新思想新觀念的正確理論”。而“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們呢？他們固守的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一套“舊思想舊觀念”，他們正在為奪回失去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拼死拼活呢，他們還要為保住社會主義“三農”而不惜以命相許呢。這種“錯位”，倒也反映了兩家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的共識。　　

        紀念十七大前夕階段性力挺“新階層”一周年，是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與“北京順義改革開放30周年”的初衷是一樣的。但是，這一周年的紀念是得到力挺呢，還是遇到刪貼呢？那就只有由實踐來證明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