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的挑戰
鑒明
原載:旗幟網
“30年,歷史長河中的瞬間,但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卻風云激蕩,創造了全世界驚嘆的奇跡。”(2008.7.19解放日報)
11年前,經濟學家戴園晨,就因這等驚世奇跡贊頌中國領導人“高明”,說:“中國經濟接軌的目標定位有個特點,就是一點一點慢慢推進的。比如在北京向‘東’走,目標是天津,但不明說,先說到通縣,然后再說到廊坊,再走下去自然是天津。中國改革的目標或目的地,是一步一步地提出來的。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爭論。在中國改革,摩擦、阻力很大,你一開始就提天津,那還得了,人民接受不了的。”(1997年第6期《經濟研究資料》)
而今,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方方面面正在大做文章。7月10日《南方周末》大幅報道了對兩位經濟學家的專訪。他們和當年的戴園晨一樣,認定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說是:“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老一代政治家的智慧是了不起的。”當年蘇聯改革的失敗,就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黨內政治阻力也很大。”“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蘇聯,阻力都不小,關鍵是怎么走下來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17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
這個論斷,已經“十七大”一致通過,載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難道還能有什么疑義嗎?
有的。
辛子陵發布于今年第7期《炎黃春秋》上的文章,就有質疑。此文題為《合成一個新東西——我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廣東地下黨《南方周末》2007年末向《炎黃春秋》特別致敬
其中,辛子陵熱情洋溢地頌揚“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拋棄誤導中國幾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理論體系,鄭重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構成。今后,指導改革開放興利除弊的理論和衡量改革開放是非成敗的標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不是別的主義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確立了自己的話語權。”
他又豪情滿懷地展望:“中國共產黨人現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國布爾什維克當年的‘十月革命’有進步意義。‘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兩種制度的長期對抗。中國共產黨人設計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超越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制度’你死我活的舊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會融入世界,開辟一個由對抗變為融合,取長補短,和平發展的新紀元。”
如此頌揚,如此展望,豈不是和黨中央高度一致嗎?辛子陵還有什么不同意呢?
如此難能可貴的現狀,如此燦爛輝煌的愿景,豈不是超過了人們能有的最大想象嗎?辛子陵還有什么不滿意呢?
有的。
他明確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于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如此怎樣凝聚人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呢?”“當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居于主導地位,但宣傳很不夠,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首當其沖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指鹿為鹿。承認當今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改革開放題中應有之意,名至實歸,不再指鹿為馬。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說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設成功,這是不能超越的經濟規律。”
針對這種弊病,辛子陵開出了救治之方:把“社會主義公平”和“資本主義效率”,“合成一個新東西”——“混合經濟模式”,說這在“美國叫做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我們可以叫它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認為,美國的富有、發達,我們固然望塵莫及;而美國政府為人民謀福利方面,我們也只能自愧不如。所以,要“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回歸新民主主義”,即新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脫離蘇聯模式,創立新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主義可以叫做新民主主義,也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因為兩者的經濟基礎是相同的。”
盡管從上所述可見,辛子陵在理論表述上自相矛盾,混亂不堪,但這并不妨礙他大言不慚:“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極左朋友就沒有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創美好的未來。”
就這樣,辛子陵至少提出了三重挑戰。
一是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倡導者和“建構者”的。他認為,你們是“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進行了一層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實質是“指鹿為馬”,把資本主義冒充為社會主義。“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如戴園晨1997年時所說),“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也就是說,“高明”已經不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捉襟見肘,應該如辛子陵要求的那樣,丟開“包裝”,“指鹿為鹿”,“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就是要唯美國馬首是瞻,高揚“新資本主義”旗子了。你們認不認呢?敢不敢呢?能不能呢?你們又將如何與辛子陵“較真”呢?
二是向著中國老百姓的。辛子陵已經看到,那種“社會主義理論包裝”盡管一層又一層,而且不斷“創新”,但已經為老百姓識破,“看不起”了。那種二千多年前的“指鹿為馬”的把戲,在21世紀的今天,在久經歷史風云的中國老百姓面前,也只能貽笑大方了。現在,辛子陵要使理論“徹底”了,要“說服”中國老百姓跟在美國屁股后面實行“新資本主義”了。你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你們會看得起這一套嗎?
三是向著“極左派”的。辛子陵認定,你們“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并非沒有根據,那種“指鹿為馬”的“社會主義理論包裝”確有“好攻”之處,所以,他為“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而心憂啊!現在,辛子陵認定,“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首當其沖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指鹿為鹿。”這樣一來,“左派朋友就沒什么好攻的了”,“壓住極左思潮”也指日可待了。你們呢?你們怎么辦?面對如此“新的歷史起點”,你們有足夠思想準備了嗎,又將何以作為?
(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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