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之下的農民工

　　改革之初，中國農村發展較快，農村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人多地少的矛盾突顯，單靠農業本身沒有辦法解決數量龐大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向非農業轉移成為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必然途徑。1980年代，國家積極扶持鄉鎮企業，使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這一時期，國家采取“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政策，在鄉鎮企業的帶動下，中國的小城鎮獲得快速發展。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政策改變，鄉鎮企業開始衰落，企業效益下滑，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逐年降低。鄉鎮企業自身的問題暴露出來，“離土不離鄉”的小城鎮發展戰略也大受到批評。在很多學者看來，“離土不離鄉”的鄉土工業發展模式導致工業企業分散，在生產上不能產生產業聚集的規模效應，在資金、技術、運輸、倉儲等方面要比城市企業的成本高很多，缺少競爭力。在他們看來，鄉鎮企業的發展已經走到盡頭，城市化才是出路，尤其是發展大城市。

　　伴隨鄉鎮企業衰落的是沿海地區大型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的蓬勃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日益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參與國際分工。為了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中國選擇了外向型的工業化戰略，吸引國外資本，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出口加工工業，使自己成為世界工廠。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迅速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資源，需要大量勞動力，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了“離土又離鄉”的外出打工生涯，大量人口流向東南沿海及大城市。與此同時，工業化累積的大量資本也為中國城市化的“大躍進”提供了物質條件。在短時間內涌現一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加速階段。截至2013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3.73%。

　　世紀之交，隨著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城市化又具備了新的意義。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國必須建立若干世界級城市，盡快與世界接軌。基于這一認識，國家開始調整原有的城市化戰略，加速大型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城市羣城市帶，越來越多資源集中在幾個特大型城市。

　　一方面是城市快速膨脹，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是農村的加速蕭條。外出打工的勞動力都是農村的青壯年，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在農村被掏空了資源之后，農村失去了發展的基礎，“三農問題”變得突出，并且難以從根本上解決。

　　中國成為一個大工地

　　城市化不但是轉移剩余勞動力，同時也是在為增殖資本尋找出路。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歷了一個資本快速積累的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告別了資本短缺的年代，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包括國家資本、私營資本和外資。資本是追逐利潤的，需要不斷投資才能實現自我增值。這些資本投入到工業生產中，導致產能嚴重過剩。

　　在生產急劇擴大時，人民的購買力水平卻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由于勞動力的成本長期被壓在很低的水平上，資本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工人收入卻始終沒有顯著提升，嚴重的貧富分化致使國內需求不足。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中國就一直面臨生產過剩、內需不足的問題。2008年新金融危機更進一步挑戰外向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在工業品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大量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渠道。為此，國家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為資本尋找出路。自1990年代后期起，中國資本從工業產品的生產大規模轉向城市空間的生產。城市化需要投資城市基礎設施，而建筑業又有很強的產業關聯性，能帶動整個工業的生產，成為經濟增長強有力的引擎。按照經濟學家王建的計算，2003—2008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大約需要5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未來十年可以產生超過225萬億的投資規模，并且引發更大的消費需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表示，房地產業與建筑業在中國GDP的比重接近10%，是中國加大投資、拉動消費和解決就業的最佳行業。

　　在城市建設中，地方政府有更加強烈的沖動。首先，在當前中國的財稅體系下，土地出讓金收入屬地方財政，由地方政府支配。通過出讓土地進行城市開發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其次，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官員看來，城市化代表現代化，城市化水平像GDP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和一個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簡而言之，在今天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面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城市化因其能夠擴大內需，刺激投資，被視為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城市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和生活的空間，而成為資本積累的空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增長機器。

　　房地產成了聚寶盆

　　伴隨城市的擴張的是地產資本的興起。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只有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但在這十幾年時間里，房地產業無疑是名副其實的聚寶盆，積累了巨額的社會財富，同時，房地產業迅速躋身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計劃經濟時期，城市的建設項目由國家統一規畫和投資建設，由國營建筑公司負責組織實施，國家是唯一的建設主體，沒有今天所謂的開發商。1980年代初期，改革開始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建筑行業成為最早實行市場化改革的行業。建筑業率先引入承包制，誕生了改革初期新一批的包工頭，形成了建筑行業的私營資本。

　　1990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土地開始商品化，標志著中國房地產業的肇始。1992年后，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深圳、海南等地迅速興起房地產熱。但是，很快中國做出宏觀調控，收縮銀根，房地產泡沫隨之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爛尾樓。之后，中國對地產業的發展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直到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中國才再次啟動房地產業。之后十年，房地產業進入黃金時期。

　　與地產開發企業改革的同時，開始了住房體制改革。改革之前，中國城市住房實行供給制，各個單位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由單位提供住房，滿足職工基本的住房需要。住房不是商品，而是分配給職工的福利品。1980年代初，部分城市開始嘗試進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主要內容是提高房屋租金、將福利房低價出售給居民等，住房整體上作為福利產品的性質并沒有根本改變。住房商品化改革真正開始是在1990年代末。199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體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正式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商品化，標志著福利分房時代的終結。國家圍繞商品房開發，一系列的政策法規訂定，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房地產市場逐步形成。

　　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還得益于高額的利潤。房地產企業始終把房地產開發的成本視為最高的商業機密，政府出讓土地的收入也對外保密。社會學家戴建中通過調查得出的數據，測算出房屋的成本結構：

　　按照售價每平方米10000元，可以分解為以下幾部分：

　　項目

　　花費(元/平米)

　　土地出讓金和大、小城建配套費3500

　　建筑安裝費(高層建筑與多層建筑的均值)1600

　　銀行利息、廣告、銷售費用等1000

　　營業稅(按銷售價5.5%征收)650

　　土地增值稅(銷售價-成本-營業稅)×(30%-50%)1400

　　企業所得稅(銷售稅-成本-營業稅-土地增值稅)×33% 650

　　利潤(銷售價-成本-各項稅金)1300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房地產商是最大的贏家，也是今天房價高企不下的罪魁禍首，而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增長財政收入的增加，助長了開發商的暴利。

　　房價高居不下，戴建中將其歸結為房地產商的暴利、政府收益過高、需求旺盛、房地產投機等。戴建中引用廣州市長張廣寧的話描述房地業造成的嚴重后果：“房價偏高、增長偏快已經成為羣眾關注的焦點之一。住房問題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房價對普通城市居民尚且構成如此沉重的負擔，對農民工來說就更是天價了。

　　當懷揣城市美好生活想象的農民工真正進入城市的時候，他們很快就體會到那并不是屬于他們的空間。我們的城市在迅速膨脹的同時，也在迅速分化，區隔出不同的空間，分配給不同的羣體。即使具有開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間，當一個建筑工人進入時，在周圍人眼里也往往有明顯不相配的感覺，并進而導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覺。于是，在宏偉氣派的中央商務區、在富麗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洶涌的購物街，甚至在市區的公交車上，總之在一切屬于城市的公共空間里，我們都很難發現他們的身影。空間的區隔具有很強烈的社會意義，制造出一層厚厚的壁壘，將建筑工人束縛在工地上。城市越是繁華，離他們越是遙遠。

　　城市用一道道制度壁壘將他們阻隔在外面。城市只需要他們的勞動力，卻不想承擔他們在城市生活的各種公共福利，甚至不給他們永久居住的權利。他們在城市永遠是暫住人口。最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因為沒有市民的身分，不時遭遇到制度性的暴力。在我們調查的過程中，經常會有年紀比較大的工人向我們講述辛酸往事。

　　老張回憶說，剛進城打工的時候，他們被稱作盲流，隨時面臨被警察扣留的危險。他們白天不敢到處亂走，見了穿制服的就躲，與城市管理人員玩著貓捉老鼠的游戲。后來要求農民工辦理暫住證，但不少持有暫住證的農民工仍有被警察帶到派出所的經歷。在工地上，也會有警察來查暫住證，態度稍微不好就會遭受蠻橫對待。有一個工人回憶說，1997年冬天的時候，有天下午警察到工地上查證，他說沒有，警察讓他出示身分證，他出示后，警察就把身分證拿走了。到了晚上十點左右，他已經睡下了，警察又來到工地上，把他和同屋從被窩里抓起來就帶走了，關在區公安局，不給吃喝，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六點才放他們走。當晚很冷，他們就都往屋子里的暖氣邊上湊。湊的時候不知道是誰把放在暖氣上烘干的警察的鞋碰掉了。第二天警察發現了很生氣，而他剛好在暖氣旁邊，警察便打了他兩個耳光，又踢了他兩腳，他的后背撞到暖氣片上，從此落下毛病。說起10年前這段經歷，他還忍不住激動地流淚。

　　城鄉分割讓他們遭遇制度性的傷害，而城里人的歧視又彷佛在他們傷口上撒上一把鹽。他們親手建造起精美的城市，卻被打上恥辱的烙印。有工人回顧這些年的打工經歷時，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從出來打工以來，曾經去過很多地方，有繁華有荒涼，雖然有時會想家，但是也學到了一些在學校沒法學到的知識和從來沒有過的社會經驗。可是有一點，我到現在還接受不了，就是有少數城里人總是看不起我們建筑工人，每次出來和回家，坐車時，有些人看到我們背著行李，他們看你的眼神讓我總是感到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車上，有一個家長對孩子說：“你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后就讓你和他們一樣打工去。”那孩子說了一句話讓我傷透了心。他說：“我現在要好好學習，我才不要像他們那樣呢。多丟人!”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必須依靠使用農民工這一勞動大軍，然而這一羣體的勞動者卻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否定和忽略。由農民工所構成的打工階級的命運實際上是國家和資本的力量所共同決定的。作為一個勞動主體，農民工身分的勞動力使用與勞動力再生產本應是辯證統一的兩個過程，可是在資本的經濟邏輯(最大限度獲取勞動剩余價值，迅速積累資本)與國家的政治邏輯(通過控制勞動者的流動和使用方式以盡快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們在空間和社會的意義上卻嚴重分裂：國家一邊允許農村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滿足資本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一邊卻拒絕承擔他們無產階級化及其世代再生產的成本。

　　換句話說，盡管農民工的勞動力推動了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但是農民工群體自身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卻由于其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的割裂狀態而無法統一。這使得其無產階級化過程在城市中難以完成，而這一勞動主體便只能流動在“半無產階級化”的特殊狀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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