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農民工討薪話題座談會紀要

海空  報道

2015年1月14日上午，烏有之鄉召開“關注民工討薪問題”座談會。會議由烏有之鄉工作人員李浩主持，到會嘉賓有：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李偉，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原鐵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黃紀蘇，職業時事評論人、影視/文化評論人司馬平邦，對外經貿大學教師李海英等。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也到會并發言。大家普遍關注“周秀云案”，一致嚴厲譴責太原警察暴行，批評資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及政府相關部門在民工討薪問題上的不作為，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剖析以普世價值取代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的荒唐，并針對農民工討薪問題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 譴責民警兇殘暴行

社科院研究員李偉同志說：你派出所民警居然把討薪的弄死了，而且照片在那擱著，影響太惡劣了。這個問題太典型了，而且又出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揪著頭發踩著頭發，這到什么程度了？還有點人性嗎？

王立華大校說：

一個勞動者辛辛苦苦勞動一年，不但自己搭上錢去吃飯，最后她的勞動所得還不能得到，當她去討薪的時候，還被活活地打死！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嚴重的丑惡的社會現象？如果我們不給予足夠的關注，天地不容，良知不容！就根本談不上共產黨人的原則。

烏有之鄉組織這個活動，我覺得搞得好，是代表了人民的關注，代表了全黨的關注。對太原警察暴行，廣大黨員不同意，全體人民很憤怒。因為這種現象屢見不鮮。現在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為討薪而被活活地打死、打傷的事，極端殘忍。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呼吁，引起全黨更高程度的關注，引起全社會更高程度的關注，決不允許這樣的現象再度發生！

鐵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說：

太原發生的農民工討薪被打死，尤其是死后仍被警察踩著頭發的鏡頭曝光后，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慨。這種駭人聽聞、滅絕人性、野蠻暴戾的慘劇發生，令人震驚又發人深省。

聽到這個消息，看了這個畫面，除了感動憤怒之外，又感到幾分悲涼，心里像堵了塊石頭。我總在問我自己：這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還是共產黨的天下？這是在毛主席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發生的嗎？

時評人司馬平邦說：

農民工討薪，已經不是一次了，二三十年來的這么一次，也是因為一張照片，把人打死了，還要踩在人頭發上的照片。這次能成為特例，有這么一張照片，喚起人們的良知。

實際上很多討薪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對這種事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在互聯網上，已經接觸過很多這種事。這次確實是觸犯了人類的底線。這次還有一件事，就是警察把人打死了。這是王八蛋當警察！兩三年前有一張照片，就是重慶特警為農民工討薪。荷槍實彈。把這兩張照片放到一起，其義自現。當年為農民工討薪的警察現在也在監獄里，李陽。警察打死了老百姓，討薪的女工。你警察本來應該是幫助農民工討薪的，結果你把討薪的人打死了，你站在哪個立場上？你是干什么的？

中科院研究員黃紀蘇說：我覺得不管怎么說，無論她是被打死的還是怎么樣的，我覺得有一點，都是很清楚的，哪怕她是被氣死的，也不改變這個事件的本質。你想，丈夫、兒子，活生生地被塞到車里去了，她能不生氣嗎？這個事它其實是向我們提示了或者再一次提示了或者是第n次第100萬次提示了中國社會的性質。

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說：這次事件最可氣的，就是我們的執法部門。它不但不對我們這種弱勢群體進行法律上的保護，而且助紂為虐，這種現象是非常可怕的。本來他們那么一點可憐的報酬沒拿到，就已經是受到很大的欺負了，而我們的執法部門再去采取這種辦法，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的專政機關要變質是很容易，很簡單的事情，別看掛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如果我們的專政機關不是保護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變成了資本的工具，變成了資本家的看門狗，那么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性質可談？還有什么無產階級的性質可談？還有什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談？當然這個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發生這樣事件的地區，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說：太原農民工這事我開始聽了以后，我也很麻木，這種事太多了。真正使我震驚的是那張圖片。警察踩著那個女工的頭發，在馬路上。還有一個使我震驚的是，剛剛開完十八屆四中全會，講依法治國。她不是老板打死的，不是黑社會打死的，是我們執法機關的人打死的。

● 譴責喪盡天良的“欠薪”怪象

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說：從大的方面說，民工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工人階級是共產黨的基礎，是我們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欠薪現象大面積地長期存在，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恥辱，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恥辱。我們共產黨不是地下黨、在野黨，我們共產黨是執政黨，而我們自己的領導階級的基本地位出現了這么嚴峻的情況，長期地大面積地存在，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覺得臉上無光。應該去直面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李偉說：本身民工討薪就是個大問題。你連個資本主義都不如。連工錢都不給，奴隸還有口飯吃的嘛。這本身就是個大問題。這么多問題，一把一把的。

張文茂說：這本身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按說你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別管你掛著特色也好，就這種現象，本來它不應該發生的，但是多年來屢屢發生。這本來就是一種悲哀。從道理上沒有任何道理可講。你把人家的剩余價值已經拿走了，工資本來就是人家必要勞動時間的補償，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補償，你還要拖欠。這個東西，資本主義法律不會允許。這個事情從道理上沒有任何道理可講，天理難容！

● 批評政府相關部門的不作為

范景剛說：欠薪問題，我們直接感受有十年了，我們站在民工的角度，希望很快能得到解決，但是國務院給出的精神是要到2020年基本解決。2020年是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是我們兩個一百年奮斗的第一個一百年的重要關鍵節點，到那個時候要基本解決，我感覺這個跟我們現在的黨的精神，跟我們現在的民工的處境，民工的愿望還是很有距離的。

王立華說：

剛才說到國家部門有了政策，我覺得很好，但是，我在網上查了很多遍，第一，這個政策沒看到，第二，我們的主流輿論沒有足夠的關注，基本上不關注。中央電視臺天天報道的是什么？那亞航客機怎么去打撈那個黑匣子，那跟你有什么關系啊？你沒有什么可報道的了，報道美國的雪怎么下得厚，報那個歐洲什么擺得作秀怎么去示威。不是說不該報，中國人民關注的大事，中國社會那些根本問題，你為什么不關注？你的立場、感情為什么就在這些關鍵性的問題聚不起焦來？難道不應該問一下嗎？

如果我們黨不關注工人、農民的疾苦，我們這個黨就會失去民心。最后，就會丟掉政權。如果我們的輿論不關注，你這個輿論就是脫離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好在新媒體讓人民該關注的事情，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和社會上的積極力量，正能量，還在反復地大聲地呼吁，讓全世界關注。關注勞動者的悲慘命運，來改進我們黨的工作，改進我們的政府工作。這種輿論必須是排山倒海的，而不是遮遮蓋蓋的，因為這是非常關鍵非常本質的問題。我們號稱人民當家做主，號稱工農是主人，工農的遭遇就是這樣的遭遇，能行嗎？

張文茂說：

我倒覺得現在特別值得反思的，第一，你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我們政府的執法部門、行政部門、勞動部門是干什么吃的？我認為現在的問題，這種現象為什么大量出現，首先一個要追責的，是政府職能部門不作為。我們的國務院竟然是要到2020年才基本解決這個問題，這叫什么道理？首先你表態的就是不作為，你就是縱容。要你職能部門干什么？解決勞資關系？你不是有仲裁嗎？仲裁了多少啦？為什么？恰恰是我們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導致我們的農民工投訴無門，就是該管的事不管。這個是我們首先要反思的。你標榜的是共產黨啊，是社會主義的政府啊，哪怕你是特色社會主義。你這個政府，我們不說你代表無產階級，起碼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啊？我哪怕承認你是超階級的政府，你應不應該一碗水端平？咱不說你是不是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以我覺得首先要反思的，是我們政府職能部門的責任，你的屁股坐在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如果政府都不作為，還要等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決，那我們的農民工沒有活路了。這個道理沒法講了。

● 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造成的危害

李偉說：

我上回寫了個東西，我說現在改革開放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把我們基層黨組織給弄沒了，經過一改制，一私有化，沒有基層組織了。黨員都成了散兵游勇。

我們現在各個系統都出了大問題，哪個環節都出了問題。它不是個孤立的事情。很能反映我們黨的各個方面。可這些問題是怎么造成的？說明我們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方面你要不作調整的話，資本主義惡性競爭，中小企業也競爭，最后是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不給工資，不就這個結果嗎？咱們就是跟資本主義接軌，就這個東西。從經濟學上講，已經很清楚了。然后黨的建設出了大問題，太大的問題，你什么都貫徹不下去。黨員也不組織學習。現在我們把黨的建設都交給電視了。現在我們的黨組織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

范景剛說：欠薪問題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長期得不到解決？我覺得從深層次上來說，跟我們現在的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有很大的關系。這也標志著我們經濟改革走上了邪路。改革的成果怎么為廣大人民所分享？而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最簡單的，你就是做雇傭勞動者，干活，拿工資，這是天經地義，很正常的，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最底線的東西，可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都實現不了。也不是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實現不了，我們在改革之前，就沒有這種現象，沒有這種問題。而恰恰是在經濟改革深入之后，大量地出現私人經濟、資本官商勾結的這種情況之后，才大面積地出現這種現象。在經濟上，是我們經濟改革走上邪路的標志，而從政治上來說，我覺得是我們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異化變質。公安機關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在勞資矛盾、勞資沖突當中，應該站在哪一方？如果還真是我們黨領導的人民公安，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那天然地天經地義地在這些事情上，就應該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站在民工一邊。像前些年重慶所出現的，甚至不惜出動武裝特警來抓那些黑工頭、黑社會，來保護民工的權益，為民工討要工錢。這才是體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

王立華說：

這些年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大問題，方向性問題，根本性問題，根本性地顛倒。為什么呢？一個是搞私有化，把國有企業人民的企業看成是落后的，只有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化公為私，才看成是先進的，把大批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變成他們家的，這就是先進的嗎？這不是人類歷史上的絕對顛倒嗎？有半點正義性嗎？有半點進步性嗎？

第二是內部管理的資本化。工人階級本來是我們自己企業的主人，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他應該參與企業管理，應該享受企業的發展利益進步利益和利潤的。結果你弄得人家干了活都不給錢。你這倒是效益高了。為什么少數人得利了，廣大的工人階級又變成奴隸了？你這是進步的改革嗎？這完全是反動的改革。還有任何疑問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也沒有，只有在奴隸制社會有，拿人不當人，把人看成牲口，看成奴隸，可以任意宰殺。不應該反思你的改革方向嗎？國有企業怎么改革？國有企業必須是人民的，人民的企業不能化公為私。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憲法規定的。第二，國有企業必須人民當家做主，勞動者當家做主。勞動者當家做主，能讓自己干了活不給錢，去討錢的時候還被打死的嗎？所以，我們建議我們的黨和政府，要認真地反思、總結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道路問題。對那些野蠻的錯誤的反動的改革，必須堅決地糾正！

李先生說：“農民工討薪”問題的大量出現，主要原因有三點：1、“三農問題”是“農民工討薪”問題產生的根源。自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生活難以維系的農民越來越多。農民工當然會越來越多。這個問題自然會越來越多。2、工程建設管理等方面的不規范和腐敗必然導致這個問題的發生。3.社會誠信的缺失。

司馬平邦說：很多討薪事件是和民營資本化的運作是有很大關系的，大部分都有這個問題。我們還要找到問題的根源。昨天全國好多城市都搞出租車大罷工，一罷工以后，老百姓也覺得和自己有關系，政府也比較緊張。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企業所有制的問題，民營化，灰色的民營化。這時候談到維護出租車司機的利益，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那可能就涉及到對企業有些部門有些局域的企業的所有制進行重新探討。現在混合所有制只是把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國有企業混合為民營企業，或者把民營企業資本混合進去，變成股份制。那出租車罷工，解決問題就是真正把一些灰色的股份制、民營所有制改回來。你重新混合吧，允許國有資本進去。如果不在這方面進行一點改變、滲透，政策更靈活，我覺得這也很難。當然也需要一些媒體的支持。這才能維護出租車司機的利益。我想在這方面，我們也應該多提供更加有意義有價值的這種方式和思路。

張文茂說：

這種現象的大量出現，本身就是反映了我們社會這個改革走到這一步，是一種悲哀。

如果這樣的事情反復出現的話，決不是這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好兆頭，而是惡兆，是要出大事的惡兆。

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的原因，或者說分析這類事情不斷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當然很簡單，就是我們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結果。這個沒什么可討論的。社會結構在轉型中的嚴重扭曲。我們這么多年來改革發展的一個真正秘密在哪嗎？真正的秘密就在于農民工群體。我們這么多年改革，真正犧牲最大的，貢獻最大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工。我們三十年就是靠的這個。吹我們改革多大的成績，那個秘密在哪啊？就是我們農民工的血汗。過去有的文章說，我們青年農民工像掐了尖一樣，嫰尖給消耗掉了，老了，中年了，你回去吧，這是一種血的代價。對農民工這樣一種資源，也是進行掠奪性地開采。是他們支撐了我們三十多年的社會發展，現在卻連人家基本工資的保障這種訴求你國家政府你的法律居然不支持，天地難容！

烏有之鄉李浩說：實際上三十多年前從農村改革開始，已經奠定了這樣一個基礎了。最早農村改革之后出現盲流，實際上是今天農民工這樣一個前身。建筑工人是討薪比較嚴重的，實際上新工人類似在電子工廠里的他們也存在討薪的問題，但他們更多地實際上是存在勞動條件比較差，保護不到位，像昆山那樣的事就是這樣的情況。包括社保、工資不規范，實際上也存在。包括去年發生的罷工，實際上是個典型的代表。實際上這樣的狀況一直發展到今天，導致這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是私有化依附化平民化的改革的方向如果不扭轉，它肯定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這樣一種改革方向，導致黨和國家權力變質變色，在這樣的情況下，肯定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本來勞資這種矛盾，工人已經站在比較弱勢的地位，但是在這樣一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變質的情況下，矛盾肯定是會越來越不利于工人。特別在現在這種新常態的情況下，恐怕面積會更大，更普遍，激烈程度也會更強。

● 剖析體現普世價值的“核心價值觀”的荒唐

李偉說：

你底下警察對我們勞動人民兄弟就這么個態度？這價值觀出了問題了。你宣傳這么長時間了，你這個核心價值觀都樹不起來，可見你價值觀是假的。所以當時我就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兩個字：勞動。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我們的價值觀是從斗爭中來的，不是通過別的什么產生的。你現在要搞清楚我們的價值觀是從哪里來的。是在于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產生的。你得灌輸，你得培養。社會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這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基因。

核心價值觀，老百姓要一聽就懂，一學就會，你這才能推廣開。弄什么12個，簡直胡鬧。連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都搞不清楚。

李先生說：當前宣傳的所謂24字核心價值觀，根本反映不了社會主義的特征，是其它社會共有的，而且啰嗦、復雜、重復、難記，以致出獎金鼓勵人去背都不行。核心能有這么多嗎？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字說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故弄玄虛還是裝糊涂？還是別有用心？

對外經貿大學教師李海英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了那么久，我自己還為這個寫了一本書，都寫完了，我呢，24個字，12個詞，我都不能不打折扣地把它念出來。我是一個詞一個詞寫的，一個詞是一章。那你這樣宣傳有什么價值有什么意義？所以我覺得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走不到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沒辦法去記住它，它就是假的，就是空的。誰能記住那24個字12個詞？它并沒有體現出社會主義的鮮明特點。你放到任何一個國家，不都說得通嗎？我覺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這5個字“為人民服務”。它一下子就跟資本主義社會有了本質性的區別。資本主義社會是為資本服務，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為人民服務。這不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嗎？為人民服務可以作為我們黨判斷一切工作的標準。你這工作做得對不對，好不好？是不是為人民服務？這不是很清楚嗎？

王立華說：我們改革到底是為了什么？我們執政是為了什么？中國共產黨要往什么方向走？我覺得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個討薪被打死的問題，實際上牽扯到這些年來所形成的這些反共反人民的理念在深層地發揮作用。為什么說他反共反人民呢？共產黨是要共同富裕的，是要人民當家做主的，這不是最基本的嗎？經濟上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當家做主。但是我們想想，我們的改革方向往什么方向跑？所有的改革，我說在很多地方，都是把人民當奴隸的改革。前段時間的昆山，一下子炸死了七八十個人，后來，我看了你們有一篇文章：拉來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的，是親人；能讓別人投資的，是能人；誰讓投資者不高興的，是罪人。投資換一個，哦，資本家里剝削得越多我們越高興。你那還叫人話嗎？不用說你是個共產黨，連國民黨它敢這樣講嗎？美國的民主黨共產黨它敢這樣講嗎？突破了人類正義的底線。哦，誰讓資本家不高興我們就讓誰不高興，這都是公開提的口號。而且這種口號，還不是在一個地區，在若干個地區。若干個開發區，都是這樣的。拿著腐朽當神奇，拿著落后當先進，拿著反動當進步，把殘害人民當政績。這不是一個根本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嗎？人類歷史有這樣干的嗎？我們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套口號拿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去，哪個政黨拿了去，哪個政黨一定是敗選的。不是這樣的嗎？就拿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去，除了那些慘無人道到最后土匪橫行的社會去，誰敢這樣講啊？那皇帝還得過幾年就要兼并豪強啊。哪有你這樣去培養那些壞蛋的？只有在原始的奴隸社會，敢這樣，包括西方的農奴制社會。那些西藏的奴隸主、頭人，敢這樣干，敢說這樣沒有底線的話，但是竟然成了我們一個地區的發展理念，我們不該清理那些反動的腐朽的泛著奴隸制臭氣的價值觀嗎？你連封建社會都都不如，你連資本主義社會更不如，更談不上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討薪問題。這個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是一個執政理念問題。盡管我們黨中央我們憲法有規定，但是到了下邊，這些年被一些反動的理論家所忽悠，這套最腐朽最落后的東西，好像成了法寶了。不清理能行嗎？那些輿論之所以在這些問題上禁言或者不吭氣，實際上是價值觀沒改過來。沒有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的東西，指導我們去形成一種正確的社會輿論。不就這樣的嗎？沒有落實黨中央的一系列要求。

● 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范景剛說：

現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安有個成功的做法，實行“一廳式”幫助民工討薪，每年到年終這一段時間，西安就把相關的部門集中到一個投訴大廳里頭，方便民工去投訴，把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無縫銜接。

現在中央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依憲治國，這些精神是很好的。怎么來推動貫徹落實？我考慮提出一個建議，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不是單純地就事論事地去解決民工討薪問題，而是總體宏觀上促進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也把民工的問題作為系統問題中的一個來綜合考慮，提出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考慮建議，一個要在我們的政法系統，進行憲法教育，開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基本教育運動。通過學習教育運動，來整頓政法系統的干部。對政法系統的干部系統地進行一次清理。通過學習，要明確政法系統，公安機關，人民的公檢法，這些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工具，依法如何去實現這個職能。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懂得這些基本的理論知識、原理。

再一個，就是考慮，從社會面上，來系統地發動大學生利用寒假、暑假，在黨的領導下，由學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師，來集中地進行簡單地培訓、普及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的法學理論知識，學習憲法的基本精神，學習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基本知識。然后由學校老師帶隊，進行一個普遍的各行各業的勞動保護的普查，幫助民工訂立規范的勞動合同，維護民工的權益。這樣在各個地方，在基層，追討民工討薪的事情也可以集中地學習西安的“一廳式”辦理，行政執法、刑事執法無縫對接。要把大學生的力量動員起來，來促進貫徹落實。

《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說：

實際上，從基層政府來說，它還是特別害怕輿論的監督。這個也是中國社會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以前在前互聯網時代，這個信息是在官僚體系里封閉運行的，而且主流媒體也控制在他們手里。所以很難動用輿論監督的方式。但是到了互聯網時代以后，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媒體。信息已經在官僚體制之外運行。這個其實就是給我們幫助勞動者維權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非常好的工具。

討薪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應該從這幾方面入手：像這樣一個個案，我覺得我們應該動用我們自己能掌握的輿論和話語，來關注山西這樣的事情。李民騏他們在海外發起了一個簽名活動，很多人都簽了名。提出了一個是嚴肅處理這樣的事情，第二個要出臺措施，系統性地解決這樣一個農民工欠薪的問題。這個個案要揪住不放。要爭取有個滿意的結果。

還有一個，從長期來看，包括工會的問題，包括在憲法當中恢復罷工權利的問題。我認為這些都是改變這個欠薪問題的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改變作風，調整它的政治路線，這是一個方面。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這個方面。另外一個，要寄希望于勞動者這個權利的成長，然后通過這種成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趨勢也是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

李先生說：解決“農民工討薪”問題，當前要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反對極端個人主義，應把集體主義確定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目前來說，我認為要回歸社會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要在社會上倡導和弘揚集體主義精神。1、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支柱。2、集體主義思想是與資本主義等私有觀念格格不入的。3、集體主義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司馬平邦說：

實際上，擁有媒體，擁有話語權傳播，對老百姓來說，非常重要。這次如果沒有那張照片在網上傳播，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之前也在烏有之鄉做過類似這樣的表態。我覺得，中國已經這樣了，很多老師也很憤怒，但是還有一點問題，三四十年的積累，毛主席時代一共27年，現在改革開放已經超過了這個時代，已經三十七年了。有一句話：積重難返。很難扭轉過來。中國已經這樣了，重要的是我們怎么在現實的基礎上做一些具體的有用的改變。我剛來時，聽到小范說的，我覺得很同意，就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做一些更多的普及的有意義的積極探索，這是有用的。

叢林法則，企業之間競爭的叢林法則，甚至到人和人之間的叢林法則，政府內部的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這個事情你說是反動的，但是就是充滿了全中國各地，中國到處都是這樣。甚至在中國社會的叢林法則遠遠超過了西方。但這也沒辦法。這時候我覺得有意義的事就是：你如何在叢林法則中成為一個強者或某一部分的強者。農民工討薪這件事，強者在于她照片終于被放出來了，利用新媒體，所以把這件事顛覆過來了。你不利用新媒體的作用，你就會讓農民工白死。

還有一個問題，我同意松民說的，我們作為左翼，應該勇于面對社會的競爭。我們不管是跟貪官污吏競爭還是和右翼的競爭，都要勇于競爭。首先必須接受現實，勇于競爭。沒有競爭，你總是保持憤怒，最后你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現實。

我覺得這次農民工討薪事件，有一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對新媒體的利用。我們有沒有一個可能，烏有之鄉以后給弱勢群體提供一個平臺，一個梳理的，總結的和提供有效方法的平臺，然后利用新媒體釋放出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中國主流媒體已經徹底完蛋了，腐化墮落了，整個都完蛋了。他們的神經是美國的新聞思路，是西方的。通過這種認識以后，我們更加珍惜烏有之鄉這種平臺，珍惜新媒體這種平臺。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可以談一談我們如何利用手中的自媒體新媒體來做些更有意義的事。

黃紀蘇說：其實，簡單地說，就是我們需要做點什么？應該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從民間開始做起。我們能夠做什么就做什么。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我們要回到現實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比較現實主義的。就說，我們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我們能夠做些什么。比如小郭做的那個，我就覺得比較有啟發性。比如我們在互聯網上，在新媒體上，我們就建立一種有利于底層民眾的話語權。用司馬平邦的話說，你也要有話語權力，你也要有這種力量。你沒這種力量，都是沒有用的。我們在這塊要做點什么。當然啦，對于中央，他們也搞一些利民啦，為老百姓，比如說反貪啦，我們樂觀其成，我們也支持他，但是我們也要認識，中國已經承載了三四十年這樣一個社會性質的現實，你要說上頭有什么規定，馬上就能辦到，根本就不可能。就說我們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海英說：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剛才鄉長提了很多的方法，我覺得其實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要走正規的一個渠道。比如說，學生動員起來去進行普法的宣傳，還有進行網絡上的宣傳，網絡上的關注，等等。這是一條輔線，不可能成為一條主線。真的，咱們實事求是地說。不是說它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它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最根本來說，如果你共產黨這個系統，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立場出了問題，你光看那個輔線，它能解決根本問題嗎？解決不了。所以我覺得要兩手推動。一方面做民間能做的事情，發出我們的聲音，盡我們的力量；另外一方面，還是得實實在在把黨的工作抓到底。你說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效果在哪里？連省會城市的警察都這樣做，那你不就走了過場嗎？這事情你怎么弄的？我覺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這5個字“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可以作為我們黨判斷一切工作的標準。我就在想：中央那邊，就是國家那個主線，怎么做，我們可能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是我們可以發出批評的聲音。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輔線，我們可以探討，怎么去深入把這個民間的力量調動起來，發揮民間這樣一個作用。像我是大學老師，我們搞學生的社會實踐，至少從我來說，學生的選題，到他去做的方向，到他去做的步驟，我可以嚴格要求他，我可以帶著學生一塊去做，然后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接觸這個社會現實，幫助學生認清這個發展狀況。

張文茂說：在目前這種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維護農民工這種弱勢群體的權益，我覺得除了剛才說的政府要有作為，司法機關要保護以外，我們社會各界還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包括司法的，也包括輿論界的。我非常贊成剛才松民講的這種事情，就是從輿論上，從網絡上，包括從各種報刊的輿論上，凡是遇到通過各種渠道，把它揭露出來，把它曝光出來，因為這種事畢竟是不得人心的。我覺得，左翼的同志甚至應該在我們基本群眾的維權上，將來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采取合法斗爭的手段，包括輿論的，包括網絡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違法的，而是合法的。也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我覺得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也包括景剛說的，組織一些大學生，都是可以的。但是，解決這個問題，主要的責任，第一，要監督政府要作為，不要不作為，不要等到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決。然后，要各界的幫助。當然，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的原因，或者說分析這類事情不斷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當然很簡單，就是我們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結果。這個沒什么可討論的。社會結構在轉型中的嚴重扭曲。

李定凱說：我呼吁，第一，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第二，要呼吁，全國的政法公安系統，要全面地整頓思想。要清思想清政治清隊伍，要搞四清那樣的運動。第三，呼吁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機構，法律專家，要拿出《制定物權法》那個熱情的十分之一，來制定一個勞動者權利保護法。你《物權法》說白了不是要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嗎？

李浩說：

在這種情況下，要最根本地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從農村出發，怎么倒逼回來。當年也是從農村出發，最后把農民變成產業工人的后備軍，實際上就是有利于資本家來剝削；現在你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農村的根本問題解決。

原來我聽邋遢道人曾經講過一個思路，也不是說現在農村搞人民公社，就說農村搞日本、韓國、臺灣那樣的綜合農協，這樣，相當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就會回到農村，然后把跟農村相關的輕工業、食品加工業，比如像康師傅類似這些東西，最后變成綜合農協的，由它們來加工。這樣，這部分剩余價值就留在農村，然后這樣的話，相當一部分農民就會回村，然后導致城市的工人勞動條件發生改變，工資會上升。同時一直往下推，包括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到那時候就不是私營混合國企了，那就變成有點當年的公私合營了，因為這樣一個條件導致私營企業條件不是太好，反而國有企業可能去混合私營企業，等等。所以農村實際上更多地是應該推類似綜合農協或者是合作社這種做法。可是實際上中央最近出臺的政策，主要還是資本下鄉。這個也是需要我們關注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覺得這件事，包括裕元、太原這個事，群眾路線教育應該怎么搞？我覺得它們都可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比如說，政法系統應該怎么整頓，然后媒體上，是不是把這兩件事作為典型怎么處理，立一個標桿。光靠從上到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工人，可以成立相關的工人協會，或者說工人怎么和現在的工會真正相結合，而不是現在的工會完全官僚化。可以把這兩件事作為一個麻雀，一個典型的事例，通過媒體進行宣傳，這可能是真正走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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