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這本來是一種對各種資本一視同仁的中性表述，但在媒體的宣傳和各地的政策實踐中，卻被演變成一種“混合國有資本”的單邊、單向度改革，即只有國有企業引進非國有資本，沒有非國有企業引進國有資本;所謂“交叉持股”徒托空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實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

　　在中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類“改革”往往衍生出一些“高指標競爭”，促使各地政府迭出奇招，爭奇斗妍。上海市有關部門已直接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稱之為“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重慶更下了硬指標，要求2/3左右的國企“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這個地方說混合所有制企業國資的股份要下降到20%以下，那個地方說國資只能占1%......

　　在這場名為“混合化”、實為“半私有化”的大競賽中，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正在發生，很可能損及中國經濟的根基。

　　一，“私有化有利于經濟”迄今未獲實證。

　　以私有化為導向的國企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曾經蔚為風潮，造就了大批巨富、名商。2004年“郎顧之爭”后，潮流逐漸擱淺。10年后的今天，“半私有化”卷土重來，其背后的支撐邏輯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已遭遇瓶頸，原來的發展方式走到盡頭，必須尋找新的動力。而“私有化”就是一些人一直揣在兜里的藥方，從學界到商界到政界，不少人都迷信這一藥方的靈驗性。只是忌于憲法規定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以及官方特殊的意識形態環境，才不得不將“私有化”妝扮成“混合化”——暫且先行半步。雖然只是“半私有化”，但對于一些實際操作者來說，這樣可能比完全“私有化”更有利可圖——只要掌握了控股權，剩下的國有股，必然有去無回。

　　從“山東魯能案”到“招商轉讓平安股份案”，人們對特殊利益集團侵吞全民公有財產的能力已沒有懷疑。當這種行為被披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外衣后，如果其結果真的能導致中國經濟獲得新的增長動力，那么弱勢群體對于己身利益遭剝奪的無奈忍受，還可視作是進一步“承擔改革成本”、“為改革付出代價”，是別無選擇下的“次差選擇”。但問題在于，所謂“私有化有利于經濟”，至今還只是部分“精英人士”(專指那些被西方觀念洗腦，或者利益西方化的人)口中的自說自話，迄今未獲得世界范圍內的實證支持。

　　“私有化有利于經濟”的說法，大興于撒切爾、里根時代;尤其是撒切爾主義，被視為“私有化”的代名詞。迄今為止，撒切爾夫人在一些西方和中國的“精英人士”心目中，擁有崇高地位，儼然是一種“理想模式”的符號象征。但令這些人難以啟齒的是，曾經紅極一時的“撒切爾改革”，事實上并沒有獲得成功;“私有化”在撒切爾夫人手中短暫“釋放生產力”、“展現體制優勢”后，很快就陷入多種麻煩與困境之中。因此，今天的“精英人士”在推銷撒切爾主義時，只能突出理念、淡化實績，或者干脆“顧左右而言它”。

　　事實真相是，在1979年-1990年撒切爾夫人任英國首相期間，英國的經濟情況并未出現明顯好轉。即使是在撒切爾夫人事業最頂峰時期(1980年代后期)，GDP也僅僅實現了2%的年增長率(對此，可能很多撒切爾夫人的中國擁躉難以想象)。失業率方面，直到撒切爾夫人任首相的第十個年頭，英國的失業率才下降到6%左右，此前一直持續上升，達到近12%的高峰。事實上，整個撒切爾時期，英國的失業率都處于峰值水平，既高于其任前，也高于任后。盡管其時通脹水平有所下降，但這一結果也與當時全球的緊縮貨幣政策息息相關。另外，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早期，工人罷工運動大幅增加。對此，撒切爾夫人報以鐵腕強勢應對——“鐵娘子”的稱號，有一半來源于此。

　　導致撒切爾夫人提前下臺的，是在1990-1991年的經濟危機中，她依然照搬撒切爾主義藥方，結果無濟于事，連短期效應都不見了，迫使她不得不鋌而走險，推行不得人心的“人頭稅”政策，終于被民眾轟下臺。她離職時(1991年)，英國的通脹率又回到10%以上，幾乎與其11年半前剛上臺時持平——唯一的政績也“歸零”了。

　　正是由于撒切爾主義帶給英國人的更多是災難而非福音，撒切爾夫人下臺后不久，在撒切爾主義的發源地英國，即發生了事實上的“逆撒切爾主義運動”。時至今日，撒切爾夫人曾傾力反對的主要政策——國有化、增稅和凱恩斯經濟學——都在她的祖國再度風行。一些被撒切爾夫人私有化的企業重新被國有化，撒切爾時代的標志性政策及其“成果”被逐一粉碎。英國人普遍認為，撒切爾主義“劫貧濟富”的做法，導致貧富懸殊加大，造成城市中的分化和隔閡，在幾十年后的今天，這已成了一次次社會騷亂的根源;正是撒切爾主義對自由經濟的過度推崇，對政府調控的片面排斥，導致英國放松了對金融的監管，從而令其在此次“次貸”風波中損失慘重。在2009年撒切爾夫人入主唐寧街30周年紀念日，許多英國人得出的結論是：30年的試驗又一次失敗了，只不過，這一次失敗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撒切爾主義。

　　1979年5月4日撒切爾夫人競選獲勝時，曾經意氣風發地發表宣言：“混亂讓我們帶來和諧，錯誤讓我們帶來真實，懷疑讓我們帶來信任，沮喪讓我們帶來希望。”——但在2004年5月撒切爾夫人上臺25周年之際，英國《衛報》卻發表評論說：“即使是她最堅定的支持者，恐怕也很難舉出一個例子，可以證實她執政11年中給我們帶來的‘和諧’。”用英國《獨立報》撰稿人約翰·雷圖的話說：“在那些年里，英國的貧富差距急劇加大。有些人的生活的確得到很大改善，但英國社會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犯罪率上升，社區破裂和分化。”2003年英國電視臺Channel 4舉辦了一場“你最痛恨的100個最壞的英國人”之民意調查，參選條件是“目前還活著且沒有關在監獄中或正被起訴的人”，結果撒切爾夫人榮登第三。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記得當年的這個“判決”——“她辜負了英國人”。

　　以上就是被“精英人士”刻意回避或淡化的，關于“私有化”運動之鼻祖或偶像撒切爾夫人的真實業績狀況。至于“私有化”在蘇東等國造成的“休克式”災難，更是人盡皆知。撒切爾夫人的真正成功，是她將經濟上的短期效果，包裝成了“必然規律”，販賣給蘇聯，俘獲了戈爾巴喬夫的腦袋，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西方陣營“不戰而勝”。雖然這一“斬首行動”不是由撒切爾夫人個人單獨完成，其時上上下下、政界學界都有不少精英使力，但顯然撒切爾夫人貢獻突出，成了一種標志，這也是她至今擁有巨大國際聲譽的原因——她是近20多年世界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

　　不管撒切爾夫人在政治上幫助她的國家甚至整個西方陣營獲得了何等成功，在經濟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撒切爾主義是正確的。在世界范圍內，要找到反面證據遠比正面證據容易。那么，“精英人士”迷信“私有化有利于經濟”的理由何在呢?——只能說是出于理念、出于信念——不管事實如何，反正他們就是如此認定。

　　二，國有經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公開秘密武器”

　　今天，任何不持偏見的人，都不能無視中國經濟近幾十年所取得的成績。問題是如何解讀這種異乎尋常的經濟奇跡?官方和民間的主流觀點，都將之歸功于改革開放。應該說，這種解釋合乎事實和邏輯，因為中國的經濟奇跡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步，二者之間必然存在特殊聯系。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解讀改革開放?如果將其簡單理解為“市場化”，甚至是“私有化”，那為什么主要西方國家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什么那些市場化程度比中國高、機制比中國完善、被視為“市場化”的標準樣本、被“精英人士”一個勁地鼓搗著要中國向其學習的國家，其經濟表現卻遠遠不如中國這個“不合格的學生”呢?

　　毫無疑問，由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其基本取向是“市場化”。市場化改變了由國家控制一切、個人缺乏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經濟局面。但是，“市場化”不等于“私有化”。鄧小平曾明確指出：計劃和市場都只是手段，哪個用多一些，哪個用少一些，要看怎么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近30多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確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市場化。而在市場化背景下，國企、民企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份量很重的國企、強大的政府調控能力，是“中國特色”，也是中國的市場模式區別于其他國家的關鍵所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同樣搞的是市場經濟，與東歐國家同樣從計劃向市場轉軌，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夠“一枝獨秀”?上述兩個因素就是奧秘所在。

　　顯然，這兩個因素又是相輔相成的。正因為政府對經濟具有強大的掌控性和調控能力，國有經濟在中國才能不斷壯大;同樣，正由于存在大量能夠顧全大局、服從政府命令的國有企業，中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調控能力才大大超越于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對戰略性經濟資源的掌控、相對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據三分之一分量的國企，這是中國政府能夠擁有令其他市場體制國家羨慕的經濟調控能力、中國經濟能夠克服市場周期波動，保持持續增長且維持社會穩定的三個重要因素。無疑，這三者之間也具有某種關聯性。三者若缺一，中國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就可能每況愈下，鏡破難圓。

　　之所以將國有經濟稱之為“公開秘密武器”，理由有二。一是因為中國國有經濟的存在雖是公開事實，但其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奧秘之一的作用，卻一直未得到主流知識界的認同，人們對此視而不見，形同一種“公開的秘密”;二是因為以大量國企幫助政府掌控經濟，其所以能夠實現，與中國的特殊國情有關，其他國家即使知道，也難做到，對中國而言，可以說是起到了某種類似專利、類似“秘密武器”的作用。

　　三，僅有市場是不夠的

　　同時利用市場的基礎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強調控能力發展經濟，使中國經濟擁有了兩副引擎、兩套安全系統，這就是中國經濟能夠在國際競爭中屢屢勝出的獨特優勢。經過幾十年積淀，這種發展方式已形成一種模式，它構成了“中國模式”的經濟方面特征。可以說，這才是真正意義上最適合于中國的“混合經濟”形式。現在，這種模式正遭遇挑戰，其發展面臨困難，向前走遇到瓶頸，具體表現為貧富分化、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通貨膨脹、政府高負債以及經濟下行風險。這種種弊端，在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市場化階段都曾出現過，但具體到中國，作為具體的實現形式，“中國模式”當然應該對此承擔責任。然而，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是經濟下行風險，如果沒有這種風險，其他問題都可視為暫時性困難，在發展中謀得解決。經濟下行，則政府將失去解決問題的手段。風險在前，于是許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模式”的潛力已耗盡，這條路已走到盡頭，中國經濟必須尋找新的支撐點。

　　這種危機和憂患意識，對于一個社會是必要的。任何一種方法、手段或模式，都有其適用范圍和效用極限，超過范圍或極限，就可能由正能量變成負能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政府強干預為特征的中國經濟模式，曾經是中國的優勢，但如果現在它確實已好處不再，當然應作出改變。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兩點，1，在原來的路徑上，是否確實已經找不到克服經濟下行風險的辦法，這條路是否確實已走不下去了?2，有沒有其他更優選擇?

　　對此兩個問題，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顯然已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但傾向于認為原來的做法已難以為繼，而且選擇了“市場”試圖作為新的經濟支撐點，即進一步市場化。主要措施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再強行壓抑市場的周期性波動，而是致力于增強社會對經濟下行的承受力;二是在各個關節點上縮減政府干預，試圖進一步釋放市場能量，尋找和構建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這種嘗試或許是必須的，但前提是應該保持一種清醒認識：市場能否形成新的經濟支撐點、達到預期中的效果，這其實尚有待實踐驗證，而絕非已經不證自明。從中國的情況看，政府干預在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背后，確實積累了許多負面性;但就世界范圍而言，亦沒有見到過市場成為靈丹妙藥、只有療效沒有副作用的案例。真正經得起事實檢驗的結論是：在市場絕跡的高度控制社會，適度引入市場機制無疑是有益的，這正如在絕對自由的市場環境中，適度引入政府管制必然有益一樣;但在已經相當程度市場化的社會，進一步推動市場化則禍福難料。

　　西方經濟學在微觀層面很精致，將市場利用價格信號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機制描述得很充分;但在宏觀上，卻相對粗糙。經濟效率增加的結果之一，必然是經濟體規模的擴大，宏觀問題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在古典經濟學那兒，市場是“自在之物”，不能人為干預，只能服從內生的“自發秩序”(“自發秩序”一詞，本來是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對設想中的計算機系統、通過內部信息交流和反饋完成自動控制和調節的一種描述，被哈耶克等經濟學家用來描述市場經濟體在微觀機制作用下自動實現宏觀上合理化的隱秘過程。在哈耶克之前，經濟學沒有使用“自發秩序”一詞，但有著對于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之宏觀效用的類似認識)。然而，馬克思揭示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證明了這種秩序的缺陷性。經濟體規模越大，由微觀高效率積累的宏觀性失控危機越猛烈、越具有破壞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使這種破壞成了“不能承受之重”，于是催生出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經濟學”。在當時的經濟規模下，凱恩斯關于政府運用貨幣和財政工具、以調控經濟總供需的方法是足夠的，因此在實踐中表現出明顯的有效性。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體規模越來越大，這種調控手段已越來越“不夠用”。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各市場經濟體成功與失敗的正反經驗和趨勢表明，政府需要擁有對經濟更強的掌控力。

　　確實，中國可以嘗試容忍市場的周期經濟波動，但如果是遇到導致不久前美國金融風暴、以及此前亞非拉市場化國家經濟衰退與危機的市場失靈呢?中國怎么辦?國有經濟退出、政府權力退出，不但國家對市場周期波動的抑制能力將下降，對市場失靈的應對能力，也必然隨調控能力的下降而下降。到那時，中國和那些曾經或依然在市場旋渦中掙扎的國家將并無二致。

　　千萬不可妄想，中國在進一步市場化后，只會擁有其他市場化國家的優點，而絕不會出現其他國家出現過的諸如市場失靈、經濟危機、金融風暴等麻煩。中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一旦出現類似的經濟、社會危機，自己的承受力如何?能否挺得過去?不管未來如何，此前的世界經濟史至少揭示了一點：僅有市場是不夠的。那些市場相對成功的國家，背后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中國也不應輕易放棄自己市場之外的“其他成功因素”，匆匆忙忙自毀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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