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袁貴仁部長一個“絕不能”、三個“決不允許”的講話，引起高校和社會上一些人的反感、戲謔、質疑甚至圍攻。其實，袁部長無非是落實中央有關精神，針對當下高校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從加強和改進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角度，講了一個教育部門行政首長應該講的話。這則本不該成為熱炒對象的平常新聞，卻變成一些人用來發泄自己不滿甚至同中央唱反調的由頭，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成流傳廣泛的“事件”。袁部長的講話究竟動了誰的奶酪?這不免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思考。

　　應當承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并非風平浪靜，高校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最近一段時期發生的“王偉光事件”、“遼報事件”、“敘嵐事件”等，使這一斗爭和較量呈現出公開化、尖銳化、白熱化的狀態。袁部長敢于亮劍，直擊高校客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表明清理高校意識形態領域頑癥痼疾的工作將正式拉開帷幕，這是積極而響亮的信號，值得肯定和期待。

　　應當看到袁部長談及的現象和問題不僅在高校嚴重存在，而且在某些學科某些教師那里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比如，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民主專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而某些學者卻以所謂法治不能同專政相容為由，要求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甚至嚷嚷要搞“人民民主憲政”。他們不僅要求中國要“修憲”，而且還要重新“制憲”，甚至退回到建國前夕的《共同綱領》，以適應所謂現代法治和“憲政民主”要求。個別學者還在書齋里為中國起草了2050年的“憲政”憲法。這些人一方面大談特談中國要搞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所謂“憲政”，另一方面卻對中國現行憲法毫無敬畏之心，欲先除之而后快。這一矛盾心理的背后折射出他們內心深處根本不承認確立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憲法。

　　還有人公開宣稱中共“非法”，主張中國照搬美國的兩黨制、兩院制、聯邦制、總統制、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要求把中共改造成為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如此言論進入大學課堂首先就觸碰了我國憲法和法律的底線。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將長期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高校課堂講壇不是法外之地。決不允許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存在和蔓延，是現代法治國家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當然，提倡“絕不能”和“決不允許”并不意味著要限制或剝奪高校教師針砭時弊、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了包括廣大高校教師在內的全體公民依法享有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但還要看到權利和義務是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對等的、相輔相成的關系。現實中任何法治國家的言論自由都是有條件、有范圍的，是在一定條件下、一定范圍內的言論自由。首先要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高校教師不僅要遵守我國憲法和法律，而且還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其次，批評不是可以隨意任性的，它不應該逾越政治、法律和道德底線。任何批評都要符合實際，有事實依據，本著客觀、理性、負責任的態度，能對解決問題有所幫助和啟迪，它應該是善意的、建設性的，而不是惡意的、情緒化的發泄。不能“呲必中國”，“談到好的，都是外國的，不好的，都是中國的”。在大學的課堂上更應如此。這是學者理應秉持的科學精神的體現。

　　對于外國先進的思想、理念、經驗，我們當然要滿腔熱情地歡迎擁抱，不能采取關門主義的態度，但要看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外國好的東西只有從本國實際出發，結合本國情況加以改造和發展，才能對自己有益有用。照搬照抄從來就不會成功。對于西方的教科書、著作、文章我們也應采取這樣的態度。要實事求是加以批判繼承，而不是一股腦地照單全收。如果一切以西方的樣本為標準，那就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了。歷史上的馬教條害人害己，現在盛行的洋教條的危害同樣不能低估。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就是在照搬照抄西方民主和制度模式的過程中上演了亡黨亡國的悲劇。

　　當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而高校是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一個重要陣地。我們的大學是社會主義的大學，承擔著為國家和社會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高校教師應該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主動學習貫徹中央的決定和要求，而不是在此問題上旁觀徘徊，冷言冷語或者唱反調。眼下高校“公知”、“大V們”“呲必中國”的“美好時光”已經結束，底線紅線的“緊箍咒”越念越緊將成為高校“新常態”使他們開始感到不適應不舒服，這或許是袁部長的講話刺到他們的痛處、動了他們的奶酪并招致他們呲呲的主要緣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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