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7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在“市政債：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最優選擇”論壇上表示：“為什么我們說不救呢?國務院43號文件明確說了，地方可以處置資產，因為你有正的資產，當債真還不上的時候處置資產可以用來還債”。

　　樓繼偉先生是中國的財政部長，他的觀點和主張是可以代表政府的。那么，允許地方政府出售“正資產”來還債，這反映出怎樣的經濟政策和主張呢?會有什么后果?

　　樓繼偉部長在作此政策表述的同時，并未說明中國應如何維持經濟增長。因此，當他說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變賣那“規模太大”的“正資產”來解決自身債務問題時，明顯隱藏了中國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思路：在以“一帶一路”等方式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以變賣國有資產為基礎、方式和保障，繼續舉債，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和經濟刺激。

　　對于早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通過變賣那“規模太大”、各地政府官員就有權處置的國有資產的確可以讓目前中國這種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式的經濟增長繼續維持一段時間。這種政策是有效的，無論是龐大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還是“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世界級強有力的帶頭炒作作用，都可以為中國乃至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利潤空間。

　　然而，在此之后呢?國有資產無論怎樣龐大，最終都是有限的。崽賣爺田，無論怎樣愛惜和保護也都終有賣到頭的那一天。前蘇聯在其劇變之時，幾乎瞬間就把龐大國有資產給私有化了。而任何一次炒作式的泡沫經濟增長，最終都會以破裂而告終。最要命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時不刻地在蠶食和壓榨著自身的利潤和發展空間。因此，如果中國繼續這種經濟發展思路，中國的經濟發展資源與優勢將很快被消耗殆盡，走向末路。

　　事實上，不管一個國家有多么好的資源與優勢，只要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就遲早都會吃盡這些資源和優勢，并最終出現危機、蕭條和衰敗現象的。即便如美國那樣強大，有著世界美元，全球第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控制著全球的礦產資源，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不斷搞各種小動作、大戰略，不斷損人利己、挑起戰爭、顛覆世界各個國家政權，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危機，而其國家與人民生活水平其實也不過如此。

　　對于中國，有些人胡說什么“黨可以領導和駕馭資本主義”，這明顯是純粹的胡說八道，明目張膽的自欺欺人。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主體的前提下，黨不可能領導資本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在領導黨。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的官僚和資本家們在對黨的決策和行為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國社會的客觀事實，是任何狡辯都毫無意義的。

　　就目前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得到了成功的發展。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本身不是沒有弊端和問題的。中國有13億人口，如果采用和美國一樣的社會生產方式，就不可能有和美國人一樣普遍富裕和滿足。生產方式上的問題，只有通過生產方式的變革才能真正解決。生產方式上的問題不解決，社會、經濟、政治都遲早會出現問題。而一旦中國出現類似美國的哪些問題，中國仍是會爆發蘇東劇變的，必然要面臨一個國破民窮、殘敗不堪的局面。即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老大，甚至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霸主，也并不能解決中國自身存在的問題。只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經濟危機必將爆發，13億的人民終將因貧窮不滿而造反，中國版蘇東劇變就一定會發生。

　　“崽賣爺田”可以立竿見影地化解債務危機問題。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只不過是在“飲鳩止渴”。國有資產本是國之發展基礎、民之生活的保障與來源，可我們的執政者卻要通過變賣家產的方式來解決因自身的利欲熏心和昏庸無能而產生的長期性制度弊端。中國人痛恨“漢奸”，皆因漢奸為自身的私利而出賣祖國、親人和同胞的利益，中國執政者的這種“崽賣爺田”的思想和政策與漢奸有何區別?

　　“處置資產以用來還債”，應付一次偶然性的危機還可以，用來解決財政及其債務問題，應對具有普遍意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卻是遠遠不夠的。無論國有資產有多么龐大，最終都是有限的。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產，它的目的和意義在于為國家、社會和人民確立一種更穩定、更有效的生存與發展方式。國有資產在理論、歷史和實踐上都被證明是一種對確保國民經濟健康有效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的方式和探索，我們的黨和政府為何要放棄這種方式和探索，轉而要把國有資產私有化，轉移給中外資本家們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國各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現債務問題，在于其財政來源和支出存在巨大不足和問題。財政來源實質是生產方式問題，財政支出實質就是制度性腐敗問題。只解決制度性腐敗問題，卻不解決根本的生產方式問題，這對中國問題來說是于事無補的，最終會讓反腐事業功虧一簣。腐敗的本質是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不合理的表現和結果。不解決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問題，單純的反腐倡廉運動能持續多久?

　　解決財政來源、債務危機以及相應的民生社會保障等問題，必須改革中國資本決定一切的基本經濟制度。資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潤，財政稅收是資本經濟的天然敵人。如果政府的稅收高了，資本就會用腳投票，跑到國外去，讓國民經濟一蹶不振。因此，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財政拮據、債務危機，乃至于政府破產，那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具體政府債務水平、稅收水平、債務危機是否爆發，都要取決于資本利潤率的高低。如果資本利潤率高，資本有利可圖，那么政府稅收就可以高一點。如果資本利潤率低，那么政府就沒有辦法提高稅收。如果與此同時，國民和社會經濟創新不足，經濟低迷不振，從而稅收減少，那么就必然要爆發政府債務危機，甚至導致政府破產了。在資本主義方式下，根源于資本之間的競爭，資本利潤率卻是不斷降低的。只有當勞動者的收入降低，或者有技術創新、新資源與新市場的開發，從而為資本帶來新的利潤空間，資本主義經濟才能繼續發展和存在下去。否則，經濟危機必然爆發，國民經濟和社會必然解體、崩潰，爆發大的社會動亂。

　　因此，中國應對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正確方法和出路在于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變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為勞動者自主聯合的生產方式，從而擺脫資本利潤率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讓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和動力不再是資本對利潤的要求，而是勞動者對自身生產與生活需要上的要求。資本利潤率是以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工資與利潤之間的矛盾為基礎和前提的。社會經濟只有消除這種矛盾與悖逆現象，才能走出受資本利潤率不斷降低的客觀規律的限制和束縛，迎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中國的龐大國有資產、黨的領導、對資本主義經濟所謂高超的駕馭能力的確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弊端，但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最終還是要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謂黨的領導、國有資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都將通通被資本所消滅。如果中國的黨和政府不能及時未雨綢繆，盡快以黨的領導和龐大國有資產為基礎，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將為中華民族帶來崩潰式的深重災難。

　　這種“處置資產可以用來還債”的經濟政策，明顯是一種經濟上的倒行逆施。這讓人想起歐美債務危機時破產的希臘、冰島等國，也讓人想到當年法國那荒淫無度的國王路易十五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這種經濟政策的后果與愚蠢是顯而易見、不難理解和認識的，可中國的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們卻為啥還要堅持和認可呢?其實，這也是形勢所迫、被逼無奈。被誰逼迫?全世界的大資本家以及他們駕馭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果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發展社會主義，或者想暫時穩住經濟局勢，那就只好這樣“飲鳩止渴”了。只要中國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一員，那么中國就必須如此、必然如此。只有采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解決基本經濟發展問題，進而才能徹底解決財政來源與稅收問題，避免政府債務危機的爆發。

　　這種崽賣爺田的經濟政策不僅是當下中國在維持即得利益格局下繼續發展的唯一選擇，其最終的崩潰性結果其實也是世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需要，當然也是中國那些掌權的官僚們的利益需要。一方面，只有這樣才符合世界資本家們的利益，資本家們才能因此而可以獲取高額利潤而繼續投資于中國，從而中國經濟才能繼續增長，進而現有的國家政權體系、利益格局才能得以維持?，F在中國掌權的一些官僚們知道，他們可以得罪和欺騙中國民眾，卻不可以得罪和欺騙世界的資本家們。中國老百姓憑借社會主義、黨和人民心連心、為人民服務等等幾句話就可能相信一切，而資本家們卻都深知事情的關鍵與利害關系所在，無論怎樣也是欺瞞不了的。資本家階級需要一個小政府、大社會、人民貧窮但任勞任怨、自然環保的國家和社會。因此，一邊以社會主義、黨和人民心連心、關愛民生等等話語騙取民眾的擁護，一邊以舉債后變賣國有資產來還債的方式滿足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目標，把政府變小的同時向官僚和資本家們輸送財富和利益，實是統治者在維護當前中國即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最佳選擇。另一方面，在中國現有的市場經濟體系下，中國一些掌權的官僚們也只有如此才能得以繼續茍延殘喘，延續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就像在當年的抗日戰爭時期，漢奸們不當漢奸就無法活下來一樣。當前中國的統治者們，在聲色犬馬、紙醉金迷之下，無疑是缺乏失去財產而變成為國為民服務的英雄勇氣與心胸的。

　　都說市場經濟下，所有經濟人都是自利的。今日中國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崽賣爺田心不痛”的行為符合誰的利益?禍及子孫、國破民窮的結果會是誰的愿望?當然是世界大資本家們的利益和愿望!資本沒有人性，更沒有國界，追求的是冰冷、單純的利潤。在資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會面臨一種資本利潤率低到無利可圖、必然和需要爆發經濟危機的局面。經濟危機本身其實也是符合資本家的利益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工廠倒閉、生產停滯、勞動力成本降低正是資本經濟可以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基本要求和有效方式。2008年爆發債務危機后，美國和歐盟搞量化寬松和緊縮財政的目的就在于降低人民的工資與福利水平，并減少社會生產，從而為資本經濟創造出新的利潤空間。

　　對于中國來說，中國可資利用的只是低人權的政治制度與可供變賣的龐大國有資產。低人權是官僚和資本家們最喜歡的事情，而龐大國有資產也是中外資本家階級早已垂涎三尺的肥肉。在此意義上，讓中國政府繼續無節制的舉債，大搞財政投資和經濟刺激，然后再以因為債務危機和經濟改革的名義把國有資產私有化，在把中國的財富變到中外大資本家手中的同時，讓中國貧窮與“自由”，正是資產階級統治者們的最終目標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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