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云討薪被警察打死一案還在網上持續發酵。事態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將來如何處理目前是個未知數。

　　這里提出一個可能有些敏感、極易引起爭議的問題：周秀云代表的農民工與山西警方的矛盾是什么性質?

　　粗看起來，問題似乎很好回答：農民工代表工人階級，警方代表資產階級，這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但仔細思索以后，問題沒有那么簡單。

　　農民工這個階層和傳統的工人階級不一樣，是“改革”以后才出現的新階層。他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每個人都占有一塊土地的“有產階級”;他們基本上靠勞動為生，屬于勞動人民，但他們不是靠在自有土地上勞動、務農、種植農作物，將收獲的農產品自己消費、多余的供應社會。他們靠打工賺錢為生。土地已經不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僅僅起著生存的最后保障作用。但這種保障本不應是個人所有，而應歸社會所有。

　　中國不似俄羅斯，有數千公里的戰略縱深。中國的戰略縱深就是農村。農村本應當是建設的重點。一旦發生戰爭、自然災害、重大政治變故，農村可以提供兵員、戰爭物資、保證全社會基本生存需要的糧食，而且應當可以容納大部分城市人口作為安全避風港口。按照毛主席規劃的四個現代化，中國農村早就應當變成了現代化的新農村，城市工業需要的勞動力也會有計劃地、井然有序地得到補充。

　　但毛主席去世后，鄧小平把重點放到了城市，城市過度開發，又通過一種雜亂無章的混亂方式把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吸引到城市。結果農村發展嚴重滯后，城鄉差別不斷擴大，農村建設基本停止，中國的戰略縱深未得到擴展和鞏固。

　　鄧小平用來吸引農村勞動力的唯一手段就是金錢。

　　為了賺錢，農村勞動力寧愿將農田交老弱婦孺、甚至使農田荒蕪，也要背井離鄉跑到城市靠出賣勞動力謀生、與城市無產者爭奪飯碗。

　　由于他們比城市無產者更加吃苦耐勞，因此這批突然間冒出的競爭者使城市無產者生活日益艱難、地位更加低下、完全失去了話語權。

　　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們中還源源不斷地產生經濟上投機分子、詐騙犯、賭徒、黑社會打手、各種亡命徒。城市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女是由他們中(不管已婚還是未婚)的年輕女性自愿充當的。因為這是來錢最快的手段，又能滿足她們離開家園后身體的自然需要。

　　他們基本上是一群沒有政治信仰、“金錢拜物教”的狂熱崇拜者，一個受金錢操縱和控制、精神受到極大壓抑、幾乎完全失去了革命性的階級——既然政府都取消了革命，又放棄了對他們的教育，他們當然樂而不為(這里當然不包括南街村這種碩果僅存帶公有性質的新型農村里的農民，但他們的數量太少，已經不能代表當前、只能代表未來的中國農民)。這當然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階段，總是需要大量的后備勞動力。幾百年前，歐洲用暴力占有土地、驅使農民離開土地，成為赤貧的城市無產階級。幾十年前，中國開始出賣國企，用換回的錢加上海外資本，吸引農民，使他們自動成為城市龐大的勞動后備軍。但土地還在農民手中。所以他們不是無產階級，而帶有反對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助推器性質，在私有化路線驅使下、變成為私有化服務、帶雙重性質的勞動者。這個階級幫助西化精英完成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分崩離析。

　　若要考察中國農民的政治立場，僅僅從他們對土地的態度，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他們對自己的土地一般不愿放手，但對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耕作又毫無興趣，寧愿荒蕪或交給親友代管，也不愿參與集體耕作。所以，這一大群人——一個社會階層和小崗村的幾個農民一樣，極端自私，抱著金飯碗(土地)討飯——在城市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謀生存。打工不過是討飯手段之一，還可以有其它各種(包括違法的)手段。因此他們的政治態度總體上說趨于落后、保守、夢想著發財致富，是私有制的堅定維護者。和他們勞動人民應有的立場是背離的。

　　前面說了，形成這種奇特階層和他們政治立場的原因，當然不在這些農民個人或小群體。這是私有化路線產下的一個怪胎。

　　毛主席來自農村，最深刻地了解中國農民;基于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理解和深厚的哲學功底，說過一句極富內涵的話，“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并且持之以恒地、用各種方法對中國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但毛主席去世后，鄧小平不僅完全放棄了對農民的教育，甚至出于政治目的(摧毀工農聯盟)，拋棄整個農民階級，任其跟著時間消逝，隨波逐流。這種離開了社會主義教育、又解決了溫飽的農民會變成什么樣子?無論如何，放任自流又放松教育的做法不可能使中國農民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思想，只會產生資本主義。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中國目前一切社會問題全都根源于農民問題。中國農民，也包括農民中的打工者，是中國私有化路線的支持者。賺錢是他們生存的唯一目標。如果不愿意回歸社會主義，因此永遠不可能找到根本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途徑和方法。xxx取消農業稅，無非想當個濫好人、青史留名，其后果是縱容了農民的放任自流，加劇了中國農村的退化、社會的混亂。

　　必須承認：中國農民中自發產生、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消極落后、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完全不顧大局的消極意識，是中國政治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思想和社會基礎，是中國大批產生資本主義的物質源頭。農民工不過是這個階級中的一個群體。

　　我們再看看警察這個社會階層。不錯，警察這個階層屬于專政工具。但這個階層的存在不能代表專政的性質。他們不過是一支槍，要看槍掌握在誰手里，為誰服務。判定了專政的性質，才能判定警察階層的性質。如果單看社會經濟地位，他們和農民工一樣，也是“打工者”，靠打工干活、獲取工資維生。和農民工不同地是，他們沒有直接占有任何生產資料，經濟地位和城市中的無產者相同。他們確實有一些特權，但對基層警員來說，特權只能用于公務，用于給個人謀福利，同樣是違法違紀、不允許的。警察隊伍出現大量的違法違紀現象，是管理渙散，放棄政治思想工作，放棄社會主義教育的結果，不是由這支隊伍固有的屬性決定的，同樣是私有化路線造成的惡果。按照傳統的說法，他們和城市工人階級、農村農民階級一樣，同樣是人民的一員。

　　只不過，他們的工作代表政府的權威，不可能像農民一樣自由、隨意地決定自己的工作內容。他們必須遵守紀律、服從上級的指令，否則就要丟掉飯碗。

　　不幸的是，他們生活私有化路線統治的時代。從三十多年前開始，他們接到的來自最上層的指令往往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相互抵觸：例如，“為人民服務”——“人民”中被塞進了資本家、外國殖民者、買辦;“為改革保駕護航”——“改革”變成了加速私有化的代名詞。這樣，警察的服務對象、保護對象變成了資本家、外國買辦、賣國賊為主，打擊對象有時是勞動人民、愛國者，這和警察的身份、地位、根本使命完全不像稱，是矛盾的。他們應當維護的本來應當是公有制，現在卻變成了私有制。但這畢竟不是警察這個群體自己造成的。是他們的最上層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各種指令，經過一級級傳達、理解、領會，落實到這些最終執行者之后造成的。“槍”永遠無法反對持槍者。所以，歸根結底，警察這個群體許多惡行是推行私有化路線產生的諸多惡果之一部分。他們和被打死的周秀云一樣，也是受害者。好在，從最近開始，這個群體得到的指令開始明確了。這就是憲法。當然，要領會憲法的社會主義精神還要有個較長的過程。

　　在對兩個階層的社會存在狀態經過初步分析之后，可以回答文章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周秀云代表的農民工與山西警方的矛盾是什么性質?

　　周秀云代表的農民工階層與山西警方代表的警察階層的矛盾，屬于被私有化路線激化了的人民內部矛盾。應當斗爭的主要對象、斗爭重點，是私有化路線和私有化路線下長期形成的蠻橫、霸道、敵視勞動人民的惡劣作風，而不是警察中的個人。警察個人嚴重違法、違紀應由個人負責，依照法律、紀律制裁。警察階層的不良風氣、違紀現象應當減少和改善。但個人應負責任，不應由整個階層承擔。對這個階層普遍存在的不良風氣、違紀現象，應基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通過教育和批評、通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解決。另一方面，周秀云代表的農民工階層只有從他們是勞動者角度可以代表勞動人民，他們希望及時得到勞動報酬的要求，在任何時間都應當支持。但在政治意識上，他們更多地代表資本主義私有化傾向。他們并不總是私有化的受害者，也是計劃經濟的破壞者、計劃經濟破除后的“受益者”，是造成公有經濟崩潰的執行者、“幫兇”。對他們在此次事件中有可能出現過份的經濟賠償要求，不應當支持，以免助長并激發這個群體自私、貪婪、不計后果獲取錢財的行為和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如果他們最終不能認識到，他們的所有悲慘遭遇全都是私有化路線造成的，始終不愿意回歸集體經濟，不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唯金錢至上，也應當承擔一部分個人責任。

　　想想看目前誰最希望矛盾進一步激化?矛盾激化甚至釀成重大社會沖突對誰最有利?

　　除了那些農民工家屬希望矛盾進一步激化，這樣也許會“借力社會輿論”得到額外補償、更多的經濟賠償。這個結果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只會助長農民工自私自利、不識大局的風氣。

　　中國黨政機關里的修正主義分子最希望矛盾進一步激化，因為既然表面上看矛盾沒有直接涉及修正主義路線，反而使對立面——反修的人民隊伍內部不僅團結被破壞，還可能進一步分裂，反修力量被削弱——歷史上所有的反動分子一直都在這樣做，就像美國用各種手段使強大的蘇聯分裂成十幾個國家因此力量被削弱一樣，他們非常希望人民的隊伍徹底分裂，以便分而治之，還可以充當和事佬，提高聲望，從中獲取政治利益。

　　中國的貪官污吏也希望矛盾進一步激化，因為矛盾激化了也許會轉移人們對他們的關注，放棄監督，逃避對他們的打擊。

　　還有中國的“律師黨”，如果矛盾激化、處理時間無限延長，他們的碗里從此不缺飯食。

　　又有中國輿論中一些總在不合時宜地提出“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極左”分子，他們也希望矛盾激化，如果矛盾進一步激化，引發社會動蕩，他們就能趁亂獲取政治利益，嘗試一下推翻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效果。

　　美國的軍事戰略家同樣也希望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旦引起社會沖突，他們也許能找到入侵中國的機會和突破口，至少能削弱中國政府反擊外來侵略的決心和凝聚力。

　　這都不是人們希望看到的結果。人們最希望的毫無疑問地是反對修正主義的私有化路線。但這條路線在案件中只是間接地折射。折射出來得是一種被激化、走了形的人民內部矛盾。對于人民內部矛盾，除去犯罪者，還是應以批評——教育——團結為最后目標。因此最后處理，除直接違法者，對其他人員還是應當遵循“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

　　教育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對山西警察加強社會主義憲法教育，使他們認識他們服務的根本對象是勞動人民，不是貪官污吏資本家，一定要牢牢記住執勤時決不允許違背憲法。對農民工，當然仍是社會主義教育。也許應當動員他們返回鄉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否則就應當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將土地無償交給集體經濟耕作，在城市安家落戶。只不過城市早就人滿為患。在城市進行簡單、低值的重復勞動、過剩勞動，對社會對個人都沒有好處。只是肥了黑心的建筑商、無良包工頭。

　　處理問題的綱領無疑應當是反對私有化。矛盾雙方都是私有化路線的受害者，反對私有化的危害是順理成章的。最后處理方法也應避免被用來進一步鞏固私有化的成果。這樣恢復公有制的時間會更加遙遙無期。

　　預期結果總會和現實發生沖突。尤其是對一件具有復雜背景的案件。分析極端重要。表面現象未必能反映本質。

　　對于周秀云死亡事件和中國農民的分析，不妨讀一下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部著作在分析中涉及到保守的法國農民在各種政治勢力全都登臺表演時起到的歷史作用，也許能使我們得到一點啟發。

　　馬克思說：“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并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么一個有3600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法國保守派的農民把路易·波拿巴送上了政治舞臺的最高端。六億農民的中國又是誰把西化精英送上了政治舞臺最高端，而且在他死后長期統治中國?——是中國獨有的，任何時候都不宜贊揚、助長而應隨時與之斗爭的落后、保守、極度自私的農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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