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大國關系管理

　　(在2015年國防大學國際安全研討會的發言)

　　喬 良

　　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構想，是一種全球視野下的大戰略思路。這決非出于一國利益考慮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天下情懷。這一構想建立在兩大基點之上，一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成為連接全球資源和資本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一帶一路”的提出，正是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資源和資本，同時也更有效發揮中國業已具備的產業和資本優勢，使沿途國家和中國一起走向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對美國“重心東移”后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背向對沖，其意義在于既避免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發生損人不利己的正面對撞，又為世界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和平條件。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認為，“一帶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國大戰略選擇。

　　“一帶一路”構想一旦開始實施并最后得以實現，將橫跨兩大洋、影響亞非歐，并最終惠及到沿途五六十個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雄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工程。其影響的深邃久遠與實現難度將成正比。這意味著做為這一構想的主要引擎和動力的中國，在整個這一歷史進程中，與沿途相關國家的各種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數將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處是相關國家的接觸和互動更加密切，壞處則是不適應甚至沖突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毫無疑問，這將考驗中國和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為利?只要我們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煩和困境的解決都并非不可能。

　　顯然，我們一開始就必須考慮到，沿途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將給“一帶一路”帶來難以想象的障礙，但真正自始至終影響“一帶一路”順利實現的，卻是如影隨形伴隨這一工程始終的大國關系。

　　從地緣意義上講，中國和俄羅斯，將是在“一帶一路”初始階段登場的兩個主要大國。但與“一帶一路”幾乎全然沒有地緣關系的美國，則仍將是這一階段并將在其后的進程中不會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義上可以說，這三個大國關系的走向，將決定“一帶一路”的成敗。

　　隨著“一帶一路”從藍圖到工程化展開，這三個國家在這個歷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將隨之展開。事實上，眼下還在藍圖階段，三國博弈已經開始。我們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這幕大劇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類所有的活動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損人開始，以害己結束?

　　長久以來，幾乎所有國家，在面對“贏家通吃”還是“共同崛起”的選擇時，往往從早已習慣的“叢林法則”出發，采取利己主義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結果卻是“一枝獨秀萬木枯”，戰爭和競爭(自由市場經濟)使我們消耗了太多的資源和時間，而除了少數發達國家，大多數國家卻所獲甚少。

　　“一帶一路”想要瞄準解決的，就是這個目標：推動和引領各國，走合作共贏、共同崛起之路。

　　推進這一進程的實現，雖然決不可忽視任何一個小國，因為丟掉一只馬蹄鐵就可能失去一場戰爭，但首先要解決的，還是能否有效實現大國關系的管理。如果每個大國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煩制造者的角色，真誠地愿意推進這一工程，同時也從中收獲屬于自己的紅利的話，那就必須摒棄“零和博弈”思維，對中美俄三國來說，這都是唯一對自己也對別人有利的選擇。

　　如何進行有效的大國關系管理?其實無外乎踐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對自己的利己主義沖動和帝國霸權式沖動進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約束;“他律”則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帶一路”深入推進的“游戲規則”。

　　這些道理說起來容易，但實行起來卻很難。特別是對歷史文化不同，政治體制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國家實力不同，在國際關系中地位不同的三個大國來說，做到這一點尤其之難。但如果中美俄三國能清醒地從兩種博弈困境中走出來，這個世界就還有希望。

　　這就是：中俄應該從“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來，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鷸蚌相爭，徒使漁翁——第三方獲利;而中美之間，任何一方都不應抱有“魯莽式博弈”的念頭，指望對方會在自己的“魯莽”行動下，“理性”退卻，做出讓步，以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維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確的思維方式，“一帶一路”才真正有實現的可能。

　　2015年6月1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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