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污水橫流的食品加工間，一位胡子拉碴、嘴上叼著煙卷的工人，正用鐵锨把一堆暗紅色的肉往肉餡機里送。突然，一只大老鼠從角落里鉆出來往肉堆上爬。大胡子工人‘咦’的一聲，顧不得掉落在肉堆上的煙卷，拿起大鐵锨朝老鼠猛地一拍，然后麻利地一鏟，把還在動彈的老鼠連同煙頭與肉塊一起，送進了料斗……”

　　幾年前，我把這段描述放在課堂用的PPT上時，很多學生認為，那應該寫的是中國某地小作坊。實際上，這段話寫的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出自當時一位叫作林肯·斯蒂芬斯的調查記者所著《城市的恥辱》一書。據說，后來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很長時間不吃肉制品，并于在任期間專門成立政府機構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管，都與看了這篇東西有關。

　　在美國歷史上，關于那段時期有兩種說法。

　　一個叫“大繁榮時代”。自19世紀末開始，歐洲陷入危機，美國抓住機會，趁勢而上，經濟總量一舉超越老牌帝國英國。那一時期，美國工業崛起與經濟增長的速度十分驚人，且一直延續到1920年代的所謂“柯立芝繁榮”。包括麥迪遜在內的經濟史學者都認為，正是那段長期、快速而相對穩定的增長，為不久后到來的“美國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同時，那一時期也被稱為“進步時代”，即政府、媒體與社會公眾開始與各種不道德、不公平現象進行抗爭的時代。《城市的恥辱》一書出版后，是老羅斯福總統最早把那些專事揭露所謂“黑幕”的記者稱為“撥糞者”。而之所以出現“撥糞運動”，就是因為在“大繁榮時代”，腐敗、公司欺詐、貧民窟、有毒食品……也與經濟增長一樣“繁榮”。在劉易斯·艾倫所著的主流歷史讀本《美國三部曲》中，詳細描述了“變革前期的亂象”，認為，“那是一個令人眩暈的瘋狂變幻的時代”，美國人既感受到了物質生活富裕帶來的奢華，更在“超越歐洲的那一刻因陷入欲望與貪婪而迷失”。

　　有意思的是，在那一時代行將結束前夕，一樁轟動全美的石油丑聞案浮出水面：猛瑪和泛美兩大石油公司為拿到特定區域油田采油權，巨額行賄哈定政府內政部長福爾。由此引發一場不小的政壇地震。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復雜性與獨特性是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這也決定了中國必須走中國特色道路。所以，我從來不同意有學者簡單類比當下中國與一百年前美國。但各國發展道路中的一些經驗與教訓，卻是值得我們吸取的。因為歷史不一定重復細節，卻重復規律。

　　回味美國這段歷史，那種“雖活力十足卻十分粗鄙的市場經濟”，在經濟起飛的早期，競爭優勢主要靠總量擴張和產能積累來獲取時，非常有用，但卻無法持久。用制度經濟學的說法，長期的腐敗與分配不公，將降低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轉而把更多資源用于爭取自己的利益，這不僅會導致經濟停滯，還會引發社會矛盾沖突。尤其是，在溫飽問題普遍解決后，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期待、對包括食品與環境安全在內的生活安全的渴望，都會急劇上升，對腐敗、社會不公和不安全容忍度下降，也不容許“粗鄙的市場經濟”繼續延續下去。所以，“雖活力十足卻十分粗鄙的市場經濟”，注定無法擔負起其后續使命。

　　實際上，美國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歷經了柯立芝總統執政期繁榮高峰后，美國經濟進入大蕭條階段。一直到“羅斯福新政”，開始產業轉型升級，開始打擊腐敗，開始加強監管，重塑了美國新體制、新規則與新形象，最終使美國真正得以雄霸世界。

　　現在是2014年歲尾。回顧過去一年，“新常態”無疑是描述當下中國的關鍵詞之一。這一詞不僅僅適用于經濟，同時還適用于政治和社會領域，尤其是執政黨反腐敗與抓作風建設進入“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與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新常態”二者是緊密聯系的，是在宣告一個轉折時刻的到來：中國經濟不僅要告別此前的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和增量擴能為主的增長，還將告別此前高速增長過程中也許不可避免帶來的泥沙俱下的現象，尤其是“看不見的手”借助“看得見的手”為自己“鳴鑼開道”所導致的官商勾結與貪腐現象。

　　進入“新常態”，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將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同時還意味著一個全新的“立規矩、守規矩”時代到來。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發展速度必須下降，但也不會無限下降;經濟結構調整是痛苦的，卻是不得不過的關口。在這個“關口”，市場主體必須適應新常態的要求，學會合法經營，干凈做事;地方政府也要學會在“不跑、不要、不請、不送”的狀態下，調控和駕馭經濟增長。這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盧周來(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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