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茅于軾的話外音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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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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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茅于軾在他的博客上再次發表文章稱，“糧食安全與耕地面積并無直接關系”。茅于軾堅持認為，房價高是因為堅持18億畝耕地紅線，因此，茅于軾治理高房價的措施就是大量供應土地。大量供應土地能否改變高房價的局面，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方式，因為，即便在現在的土地供應方式下，還有很多人囤積土地，不做開發，只等著炒作后的漲價。事實上，只要政府不按照“市場規律”、“經濟規律”辦事，用政府行為的強有力手段調整土地價格，就能改變高房價的現狀。只不過，這樣一做，便不符合茅于軾、“×市場”、“某市場”等主流經濟學家所堅持的市場化道路，便要走到政府計劃的道路上去。這是迷信市場的茅于軾等人不愿看到的。關于土地供應與高房價問題，此處不再多說。由于茅于軾治理高房價牽涉到放棄18億畝耕地紅線，茅于軾也很清楚，反對意見認為，這將導致國家糧食安全的問題。因此，茅于軾這次又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做出了他的解釋。因此，本文只說茅于軾關于糧食安全的內容。
茅于軾認為，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5.3億人口從來沒吃飽過，而且，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還餓死了3000萬人。茅于軾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人口增加到了13.6億，耕地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反而解決了吃飯問題，吃的比以前好。所以，茅于軾認為，耕地面積“絕非是決定糧食安全的唯一重要原因，這里的關鍵是單產。由于科技的進步，糧食貿易的發展，……因此耕地能夠極大地節約”。茅于軾還認為，“科技的潛力遠沒有用完，糧食貿易也有巨大的機會沒有利用。……不論從全球來看，或者從全國來看，提高單產的前景相當樂觀。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去提高單產，而只從耕地面積上打主意，造成目前的房價奇高，泡沫嚴重的局面”。對于茅于軾的上述觀點，本人做一點分析。
首先，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人的事情是有的，但是，有沒有餓死“3000萬”？我認為絕對沒有。按照茅于軾等人的說法，“餓死3000萬”等于是每不到20人中餓死一個。按照當時每家每戶平均5人計算，等于全國平均約四戶人家有一人餓死。這樣一個高比例，是聳人聽聞的。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很多還都健在，做一個簡單的調查就知道，這個比例完全不可能。“餓死3000萬”的說法是為了丑化中國而編造的謊言。據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有關專業人士指出，這個數字至少多加了一個“0”。因此，茅于軾作為經濟學家，用這樣一個政治化的數字來做自己觀點的論據，是不負責任的，有悖于一個學者的良心。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確有人餓死。什么原因呢？因為中國當時要搞工業化，需要原始積累。中國的原始積累不能像所有西方國家一樣，靠在世界上殺人和搶劫來完成，很大一部分只能靠自己的農產品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換。因此，虛報的產量數字造成豐收假象，使得大批糧食被用于交換工業積累，而非食用。換句話說，如果當時不是盲目樂觀，對工業化的進程有比較冷靜的態度，這一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茅于軾說到改革開放30年后，人口增加了，土地減少了，糧食卻夠吃了，因此，耕地面積不重要，單產很重要。在這個問題上，茅于軾沒有完全說錯，但還是需要分析。在這歷史一階段農業單產的提高，主要依靠的是農藥和化肥，在世界范圍內，它被稱為“第一次綠色革命”。這一農業“革命”的本質是，工業滲透到農業，農業成為工業的附屬。在中國，由于中國還沒有完全按照西方開出的政治藥方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主導權基本上還在中國手中，農業“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成果，也主要被中國人自己享有，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對比世界上其他開展“第一次綠色革命”的國家，亞非拉很多國家都因為在體制上與西方一致，使得“綠色革命”的成果被西方攫取，很多國家不得不以主權來交換。因此，不少非西方國家即便在農業“第一次綠色革命”后，依然吃不飽、餓死人。通過這樣一個簡單對比我們就會看到：幸虧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意愿迅速進行，否則，中國以農藥和化肥為代表的“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成果，也很可能成為西方的利益收獲，中國也很可能像某些非洲國家一樣，大量餓死人。由此，我們應該更加清醒地確立一個觀念：自己主導自己的命運，才是最可靠的安全。
第三，即便以農藥和化肥為主的“第一次綠色革命”在中國人口增長的同時解決了絕大多數人的吃飯問題，我們也不能否認，它依然帶來了負面的后果，這就是農藥、化肥對于生態、人類健康的影響。這方面的報道已經很多，農藥對于自然界和人類健康的負面影響，可能一百年內都無法消除。化肥也同樣，它造成土地質量的惡化，其潛在、長期的影響，也許現在還沒能徹底顯現。同時，它還使得工業產品控制了農業的命脈，農民的收入大部分被工業占據，農民只能維持很低的收入水平。即使能吃飽，也很難致富，只能維持在不高的生活水平上。也正在這種負面影響下，西方國家為了解決它的不良后果，又提出了農業的“第二次綠色革命”，這就是生物技術。
第四，茅于軾說“科技的潛力遠沒有用完”，“提高單產的前景相當樂觀”等，一定程度上就是指以轉基因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綠色革命”，所有支持、推廣轉基因技術的人，都是這么說的，都說將來糧食不夠吃，只有轉基因能夠解決。轉基因能否實現這一目標？事實上，在轉基因推廣的十幾年間，已經有大量的反面例證，因此，它的前景未必像轉基因專家說的那么好，也不像茅于軾說的那么樂觀，否則，歐洲也沒有必要堅決抵制轉基因，這里不再展開。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綠色革命”時，聽信西方的亞非拉國家，很多都遭遇“喪權辱國”的噩運，中國因為沒有在政治上完全服從西方而“幸免于難”。那么，在以轉基因為代表的“第二次綠色革命”中，我們還能有這種幸運嗎？茅于軾在解釋“糧食安全”時多次提到“糧食貿易”，說白了就是向別人買糧食。轉基因的問題還不僅僅在于“買糧食”，它很可能使我們不得不“買種子”，到那時，即便守著18億畝耕地紅線，我們也很有可能把糧食安全的主導權拱手交給別人，或交給少數幾個壟斷種子的寡頭。所以，茅于軾的這番話等于在為轉基因叫好，他沒有說出來的邏輯是：推廣轉基因可以降低房價。他試圖以大眾關心的房價來為轉基因推波助瀾，對此，我們只能嗤之以鼻。
這里要提供有一組數字。雖然靠著化肥和農藥，中國解決絕大多人的吃飯問題，但是，中國的人均耕地很少，西歷2004年的數字約1.4畝，西歷2009面的數字約1.3畝。什么概念？中國人均擁有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換句話說，中國吃飽飯的問題，是在非常緊張的耕地資源下解決的，因此也是比較脆弱的，如果耕地面積再大幅減少，一旦出現風吹草動，例如轉基因作物的負面影響，中國將難以有迂回的空間。世界上190個國家中，中國的人均耕地擁有量排在第126名以后。全中國已有600多個縣市人均耕地已經處于0.8畝的警戒線以下。美國的人均耕地是10畝多，是中國的8倍左右，是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3倍左右。其他像加拿大，人均耕地是中國的18倍，印度是中國的20倍。而且，中國大量的耕地質量并不很好，因此，與這些國家相比，一旦出現農業生產的困難，中國很難有回旋的余地。“民以食為天”，吃飽飯的問題是最大的民生，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容不得半點僥幸。按照茅于軾反復提出的主張，如果中國的耕地面積越過18億畝的紅線警戒，我們只能在“轉基因”、“買糧食”上保證國家糧食安全，一旦這兩者的任何一項出現問題，全中國人的命運都將非常危險，而且，那將很可能使我們失去糧食安全的主導權。茅于軾甚至說：我們買方也可以主動，因為我們有錢。我不知道茅于軾在快要餓死的時候，還會不會說這番話。就好比一個人溺水的時候，他是抱著黃金，還是索要救生圈？在這個時候，別人以高價販賣救生圈，你說你有黃金，別人不賣，你又能如何？你還能主動？抱著黃金溺水，沉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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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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