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12年11月18日上午，黨的18大剛剛落下帷幕，中國人民大學就演出過一場好戲：熱烈祝賀浙江大學管院原院長高尚全教授從事經濟工作60年座談會。大吹大擂，熱鬧非凡。只是，這還算不得什么，而更高規格的“戲”，椐說就是此前幾天，溫家寶總理還“親切會見”，對高尚全表示了“熱烈的祝賀”。“祝賀”什么呢?祝賀此人從事經濟工作60年，為黨和國家所做的“重要貢獻”。在溫帶領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胡啟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馬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原主任、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等都為座談會發來“賀信。”

　　高尚全何許人也?此人為何能享到如此殊榮?其實，這也是情理中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原本就是“志同道合”，相互吹捧，你“高”我“高”，大家都“高”。只是人們要問：所謂高尚全“從事經濟工作60年為黨和國家所做的重要貢獻”，究竟是些什么?這位長期擔任發改委副主任的人究竟要將中國“改革”掉什么?要使中國向何處“發展”?他究竟是為黨和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是給黨和國家造成根本性破壞?

　　本文就從高尚全鼓吹的“三民主義”說起。

　　高尚全在18大閉幕的第2天，曾在《深圳特區報》發表題為《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的大作，鼓吹“改革攻堅”，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動搖。那么，他要攻的“堅”在哪里?就在“國有經濟。”

　　高尚全認為，要攻克國有經濟這個堡壘，得“先做意識形態的工作”，就“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但是，他深感麻煩在于“對國有企業如何定位，目前爭論很大。”“有人認為，國有經濟是黨的執政基礎。”這還得了!他為了否定“國有經濟”、公有制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提出所謂的“三民主義”。他說：“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主、民心、民意。民心是核心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

　　原來如此!

　　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壓根兒就無所謂經濟、物質的基礎，不是“國有經濟”，不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三民主義”，即“民主、民心、民意。而民心是核心。”

　　在這里，高尚全所謂的“民心”和“民意”，基本上屬同一范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所以，“三民”主義，其實是“二民”主義。而在“二民”里頭，他又強調：“民心是核心問題”，這樣，“二民”主義，就成了“一民”主義，即“民心”主義了。

　　這就是說，共產黨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而是“民心”。高尚全的黨的執政基礎論，實質上就是“民心論。”

　　這種觀點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按照高尚全的“理論”，黨的基礎只能是“民主、民心、民意，而核心是民心”。那就試問：什么是“政黨”?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心”或“民意”?它們是不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們又是否反映并服務于社會的經濟基礎?

　　這就只能請教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了。否則，就是毛澤東說的，沒有共同的語言，扯了半天皮，還是扯不清。

　　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觀的發現，結束了唯心史觀的的一統天下，科學地揭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解開了“歷史之迷”，從而為人們正確認識社會歷史提供了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簡述了自己探尋社會科學的歷史過程后，對自己發現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出精辟的概括。他是這說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來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略地概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物質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在其上并有一定意識形態與之相適合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恩選集》第2卷，第82頁)

　　這就是說：“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政治乃至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必須適應并能動地服務于經濟基礎;在“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決定性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存在形態，則是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因之，黨的執政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物質基礎是國有經濟，這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黨的執政基礎，無疑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還有：理論基礎，即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群眾基礎，即工農勞苦大眾的為主的廣大人民群眾等等。其中，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是主要的、有決定性的，更為其重要的。

　　而高尚全所謂的“三民主義”則認為，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只是“民主”、“民心”，或“民意”，“民心是核心”。這就把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否定得一干二凈。他認為，如果把“國有經濟”、“公有制”看成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物質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但問題在于，“民主”、“民心”這種純屬上層建筑的東西本身是從哪里來的?“民心”有沒有社會的經濟根源、物質根源?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還是相反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恩格斯深刻指出：“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起作用的精神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后面的是什么，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么。不徹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于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馬恩選集》第4卷，第244頁)高尚全的“三民主義”鼓吹只有“民主”、“民心”才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矢口否認它們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也正是“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

　　殊不知，這樣一來，“民主”、“民心”豈不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成為“第一性”的了?這種唯心主義的歷史顛倒，難道不是根本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深刻指出的：“已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已往的歷史理論，至多只考察了人們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系體系發展的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系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列寧選集》第2卷，第586頁)高尚全的“三民主義”豈不正是這么一種唯心歷史觀的雜拌?!

　　還應當看到，高尚全的“三民主義”，打出“民心基礎論”，假裝看重群眾的歷史作用，冒充黨的群眾基礎，妄圖魚目混珠，以假亂真。

　　正如列寧所說的，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根本區別，除了是不是承認經濟的原因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源泉以外，還有是不是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他在廬山會議時批判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也曾尖銳指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15頁)

　　毛澤東提出和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他始終如一地把人民群眾看成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也就高度重視“民意”，十分看重“民心”。建國后，他反復告誡全黨干部，千萬不能脫離群眾，水可載舟，亦可復舟。也曾講過：國民黨的失敗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必然結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但這同高尚全“民心基礎論”不能同日而語。第一，毛澤東是從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既然“人民，只有人民都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那么黨執政基礎自然有其“群眾基礎”。而人民群眾是偉大的物質力量，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民心”;第二、毛澤東重視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同確認黨執政的基礎還有更重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決不可強調“群眾基礎”就否定“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更不能以“民心基礎”來否定“經濟基礎”、“物質基礎”。

　　而高尚全把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奉為信條，完全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根本沒把工農大眾放在眼里。在他們看來，工農大眾是無知“群氓”，是理應給富人創造財富的工具。所以，他妾想以“民心基礎”冒充“群眾基礎”，盡管可以自欺，卻絕對欺不了人!

　　最后，還得指出，對于“民心”、“民意”須作階級分析。高尚全援引“得民心者得天下”，鼓吹“民心基礎論”，這種所謂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個“民”之“心”、之“意”?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之“心”、之“意”，還是資產階級之“心”、之“意”?是我國占人口絕大多數人之“心”、之“意”，還是少數人之“心”、之“意”?

　　這是無法避開，也忽悠不過去的原則問題。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曾多次概括其“核心思想”，總是把階級和階級斗的理論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為我們觀察社會歷史提供了“基本線索”。修正主義的要害就是否認階級斗爭、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西化派作為國內外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要在中國毀壞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視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為天經地義，也就本能地把階級分析看成洪水猛獸。

　　但人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 、小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等等。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客觀實在。毛澤東及他領導共產黨看重“民心”，當然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心”。

　　而高尚全所謂“民心”、“民意”的“民”，顯然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而是國內外資產階級，是“先富起來”的少數人。

　　看看他這些年的言行，就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高尚全自己就承認，如今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改開以來已經成了“弱勢群體”，換言之，就是新陷入被壓迫、被剝削的苦海，這難道是合于工農大眾的“民心”?

　　高尚全一伙三十多年來始終把“改革”的矛頭聚焦于“國有經濟”，著力鏟除社會主義主的公有制，強行實現私有化，造成工勞動大眾與生產資料的再次分離，讓幾千萬產業工人一夜下崗失業， 能說不是忠實代表資產階級，反倒是順應了工農大眾的心意?

　　高尚全沾沾自喜于2000年在《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中提出要把“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視為“勞動的重要形式”、“同樣創造價值”，要一視同仁地“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這不是忠實反映資產階級的“心意”，還能是什么?

　　這里不妨再舉出這些年來同高尚全一樣“風光”的資改派“理論家”厲以寧的高論，以資旁證。他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等等。厲以寧如此坦率、鮮明和尖銳地改革開放的宗旨，毫不掩蓋自己就是資產階級的忠誠奴仆。這不是活神活現表明了他們所謂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個階級的“民意”、“民心”?

　　綜上所述，高尚全為何這么賣力鼓吹“民心基礎論”，可謂用心險惡!按照他的如意算計，只要用黨執政的所謂“民心基礎”， 否定掉它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就可一箭雙雕：既可以把國有經濟“定位”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就便于“深化改革”，消滅國有經濟，完成私有化“大業”，為復辟了的資本主義夯實基礎;又可以挖空、摧毀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使共產黨成為空中樓閣， 實現其朝思暮想的“政治民主化。”兩者合一，也就終將毛澤東締造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推上他們夢寐以求的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

　　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得很好：“蔑視辯證法不能不受懲罰的”。(《馬恩選集》第3卷，第482頁)蔑視自然規律如此，蔑視社會規律也是如此。中國西化派倒行逆施，無視社會歷史本身的辯證法，到頭來，終歸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