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財政部長樓繼偉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引起軒然大波，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近日，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發言，表示現在中國關鍵的任務是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樓部長繼而開出了好幾個方面的“藥方”，其中跟工人關系最為密切，且最引人關注的就在于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上，樓部長認為“在勞動關系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好一個“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如果不是媒體報道出來，很難想象這樣的話是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部長之口說出。鑒于此問題影響重大，筆者就簡單回應一下樓部長描述的問題究竟有何值得商榷之處。

　　我們都知道，中國目前經濟增長放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之前粗放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概念，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就是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回應如何渡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實際上就等價于回應如何解決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

　　中國今天的經濟危機，根本性的原因仍舊是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固有矛盾，即一方面是資本和財富的高度集中，與此對應的另一面是工農群眾的低收入和購買力不足，即西方經濟學講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導致消費能力不足，普通勞動者消費的產品和服務也僅能夠停留在非常基礎的、維持必要開支的層面，當然資本主義企業也就無法實現利潤，更難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也就很難度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解決當前經濟危機的方法不是要在維持資本和富人利益不變的前提下，制造額外的經濟增長點(例如凱恩斯主義思維下的四萬億投資)，或者限制工資過快增長，以實現企業(即資本家)的競爭力及利潤率。因為這些反勞動者的政策不僅無法真正走出危機(僅僅是將危機延后)，而且傷害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同樣是“劫貧濟富”來保增長、保穩定的帶有強權性質的資本主義強盜邏輯。

　　我們認為，解決危機的首要措施在于打破不公平的分配格局，放棄以資本逐利為主導的野蠻發展方式，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從而增強他們的購買能力，才能真正促進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進而才有可能走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勞動者收入增加的路徑除了政府強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外，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依靠真正的工會(而非假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工資集體協商、集體談判等工人自我組織與資方進行平等博弈。

　　然而，樓繼偉部長提出的不讓工人以區域性或者行業為單位與企業強勢談判，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減少因工人集體談判和抗爭的制度成本，難道不就是我們批判爛了的80年代由里根、撒切爾夫人這些人搞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嗎?要知道，撒切爾夫人死后，英國工人爆發大游行抗議撒切爾當年對工人抗爭的鎮壓!樓繼偉部長的講話不是十足的為本已在中國工人“低人權優勢”下賺得盆滿缽滿的資本家搖旗吶喊，又是什么呢?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增長建立在工人長期低工資和基本權益無法保障的基礎上。在當前勞資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工人面臨的諸多問題亟待解決的背景下，面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樓部長不是在強調要維護工人權益，增加勞動者收入，承認勞工三權，反而是要限制工人聯合，繼續地、更加殘酷地犧牲工人的權益，來維持所謂的經濟增長，為資本逐利保駕護航，身為高官的樓部長是否需要反思和捫心自問呢?

　　對于從小“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里”，又掌握國家財政命脈的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來說，居然發表如此親資方立場和反勞動者的言論，我想不是樓部長個人的悲哀，而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悲哀。

　　附文：財政部部長：中國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鳳凰財經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4月24日表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太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引起的。

　　樓繼偉是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稱，現在中國關鍵的任務是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6.5-7%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就要求我國在未來的5至7年的時間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決市場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對于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樓繼偉主要列出以下五個方面的措施：

　　一是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樓繼偉稱中國人總有戰爭思維，認為一旦發生戰爭，我國當前大量進口農產品會被阻斷，但他認為即便發生戰爭，也能靠“換草退耕、還濕退耕”來保證農產品庫存。因此目前應鼓勵農產品進口，才能進一步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彌補制造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短缺，使工資增速低于生產率的增速。

　　二是戶籍改革，要從法律的角度，打破遷戶口的障礙，讓各地允許租房落戶。他說，國務院于2014年7月頒布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為止只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方法，但人們最愿意落戶的省份卻沒放開。因此，為了打破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阻力，國家要提供教育、醫療等資源，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勞動關系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工業用地、集體的經濟用地)交一筆錢以后，就能像城鎮土地那樣流轉。在土地交易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遷，而由農民應自主決定，并和買地的一方談判，怎么再就業，怎么交社保領社保。

　　五是在社會保險的問題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以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機制。因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國企職工沒有繳納養老保險，只有靠劃撥國有資本才能解決之前未交部分的虧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給付、收繳、投資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須做出相應調整，不然我國將過不去即將到來的快速老齡化。

　　樓繼偉認為，如果完成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關于2020年的任務，我國將繞開“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時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去杠桿化的問題。他提出不能再積累杠桿率，否則高杠桿爆發之時是無法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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