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農民工討薪話題座談會發言實錄

海空  報道

2015年1月14日上午，烏有之鄉召開“關注民工討薪問題”座談會。會議由烏有之鄉工作人員李浩主持，到會嘉賓有：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李偉，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原鐵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黃紀蘇，職業時事評論人、影視/文化評論人司馬平邦，對外經貿大學教師李海英等。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也到會并發言。大家普遍關注“周秀云案”，一致嚴厲譴責太原警察暴行，批評資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及政府相關部門在民工討薪問題上的不作為，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剖析以普世價值取代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的荒唐，并針對農民工討薪問題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以下為嘉賓發言實錄，未經發言人審閱。

李浩：

我們今天召開一個關于農民工討薪問題的座談會。到年底了，各地討薪達到高潮。另外，12月13號，山西太原發生命案，周秀云事件，是最近的一個熱點事件。實際上2005年的時候，有個王斌余討薪事件，烏有之鄉為他作了呼吁。……十年過去了，我們還在討論討薪這事。

去年山西官場，塌方式的腐敗。省部級高官，十八大以來到現在處理的有60多人，光山西就有7人。山西倒臺的其他級別的官員也是比較多的。包括太原市公安局三任局長都落馬的情況下，然后山西發生這樣一件事，造成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前段時間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依憲執政這樣一個問題，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召開這個座談會，大家盡量就這個事件分析原因，提出相關的一種對策、建議。

范景剛：

民工討薪這個現象、問題，今年兩次成為輿論的熱點問題。一次是國務院出臺了一個文件，國務院提出準備到2020年要求基本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去年底，出現了一些民工討薪的惡性事件，像太原出現了周秀云案，河南籍的女民工去討薪，最后丟掉性命。這么一個慘象，在網上公開以后，引起了一些深入的關注和討論。

跟前些年相比，這次周秀云案所引起的社會反響和引起的官方行動，產生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最高法、最高檢、人社部、公安部四部門聯合下發了通知，要求各個地方部門加大處罰力度，來幫助民工解決好民工討薪問題，第一次把重點指向了惡意欠薪的用工單位，指向資方。

前幾年，我們看到政府出于維穩視角，針對經常出現討薪爬塔吊這些事，公安局提出要打擊惡意討薪事件，而現在公安局是打擊惡意欠薪。我想，這就是一個重要的變化。

十年來，欠薪還是一個社會頑疾。而且，這個問題不是個別的，是普遍、大量的。現在看來，它不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我們直接感受就有至少十年了。我們站在民工的角度，希望很快能得到解決，但是國務院給出的精神是要到2020年基本解決。2020年是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是我們兩個一百年奮斗的第一個一百年的重要關鍵節點，到那個時候才基本解決，我感覺這個跟我們現在的黨的精神，跟我們現在的民工的處境、民工的愿望還是很有距離的。

從大的方面說，民工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工人階級是共產黨的基礎，是我們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討薪現象大面積地長期存在，我覺得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恥辱，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恥辱。我們共產黨不是地下黨、在野黨，我們共產黨是執政黨。我們自己的領導階級的基本地位出現這么嚴峻的情況，長期大面積地存在，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臉上無光。應該去直面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長期得不到解決？我覺得從深層次上來說，跟我們現在的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有很大的關系。這也標志著我國的經濟改革走上了邪路。改革的成果怎么為廣大人民所分享？而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最簡單的，你就是做雇傭勞動者，干活，拿工資，這是天經地義，很正常的，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最底線的東西，可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都實現不了。也不是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實現不了，我們在改革之前，就沒有這種現象，沒有這種問題。而恰恰是在經濟改革深入之后，大量地出現私人經濟、資本官商勾結的這種情況之后，才大面積地出現這種現象。在經濟上，是我們經濟改革走上邪路的標志；而從政治上來說，我覺得是我們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異化變質。公安機關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在勞資矛盾、勞資沖突當中，應該站在哪一方？如果還真是我們黨領導的人民公安，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那天經地義地在這些事情上，就應該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站在民工一邊。像前些年重慶所出現的，甚至不惜出動武裝特警來抓那些黑工頭、黑社會，來保護民工的權益，為民工討要工錢。這才體現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而現在大面積出現的這種情況，就說明在現實中，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也發生了異化變質。

現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下發了文件，最近這四部門的聯合通知，從最近看，這四部門的聯合通知下來以后，最近有很多積極的動作。西安出現了一個“一廳式”幫民工討薪。現在出現了很多地方積極主動地行動起來。有福建漳州的漳平的法院去幫助民工追討的，有地方的公安。西安有個成功的做法：每年到年終這一段時間，西安就把相關的部門集中到一個投訴大廳里頭，方便民工去投訴，使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無縫銜接。西安已經做好多年了，但它每年就搞那一陣風。

我們十年前關注的王斌余案，就是這個民工去討要工錢，投訴無門。找勞動仲裁，踢到法院，法院讓找勞動仲裁。一個初中沒畢業的哪懂那么多的法律知識呀？家里又急著要錢，不知道怎么辦。那怎么去幫助他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中央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依憲治國，這些精神是很好的。怎么來推動貫徹落實？我考慮提出一個建議，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不是單純地就事論事地去解決民工討薪問題，但是是總體宏觀上促進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也把民工的問題作為系統問題中的一個來綜合考慮，提出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考慮建議，一個要在我們的政法系統進行憲法教育，開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基本教育運動。通過學習教育運動，來整頓政法系統的干部。對政法系統的干部系統進行一次清理。通過學習，要明確政法系統，公安機關，人民的公檢法，這些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工具，依法如何去實現這個職能。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懂得這些基本的理論知識、原理。

再一個，就是考慮從社會面上，來系統地發動大學生利用寒假、暑假，在黨的領導下，由學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師，來集中地進行簡單地培訓、普及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法學理論知識，學習憲法的基本精神，學習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基本知識；然后由學校老師帶隊，進行一個普遍的各行各業的勞動保護的普查，幫助民工訂立規范的勞動合同，維護民工的權益。在各個地方，在基層，追討民工討薪的事情也可以集中地學習西安的“一廳式”辦理，行政執法、刑事執法無縫對接。要把大學生的力量動員起來，來促進貫徹落實。單純靠現有的行政執法機關，人力不夠。像太原這樣的，當地的官員和項目資方都是勾結在一起的，每一個項目背后，你一查它的關系鏈條，往往都有官員。這些靠他們自身糾，是糾不出來的，只有靠外力。大學生作為一個新生的力量，跟當地沒有直接利益關系，可以介入到這里面來。對大學生，也是一個普及、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機會和實踐鍛煉的機會，來參與到這個事情中來，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幫助民工也去普及、學習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憲法的基本精神，特別是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這些知識；在民工當中，普及教育，幫助他們維權，教他們理論知識，把民工當中的優秀分子也吸收到黨員隊伍當中，建立黨組織，吸收到黨組織當中來。也幫助基層工會整頓，建立工會。以后經過這樣的一年兩年的系統化地集中行動，建立常態化的機制。基層民工有黨的組織，工會組織，能夠去把原有的情況進行一番清理整頓，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事情做好的話，是能夠起到一個綜合性的效果。一個是加大了對全社會普及，宣傳了依法治國的四中全會精神，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查到很多的資本家違反法律的問題，甚至背后會牽扯到官員的腐敗利益鏈條的問題。我覺得這也能起到一個配合現在的官方促進反腐敗斗爭的深入發展，也能夠發現很多線索，把這些線索提供給紀檢監察部門，促進這方面的工作系統地解決。

這里面會不會有人提出來說，這個東西，你現在一搞得嚴了，工人的權益保障實現了，那么很多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會不會反過來又造成大面積的工人失業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去看。一個來說，很多項目背后是有官員腐敗的，真正追查官員腐敗的所得，來解決民工的權益，這不會造成失業；另外一部分，可能會有一些中小企業私人企業，是微利收入，不能給工人上社保，上了社保企業就經營不下去了。可能會有這樣一些低端產業有這些問題。那么對這類情況、問題，我覺得國家應該相應地出臺一些扶持政策，使這些企業能夠成活，給他們介紹與國企配套發展生產，正好是一個調整所有制關系的機會。國家拿出更多的財力，特別是反腐敗的所得，來發展公有制企業，來解決工人的就業問題，更好地改善、保障勞動者的權益、福利。這是我從這個事件提出的一些綜合性建議。

李偉：

我就在想，出了什么問題？就好像看病一樣，先要把病癥搞清楚，你才能講出方法怎么治。你連病癥都沒搞清楚，你去治啥？

太原這個事件是太典型了。咱且不說民工討薪本身就是個大問題，它是兩個大問題：討薪是一個大問題，你司法系統派出所民警居然把討薪的弄死了，而且照片在那擱著，影響太惡劣了。當然這個問題太典型了，而且又出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所以我就老考慮問題出在哪了？我認為整個我們黨的系統全都是百病纏身。從淺里說，老百姓馬上就會說了：你不剛開過黨的四中全會嗎？怎么就出了問題啊？人家說你那是真的假的啊？怎么下面就不聽了呢？該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干得這么惡劣，揪著頭發踩著頭發，這到什么程度了？還有點人性嗎？

就在前不久，有個演員去世了，仲星火，他當年演的那個馬天明，那是五十年代的榜樣。我記得我九十年代參加政法系統一個內部會議的時候，當時我就說了，馬天明的形象，公安部政治部主任，還有監察部部長都出席那個會議，我特別就提到那個馬天明的形象問題，當時還頒獎，特地把仲星火請去。你看看五十年代的民警是一個什么樣子，你再看看我們現在的民警是什么樣子？這個差距就太大了，有很多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會出現馬天明這樣的形象？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培養了這么多典型。你從最早開始，孟太開始，一心愛廠，勤儉持家開始，到了這么多英雄，雷鋒，都能樹起來，經久不衰。你說我們這三十多年了，樹了幾個英雄？樹起來了幾個英雄？按說我們每年不少啊，什么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都沒樹起來啊。為什么？我就老考慮為什么就樹不起來，而且現在這么大的宣傳手段，電視嘩嘩地，在那一講，痛哭流涕的，很感人的。說實在的，那時候我們有什么？主席就一句“向雷鋒同志學習”。我64年還在上初中呢，我們那時候的世界觀就是從那時培養起來的。我記得我們上學時看的是《青年修養通信》。書的作者是個教育家，以前當過濟南學校一個領導。我們看的是這個，培養共產主義理想。現在我們從86年以后，精神文明建設就公開取消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所以我特意寫過一些文章。從那以后，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沒有了。

你現在剛開完四中全會，為什么底下就不貫徹呢？你黨的性質有問題呀？我們可以作各種推測。一個就是底下的經理說了，甭聽那些，那都是假的，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咱們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第二個，黨的性質到底組織他們學習了沒有？還有沒有基層組織？所以我上回寫了個東西，我說現在改革開放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把我們基層黨組織給弄沒了，經過一改制，一私有化，沒有基層組織了。黨員都成了散兵游勇。

馬克思主義有套原理，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是不能在工農階級中自發產生的，它需要灌輸，需要教育，需要培養。北京晚報登了一個“要用儒家思想來培養世界觀”。這不是胡鬧嗎？是從儒家，從傳統文化當中，這可能嗎？傳統文化我們搞了幾千年了，現在拿這個來替代馬克思主義了。這個也是對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個諷刺。我是公開否定這個的。我上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你底下警察對我們勞動人民兄弟就這么個態度，這價值觀出了問題了。你宣傳這么長時間了，你這個核心價值觀都樹不起來，可見你價值觀是假的。所以當時我就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兩個字：勞動。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我們的價值觀是從斗爭中來的，不是通過別的什么產生的。你現在要搞清楚我們的價值觀是從哪里來的？是在與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產生的。你得灌輸，你得培養。社會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這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基因。我們現在警察到了這種程度，你看司法系統，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千萬別把它當作一個個案。

……我們出了大問題了，完全是黑白顛倒，臺上說得天花亂墜，臺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基層警察到這個程度了，是上梁不正的問題啊。我們各個系統都出大問題了。

還有，本身民工討薪就是個大問題。你連個資本主義都不如。連工錢都不給，奴隸還有口飯吃的嘛。這本身就是個大問題。這么多問題，一把一把的。過去我們各個環節都很齊全，中央作指示，嘩，一下子就貫徹下去了。各種會議學習都有。現在有學習嗎？你以為你這個好思想就能靠儒家思想立起來，那是胡說八道。你否定勞動。勞動光榮，勞工神圣。那《國際歌》也早就講了：勞動創造一切。現在搞什么12個，要背下來。我才沒功夫背。

核心價值觀，老百姓要一聽就懂，一學就會。你這才能推廣開。弄什么12個，簡直胡鬧。連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都搞不清楚。我們現在各個系統都出了大問題，哪個環節都出了問題。它不是個孤立的事情，很反映我們黨的各個方面。可這些問題是怎么造成的？說明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方面你要不作調整的話，資本主義惡性競爭，中小企業也競爭，最后是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不給工資，不就這個結果嗎？咱們跟資本主義接軌，就這個東西。從經濟學上講，已經很清楚了。然后黨的建設出了大問題，太大的問題，你什么都貫徹不下去，黨員也不組織學習。現在我們把黨的建設都交給電視了。現在我們的黨組織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現在習近平就應該抓思想政治工作。從上到下，買官賣官，這叫什么東西呀？連把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這些最基本的是非我們都要去培訓培訓，可見我們這個黨校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了。丟人啦！說實在的，現在我們的干部都到這種程度了。

咱們今天談這個事情，你說怎么對待教育？都開了全會了，還不是教育嗎？貫徹了沒有？你底下黨組織干什么去了？我們先把問題搞清楚，解決問題下一步再講。

郭松民：

討薪這事，十年前烏有之鄉就討論過一次，現在又討論，說明問題沒有好轉。左翼還是要關注底層，關注勞動者的權益。這是左翼該干的事。

討薪我自己有一個切身的經歷。我也參加過討薪。去年這個時候，我的一個非常遠房的親戚，大約是一個村里的，他在山西臨池縣的一個地方，是個小包工頭，帶幾個農民工在那里承包一個裝修工程。然后到了年底，要不到工錢。不光是自己的工錢，還有底下一堆工人的工錢也要不到。他就找我，因為我在北京，似乎還有一點影響力。他找我，我也沒轍。然后我把所有的資源都調動起來了，就說我有同學在建設部，還有同學在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還有同學在太原做生意，生意做得似乎也不錯。我就一一給他們打電話。有的是很長時間不聯系了。所有這些關系都調動起來，但全部都沒用，根本就到不了那個縣城里去。

當時離春節只有兩三天了，他就給我打電話說：哥，那我準備去爬塔吊。我說你爬塔吊今年就別想過年了。他說我不是真的往下跳。我說，但你肯定會在看守所過年的。后來我說，那我給你試試另外一個辦法吧。我說你到縣政府門前舉個橫幅，就說農民工討薪，拍張照片，趕緊走，不然警察會把你抓了。你拍完了，就把照片發我。后來他發給我。我就在我的微博上發出來。然后前面寫了：中央三令五申，不能欠農民工的工資，你們這個縣是怎么搞的？然后就@它的官微。當天下午，他們的官微就發給我私信說：我們正在處理這件事。第二天早晨，我剛剛起床，他就給我打電話，說：哥，他們要給我錢了。我說很好啊。他說他們要你刪微博。我說這沒問題，我肯定刪。他說我現在就在他們辦公室，錢就堆在桌子上，就等你刪微博，你那邊刪微博，這邊就給錢。17萬，幾個人的。我就說：馬上刪。就刪了。然后又過了半個小時，我又打電話，說你現在在哪兒呢？他說我現在在銀行，正在存錢呢。

就說這個，實際上，從基層政府來說，它還是特別害怕輿論的監督。這個也是中國社會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在互聯網時代前，信息是在官僚體系里封閉運行的，而且主流媒體也控制在他們手里，所以很難動用輿論監督的方式，但是到了互聯網時代以后，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媒體，信息已經在官僚體制之外運行。這個其實就給我們幫助勞動者維權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非常好的工具。

現在欠薪這個問題，山西是個非常嚴重的情況。這里面透露出一個什么問題呢？

討薪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應該從這幾方面入手：像這樣一個個案，我覺得我們應該動用我們自己能掌握的輿論和話語，來關注山西這樣的事情。李民騏他們在海外發起了一個簽名活動，很多人都簽了名。提出了嚴肅處理這樣的事情，第二個要出臺措施，系統性地解決農民工欠薪的問題。對這個個案要揪住不放，要爭取有個滿意的結果。

還有一個，從長期來看，包括工會的問題，包括在憲法當中恢復罷工權利的問題。我認為這些都是改變欠薪問題的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改變作風，調整它的政治路線，這是一個方面，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這個方面。另外一個，要寄希望于勞動者這個權利的成長，然后通過這種成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趨勢也是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就像我剛才分析的，為什么欠薪問題會這么嚴重？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嚴重依賴于對海外出口。那么經濟為什么嚴重依賴于對海外出口呢？就是因為內需不足，我們的產品國內沒有購買力。內需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房地產價格太高，等等。但是，與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太低是有關的。提高勞動者的權益，然后擴大內需，這個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王立華：

我想了四點：

一、大家在一起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是極為必要的。為什么呢？一個勞動者辛辛苦苦勞動一年，不但自己搭上錢去吃飯，最后她的勞動所得還不能得到，當她去討薪的時候，還被活活地打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嚴重的丑惡的社會現象？如果我們不給予足夠的關注，天地不容，良知不容！就根本談不上共產黨人的原則。

烏有之鄉組織這個活動，我覺得搞得好，是代表了人民的關注，代表了全黨的關注。對太原這個事，廣大黨員不同意，全體人民很憤怒。因為這種現象屢見不鮮，現在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竟然因為討薪而被活活地打死、打傷。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呼吁，引起全黨更高程度的關注，引起全社會更高程度的關注。決不允許這樣的現象再度發生。

剛才說到國家部門有了政策，我覺得很好，但是，我在網上查了很多遍，第一，這個政策沒看到；第二，我們的主流輿論沒有足夠地關注，基本上不關注。中央電視臺天天報道的是什么？那亞航客機怎么去打撈那個黑匣子，那跟你有什么關系啊？你沒有什么可報道的了，報道美國的雪怎么下得厚，報那個歐洲什么擺得作秀怎么去示威。不是說不該報，中國人民關注的大事，中國社會那些根本問題，你為什么不關注？你的立場、感情為什么就在這些關鍵性的問題聚不起焦來？難道不應該問一下嗎？

如果我們黨不關注工人、農民的疾苦，我們這個黨就會失去民心。最后，就會丟掉政權。如果我們的輿論不關注，你這個輿論就是脫離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好在新媒體關注人民關心的事情，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和社會上的積極力量、正能量，還在反復地大聲地呼吁，讓全世界關注。關注勞動者的悲慘命運，來改進我們黨的工作，改進我們的政府工作。這種輿論必須是排山倒海的，而不是遮遮蓋蓋的，因為這是非常關鍵非常本質的問題。我們號稱人民當家做主，號稱工農是主人，可是工農的遭遇就是這樣的遭遇，能行嗎？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剛才大家講了很多，原來我也有一種不大準確的認識，以為這是那些稀里糊涂的私資外資干的。可是我一查發現，這是全資，不是私營企業，也不是外國企業，而是國有企業。事件是國企，是號稱經歷了改制，變成了現代化企業的國企，引進了大量的自由資本，完了之后，國企控股。你是現代企業制度嗎？有這樣恬不知恥、黑惡的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嗎？過去我們看到的是那些草臺班子弄的企業，那些騙子企業，在這個地方，最后糊弄老百姓，你國家的建筑企業也干這種事嗎？而且，這個企業我就發現，改完之后獲得了一系列的先進這個先進那個，先進質量先進管理，等等等等。你怎么就連一個女工勞動了一年的血汗錢都發不了呢？你怎么在人家討薪的時候就找人來把人家打死呢？你這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統帥下的企業嗎？你這怎么改的制？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嗎？你這改制是改先進了還是改落后了？是改文明了還是改野蠻了？就這樣，你還這先進那先進，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你改制到底改的是什么？

本來，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的載體，在公有制企業的管理下勞動，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為什么呢？這企業是我們自己的，是人民的，是工人階級的，是勞動者的。最后為什么這勞動者不但干活不給錢去要錢回家過年，給孩子交學費，給老人孝敬一點的時候，怎么能被活活地打死呢？

這些年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大問題，方向性問題，根本性問題，根本性地顛倒。為什么呢？一個是搞私有化，把國有企業人民的企業看成是落后的，只有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化公為私，才看成是先進的。把大批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變成他們家的，這就是先進的嗎？這不是人類歷史上的絕對顛倒嗎？有半點正義性嗎？有半點進步性嗎？第二是內部管理的資本化。工人階級本來是我們自己企業的主人，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應該參與企業管理，應該享受企業的發展利益進步利益和利潤的。結果你弄得人家干了活都不給錢。你這倒是效益高了。為什么少數人得利了，廣大的工人階級又變成奴隸了？你這是進步的改革嗎？這完全是反動的改革。還有任何疑問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也沒有，只有在奴隸制社會有，拿人不當人。把人看成牲口，看成奴隸。可以任意宰殺。不應該反思你的改革方向嗎？國有企業怎么改革？國有企業必須是人民的，人民的企業不能化公為私。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憲法規定的。第二，國有企業必須人民當家做主，勞動者當家做主。勞動者當家做主，能讓自己干了活不給錢，去討錢的時候還被打死的嗎？所以，我們建議我們的黨和政府，要認真地反思、總結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道路問題，對那些野蠻的錯誤的反動的改革，必須堅決地糾正！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到底是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

你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一個辛辛苦苦最底層的勞動群眾逮了去打死。老婆打死了，男的打斷了6根肋骨，而且多長時間不立案。最后因為他一個親戚在媒體，有點影響，才勉強立了案。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啊？我說這種現象不是發生這一次，而是這些年來，這個時期以來，屢見不鮮。人民的警察，人民的政府，變成了為黑惡勢力看家護院保駕護航的了。在這兒就是這樣體現的。這樣說它，一點都不過分。我們想想，這是什么情況？剛剛進行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他們這搞了嗎？這不就讓人民劃上了個問號嗎？你搞沒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啊？我們確實看到在全國，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在很多地方，是扎扎實實走了過場，根本沒有把黨的精神落到實處，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實處。這不是一兩個民警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層層領導，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如果說建議的話，我們這個黨，如果說去年搞了一年教育實踐活動，今年應該搞清黨整風，把那些黑惡勢力從共產黨里清除出去，否則就會由一個代表人民的政黨、代表進步的政黨，變成一個反動的政黨，必須徹底清理。當然，我們看到，現在力度比較大，尤其是中紀委的動作。中央確實是豁上命來在干這個事。但是，中國共產黨光是中央的幾個嗎？你各級政府干什么啦？到現在都沒有一點動靜。包括那個吳起。老百姓不光是干了活沒錢的問題，連自己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都保不住啊，讓那些權貴拉了去賣淫啊。你要不干，就把你打個死去活來啊！就這樣，你當地政府作出什么反應啦？你那個吳起的縣委書記再往上市委書記省委書記你有什么表現？表過態嗎？要是你的女兒被人拉了去賣淫，你會怎么辦？根本就沒有跟勞動人民站在一起。所以，整風、糾正作風在路上，叫我看，剛剛開始，還差得很遠。第三，必須徹底地整頓。多少年積累的殘渣余孽這些問題必須認真地清理，不能過高地估計我們的形勢。任何過高的估計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問題大著呢！

最后一個，根本理念問題。我們改革到底是為了什么？我們執政是為了什么？中國共產黨要往什么方向走？

我覺得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個討薪被打死的問題，實際上牽扯到多年來所形成的這些反共反人民的理念在深層地發揮作用。為什么說他反共反人民呢？共產黨是要共同富裕的，是要人民當家做主的，這不是最基本的嗎？經濟上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當家做主。但是我們想想，我們的改革方向在往什么方向跑？所有的改革，我說在很多地方，都是把人民當奴隸的改革。前段時間的昆山，一下子炸死了七八十個人。后來，我看了你們有一篇文章里說：“拉來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的，是親人；能讓別人投資的，是能人；誰讓投資者不高興的，是罪人。”還有，“資本家你剝削得越多我們越高興”。你那還叫人話嗎？不用說你是個共產黨，連國民黨它敢這樣講嗎？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它敢這樣講嗎？突破了人類正義的底線！哦，“誰讓資本家不高興我們就讓誰不高興”，這都是公開提的口號，而且這種口號，還不是在一個地區，在若干個地區，若干個開發區，都是這樣的。拿著腐朽當神奇，拿著落后當先進，拿著反動當進步，把殘害人民當政績。這不是一個根本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嗎？人類歷史有這樣干的嗎？這套口號拿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去，哪個政黨拿了去，哪個政黨一定是敗選的。不是這樣的嗎？就拿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去，除了那些慘無人道到最后土匪橫行的社會去，誰敢這樣講啊？那皇帝還得過幾年就要兼并豪強啊，哪有你這樣去培養那些壞蛋的？只有在原始的奴隸社會敢這樣，包括西方的農奴制社會。那些西藏的奴隸主、頭人敢這樣干，敢說這樣沒有底線的話，但是竟然成了我們一個地區的發展理念。我們不該清理那些反動的腐朽的泛著奴隸制臭氣的價值觀嗎？你連封建社會都不如，你連資本主義社會更不如，更談不上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討薪問題。這個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是一個執政理念問題。盡管我們黨中央我們憲法有規定，但是到了下邊，這些年被一些反動的理論家忽悠，這套最腐朽最落后的東西，好像成了法寶了。不清理能行嗎？那些輿論之所以在這些問題上禁言或者不吭氣，實際上是價值觀沒改過來，沒有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的東西，指導我們去形成一種正確的社會輿論。不就這樣的嗎？沒有落實黨中央的一系列要求。

李先生：

太原發生的農民工討薪被打死，尤其是死后仍被警察踩著頭發的鏡頭曝光后，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慨。這種駭人聽聞、滅絕人性、野蠻暴戾的慘劇發生，令人震驚又發人深省。

聽到這個消息，看了這個畫面，除了感到憤怒之外，又感到幾分悲涼，心里像堵了塊石頭。我總在問我自己：這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還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毛主席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發生的？

盡管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在一個以充分調動人的私欲為手段的社會里，在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形勢下，任何難以想象的奇事、怪事、爛事、丑事都可能出，并且告誡自己，在出了這些事時不要大驚小怪。可是，每每出現這些事時還是吃驚不小。不說這件事，最近幾天的“病死豬加工銷售一條龍”、“高價進口外國洋垃圾”、“婦女代孕條系列”等等都讓我感到憤怒、震驚！搜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下為什么。

回過頭來看，具體對“農民工討薪”問題談幾點看法。

一、“農民工討薪”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多發問題，其屢屢發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出現的必然性。

主要原因有三點：

1、“三農問題”是“農民工討薪”問題產生的根源。自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生活難以維系的農民越來越多。農民工當然會越來越多。這個問題自然會越來越多。

2、工程建設管理等方面的不規范和腐敗必然導致這個問題的發生。比如某些工程經層層轉包后，到了最后施工的包工頭手里，資金已被層層扒皮后所剩無幾，資金鏈條一旦斷裂，農民工的薪金必然到不了位，這樣討薪的問題自然就出來了。

3、社會誠信的缺失。整個社會的誠信早就出了問題，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員把撒謊當飯吃，層層相騙：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欺騙、忽悠、撒謊、吹牛成了常態化，信用的缺失導致欠債欠薪有理。

二、“農民工討薪”問題，是長時期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連法律、法規等都難以解決的問題。

1、“農民工討薪”問題是根植于私有化土壤里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私有化的問題一天得不到遏制，得不到改變，它就會頑強地表現出來。

2、為什么說連法律都解決不了呢？從憲法的角度看，憲法上根本就沒有農民工這個詞。如果從設想建立一個保護“農民工討薪”問題的法律角度看，除了有個執行不執行的情況外，農民工兄弟想打官司，錢從哪里來？時間耗得起嗎？

三、解決“農民工討薪”問題，根本出路是回歸社會主義道路，有待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

1、回歸社會主義了，勞動人民的天下了，還有“農民工討薪”問題嗎？社會主義條件下，農村通過集體化逐步實現城鎮化，像華西村帶動周圍20多個村子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道一樣，農民工也就不復存在了。

2、回歸社會主義了，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了，上層、精英、領導甚至鄧大人們“都要看群眾臉色行事”了，還會有“農民工討薪”問題嗎？

3、黨風和社會風氣好了，根本就不會存在類似問題了。

四、解決“農民工討薪”問題，當前要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反對極端個人主義，應把集體主義確定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當然回歸社會主義是一個長過程，就像治病一樣。人們常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一絲一絲地抽，病才會一點一點地好起來，著急不得。要治好社會上的病，時間會更長，難度會更大。

就目前來說，我認為要回歸社會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要在社會上倡導和弘揚集體主義精神。

1、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支柱。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公有制，這是和幾千年來傳統私有制的一個根本區別；公有制相應的需要公有思想；所謂公有思想如果簡單地說就是集體主義思想。為什么要學習雷鋒，就是因為“學習雷鋒好榜樣，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為什么要宣傳郭明義？就是他信奉的“幫助別人、快樂自己”。社會主義倡導“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信奉“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主張大公無私、先公后私等等。一句話——做任何事不要只想著自己，不管別人，這是我對集體主義最通俗的理解。試想雷鋒他們不正是這樣做的嗎？

2、集體主義思想是與資本主義等私有觀念格格不入的。私有制以來，所有剝削階級都是信奉個人主義、排斥集體主義的，比如資本主義社會倡導“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等；而且有的還把個人主義推到了極致，主張“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認為人要是不為自己，天地都不會容你，多可怕！實際上恰恰是這些極端個人主義把社會，把世界搞得暗無天日，搞成了人間地獄。當前官場上干部的腐敗也好，社會上制假販假、坑蒙拐騙也好，一些人的搶劫盜竊、殺人放火也好，哪一個不是個人主義私心膨脹、私欲橫流的結果？

3、集體主義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前宣傳的所謂24字核心價值觀，根本反映不了社會主義的特征，是其它社會共有的，而且啰嗦、復雜、重復、難記，以致出獎金鼓勵人去背都不行。

核心能有這么多嗎？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字說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故弄玄虛還是裝糊涂？還是別有用心？

司馬平邦：

農民工討薪，已經不是一次了，二三十年來的這么一次，也是因為一張照片，把人打死了，還要踩在人頭發上的照片。我覺得這是這件事的核心。這次能成為特例，有這么一張照片，喚起人們的良知。

實際上很多討薪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對這種事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在互聯網上，已經接觸過很多這種事。這次確實是觸犯了人類的底線。這次還有一件事，就是警察把人打死了。

兩三年前有一張照片，就是重慶特警為農民工討薪，荷槍實彈。把這兩張照片放到一起，其義自現。當年為農民工討薪的警察現在也在監獄里，李陽。警察打死了老百姓，討薪的女工。你警察本來應該是幫助農民工討薪的，結果你把討薪的人打死了，你站在哪個立場上？你是干什么的？我覺得這里面真正的罪惡，還是我們政府里的某些部門。在這方面的認知，李偉老師說的仲星火演的《今天我休息》，現在的警察在某一片段上，某些人群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王八蛋當了警察。

你完全想把討薪事件消滅掉，客觀講，不可能，但是，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你作為一名人民警察，你該怎么處理？你可以去維護秩序。山西省政府，我和松民都去過，那里頭浩浩蕩蕩，討薪啊，維權大軍多了去啦。如果警察都是這樣的話，那早就發生了巨大的事件。

實際上，擁有媒體，擁有話語權傳播，對老百姓來說，非常重要。這次如果沒有那張照片在網上傳播，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之前也在烏有之鄉做過類似這樣的表態。我覺得，中國已經這樣了，很多老師也很憤怒，但是還有一點問題，三四十年的積累，毛主席時代一共27年，現在改革開放已經超過了這個時代，已經37年了。有一句話：積重難返。很難扭轉過來。中國已經這樣了，重要的是我們怎么在現實的基礎上做一些具體的有用的改變。我剛來時，聽到小范說的，我覺得很同意，就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做一些更多的普及的有意義的積極探索，這是有用的。

你從本質上來分析，實際上很好解決，但是，從具體事上，我覺得確實很難。比如說，叢林法則，企業之間競爭的叢林法則，甚至到人和人之間的叢林法則，政府內部的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這個事情你說是反動的，但是就是充滿了全中國各地，中國到處都是這樣。甚至在中國社會的叢林法則遠遠超過了西方。但這也沒辦法。這時候我覺得有意義的事就是：你如何在叢林法則中成為一個強者或某一部分的強者。農民工討薪這件事，強者在于她照片終于被放出來了，利用新媒體，所以把這件事顛覆過來了。你不利用新媒體的作用，你就會讓農民工白死。

還有一個問題，我同意松民說的，我們作為左翼，應該勇于面對這個社會，勇于面對社會的競爭。我們不管是跟貪官污吏競爭，不管是和右翼的競爭，要勇于競爭。首先必須接受現實，勇于競爭。沒有競爭，你總是保持憤怒，最后你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現實。

我覺得這次農民工討薪事件，有一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比如新媒體的利用。我們有沒有一個可能，烏有之鄉以后給弱勢群體提供一個平臺，一個梳理的，總結的和提供有效方法的平臺，然后利用新媒體釋放出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我之前也做過農業類的網站，這個事確實很多，但說實話，這兩年比以前少了。也是因為新媒體的大量釋放。當媒體被管控，完全沒有新媒體滲入的時候，確實很難。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和接受社會這種叢林法則。不管是反人類的也好，不管你說怎么樣的也好，但是在中國社會，它就是一個政治合理性。我們想幫助弱勢群體能夠少受害，那就在局部進行有效的競爭，利用新的手段進行不同的競爭，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意義的。

剛才王老師也說了，太原農民工討薪事件發生以后，中央電視臺還不斷報亞航事件。這很正常。中國主流媒體已經徹底完蛋了，腐化墮落了，整個都完蛋了。他們的神經是美國的新聞思路，是西方的。通過這種認識以后，我們更加珍惜烏有之鄉這種平臺，珍惜新媒體這種平臺。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可以談一談我們如何利用手中的自媒體新媒體來做些更有意義的事。當然有時要把心中的力氣和火放下，沒有辦法。我們看得更多的，就是一點一點改變，期待中國從小到大地改變。同時有一點，中國即使在改變，也很難回到以前。……中國還應該向更好的方向發展，然后在和惡的競爭中表現自己善的強大。

很多討薪事件是和民營資本化的運作有很大關系的，大部分都有這個問題。我們還要找到問題的根源。昨天全國好多城市都搞出租車大罷工，一罷工以后，老百姓也覺得和自己有關系，政府也比較緊張。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企業所有制的問題，民營化，灰色的民營化。這時候談到維護出租車司機的利益，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那可能就涉及到對企業有些部門有些局域的企業的所有制進行重新探討。現在混合所有制只是把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國有企業混合為民營企業，或者把民營企業資本混合進去，變成股份制。那出租車罷工，解決問題就是真正把一些灰色的股份制、民營所有制改回來。你重新混合吧，允許國有資本進去。如果不在這方面進行一點改變、滲透，政策更靈活，我覺得這也很難。當然也需要一些媒體的支持。這才能維護出租車司機的利益。我想在這方面，我們也應該多提供更加有意義有價值的這種方式和思路。

我個人看這個討薪事件有憤怒是因為那張照片，沒有憤怒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但重要問題是在某一點上應該做一點突破和提出有建設性的想法和意見。

黃紀蘇：

其實前些日子在中央電視臺也看到過，當時也是生氣。這種事以前經常發生，司空見慣的。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說。一個是從事實層面上，的確有些東西可以把事情的本身讓它更全面一點更清楚一點，但是我覺得不管怎么說，無論她是被打死的還是怎么樣的，我覺得有一點，都是很清楚的，哪怕她是被氣死的，也不改變這個事件的本質。你想，丈夫、兒子，活生生地被塞到車里去了，她能不生氣嗎？這個事它其實是向我們提示了或者再一次提示了或者是第n次第100萬次提示了中國社會的性質。

剛才有些朋友其實也提到了中國社會的性質。說白了，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我覺得這些方面我們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記得前幾年，聽一個朋友吃飯時聊天，他說他們那政府大樓跟政府官員住的只隔一條街，但政府官員上下班得走專門的地下通道，因為政府門口都是那幫討薪的，什么亂七八糟的，基本上都是告狀的。他們就沒法接觸這些，他們就得繞著走。后來就挖了一條地道，就從這個地道過馬路，然后上班。他說平時我們這些官員接觸的，都是資本家。

這些都是事實，我們要談解決方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記得前幾年開會的時候，當時他們也在說反和平演變，等等等等，我說不早和平演變完了嗎？現在社會主義你們已經退到了自己的太廟，退到了自己的旗桿，退到了所謂紅色旗桿下面方圓一平方米的這么一個地方。我說你們還好意思講別的？我說這是一個事實。剛才也有網友說到廣大黨員什么的，其實廣大黨員都不怎么樣的。坦率地說，因為當我們說到這個黨的時候，實際上黨員，沒準有些要飯的，有些修車的，有些上訪的，有些討債的，他們也是黨員。你說這些黨員，說明本質嘛，其實當我們說這黨的時候，它其實是官僚體制。上上下下的這些官員，黨現在已經完全化為國了。我覺得這是一個事實。剛才松民、平邦，其實都講了一個積重難返，其實也是說的這么一個意思。江澤民2001年接見日本記者的時候，其實他說了一句話，比大家說得明白得多。他說你總不能讓我們共產黨人代表窮光蛋吧？其實把話都說得特別明白了。我們還好意思扯些別的嗎？人家都把這事說得很清楚了。

在這么一個現實的基礎上，我們再來討論怎么維護勞動者的利益。

剛才也有朋友說到我們應該建議黨中央怎么的，我覺得都沒關系。我就說，我們自己能做什么？我記得2011年的時候，當時不是重慶也有討薪嗎？后來因為武警巡邏的時候，正好又碰到了那幫資本家了，然后搞了一個帶槍的討薪，然后把那薪水討回來了。我記得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農民工討薪六法》。就是有六種方式：用命討，用嘴討，用刀討，用政討，還用德討，用法討。其實我那篇文章是比較悲觀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我們要實事求是，沒有必要對現在的一些說法負責。我們是求真的人，是搞學問的人，我們要對事實負責。我們只對真相負責。其實我覺得就這樣一個事，我覺得總體來說，我當時提出六法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沒有什么辦法。但是剛才，聽松民一講，我覺得還有七法：還有一個網討。網討的本質是什么呢？就說我們應該建立一種社會主義民主。這是我們能干的事。當然我們可以說，讓黨中央當好清官，為人民說話，替人民作好主。前三十年是這樣的，確實是替人民作了主，基本上是這樣，政策是傾向底層的、工農的。你說真是工農領導嗎？也不是。還是共產黨精英在里面領導，但是他們替人民作主了。人家愿意替人民作主，他要不愿意替了，就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把錢一扔，你們搶去吧，誰有本事誰就去搶。這是我們這三十多年的一個事實。

我前些時在北大開了一個會，談中國超常規發展這么一個模式，中國經濟怎么解釋這么個奇跡？然后它有一項超常規發展。當時上海的一個資本家算是儒商，他作的一個報告，當時在林毅夫那塊。他談他的體會，那就是剛才有位老師說的，不是能人、恩人什么的，其實，就是這么回事。資本家現在就是他們的恩人。他說我們在江浙一帶投資，那就是由那些政府、官員，鞍前馬后地一路保駕護航，特別順順當當的。其實就把這件事講得清清楚楚了。

其實，簡單地說，就是我們需要做點什么？應該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從民間開始做起。我們能夠做什么就做什么。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我們要回到現實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比較現實主義的。就說，我們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我們能夠做些什么。比如小郭做的那個，我就覺得比較有啟發性。比如我們在互聯網上，在新媒體上，我們就建立一種有利于底層民眾的話語權。用司馬平邦的話說，你也要有話語權，你也要有這種力量。你沒這種力量，都是沒有用的。我們在這塊要做點什么。當然啦，對于中央，他們也搞一些利民啦，為老百姓，比如說反貪啦，我們樂觀其成，我們也支持，但是我們也要認識，中國已經承載了三四十年這樣一個社會性質的現實，你要說上頭有什么規定，馬上就能辦到，根本就不可能。就說我們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海英：

我就是太原人，這次太原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對那個被活活打死的農民工，還有被打傷的農民工，從心里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對于太原的警察，出現這樣的行為，本身我并不感到意外。因為我自己就親身遭遇過他們這樣的一種野蠻的對待。

幾年前我和陽和平老師，一塊帶著我們學校的大學生去參加社會實踐，就在太原市礦機，一個大型國企，當然已被改制了。所謂的棚戶區，那個五六十年代蓋的整個的一個工廠的宿舍區。工廠改制以后，新的領導就要把宿舍區推倒，蓋高樓，賣給房地產。但是對于怎么去補償老職工這樣一個住房，沒有談妥就要強行去拆遷，這樣就激起國企老職工的反抗。他們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到山西告狀，到北京告狀。我呢，我和陽和平老師和他的女兒（一個美國的女孩子），我們就去那個現場調查情況。就在我們和工人聊的時候，有兩個長期在那里臥底的密探，一高一矮，穿著一模一樣的T恤，鬼鬼祟祟地走了。工人立即指給我們看：告密去了。過一會兒，幾分鐘的時間，警察就來了，圍住我們一再盤問。我們后來就帶著學生離開了那個地方。但走不了，警車一直跟著我們。我們走到哪，警車就跟到哪。來的警車越來越多，最后連市政府、外事辦的人都驚動了。因為陽老師長得跟外國人的臉一樣，還帶著他美國的女兒。那么多警察就把我們堵在路上。我們真要發出這樣的疑問：這人民警察你前面冠以人民二字，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場上？那些工人可憐到什么程度？就是人還在樓里住著，半夜那挖掘機偷偷摸摸就來了，就開始開挖了。人還在屋里住著呢！然后那些個開發商雇傭黑社會的打手，然后把那些老工人，那些抗美援朝的功臣打傷、打殘。他們都有照片，都有證據。那個時候警察一個都不出面，那個時候警察在哪里？為什么現在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那個地方剛出現沒多長時間，剛跟工人交談幾句，他們立刻就大批出現了，如臨大敵。他們到底在害怕什么？所以太原的警察出現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我并不震驚。這是早晚的事情。他們一定會有這樣一種舉動這樣一種結果。

我就想到，上個月是我外公誕辰100周年一個紀念活動。我外公是全中國第一個開展市長接待日的老市長。他五十年代就在太原做市長，所以我就在想，那個時候他把市政府的崗哨全部都撤掉，老百姓隨時都可進出市政府大樓。你要進哪個部門，就直接進去，沒有人攔著你。有人去告狀，找到家里面去，然后秘書攔住不讓進。他在樓上聽到了，他說讓他進來。他有什么冤屈他說了，如果能解決，給他解決了，他就不會來找我；如果不能解決，我給他講了，為什么不能解決，他明白后他也不會再來了。所以我就在想，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就沒有這樣把討薪的農民工活活打死這樣的悲劇，這樣極其丑惡的事件。為什么？因為那個時候風氣正，領導干部為誰服務的立場是對的。盡管他們在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這個立場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為什么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人民警察不再為人民說話了。

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剛才鄉長提了很多的方法，我覺得其實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要走正規的渠道，比如說，學生動員起來去進行普法的宣傳，還有進行網絡上的宣傳，網絡上的關注，等等。這是一條輔線，不可能成為一條主線。真的，咱們實事求是地說。不是說它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它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最根本來說，如果你共產黨這個系統，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立場出了問題，你光看那個輔線，它能解決根本問題嗎？解決不了。所以我覺得要兩手推動：一方面做民間能做的事情，發出我們的聲音，盡我們的力量；另外一方面，還是得實實在在把黨的工作抓到底。你說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效果在哪里？連省會城市的警察都這樣做，那你不就走了過場嗎？這事情你怎么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了那么久，我自己還為這個寫了一本書，都寫完了，我呢，24個字，12個詞，我都不能不打折扣地把它背出來。我是一個詞一個詞寫的，一個詞是一章。那你這樣宣傳有什么價值有什么意義？所以我覺得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走不到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沒辦法去記住它，它就是假的，就是空的。誰能記住那24個字12個詞？它并沒有體現出社會主義的鮮明特點。你放到任何一個國家，不都說得通嗎？我覺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這5個字“為人民服務”。它一下子就跟資本主義社會有了本質性的區別。資本主義社會是為資本服務，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為人民服務。這不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嗎？為人民服務可以作為我們黨判斷一切工作的標準。你這工作做得對不對，好不好？是不是為人民服務？這不是很清楚嗎？所以我就在想：中央那邊，就是國家那個主線，怎么做，我們可能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是我們可以發出批評的聲音。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輔線，我們可以探討，怎么去深入把這個民間的力量調動起來，發揮民間這樣一個作用。像我是大學老師，我們搞學生的社會實踐，至少從我來說，學生的選題，到他去做的方向，到他去做的步驟，我可以嚴格要求他，我可以帶著學生一塊去做，然后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接觸這個社會現實，幫助學生認清這個發展狀況。另外，還可以做什么事情，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張文茂：

這本身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按說你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別管你掛著特色也好，就這種現象，本來它不應該發生的，但是多年來屢屢發生。這本來就是一種悲哀。從道理上沒有任何道理可講。你把人家的剩余價值已經拿走了，工資本來就是人家必要勞動時間的補償，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補償，你還要拖欠。這個東西，資本主義法律不會允許。這個事情從道理上沒有任何道理可講。天理難容！

這種現象的大量出現，本身就是反映了我們社會這個改革走到這一步，一種悲哀。當然還是不是松民同志講的以我們現在經濟形勢所謂的新常態，就說在局部地區發生經濟上的萎縮，可能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幾率更多。這是需要關注的。

大家討論很多，我覺得道理上沒有更多可講的。我倒覺得現在特別值得反思的，第一，你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我們政府的執法部門、行政部門、勞動部門是干什么吃的？我認為現在的問題，這種現象大量出現，首先一個要追責的，是政府職能部門不作為。我們的公務員竟然是到2020年才基本解決這個問題。這叫什么道理？首先你表態的就是不作為，你就是縱容。要你職能部門干什么？解決勞資關系？你不是有仲裁嗎？仲裁了多少啦？為什么？恰恰是我們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導致我們的農民工投訴無門，就是該管的事不管。這個是我們首先要反思的。你標榜的是共產黨啊，是社會主義的政府啊，哪怕你是特色社會主義。你這個政府，我們不說你代表無產階級，起碼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啊？我哪怕承認你是超階級的政府，你應不應該一碗水端平？咱不說你是不是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以我覺得首先要反思的，是我們政府職能部門的責任。你的屁股坐在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如果政府都不作為，還要等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決，那我們的農民工沒有活路了。這個道理沒法講了。

重慶那時候是警察幫助農民工討薪，你要再往前說，有些人在重慶還指示重慶的公安局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列出一百幾十個大佬的名單重點保護呢！這算什么呢？老百姓心中有個對比的，他們心中有桿秤。

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就是政府的責任，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也是要譴責的。

這次事件最可氣的，就是我們的執法部門，這是我說的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執法部門，它不但不對我們這些弱勢群體進行法律上的保護，而且助紂為虐，這種現象是非常可怕的。本來他們那么一點可憐的報酬沒拿到，就已經是受到很大的欺負了，而我們的執法部門再去采取這種辦法，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的專政機關要變質，那是很容易的，很簡單的事情，別看掛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這個事情是很可怕的。如果我們的專政機關不是保護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變成了資本的工具，變成了資本家的看門狗，那么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性質可談？還有什么無產階級的性質可談？還有什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談？當然這個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發生這樣事件的地區，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我對這個事件感到最氣憤的，首先是你政府不作為。多年不作為，現在也不作為。如果你作為的話，我們有勞動仲裁機構，有法院，我們有規定，但是你不作為。其次，是我們的行政執法機關還要制造出這樣的事件來。出現這樣的惡警。這個無論如何，都是突破底線的。我表示深深地譴責。我覺得今后解決這個問題，從社會的角度說，我首先強調：第一，我們要呼吁：政府職能部門，你要有作為。這是第一位的。否則，你沒有資格領導，你沒有資格行政執法。應該是，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以后，一投訴你就應該受理、調查，應該給個交代。這樣才是正常的，不是逼著農民工自己去討。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成天說為人民服務，你到底是為誰服務？這個很簡單。不要搞什么理論。沒有什么理論可搞。你作為不作為，這個是第一位的。

然后第二位的，我覺得我們的一些，包括公安哪，也包括法院，包括檢察機關，我們的司法機關，從根本上一定要把所謂的維穩和維護人民群眾、弱勢群體的根本利益搞清楚。不要為了維穩，連保護誰、支持誰都弄顛倒。這個是根本的立場和原則問題。

如果說這樣的事情反復出現的話，決不是這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好兆頭，而是惡兆，是要出大事的惡兆。所以我也強烈呼吁，就山西這個事來說，我們的人民群眾，應該強烈呼吁，將這個事件的處理，包括違法致人死命的處理一定要公開。強烈要求你公開，要給人民群眾一個交代。

還有一點，我也贊同，在目前這種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維護農民工這種弱勢群體的權益。我覺得除了剛才說的政府要有作為，司法機關要保護以外，我們社會各界還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包括司法的，也包括輿論界的。我非常贊成剛才松民講的這種事情，就是從輿論上，從網絡上，包括從各種報刊的輿論上，通過各種渠道，把它揭露出來，把它曝光出來，因為這種事畢竟是不得人心的。我覺得，左翼的同志應該在我們基本群眾的維權上，將來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采取合法斗爭的手段，包括輿論的，包括網絡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違法的，而是合法的，也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我覺得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也包括景剛說的，組織一些大學生，都是可以的。但是，解決這個問題，主要的責任，第一，要監督政府要作為，不要不作為，不要等到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決。然后，要各界的幫助。當然，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的原因，或者說分析這類事情不斷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當然很簡單，就是我們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結果。這個沒什么可討論的。社會結構在轉型中的嚴重扭曲。我們這么多年來改革發展的一個真正秘密在哪嗎？真正的秘密就在于農民工群體。我們這么多年改革，真正犧牲最大的，貢獻最大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工。我們三十年就是靠的這個。吹我們改革多大的成績，那個秘密在哪啊？就是我們農民工的血汗。過去有的文章說，我們青年農民工像掐了尖一樣，嫰尖給消耗掉了，老了，中年了，你回去吧，這是一種血的代價。對農民工這樣一種資源，也是進行掠奪性地開采。是他們支撐了我們三十多年的社會發展，現在卻連人家基本工資的保障這種訴求你國家政府你的法律居然不支持，天地難容！

李定凱：

都同意。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毛主席活著，會怎么分析、處理這個問題？

昨天看了《毛澤東傳》，還有《毛澤東年譜》。翻了一段。太原農民工這事我開始聽了以后，也很麻木。這種事太多了。真正使我震驚的是那張圖片。警察踩著那個女工的頭發，在馬路上。還有一個使我震驚的是，剛剛開完十八屆四中全會，講依法治國。她不是老板打死的，不是黑社會打死的，而是我們執法機關的人打死的。在執法機關里面打死的。

這個事抖露出來以后，太原市公安局居然讓受害者去面對一百多個警察指認。我想，如果我被打，肯定一個人都認不出。我被打暈了，還記得住人啊？那記不住人不是沒事了嗎？你這個公安局，你這個派出所，你明明打了人，你自己查不出來是誰打的，你這個公安局干嘛？顯然是推卸責任嘛。這幾件事使我很震驚。

剛才說社會的性質，我就不說了，贊成。我昨晚翻了《毛澤東傳》，講1960年，共產風、五風，刮得很厲害。周總理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材料，匯總甘肅各個地方五風的情況。說到特別在有些地方，干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這些詞用到現在的話，完全是真實的吧，而且現在的面更廣，更深，時間更長。后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的會上，專門講這個事情，聽匯報。他把干部分成六類：第一類，反革命，地主階級報復，政權被篡奪了；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是敵人。然后講了，有些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現在我們共產黨好多地方好多人，行的是什么國民黨之實呢？行的是國民黨在大陸時候的行為之實。現在臺灣的國民黨都不敢這么干，臺灣的國民黨如果要像太原警察那樣干，馬英九早都被轟下去了。

毛主席說，對前三種人，要由群眾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縣委班子，都爛掉了。把壞人撤了，群眾不相信，后來開群眾大會，又撤了一次，讓群眾來撤他們。毛主席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

年譜里寫得更詳細。我想，現在我們反腐，光靠紀委這一套是不行的。光靠紀委機關是不夠的，搞不徹底的。太原市公安局三任公安局長、三任市長都是腐敗分子，還有山西省委，山西政權就不是共產黨的政權。很多地方，至少要在山西這個地方，中央要搞階級斗爭，要發動群眾。還有全國的政法系統。那年陜西的趙東明給西安下崗工人維權，被抓判刑。這回各個地方省會城市出租車司機罷工，都是武警在街上站著，阻止。雖然跟打死人這事程度不一樣，但性質是一樣的。所以，那時候，為刮五風，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從1959年就一次一次地抓。鄭州會議，總理是親自寫材料。現在我們總理寫這方面的材料嗎？自貿區那么推廣，我在車上聽到中央電臺的廣播，說自貿區在理論上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爭論，但是對老百姓來說，你要給他實實在在的實惠，讓他感到自貿區是好的。比如說，現在有的老百姓想買國外的豪車，如果沒有自貿區，他就得花很多很多的錢；有了自貿區，他就可以省很多很多錢。這樣，老百姓就體會到這個自貿區的好處了。我說，買豪車的是普通老百姓嗎？這純粹是給資本家富人找利益。

所以，我呼吁：第一，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第二，全國的政法公安系統，要全面地整頓思想，要清思想清政治清隊伍，要搞四清那樣的運動；第三，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機構法律專家，要拿出《制定物權法》那個熱情的十分之一，來制定一個勞動者權利保護法。

李浩：

實際上三十多年前從農村改革開始，已經奠定了這樣一個基礎了。最早農村改革之后出現盲流，實際上是今天農民工這樣一個前身。建筑工人是討薪比較嚴重的，實際上新工人類似在電子工廠里的他們也存在討薪的問題，但他們更多地實際上是存在勞動條件比較差，保護不到位，像昆山那樣的事就是這樣的情況。包括社保、工資不規范，實際上也存在。包括去年發生的罷工，實際上是個典型的代表。實際上這樣的狀況一直發展到今天，導致這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是私有化依附化的改革的方向如果不扭轉，它肯定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這樣一種改革方向，導致黨和國家權力變質變色，在這樣的情況下，肯定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本來勞資這種矛盾，工人已經站在比較弱勢的地位，但是在這樣一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變質的情況下，矛盾肯定會越來越不利于工人。特別在現在這種新常態的情況下，恐怕面積會更大，更普遍，激烈程度也會更強。在這種情況下，要最根本地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從農村出發，怎么倒逼回來。當年也是從農村出發，最后把農民變成產業工人的后備軍，實際上就是有利于資本家來剝削；現在你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農村的根本問題解決。

原來我聽邋遢道人曾經講過一個思路，也不是說現在農村搞人民公社，就說農村搞日本、韓國、臺灣那樣的綜合農協，這樣，相當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就會回到農村，然后把跟農村相關的輕工業、食品加工業，比如像康師傅，類似這些東西，最后就變成綜合農協的，由他們來加工。這樣，這部分剩余價值就留在農村，然后這樣的話，相當一部分農民就會回村，然后導致城市的工人勞動條件發生改變，工資會上升。然后同時的話，一直往下推，包括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那到時候就不是私營混合國企了，那就變成有點像當年的公私合營了，因為這樣一個條件導致私營企業條件不是太好，反而國有企業可能去混合私營企業，等等。所以農村實際上更多地是應該推類似綜合農協或者是合作社這種做法。可是實際上中央最近出臺的政策，主要還是資本下鄉。這個也是需要我們關注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覺得這件事，包括裕元、太原這個事，群眾路線教育應該怎么搞。我覺得它們都可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比如說，政法系統應該怎么整頓，然后媒體上，是不是把這兩件事作為典型，怎么處理，立一個標桿。光靠從上到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工人，可以成立相關的工人協會，或者說，工人怎么和現在的工會真正相結合，而不是現在的工會完全官僚化。把這兩件事可以作為一個麻雀，一個典型的事例，通過媒體進行宣傳，這可能是真正走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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