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動議的提出

　　中國最高領導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本質上是開啟了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強調相關各國要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2014年末，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迅速吸引眾多國家的關注，到2015年4月中,共有57個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一時間，以這兩組制度安排為代表的中國新領導層全面開花的區域和國際經濟戰略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門話題。

　　對于上述宏大經濟戰略背后的政治經濟含義，解讀眾多，意見不一。一種解讀將這個計劃視為中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的必然選擇，“持劍經商”有邏輯上的自然性和道義上的合理性。另一類解讀將這些計劃置于歐亞經濟中心東移帶來的陸權與海權關系的變遷之中考察，希望這些新經濟倡議幫助中國擺脫海洋時代霸主對中國進一步發展構成的約束，實現中國主導的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跨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第三類解讀則在地緣政治意義上對于美國霸權和美國主導體系的反動之外，更看到了未來全球社會主義和新國際主義的希望。

　　如此分歧背后核心在于如何判斷以下兩個問題：(一)如何理解近期中國崛起的性質：中國內部國民經濟、“國家-社會-市場”復合體的性質?(二)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過程體現的內部體系性特征和進展中的國際擴張之間的關系、尤其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性質之間的關系?

　　做出上述判斷的復雜性，在于中國作為“國家-社會-市場”復合體性質本身的復雜性。對有些人而言，冷戰后的中國已經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乏走狗，其經濟增長背后就是順從融入這個美國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果，冷戰和9-11其實都幫助中國贏得了獨特的發展空間。因此，當下的變化或者是本質上不脫離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摩擦，或者是兩個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霸權之間的斗爭，但是其本質對于體系中的其他單位并無區別。但對于另一些人而言，中國的崛起裹挾著歷史上獨特的國家關照社會的傳統、毛時代社會主義遺產，加上改革開放時期對于新自由主義高度選擇性的使用，使得其內部“國家-社會-市場”的復合體不但煥發出資本主義意義上強大的生產力，而且具備了自我保護的功能，并將有可能將這些特征移植到自己的海外經濟交往中。

　　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

　　無論是對于具體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這樣的項目和制度建設，還是更一般的中國倡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或者全球化圖景，我們需要將中國作為冷戰后一組新興經濟體中的代表，將新興經濟的崛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置于資本主義歷史演進過程中，考察這一輪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特征，最后總結這樣的新特征將如何影響到新興經濟融入世界體系的方式和對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挑戰了冷戰結束初期“歷史終結論”的樂觀判斷，為冷戰后世界秩序帶來了變化的可能。新興經濟體參與國際競爭和全球治理的行為本身，是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特征所塑造的，后者決定了國際體系中不同單位間競爭的具體形式和性質。其次，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環境里，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時代，新興經濟體對于外部經濟制度(包括全球治理的偏好)與這些經濟體自身的社會屬性(比如其國內“國家-社會-市場”復合體的性質)密切相關，新興經濟對于世界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張，很大程度是國內復合體性質的對外映射、甚至復制。第三，成長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時期的新興經濟其內部復合體具有特殊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決定了未來新興經濟將努力推動一組平行于現有自由資本主義全球治理的體系，而我們討論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議題時，需要集中關注的，恰恰是新興經濟內部的“國家-市場-社會”復合體的性質，是如何在區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層面得以“外部化”的。

　　國際競爭和全球治理的內容，是由世界體系的主導生產模式所決定的，而新興經濟崛起的這個階段，恰恰是史無前例的要素流動和跨國交易最開放和自由的時代，全球化的地域覆蓋范圍和跨國融合的程度也都超越此前任何一個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這一組新興經濟體在冷戰后的世界體系里屬于“半邊緣國家”的地位，通過貿易、人口流動等途徑連接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其存在對于維護“中心-邊緣”體系的經濟和政治穩定都有重要意義, 是“世界經濟所必須的一個結構性要素”。冷戰后這些經濟體的崛起，就是半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的趕超，而諸如“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這樣概念的提出本身，又是國際資本尋求新增長點的需求推動的結果。因此，新興經濟的這種趕超具有鮮明的兩重性：一方面這些經濟體都在冷戰末期美國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內獲得經濟高速增長，是這一輪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獲益者，他們的崛起是逐漸嵌入這個國際體系的結果。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性質又有明顯區別于現有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特性，尤其是國家在趕超、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對于冷戰后“華盛頓共識”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興經濟僅僅是有選擇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時往往賦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國家在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發現和重構，其程度遠遠超過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之后華盛頓共識體系內部曾經出現過的有限的制度轉型。

　　新興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的兩重性

　　對于新興經濟或者崛起中的半邊緣國家，我們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來把握這組國家的相對共性，這樣的共性區別于現有的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它既是對世界體系外部變化的反應，也將通過自身對外的復制、映射到外部世界體系。

　　從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周期來看，這一輪以新興國家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復興可以視為第三輪大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實踐。第一輪的興起是核心國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顧及邊緣地區的結果;第二輪則是美國霸權的逐步削弱和冷戰兩極競爭為非核心國家提供了對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近的這第三輪國家資本主義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成長于冷戰后新自由主義時期，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前兩輪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呈現出一系列和此前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的“兩重性”特征。

　　盡管這一輪國家資本主義中的新興經濟體仍然在積極爭取外資，但是和第二輪中典型的“依附式發展”相比，這些新興經濟對于核心國家的資本依賴程度大大降低。新興經濟或者是在這一輪新自由主義擴張周期之初就已經還清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借款，或者實際上已經基本獨立于國際機構的金融支持。新興經濟體開始積累了大量的國際儲備，部分國家甚至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這些新興經濟因此有能力忽視來自國際金融機構的指令(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條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國際組織進行談判、稀釋這樣的條件性要求。因此，和處于依附地位的國家相比，新興經濟的國內社會結構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他們既不是第一輪國家資本主義時期被核心資本主義國家所忽視的對象，也不是第二輪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中那些試圖自建體系、與核心國家相互競爭的社會主義國家。

　　冷戰后新興經濟在這一輪國家資本主義實踐中選擇的主體敘述，是去意識形態、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現代化”、“發展”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語匯和政策目標，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實現更迅速的資本積累和擴張。這些國家既沒有訴諸前兩輪國家資本主義實踐中那樣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綱領，沒有動用或者公開支持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類對立或者競爭的意識形態話語，也沒有采用曾經流行過的全面貿易壁壘、進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閉本國市場來謀求獨立發展。這樣的政策選擇都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雖然新興經濟已經開始動用“新南南合作”之類的話語，但是這類話語對于現有國際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沖擊，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運動(比如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以及1970年代對于“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

　　新興經濟不僅努力進入由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而且本身和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貿易伙伴。大量來自新興經濟的重要國家企業或者主權投資者積極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并且在自身更快資本積累的基礎上，逐漸嘗試本國資本的海外擴張。新興國家作為世界體系中的非核心國家，第一次在全球資本市場上扮演活躍角色，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投資和援助也呈顯著上升趨勢。

　　和前兩輪國家資本主義相比，現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國家擁有更多、更復雜的工具來調整自己和國內、國際資本的關系，也更擅長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幫助催生了此后新興經濟中的混合資本主義模式。新興經濟體政府大量采用少數股份的所有權方式來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實現對大量企業的間接控制，同時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和國際競爭來約束各種國家企業(不一定是“國有企業”)的行為。微觀層面，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的公司治理結構都和盎格魯·薩克森體系有明顯區別：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東或者有組織的國際資本市場參與者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團(比如印度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和國家(比如印度的第一產業和中國的第二產業中的頂尖企業)。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來自新興經濟的“國有企業在國有部門總體收縮的前提下，變得更富有、更強大，而政府在私營部門增長的同時對于經濟制高點的控制卻在加強。”在這些經濟體當中還涌現出一批“國家龍頭企業”(national champions)，其主要股份往往為非國家行為人(包括國外的行為人)所控制，但是從本國政府那里獲得大量支持。史無前例的是來自新興經濟的各類國家企業大量進入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諸如美國《財富》(Fortune)雜志的年度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上，來自新興經濟的大企業中帶有國家企業色彩、但同時又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交易的占據多數。在這類企業的內部管理上，和以前常見的將國有企業交給官僚或者恩寵關系中的下屬來管理不同，現在國家企業越來越多由職業經理人來管理。

　　借助于外部市場的發展和新資本工具的發展，國家可以在對于經濟直接介入下降的前提下實現更有效的控制。來自新興經濟的諸如國家發展銀行和國家財富基金等主權經濟主體在國內外都有越來越活躍的表現，“國家發展”或者“國民經濟發展”的概念，在這些經濟體內部又被重新提出。和曾經在后發展國家中廣泛采用的進口替代模式不同，新興經濟沒有訴諸于全面的產業保護和貿易壁壘，而是通過優惠貸款、外資引導等做法試圖塑造和維持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性的產業。

　　總體而言，目前新興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既不是對“華盛頓共識”政策主張的全盤接受，也不是對這一套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的革命性背離，而是對“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組合實行高度選擇性的運用，混合了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的政策目標和工具。過去二十多年“新興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興起，是這些經濟體中的國家在特定的資本主義體系變遷條件下，逐漸發展出與國內外資本新型的互動關系，而逐漸達到比現有核心發達國家更高速資本積累的結果。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變化，以及這些新興經濟體國內國家社會關系的變化，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權經濟主體和行為模式，并且開始重塑國際層面的規則與秩序。

　　國家資本主義對外延伸的“平行體系”

　　新興經濟體在冷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崛起具有兩重性：他們一方面依賴、嵌入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國家-市場-社會”復合體的性質又注定會逐漸侵蝕現有國際體系最本質的自由資本主義性質，這使得這一輪的新興經濟體不同于此前的“挑戰者國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現出“融入型的國家資本主義”(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兩重性。也正是由于這種兩重性，雖然新興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實踐確實已經開始挑戰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現狀，但是把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和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關系視為“零和游戲”也并不準確，而是應該將崛起中的新體系，視為組織資本主義生產和市場體系的替代方式，而這個過程可能會逐漸引發全球體系的可控制的變遷。

　　正因為上述的兩重性特征，新興經濟崛起給未來國際治理帶來的是一組以新興經濟為主導的國際治理機制，這些機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戰現有的自由資本主義治理機制。中國學者中對于這種平行機制在規范意義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論證，比如“平行推進全球治理，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表述已經被提出。而現實中，新興經濟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融入式挑戰，也確實已經體現出構建“平行體系”的努力，中國作為新興經濟中體量最大的國家在這方面又是表現最突出、最活躍的成員。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已經在一系列國際制度領域開始倡議、主導建立這樣的平行體系。比如，中國銀聯對萬事達和維薩信用卡支付體系、中國倡導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對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金磚國家峰會對七國集團峰會等等。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合作，也體現出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關系的不同特征。比如，在1990年代以來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中，這些國家部分將自己內部“國家-資本”關系緊密聯系、互助互惠的交換型關系“輸出”到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中，總體上體現出對雙邊貿易協定更強的偏好，而對全面參與全球性多邊貿易協定有所保留。類似的，中國目前推進人民幣自由化過程中也集中采用雙邊貨幣互換協定。

　　雖然這樣的平行體系還在形成中，其基本屬性也還在逐漸穩定中，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上述平行體系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新興經濟將全面退出現有的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毀現有的多邊和國際機制，或者追求徹底回歸之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立競爭時的態勢。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前景與期許

　　新興經濟體趕超的雙重性和由此對外生發出的平行體系內部的膠著狀態，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現有概念和模式中間的。從原有兩分體系的視角，既可以尋找到自己期望獲得的，也可以輕易找到批判的對象和悲觀期望的指向。然而，單純的規范性期許在“應然”之外，未必能夠回答實證上的可能性。汪暉等學者對“一帶一路”的意義闡釋，基本是一種對未來的期許，希望中國經濟擴張不要重復“持劍經商”的老路 ，否則中國的崛起將只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替換了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而與此同時，對于“一帶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判斷，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事實上都很難得到支持。

　　以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為例。 一方面，中國在包括贊比亞等國1990年代初獲得的礦產資源，實際直接得益于“華盛頓共識” 迫使贊比亞進行國有銅礦私有化，以這種方式，中國資本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以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緩解了資本在中國國內繼續積累和擴張面臨的制約。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同時在某些局部也挑戰了西方資本在非洲的壟斷地位，為部分非洲國家的部分產業和地區提供了制度選擇的空間。而后者的效應，恰恰也是因為中國國內資本主義體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常規的特征，尤其是中國國家意志的體現，讓部分中國企業在一定條件下沒有單純追求短期的資本回報。

　　由此，對于包括“一帶一路”、亞投行在內的中國經濟外交新動議，既要肯定它的進步潛力：中國提出的新經濟動議肯定將促發關于當下全球資本、勞動與國家間關系的討論和創新實踐，因此具有進步意義。但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雙重性”同樣有強大的為資本積累、增值和擴張服務的色彩，盡管這種色彩與當下主導地位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又有所不同。

　　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制度建設還處于緊鑼密鼓的商討階段，其創新之處之一，在于中國可能會借鑒在國內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積累的經驗，比如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方面的寶貴的經驗。此外，中國可能會突破完全按照出資額或者資本比例來分配機構的控制權的慣例，即不嚴格按照股權和資金投入取得相應比例的投票權和控制權。這會使機構中各出資方的主要權利相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國際機構和開發性金融國際合作領域的一種制度創新和突破。同時，以新興經濟自身經驗為基礎的新發展觀建設也在進展當中。

　　而上述“平行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則取決于新興經濟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性質變化。在第二輪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踐過程中，不同的國家經歷了不同的階級聯合，領導工業化和獨立發展的國家，或是依靠包括軍隊、官僚和公務員等在內的中間階層;或者和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達成妥協，成為保守意義上的國家資本主義;或者由代表國家的官僚階層演變成為實質上的資產階層，與職業人士和土地所有階層結成聯盟、對抗工農。這些不同的國內政治聯盟，塑造了第二輪國家資本主義最終獨立發展的結果。類似的，現在的新興經濟對外政治主張的結果，也將高度依賴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內部性質，而現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兩重性，意味著其實質還不明朗。兩重性在這個領域的一個具體表現是，現在的新興經濟體在不斷融入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同時，伴生的是某些支持進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組織的出現。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新興經濟體內部這一類資產階級還遠遠沒有被國際資產階層精英網絡所接受。

　　新興經濟崛起對于世界秩序的悖論或許在于：曾經由社會主義國家試圖實現的目標，現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國家資本主義政體來完成，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這些問題，僅僅關注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特征是不夠的，必須回到新興經濟體內部的階級構成、國家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國家的政治屬性，這些將是決定新興經濟未來對于國際治理影響的決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展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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