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來說，福利分房制度似乎是空中樓閣、海市蜃樓，今生今世怕是沒有這個福分了。能夠趕上福利分房制度，則是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盡管國家或企業并不富裕，但仍然克服困難，為職工解決住房問題。雖然產權不屬于自己所有，但每月的低房租卻讓人不必再為住房困難發愁。

福利分房制度的末班車是在1998年，對于大中城市的各個單位而言，趕上末班車的人，是一種幸運。凡在此前獲得分配住房的人，在以后的城市改造中，要么以舊換新獲得大面積新的產權房，要么現有的房產大幅升值，隨時可以成為手握上百萬資產的富豪，不會再為住房犯愁。

如今的房地產大亨們，還有許多說著風涼話的專家教授們，年齡在50歲以上者，無一不是福利分房的受益者。即便在小縣城，為了趕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車，也是抓緊時間將單位占用的土地劃出一塊來，大搞集資建房，使得政策發揮到了極致。盡管是單位集資建房，但一旦把權利和資源用足用活，就可以化大公為小私，大大減輕了集資者的經濟壓力，圓滿地解決了個人住房問題。而這種優惠政策的享用，對當時公職人員來說，非具有一定資歷和的條件的人不可，凡是享受到這種優惠政策的人，無一不是福利分房制度庇蔭下的幸運兒。

自從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末班車開出，毛澤東時代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土崩瓦解。分到住房的人，無論如何不必再為家人住房發愁；而沒有分到房子的人，以后改善自己的住房條件，別再指望工作單位解決住房問題了，低房租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只能依靠自己省吃儉用節省的薪水，傾全家之力購買商品房，解決日益迫切的住房困難。國家對于百姓民生置之不理，似乎所有社會責任無需負擔似的，住房問題終于成就了新三座大山之說。自此以后，7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大中城市的生活工作，住房問題擺在面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墻和難題。要在某個城市工作，家中經濟富足者，無論是否個人學識如何，依仗著上輩人的財力，可以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房價每平方米在萬元以上的大中城市安然地落下腳來，不必考慮如何在城市住下來而發愁；而家中經濟拮據的工薪階層和農民子女，即便才華橫溢、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也只能靠自己的奮斗，犧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拼命賺錢，在自己落腳的城市買下屬于自己的房產，以便徹底改變自己多舛的命運，躋身城市生活之中，扭轉農民出身的苦難處境。然而許多人在獲得自己城市住房、城市戶口之前，卻不得不面對高房租，幾個人合伙租用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延續自己學生時代的集體生活，這就有了蝸居蟻族之說；有些人不得不在遠離城市中心的地段買房，像鐘擺一樣，定期返回自己的安樂窩，過著周期性極強的日子，于是就有了鐘擺族之說；還有更多的從農村來城市尋找生活的人，要么住在單位提供的擁擠不堪的牛棚內，要么租借城中村的破舊房屋，總算有個棲身之處，躲避風雨，熬過寒霜，成為城市格外凄慘的風景線。而在取消毛澤東時代福利分房之后，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凡是跟住房有關聯的，都加快了產業化的進程，既得利益集團精英們出謀劃策，將住房福利化轉變為住房產業化，造就了一批先富的房地產大亨和國土部門、建設部門等掌握著房地產開發大權先富的官員們。從此，再也沒有人考慮城市普通百姓的住房問題，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住房困難，完全置民生于不顧。如今雖有廣廈千萬間，仍然不能大庇天下之寒士。冬季里棲身于橋涵之下的農民工，凍餒而亡現象屢屢出現在報端，令人膽戰心驚。

外地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如今想在某個城市落腳，似乎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沒有住房，落腳的夢是一枕黃粱。更別指望自己在城市結婚生子了。那些靠著福利分房衣食住行無憂的先輩精英們，飽漢不知餓漢饑，品著香茗，看著新聞，時不時被某電視臺某欄目或某個網站邀出來，大發一通議論，放幾個臭屁，對于社會眾口一詞的高房價蓄意袒護，卻對希望房價下跌，以便購買城市住房的新生代青年橫加指責。這些人多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初期，就靠著某種關系狠狠地撈了一大筆好處，以較低價格獲得住房所有權。又在以后的歲月里，利用這些便宜的產權房獲利甚多，從而進一步改善了自己的住房條件。而他們的子孫后代，仗著老子的庇蔭，無論兒子輩還是孫子輩，再也無需為在城市生活的住房條件愁掉一根頭發。

住房產業化改革，坑苦了城市低薪階層。這個主體則是城市產業工人大軍，成千上萬來自小城鎮或農村的高學歷外地子女和成千上萬農民工一樣，他們作為城市的建設者和美容師，為城市的經濟發展貢獻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卻無法被受惠城市所接納。如果說低學歷的農民工不具備城市接納的條件，然而高學歷的大學畢業生不照樣無法得到恩惠嗎？如果就業還無法實現他們的城市夢，那他們還指望什么途徑了結他們的城市夙愿呢？他們在為城市服務的同時，卻被城市拒之門外。城市中的人們在盡情地享受著來自不同方面的優良生活服務時，卻將服務者打入十八層煉獄之中，這公平嗎？

住房產業化改革，一方面大量閑置房子，另一方面工薪階層買不起房子，農民工租不起房子；這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們，錢多的沒地方花，用來投資房地產，囤積居奇，抬高房價，從中漁利，迫使更多的天下寒士居無所庇；

住房產業化改革，國家一點社會責任也不想承擔。既不給人民群眾提供廉租房，也不想盡心盡責地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困難，任憑房地產商和資本家聯手哄抬房價，任憑地方政府哄抬土地價格，非把老百姓置于死地不可。如此這般，一旦國家有難，靠什么喚起人們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心呢？一個不顧百姓死活的國家，憑什么在有困難時讓人民群眾與國家同甘苦共患難呢？

住房產業化改革，堵死了人才自由流動的路子。許許多多的祖國未來急需的人才因為住房困難，而被拒之城市發展急需之外。長此以往，必將引起城市人才的匱乏和近親繁衍，勢必導致人才質量蛻化，中國的自主知識創新也就等于一句空話，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等于一句廢話。

住房產業化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再繼續這樣走下去，就會失去民心，失去執政黨的階級基礎，是到了認真反思住房產業化改革的是是非非了。居無定所，必將導致人民群眾無法安居樂業，人民群眾無法安居樂業，又如何與黨和政府齊心協力，共克時艱，患難與共呢？勢必會進一步加劇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離心離德現狀。解決不好住房問題，任憑高房價無限制地走下去，必將進一步加劇社會動蕩情緒的蔓延，最終導致社會失去穩定。解決城市住房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經濟，不能聽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胡作非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不用于改善民生上來，打算干什么呢？難道非要大搞鐵公機，投資建設一些收益率低的閑置基礎設施不可嗎？解決住房問題應該竭盡全力發揮國家社會公共責任的作用，建設城市公租房和廉租房，使得千千萬萬外來打工者居有定所，安居樂業，提高城市所有居民的幸福指數，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住房產業化體制改革，離散了人民群眾與國家的凝聚力，已經釀下了許許多多的苦酒，就等著我們的領導人自己去喝下自己釀造的這些苦酒吧！不顧人民群眾死活的執政黨，必將被人民群眾所拋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樣的執政基礎遲早是要垮臺的。寫于201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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