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風光無限“萬元戶”

　　“萬元戶”這個名詞，對于今天的80后或90后青年來說可能是很陌生的，而對于那些50后或60后來說，則是非常熟悉不過的。所謂“萬元戶”，顧名思義就是存款在萬元以上的家庭。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物價連續穩定了四十多年。萬元這個數目，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講，是非常令人眼紅的。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兩塊水果糖僅出售1分錢，一斤上好的有機西紅柿價格只值三分錢。“萬元戶”出現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開放初期“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他們大體上是由農村專業戶和城鎮個體工商戶構成，他們早期響應政府號召，帶頭單干致富。“發家致富”這個幾千年來農民的夢想，總算等到機會可以實現了。

　　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許多農民通過種植糧食、經濟作物以及經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過了1萬元;城鎮居民則通過經營個體生意使年收入也超過1萬元。在那個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的年代，“萬元戶”就成了全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當時，每個地方“萬元戶”并不是很多，因此“萬元戶”就成了當時富裕戶的代名詞。許多地方還給“萬元戶”掛紅花，在全縣大會上予以表彰。

　　萬元戶，既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也代表了當時生活的幸福指數，是人們追求物質生活最直接、最明顯的目標。一些地方甚至以“萬元戶“的多少來衡量當地的發展速度，出現了不少“萬元戶”村、“萬元戶”鄉鎮等。

　　“萬元戶“的由來，始于新華社的兩篇報道。1980年4月18日，新華社通稿《雁灘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末，甘肅蘭州雁灘公社社員李德祥，從隊里分了一萬元錢，社員們把他家叫作“萬元戶”、“村里的高干”。1979年11月17日，新華社又以圖片報道了山東臨清八岔路鎮趙汝蘭一家植棉純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國內外50余家新聞媒體轉載采用。自此，“萬元戶”在全國范圍內流行起來，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受關注的詞匯之一。當時，筆者正在濟南山東大學讀書，假期回到村里，聽說誰誰成了“萬元戶”我都是非常羨慕的。

　　“萬元戶”的出現，得益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1979年，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的構想，為此中央對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作了較大調整。在農村，推行農業承包責任制。一些農戶靠個人或全家的埋頭苦干，加上懂技術善經營，迅速成為農村致富尖子;在城鎮，企業實行層層承包，按勞分配;一批接一批的城里人或迫于生計壓力，或為了實現人生價值，紛紛“下海”，從事個體工商業或者開公司。有了國家政策作保證，人們不再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也不再擔心勞動所得會化為烏有。

　　1981年，中央明確提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隨后，國務院頒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對個體經濟重新定位，個體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82年12月4日，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權益。”從此，個體經濟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認可。

　　個體經濟，說白了就是單干，這需要單干的個體有一定的能力，主要是對市場的把握能力，還要有一定的管理水平。當然，要想先富裕起來，不能排除一些所謂的能人采取潛規則辦事，這樣就出現了競爭的不平等。今天，回過頭去看看那些當年先富裕起來的人，除了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可能重新返貧外，有些富甲一方成了億萬富翁，有些進入政界，有些則移民海外。遺憾的是，很多先富戶對當地的窮人漠不關心，“先富帶后富”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而已。

　　二、塵封的歷史人物

　　讓我們來簡要回顧一下當年十分風光的萬元戶吧。他們中的一些人有的健在，有的則可能已離開人世了。從他們身上，我們還多少能夠找到一些時代的痕跡，他們的人生道路充滿的是酸甜苦辣。從舊報紙堆里，我們找到了如下當年萬元戶的身影。彈去灰塵，我看到了他們當年的精神面貌。黃新文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年代，他可是全中國數億農民艷羨的對象。1979年2月，人民日報以《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小欖公社埒西二大隊第二生產隊社員黃新文，1978年靠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所得和發展以養豬為主的家庭副業，全年總收入達1.07萬元，扣除家庭副業的成本，純收入為5900多元。這是新中國出現的第一個農民萬元戶[1]。一時間，全國各地或親臨、或來函，向黃新文請教致富經的絡繹不絕。養豬讓農民成為“萬元戶”放在今天一點都不新奇，而在當年則是了不得的大事。當年公社社員黃新文采取的養豬模式，還遠沒有今天這樣高度集約化，飼料人工化，沒有太多的飼料添加劑，生產出來的豬肉按照今天的標準，應當說是有機豬肉。當時，農民付出的幾乎都是汗水。事過34年后，現在的養殖模式付出的是資本，生產出的豬肉連他們自己都不吃。因此，現在上了年紀的一些人還是非常懷念當年的“萬元戶”的。

　　趙淑蘭 是山東臨清縣八岔路公社趙塔頭大隊的一名社員。山東臨清縣人杰地靈，近代著名學者傅斯年、季羨林都是臨清縣人。1979年，趙淑蘭帶領全家勤勞致富，當年家庭純收入就達10239元，蓋起了新房，還添置了自行車和縫紉機。趙汝蘭一家成為山東省首個見諸報端的“萬元戶”。大眾日報對趙淑蘭的事跡報道如下[2]：

　　“1979年冬天，村里把地承包到各戶，她老兩口，光澤他兄弟4個，還有兩個妹妹，再加兩個剛過門的媳婦，共10個勞力，承包了21畝地，第二年又開墾了9畝荒地，總共種了30畝魯棉1號。當年，每畝地收棉花110多公斤，30畝地一共產棉花3300多公斤，每公斤棉花平均賣到5塊2毛錢、總共賣了17000多塊。除去棉種、農藥、化肥、柴油等投入，凈落1萬多塊錢。從那年起，她家不愁吃不愁穿了，添了5輛自行車、3臺縫紉機、2塊手表、1個座鐘、2臺收音機，1982年，又蓋了6間新房。后來直到現在2008年，她還一直用著28年前買的‘北極星’牌座鐘。”

　　“趙汝蘭是村里有名的‘老上訪’，初包產到戶時顧慮重重。28年前新華社記者采訪她時，她說：‘過去上訪盡是為政策的事，輪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爺兒們的事，可沒見一分錢工資，有時連飯也不管。集體欠老百姓的錢，一分錢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鬧分田單干，俺兒媳還哭了一場，她不是想捆在大堆里過，就像黃豆芽似的，一個個長得又瘦又長，沒有好樣子。她愁的是隊里欠的多年結余款400多元。隊分了，這錢不就隨黃河水淌了?沒處要了。我找公社上訪，公社說包產是你自個村愿意搞的，又不是上級逼迫的。回到村里，俺兒勸俺超支能超上天，盈余只劃個圈。搞集體有啥可留戀的。你住院看病，到隊里支個50塊錢也拿不到，那個400元就當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個勞力只要公家真的讓包產到戶，說不定年底就能掙個千兒八百的。從頭過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強。聽俺兒這么一講，我也通了，不上訪了。可不，一入秋，錢就像流水似的，10個800元也來。俺現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頭這政策能多行幾年，讓老百姓有吃有喝。’”

　　當年，記者走進趙汝蘭的老三家中發現，地面鋪設著地板磚，屋頂精裝修，嶄新的沙發，潔凈的茶幾，新潮的家具。旁邊的偏房是廚房和洗澡間，院內種著月季和冬青，有花有草，生機盎然。記者用妙筆記載下了當年農民“萬元戶”富足的生活，即使放在30年后的今天，那樣的農家裝飾也不落后。

　　徐金生1981年，徐金生成為了南京市浦口區第一個萬元戶。泉東村的村民韓孝忠還記得當時徐金生的風光：中央的人都過來參觀，在全市的致富會議上講話，拍了數不清的照片，每個星期都收到慕名者寫來的信。韓孝忠在一旁說：“拿出來拍，這是榮譽，你是我們江浦帶頭致富的人。”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個時代的變遷，可能根本用不著三十年。徐金生老人在記者面前，往往是往事不愿意再提。從他低矮的小雜貨店里出來，四下綠油油的苗木簇擁新樓。

　　上面提及的幾個農村人物，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們的事跡之所以被當時的媒體追捧，是記者從他們身上感覺到了時代的脈搏。“萬元戶”這個令城市人也十分羨慕的人物，有些像馬克吐溫筆下的“百萬富翁”，是十分風光的。畢竟農民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允許農民勤勞致富，“百萬元戶”還是以后的事。從那些個普通的農民萬元戶當年燦爛的笑臉中，我們還依稀看出農民對中央政策是十二分地滿意的。

　　三、“萬元戶”淡出公眾視野

　　在那個一斤糧食不到兩角錢，國家工作人員月工資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農民能成為“萬元戶”確實了不起。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萬元戶”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進入21世紀，在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后，“萬元戶”的說法已演化成了“十萬元戶剛起步，百萬元戶馬馬虎虎，千萬元戶才算富”的調侃。這一變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更反映了人們對財富追求欲望的無限放大。

　　“萬元戶”消失時間是在1997年前后。隨著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人民幣失去了連續三十年穩定地位后，農民手里那點錢再也沒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了。1996年春季，我是在美國西部的亞利桑那州度過的。記得和一些中國學生學者聚會時，還偶爾聽到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提到“萬元戶”這個名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盡管我當時的年收入還不到萬元，我出國時國家以及美國的合作單位給的費用折合人民幣每個月就超過萬元了，由此引起了中國學者的調侃，說我也是“萬元戶”了。我就告訴他們“萬元戶”已經不很新鮮了，國內很多人的收入已經超過萬元，已不是他們當年出國時的情景了。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人民普遍都不富裕，“萬元戶”不僅在農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體。但是，經過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年入萬元就不是什么高收入了。據1997年國家統計局資料，農村人均收入2999元，按照戶均4.35人計算，平均戶收入已超過萬元。這樣，家家就都成為萬元戶。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大部分農民家庭收入可能過了官方統計的萬元標準，實際上地區分布是很不均勻的。至少在2004年前后，我到云南的農村考察，那里一些傈僳族農民家庭收入還只有區區幾百元。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農民手里的錢毛了，即內地的“萬元戶”手中的購買力不如傈僳族手里的幾百元。這是因為，傈僳族使用的土地、水、燃料、木材幾乎都是不花錢的。

　　“萬元戶”失去原有的標桿作用后，就成為了歷史名詞。雖然在現在的人看來，萬元不算什么。但是，在當年，“萬元戶”是很多人追逐的夢想。在當時，很多先富起來的人的財富，很快就突破了萬元，甚至十萬元，但萬元戶已深入人心，也印證了人們致富的強烈渴望。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筆者就聽到了這樣的說法：“萬元不算富，十萬剛起步，百萬才是真正富。”這句流行語，是當時中國人擁有財富的真正寫照。但一些不為知之的事實是，當人們手中的鈔票越來越多的時候，各種花費也越來越大，原本免費得到的水、健康、食物，以及基本免費的教育、醫療、住房，現在要花很大的代價才能夠取得，且隨著城市收入人群的不斷增加，靠勤勞致富的農民被邊緣化了。他們重新成為了窮人，甚至連吃飯都出現了困難。

　　四、萬元戶成欠債戶

　　改革開放之初，政策因素將農民長期受壓制的生產積極性釋放了出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由于農民固有的自私行為，一些人多出工不出力，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不高。后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那些有力氣的農戶不愿意與那些老弱懶的家庭合作，單干在短時間內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農民的這種生產積極性在強大的以資本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面前，很快被擊潰。沒有合作的力量，單干的農民重新回到貧困，其中包括不少當年的“萬元戶”。

　　2013年春節，我與農民們聊天，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蔣文強，我的初中同學、當年的萬元戶，2003年的年過得很凄涼。他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生活都出現了困難，春節是向親戚們借了300元買了點簡單的年貨度過的。

　　蔣文強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即上世紀70年代末，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于會經營，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后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了。大家都知道，33年前的2萬元，其購買力是能抵現在的100萬元的。我的這位同學是農村經濟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是當年令人眼熱的“萬元戶”。

　　過去30多年中，蔣文強依然十分勤快，而且付出得更多了。為什么當年的“萬元戶”，返貧成了“舉債戶”呢? 原因是由大環境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政策造成的。經過詳細的了解，初步了解到蔣文強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當村里很多人外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濟南、青島、大連、臨沂打工，傳回來年收入遠比在家種地強的消息時，我的同學并不為之心動，而是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愿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并沒有像城里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3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200-600倍!他現在再掙回2萬元，其購買力連當年的200元都不到。因此，誰從事農業誰吃虧。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3萬元的凈收入，相對于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松的多，后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停留，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從事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當年“萬元戶”蔣文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了胳膊進了醫院。農民進了醫院就由著人宰割，高昂的醫療費用中，很多花費是與治理無關的(如沒完沒了的各項檢測)。為治理胳膊，老同學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蔣文強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年輕人不懂得勞動保護，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輕人沒有戴防護面罩為由，拒絕支付工傷費，他們只好認倒霉。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促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上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上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緣”，說什么年輕一對、丈母娘一對、公婆一對，聚到一起就是緣，其寓意俗不可耐。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文強就一個寶貝兒子，這在農村是少有的，因此對孩子就十分疼愛。為了給孩子娶媳婦，非常舍得花錢。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不夠，只得去使高利貸。

　　四是養豬賠錢。農民越窮就越想翻身，而違背自然規律的種養殖方式增大了掙錢風險。蔣文強2012年養殖了50頭豬，養殖時間從原來的一年多縮小到不足4個月，豬很容易生病死亡。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凈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于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養殖出現的災難，蔣文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著更大的風險去使高利貸，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于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造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萬元戶”，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是典型的老實農民被逆淘汰。幾十年來，蔣文強為國家貢獻了幾十萬斤糧食，出售了一千多頭豬，一百多頭牛，而今他已一貧如洗。來年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許老兩口加上新婚的小兩口不得已進城去打工。對保障國家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貢獻的農民，將含淚告別養育他的土地，告別他辛苦積攢起來的農家大院，進城去打工，從此鐵將軍把門。

　　當年的“萬元戶”，變成今天的“負債戶”，這在私有制經濟中是很正常的事精，這是兩極分化的產物。公有制的公社集體的社員，分田單干變成小農經濟以后出現的“萬元戶”，大多數是暫時的，也就是短命的。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主席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等走堅持集體共同富裕道路的實踐，從正面證明了毛主席農業合作化道路正確性。解決三農問題的正確出路，也必定重走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道路。

　　[1]徐兵. 2008. 訪新中國第一個農民萬元戶——黃新文. 中山商報, 第1139期 A1版.

　　[2]宋慶祥、肖國賓、孫維華.2008. 趙淑蘭：種棉致富的“萬元戶”.大眾日報, 10月19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