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革命、福特基金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28/5742.html

民聲網（www.mshw.org）資料

文章1：索羅斯資助高尚全
文章2：美國福特基金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文章3：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社科院
文章4：索羅斯們如何推動中國顏色革命
文章5：國安部：關于美國政治勢力對我國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
文章6：中情局加緊滲透中國高校、學術機構、政府機關
文章7：恩道爾：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文章1：索羅斯資助高尚全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羅斯當時計劃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于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

資助青年學者出國考察，探索經濟改革路徑
1986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正式成立，首個重要項目就是資助一批經濟學家到匈牙利布達佩斯的馬克思經濟大學進行研究。曾擔任吳敬璉助手的柳紅在《八十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詳細描述了這次“歷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帶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團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團的主力軍是青年。中匈兩國經濟學家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實現途徑等問題充分交流。考察團回國后寫了10份報告，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非常重視并聽取了匯報。

如今翻閱這批赴海外“取經”的經濟學家名單不難發現，那些個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幾乎成了中國經濟領域的“豪華陣容。”馬凱成為了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高尚全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1988年，基金會每年接到的申請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當年獲準補助的個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贊助國內專家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修，補助重點放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科。前《光明日報》著名記者戴晴也獲得贊助，就興建三峽大壩造成的生態和社會影響進行深入調查。事后，戴晴撰寫了著名的《長江長江》一書。

兩年多共計贊助300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
據不完全統計，基金會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時間里，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資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體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業。1989年，索羅斯基金會退出中國。
開放社會基金會聯合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了致力于客觀和真實地分析報道中外NGO動態和發展的《中國發展簡報》，并贊助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

文章2：福特基金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英國學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絲在《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英國）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中披露，美國通過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會”；以及中國學者熟悉的“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  但由于幌子基金會也有缺點，它們很難做得太大，否則會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民間大基金會洗錢。基金會不像公司必須對股東定期交代賬目，隱蔽性較高。愿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勞的民間基金會還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門去為中央情報局服務。凱普倫基金會（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個例子。但是，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在外國培養出一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和政策制定。如果福特基金會有這樣的背景，顯然“顏色革命”的主體確實成立。　　

美國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發揮作用是在1953年改組之后。二戰后，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了解蘇聯。通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聯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域研究的機構。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里，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二十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并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系。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有媒體在報道中對此評價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和公益界求‘錢’若渴的時代，這是他連續9年連任三屆‘首席代表’的必然結果。”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說，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 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據說，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花費了大概 4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4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在他看來，中國現在每年在貿易上有數千億美元的順差，但在學術和政策影響方面則存在著巨大的逆差，“對此我們得好好算算賬，這對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包括智庫的觀點、影響力，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太重視看得見、有形的、物質的東西了。”
 

茅于軾：1986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吳敬璉：1983年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張維迎：1987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英國牛津大學進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吳敬璉
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1982年年底，趙人偉去了英國牛津大學，1983年的1月，吳敬璉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前往新古典經濟學的重鎮——美國耶魯大學。

茅于軾
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系的私人免稅基金會。

茅于軾攻擊18億耕地紅線，聲稱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中國人吃糧食可以完全依靠國際市場，這顯然不是一般的白癡言論，而是在孤注一擲地為國外敵對勢力服務。

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其他人物舉例：

王岐山：我曾經申請福特基金會的資金
http://wenku.baidu.com/view/44f8655c3b3567ec102d8ab6.html

王岐山：“蓋特納財長 1981 年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學習，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蓋特納的關系，在網上他們說我們倆應該是一種我是他叔叔的關系。 因為他的父親老彼得是原來福特 基金會駐華首代。在八十年代那個階段，我曾經跟他父親去申請福特基金會的資金，做研究 項目，所以工作上有聯系。按照中國人講，這工作上發生聯系了，孩子就得叫對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3-1994）
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基金學術委員會委員（1993-1998）
天則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8- ）

周其仁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在美國新任財長蓋特納六月一日到訪北大CCER時，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裝、藍色領帶，整齊筆挺，我不知道具體的原因，只聽大源教授說，蓋特納的父親彼得•蓋特納曾經參與了CCER的資助籌建，我也曾聽周老師提過，他當年赴美訪學也曾受到彼得•蓋特納所在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副行長易綱
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熟知彼得·蓋特納的中國人都親切地稱他為老蓋特納，這是因為他是現任美國財長　蒂莫西·蓋特納的父親。他曾在福特基金會工作28年，并成為基金會的首位駐華代表。因此，他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要融入世界，人才極為匱乏，急需大批諳熟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會及時推出了“福特人才培養計劃”，資助大批國內精英到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研修，這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各類人才。這些人回國后成為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蓋特納告訴我們，包括現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經濟學家易綱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項目資助。

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 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牽頭的、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聯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共同在北京京倫飯店召開了題為“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國際研討會，因該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是以現代微觀經濟學為基礎的，有學者將其與開創宏觀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巴山輪會議”相對應，稱之為“京倫會議”。

現代企業制度、銀行與財政的配套改革 記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作 者】肖夢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倫飯店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是由國家經貿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聯合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兩個課題組由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牽頭，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在過去的幾年內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由于會議準備和組織的充分，邀請的國際國內經濟學家和專家都是相當具權威性的，因而，京倫會議受到肯定，被認為是一次頗有成效的、將微觀經濟學在我國推向一個新的水平的會議。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

“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負責集團財務、司庫、內控、法律和合規、戰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2月2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任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擔任其特別顧問。主要從事國際金融、銀行業務、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先后獲中國青年經濟學研究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獎，全美應用經濟學研究杰出獎，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會資助過厲以寧：
“
1993年，鄒東濤經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同意，進入北大經濟學院作訪問學者，參與厲以寧教授主持的美國福特基金會關于中國跨國公司發展的課題研究。”

長期受福特基金會資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會開始幫助中心發展的時候，在北京的項目官員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說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見過面，想回北京，促進中國經濟教學的發展。后來1993年林毅夫回來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會的項目官員，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這么一個中心，校長也已經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進行最高水平的經濟研究與教學。另一方面，跟國外最好的高校經濟學中心保持很密切的關系，他認為這個夢想很好，馬上同意資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開始的時候發展計劃并不宏偉。沒有想到兩年之后就已經成為名氣越來越大的經濟學中心，教的學生多起來了。新來的學者專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會長期資助樊綱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國民經濟研究所

西方發達國家一致認為樊綱是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其領導的國民經濟研究所一直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

文章3：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社科院

社科院李楊批張宏良--誰給了他們裸體做“俯臥伸”的勇氣？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8598.shtml

俞飛龍 2008-7-8

昨天晚上，一個朋友給我發來7月6日社科院“銀行改革開放熱點問題研討會”長達5萬余字的全文記錄，仔細閱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夠想象中國精英為了利益可能無恥，但我沒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會無恥到這種程度！當世界各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國家參與本國戰略領域投資的時候，中國精英們竟依然在不斷地把中華民族的戰略產業賤價出售——“繼續擴大金融領域的開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清朝戰敗后與列強簽訂的、直到今天仍被我們視為恥辱的所有賣國條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當初清朝被迫簽訂的《南京條約》、《廈門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天津條約》、《中俄密約》等等，都只是割地賠款，開埠貿易，還沒涉及到允許外國勢力參與可以影響甚至控制本國經濟的金融行業。甚至在國內輿論對此一片嘩然之后，竟還敢于公然在人民網上全程直播他們幾乎赤裸裸的賣國主張。在這個幾乎匯聚了當前金融界大腕的學術會上，一干人把“引進經驗”與“分享利益、分享權力”混為一談，把“規避金融風險”的道路定向為必須“邀請外國資本參與”，把“賬面溢價”（回避了金融在經濟領域的戰略本質）變成“開放有功”的依據……誰給了他們如此大的膽量？誰讓他們如此飛揚跋扈、敢于公然與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敵？誰讓他們能玩弄中國未來于股掌之間？請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記住這群公然在“銀行改革開放熱點問題研討會”上做“俯臥伸”的“學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楊、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國剛、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全國人大常委辜勝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宋逢明、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楊因賣國有功，被升為社科院副院長。

李揚副院長會見美國福特基金會副會長約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
作者：夏萌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網發布時間：2011-3-29 14:04:00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報》第 175 期社科院專刊頭版文章之一。

　　本報訊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李揚在我院貴賓廳會見到訪的美國福特基金會副會長約翰·柯本一行。約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擴展科研領域、雙方學者互訪等事宜，加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合作。

　　李揚首先對約翰·柯本一行的來訪表示歡迎，對福特基金會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科研項目和人才培養的資金支持表示感謝，并對雙方開展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合作表示贊同。他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福特基金會的學術合作獲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訪問對雙方今后的合作與發展將起到更加積極的推動作用。

　　李揚說，今年“兩會”期間，我國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貨膨脹問題成為討論焦點。這些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重點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國外現行相關制度如何運行，有助于推進我國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當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美學者應加強在國際貨幣體系、匯率、衡量全球經濟失衡指標等問題上的交流與研究，有助于雙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在很多領域，中美合作不斷加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福特基金會都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在展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我們將全面推進研究方式與組織方式改革，深化與國際組織、科研機構的合作，聘請國外專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職。將來雙方的合作領域更廣泛、合作方式更多樣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愿為雙方進一步的合作給予全面支持。

　　約翰·柯本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長期以來給予的支持與幫助表示感謝。此外，約翰·柯本還介紹了福特基金會近年來的科研調整、人事變動以及基金會資助項目調整結果等相關情況。希望在現有合作基礎之上，在更廣泛的領域內繼續深入開展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張友云、局長助理周云帆等陪同會見。福特基金會方面隨行的有副會長兼財務總監尼古拉斯·加布里埃爾、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費約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會見福特基金會副會長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報訊3月22日，陳佳貴副院長會見了來華訪問的福特基金會副會長貝瑞·哥博曼先生。
     陳佳貴對客人的來訪表示歡迎。他說，我院與福特基金會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許多研究課題都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個社科研究單位。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隨著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國家要求我院加強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發揮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希望雙方今后能繼續保持并拓展合作關系和合作領域。
     貝瑞·哥博曼對中國社科院多年來對福特基金會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表示，福特基金會今后將一如既往地加強與中國社科院的合作。雙方還就我國“三農”問題、經濟發展以及區域發展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國際合作局局長黃平和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華安德先生等參加了會見。（國美）

陳佳貴主導中國社科院增選學部委員，馬列專家難入選，李澤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著“亞洲第一智庫”之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自2010年下半年來一直在“悄悄”地搞著一個“大動作”——增選學部委員。作為中共黨中央的思想庫、智囊團，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地，這次增選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時限和耐人尋味的低調——增選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產生首批學部委員的同時，亦規定學部委員的增選每2至4年進行一次。那么，根據這個規定，增選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說2010年應完成增選，但據社科院網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開始啟動學部委員增選工作，至今僅公布了14名正式候選人名單，增選的學部委員正式名單仍要等待時日。看來，比如增選程序上民主與行政的矛盾，學部委員標準的政治與學術的矛盾，待遇上名譽與利益的矛盾，背后埋伏著各種矛盾是增選逾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馬克思主義陣地并不那么堅強——民主選舉讓馬列專家難入選。
2006年首批學術委員不僅有冷溶、江藍生、陳佳貴等院領導，有程恩富等多位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有楊天石等爭議人物，此外，包括諸多研究所的所長也都位列其中，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所言，那是一次行政主導的評選，是一個平衡各方利益的產物。據說，此次學部委員增選采取了多輪投票的“民主”推選方式，而目前社科院網站所公布的14名正式候選人名單就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此14名正式候選人中有常務副院長王偉光，有法學所所長李林，人口所所長蔡昉，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身兼多家公司獨立董事的財貿所所長高培勇，科研局局長李漢林，歷史所著名家古文專家宋震豪等等。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此前獲選呼聲很高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專家學者，如著名國史專家當代中國所所長朱佳木，成功預測美國金融危機、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何秉孟，批判“普世價值”的箭頭人物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侯惠勤等則無一入選。這些“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資深專家學者不能入選，足以說明，盡管陳奎元一再強調社科院堅強馬克思主義陣地的定位，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并不能經得起社科院“民主選舉”的考驗，可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并不是那么堅強，中國的意識形態危機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李澤厚可能成為“院士”——學術壓倒政治？
此次社科院院士增選還有一個最大的“亮點”：據說思想大師李澤厚極有可能被增選為榮譽學部委員，從而成為社會科學界的“院士”。李澤厚是“告別革命”的提倡者，被海外媒體譽為中共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者，其學術知名度有目共睹，但其政治觀點也眾所周知。在首批學部委員名單公布時，李澤厚未能入選，曾被媒體廣為關注，當時有一種解釋，說是院長陳奎元因政治原因否決了李澤厚。時隔4年，李大師欲被卷土重來，學術難道終于壓倒了政治？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重鎮，學部委員增選中的幾個變點，表面看不起眼，實則似乎有著很重的玄機。
 
附
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選舉
旁觀者
在土匪山寨里搞選舉，選出來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國開國精英奴隸主群體中搞選舉，自然選出來的是奴隸主華盛頓。在南方報系、炎黃春秋系內搞選舉，選出來的自然是漢奸。在自由主義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選舉，選出來的自然是自由主義大師李澤厚了。
真要搞民主選舉，不如搞全國性的，問問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還是擁護告別革命的李澤厚。問問全國人民，是否同意李澤厚當“院士”。
社科院此次增補學部委員，右翼把持增選程序，把馬克思主義學者全部搞掉了。
正式候選人名單見下。http://www.cass.net.cn/file/20110119288428.html
 

 中國社科院啟動學部委員增選工作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1-1-13     本報訊 日前，中國社科院召開學部委員增選工作會議。會議按照院務會議的部署，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章程》規定和院工作計劃安排，決定于2010年11月起，正式啟動院學部委員增選工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高全立介紹，2006年8月學部成立，這是中國社科院構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中國社科院改革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學部自成立以來，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理論方向和科研方向，本著學術指導、學術咨詢和科研協調的職能定位，積極努力、扎實、有效地推進了各項工作，學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進一步提升中國社科院的學術形象、為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開展學部委員增選工作，是加強學部建設、全面推進學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落實“科研強院、人才強院、管理強院”戰略的重大舉措，是提升中國社科院科研實力、提高中國社科院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影響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社科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集中體現。院學部主席團代主席陳佳貴主持會議，院副秘書長、學部主席團秘書長郝時遠就學部委員增選工作的若干問題和實施細則進行了說明。會議當天，學部主席團還舉行了全體學部委員大會，就學部委員增選工作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和部署。據悉，此次增選學部委員是中國社科院組建學部以來的首次，也是開創和規范學部工作的重要任務。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陳佳貴傳奇  來源：廣安日報　　時間：2006.6.6   
　　 廣安日報記者 陳衛平　　 編者按 　　 《廣安人在北京》采訪組歷時半個月，先后采訪了大批在京廣安籍鄉友。本報從今天起，將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陸續推出其中優秀代表的系列報道，介紹他們勤奮學習、奮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揚他們樂于吃苦、敢于爭先的創業精神，以鼓舞和激勵全市人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 　　 敬請讀者關注本欄目報道。并請向市委宣傳部及本報提供其他在京廣安籍鄉友的相關線索，以便擴大聯系面，適時安排新一輪采訪宣傳。
　　 火紅5月,激情無限。 　　 在北京長安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內，我們有幸見到了該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著名經濟學家陳佳貴。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懷，儒雅型的學者風范，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從他講述自己的一個個精彩故事中，來慢慢解讀這位華鎣山之子的傳奇人生。
　　 苦難中成長
　　 “苦難是人生的一大財富”。這是陳佳貴對自己及所帶博士研究生們常用的名言，也是他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歷史寫照。 　　 1944年10月，陳佳貴出生在四川省岳池縣伏龍鄉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與上學伴他度過少年時代，日子雖苦，學業卻未荒疏。小學畢業，他以優異成績考上華鎣初級中學。陳佳貴高興不已，而他的父母親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學校離家30多公里路，他們擔心小佳貴身體吃不消不說，而每月必須交納的3元錢伙食費更把一家難住了。求親告友，東湊西借還不夠，父親一咬牙，將準備蓋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場上去賣了，總算勉強湊夠了這筆費用。這樣的窘況留給小佳貴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響了他一生。上初中后，為了替家里減輕負擔，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節假日去山里挑煤掙錢。他人小個頭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公斤。每從煤礦挑一擔煤到學校所在的華鎣街上，他能掙到的也就2角多錢。暑假期間，為了籌集下學期的費用，他又到渠江邊的羅渡煤站挑煤轉運到船上外運。每次挑50公斤的，來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掙到3分錢，一天苦力下來能掙5角錢就算很不錯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紅腫得像生了毒瘡一樣，火燒火燎般地疼痛，腳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著牙挺了過來。到縣城上高中后，由于兩個姐夫相繼參加工作，有時給些資助，但他仍為交不起每個月的伙食費而發愁，想盡多種辦法才維持下去。 　　 生活的困難與艱辛，不僅磨煉了他的意志，而且激發了他努力學習的斗志。從小學到中學，他的學習成績都很優異，初中畢業時被學校授予優秀學生稱號，考入縣上重點高中畢業后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成為山鄉第一代大學生。金鳳凰，由此從大山飛向了遠方。 1964年，陳佳貴邁出家門，走向北京城，開始人生新的驛站。第一次遠行，路費，是家里東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大姐家的舊床單做的。 　　 不料，上大學時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瘋狂的年代，學校領導和不少老師都受到沖擊和摧殘，連他這個青年學生也未能幸免。運動剛開始不久，有個造反派就把他在黨史和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整成了黑材料，列舉了他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十幾大“罪狀”，在一次揪斗“走資派”、“黑幫”的大會上拋了出來。他被打成“反動學生”、“修正主義的黑苗子”。“十六條”出來后，又被視為“放在運動后期處理”的人物，入了“另冊”。遠隔千里的父親，也因解放前為地主當過長工、看過院子而被誣為“管家”批斗，這對他來講，更是“雪上加霜”。就在他身邊，有的同學不堪運動重壓，精神失常；有的老師不甘心受侮辱、受摧殘，自殺身亡。 　　 面對這一切，血脈中流淌著川北漢子特有的倔強與不屈本性的陳佳貴，不灰心、不氣餒、不低頭，而是千方百計找書看，求學問，長知識，強根基。在那動亂的年代，不僅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而且閱讀了《國富論》、《企業論》等經濟學名著，為他后來做人、做學問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甘肅一個3000多人的紡織廠工作，在大西北嚴寒與風沙中磨煉近10年。從普通工人到科長，樣樣干得出色。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鍛煉提高。
　　 苦讀中成才
　　 苦讀，是陳佳貴人生的一大樂事。在異常艱苦的歲月里，他從未放棄過對知識的孜孜以求。 　　 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陳佳貴精神為之一振。抱著對知識的渴求，已是兩個孩子父親的他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學生，8人同住一間宿舍，他卻毫不減當年的學習熱情。特別是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奮讀書。他常常騎自行車前往北京大學等旁聽講座，翻閱書籍，汲取中西經濟學理論營養。碩士畢業論文《論企業對市場的適應性》獲得專家高度評價。由此，他被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擔任蔣一葦所長的助手。剛開始，由于院里條件限制，他長期沒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簡易房子住，且經常搬家，北京的東、南、西、北城幾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變的是對知識的渴望，對學習的癡心，對學問的執著追求。 　　 1984年，陳佳貴再度師從蔣一葦先生，攻讀企業管理專業的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有機會作為訪問學者到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修。在一年時間內，除了開展必要的學術交流外，他還選修了市場學、發展經濟學和國際企業等一系列課程。1991年，陳佳貴遠赴大洋彼岸，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經濟學院如饑似渴地學習經濟理論，研究美國經濟和企業發展情況，深入系統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理論。 　　 陳佳貴從事經濟學學習和研究20年來，正值中國經濟大變革年代。他在自身經歷中感受著時代的風云變幻和濤聲回蕩。如果說時代造就了他，那么他也無愧于時代賜予的機遇，他以一篇篇 飽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獻社會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專著13余部，發表論文200多篇，總字數達到400余萬字的科研成果自成體系，顯示出匠心獨運的大家風范。科學揭示了企業改革、企業管理和企業發展的關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經濟理論寶庫，奠定了他著名經濟學家的應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論的根本落腳點在于實踐。 　　 陳佳貴自成體系的經濟理論不僅源于實踐，而又根植于實踐，直接與中國經濟之命脈相融通、相作用，產生巨大效能。 　　 1989年，陳佳貴帶領一個研究小組，風塵仆仆地來到杭州，參與了杭州萬向節企業集團的股份制改造工程。他與小組成員夜以繼日地研究、制定方案，為這一鄉鎮企業成功走向大規模現代化集團公司盡了一份力。該公司上至董事長魯冠球下至車間工人們無不感到，這樣的經濟名家才是企業的貼心人。 　　 1982年，陳佳貴參與了首都鋼鐵公司利潤遞增包干方案這一重大企業改革的調查研究，參加了遞增包干方案的設計和給中央報告的起草工作。后來，國務院批準了這一方案，首鋼便成為全國第一家實行利潤遞增包干的特大型企業，推動了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陳佳貴又參與重慶市調查經濟體制改革情況，研究重慶市實行計劃單列等問題，參與撰寫“重慶市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后來該方案報經國務院批準正式實施，重慶市便成為我國第一個實行計劃單列的城市和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 　　 1981年以來，陳佳貴走上領導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長、所長、黨委書記。1998年至今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等。并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榮譽稱號。 　　 他涉及的領域更寬，接觸的社會面更廣，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豐碩。他的專著《現代大中型企業的經營與發展》，獲得中宣部頒發的第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前不久，陳佳貴領銜研究的另一理論成果“工業發展，國情變化與經濟現代化戰略——中國成為工業大國的國情分析”，提出了“中國是農民大國，不是農業大國；是工業大國，不是工業強國”的觀點，引起了理論界和決策層的極大關注，為更好地掌握國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陳佳貴有時還直接參加溫家寶總理等主持召開的經濟理論座談會、研究會，為國家經濟建設建言獻策，繼續貢獻自己的余熱。 　　 從華鎣山中走出來的經濟學家陳佳貴，就是這樣拼搏著、奉獻著，一步一步留下了自己閃光的腳印。
 

 陳佳貴-人物經歷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 男，漢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縣人， 1969 年參加工作， 1973 年  陳佳貴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學習。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東方紅煉油廠勞動鍛煉。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肅省農宣隊平涼分隊工作，任組長。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肅棉紡織廠工作，任計劃員、生產計劃科副科長、科長。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其間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作訪問學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機關黨委書記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機關黨委書記、副所長。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學院進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先后任機關黨委書記、黨委書記兼副所長。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陳佳貴-人物成就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  陳佳貴會長、中國經社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工業經濟聯合總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等榮譽稱號。 　　先后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和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學院長期研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稱號。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黨委書記、所長等職。并任工經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兼理事長。 　　曾在企業從事8年計劃管理工作和生產管理工作，進入研究所后主要從事工業經濟、企業經濟、企業改革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問題研究。已經出版著作（包括獨著、合著）13部，發表論文200多篇。其中《現代大中型企業的經營與發展》獲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論企業對市場的適應性”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論文獎，《市場經濟與現代企業制度》獲《經濟日報》舉辦的優秀經濟讀物獎，參與寫作的論文多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0余篇論文獲優秀作品獎。

中國社會科學院從1987年開始就從福特基金會拿錢：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福特基金會協議備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國接受基金會資助的單位，和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州紐約市的福特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
……

　　本協議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寫成，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胡繩
　　　　　　　　　　　　　　　　　　　　　 福特基金會主席　亞歷山大·赫德

文章4：索羅斯們如何推動中國顏色革命

美國"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的亮相(來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編輯部：貴刊1997年第6期轉載《當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簡介》一文。其中提到這個披著人道主義外衣的政治間諜組織，從80年代初就打入原蘇聯和東歐等23個國家，專門從事顛覆這些國家的活動，而"惟獨打人中國的企圖未能實現"。事實并非如此。采取公開或秘密方式收買和扶植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反動派，支持動亂，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是戰后歷屆美國總統的既定國策。1997年3月31日，美國《紐約時報》以大量事實揭露，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以公開或秘密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國會定期撥出數千萬美元的公開款項用于影響外國政局。該報披露：15年前為公開進行中央情報局幾十年來秘密進行的活動而成立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每年花3000萬美元支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的政黨、工會、持不同政見運動和新聞媒介等組織。這個基金會負責東亞計劃的路易莎·科恩說，該組織去年為在中國實施政治"制度建立"(應讀作顛覆社會主義政權)計劃花了160萬美元。此外還為"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和旨在改善美國在亞洲形象的交流計劃花了數百萬美元。

"索羅斯基金會"和上述美國在華的活動配合得非常默契。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中國這個屹立在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一直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反共勢力搞"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進入80年代，他們加緊了這一戰略攻勢。他們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加強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人員往來的機會，極力拉攏"現在的一代"，收買、培植"親西方的勢力"，并"鼓勵和支持"這些人執掌權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圖對我國的決策發生直接或潛在的影響。據我有關部門的調查材料顯示，美國"索羅斯基金會"，把我國務院體改委下屬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研究學會(四所一會)等機構的某些負責人看成是趙紫陽的"智囊團"，不斷地在他們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羅斯向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6月，在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北京動亂后，參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布達佩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向鮑彤(原趙紫陽的秘書)匯報了此事。10月，陳又和索羅斯在北京會談并簽署了協議，成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責成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匯報過，趙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就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1986年底，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初，索羅斯向基金會匯來25萬美元。據有關部門調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筆特別經費，經向中央報告后，1988年1月趙紫陽批示結束體改所和索羅斯的關系。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掛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羅斯一共匯來250萬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個方面：一部分用來派赴美國的人員和接待美國來華人員；用50萬美元進口美國和西方的社會科學書刊；25萬美元建立一個政治性沙龍；明確撥10萬美元給體改所專用，可以不經審批。其他用于文化事業。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一是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顧問委員會有4人和中央情報局有關系；三是鮑彤和陳一咨與基金會并沒有脫鉤，索羅斯來華兩次，其私人代表來過三次，都和他們有過接觸；四是1988年8月索羅斯的私人代表來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來他說已與陳一咨通話，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情況，中央領導中意見分歧，經濟形勢不如去年，知識分子不滿情緒很大。他本來要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國。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亂中，在幕后進行策劃和公開進行煽動的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這個基金會的錢去過美國的。原基金會的中方主席陳一咨表現尤為突出。4月21日體改所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萬歲"的大氣球就是陳支持搞的。4月24日陳對人說這次主攻的目標是解散中顧委。5月19日，在陳的主持下，以體改所等單位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6點聲明，攻擊共產黨和政府"違背良知"，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體改所等單位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再聲明，煽動群眾對抗戒嚴令，提出了罷免李鵬。5月21日，陳一咨派人將2．5萬元人民幣送交非法組織"高自聯"、"外高聯"使用。可見，這些所謂趙紫陽的智囊人物實際是美國培植起來的。

就在5月23日，索羅斯給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咨來信說，不得不終止協議，理由是：一、鑒于中國局勢；二、趙紫陽先生已離開領導位置。索羅斯在來信中毫不掩飾地說，在過去兩年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對不得不終止協議而表示遺憾。這充分說明，中共中央關于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確決'心，迫使索羅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載《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國偽智庫調查：非暴力政權更迭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6日

來源：《環球》雜志 　　

　　在顛覆別國政權方面，美國一直是雙管齊下，軟硬兼施。對付伊拉克，美國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權，而相比之下，通過資助、扶植對象國反對派、策動顛覆的招數，則是近年來被美國用得最多的“軟手法”。

　　手握這些“軟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著“智庫”外衣、卻由政府資助的民間機構。從東歐、拉美，到最近的緬甸，一起起被稱為“顏色革命”的政治風波背后，都隱約閃爍著這些號稱“第二中情局”的機構的身影。

　　那么，這些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它們為達到目的而采取的慣用手法有哪些呢？《環球》雜志的獨家報道將為您揭開蒙在這些美國“偽智庫”臉上的面紗。

　　美國偽智庫調查

　　——非暴力政權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動　　文川

　　美國策劃和參與“顏色革命”，是通過一系列喬裝成智庫和基金會的非政府機構進行的。這一類“偽智庫”大多由美國政府出錢資助，名為智庫，其實不過是替政府執行顛覆使命的工具罷了。

　　這類機構在美國為數不少，林林總總，相互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其中幾個比較突出的是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領導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自由之家和愛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又譯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成立的，資金幾乎全部來源于政府撥款。該基金會形式上是私人運作，但其實是一個政府部門，與國務院、中情局和國際開發署配合行動，有“第二中情局”之稱。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自成體系，有4個相關機構：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人企業中心及勞聯和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此外，還有許多所謂非政府組織受其資助，包括《民主雜志》、世界民主運動、國際民主研究論壇、里根-法塞爾獎學金項目及國際媒體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倡議成立專門機構，以在全球“推廣民主”。次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3130萬美元成立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并規定其總部設在華盛頓。該基金會的任務，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國法律禁止而不得從事的活動，比如支持別國政黨。

　　該基金會每年從政府預算中獲得撥款，被包括在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的預算當中。在2004財政年度，它的收入為8010萬美元，其中7925萬美元來自政府撥款，只有少數來自其他基金會捐贈。而向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捐錢的3個基金會，其實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從經費來源上看，這一基金會是十足的政府機構。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從性質上說是超黨派組織，它每年從國會獲得撥款一半分配給其下4個相關機構；另一半則撥給向其申請經費的境外組織。

　　該基金會長期由卡爾格什曼領導，此人曾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高級顧問和美國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干事。基金會現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共同主席李漢密爾頓、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比爾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論家邁克爾福山等。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的網絡遍及全球，行事方式與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對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業利益的政治組織。該基金會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就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經做過的事情。”

　　經典案例——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參與境外顛覆的經典案例是委內瑞拉。自1999年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國千方百計企圖顛覆這一政權，其中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該基金會通過設在美國駐委大使館內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辦公室和由美使館控制的三個“私人”辦事處開展活動。這三家辦事處同幾十家委內瑞拉機構、政黨和組織進行聯系，向它們提供活動資金。

　　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在委主要活動是通過提供資金、活動場所和邀請訪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對派推翻查韋斯政權及其政黨聯盟，包括向反對派政黨、非政府組織、媒體、研究機構、大學、工會和企業主提供資金、培訓人員、提出建議、進行領導等，對查韋斯政權實行“靜悄悄的干涉”計劃。 該計劃有短期、中期和長期明確的目標。它始于克林頓政府時期，布什執政以來，這項計劃得到加強。在接受該基金會資助的組織和個人中，有一些直接參與了2002年的未遂政變、2003年石油業大罷工和2004年企圖罷免查韋斯的公民表決。但這三次陰謀均未成功。

　　據美國媒體披露，該基金會向委內瑞拉反對派組織——爭取自由經濟知識傳播中心和民主協調，提供了113萬美元，資助其“建立委內瑞拉共識”計劃，用作舉行研討會、開展活動的經費。民主協調在獲得經費后，制定了“國家共識計劃”即過渡計劃，計劃的目標是推翻查韋斯政府，建立過渡政府。委反對派另一個組織“請加入”組織獲得5萬美元資助，專門用來征集反對查韋斯的人的簽名，想通過2004年全民公決投票來罷免查韋斯，但遭到失敗。

　　在去年大選中，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又千方百計企圖阻撓查韋斯再次當選總統，又再次失敗。

　　金融炒家幫襯政府——開放社會研究所
　　與美國政府成立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不同，開放社會研究所是由國際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創辦的，與他旗下的索羅斯基金會其實是一個機構、兩塊招牌的關系，總部都在紐約。此外，索羅斯還設立了“西非開放社會倡議”和“南部非洲開放社會倡議”這兩個相關項目。

　　盡管不是出自美國政府“嫡系”，但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在全球“推廣民主”、顛覆政權方面的目標與美國政府不謀而合，并經常與政府機構相互配合。

　　目前，索羅斯基金會在歐洲、亞洲、拉美和非洲都設有分會，但名號各有不同。這一基金會的活動已延伸到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運作模式通常都是由開放社會研究所提出計劃，然后由各地的索羅斯基金會負責實施，兩個機構一年的花費分別為5億美元和4億美元。

　　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對外宣稱，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設和維持開放社會的基礎結構和公共設施”。但批評者指出，“開放社會”不過是一個招牌，援助和扶貧也不過是裝飾門面。索羅斯的真實意圖是向那些“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掀起“民主浪潮”，通過國家政權更迭為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一個“封閉”的社會缺乏金融投資的機會，只有“開放”了，才能讓他發財。

　　經典案例——

　　索羅斯出生在東歐，在美國發跡后時刻不忘“改造故鄉”。蘇聯解體后，他的基金會便開始在獨聯體國家投棋布子：

　　1990年，該基金會在烏克蘭創建國際復興基金會，大搞“民主滲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經費8200萬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輔設立基金會總部外，還在24個地區開設了分支機構；基金會1992年進入摩爾多瓦，推廣西方價值觀；1993年選中在西方有“中亞民主島”之稱的吉爾吉斯斯坦，重點扶持該國的獨立媒體，并以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正式躋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羅斯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試圖將其作為進軍中亞的橋頭堡；1996年打入烏茲別克斯坦。鑒于外高加索的戰略地位，1997年，索羅斯基金會將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入其全球網絡。

　　在俄羅斯，不但設有索羅斯基金會分會，還有近10個所謂研究機構。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在獨聯體國家活動的目的都是宣揚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為建立親美政權服務。

　　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美國議員透露說，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在發動“橙色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當上總理的尤先科就是該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黃色革命”。實際上，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吉爾吉斯斯坦開放社會研究所早就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顛覆專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總部也在華盛頓，并在大約12個國家設有分部。該組織最出名的是每年發布對各國民主自由狀況的年度評估報告。自由之家創辦于1941年，是美國老牌的“顛覆專家”。

　　雖然號稱“獨立智庫”，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經費來自政府撥款。早在冷戰時代，它就支持過蘇聯和波蘭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如今，它的觸角不僅普遍及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立了據點。

　　自由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商人、工會代表、新聞記者等。前中情局局長伍斯利曾任理事會主席。目前理事會成員中包括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經常發表報告對別國品頭論足，引起了國際社會極大不滿。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這些報告完全以美國的一己之見為標準，充滿了偏見。

　　而該組織更重要的任務，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據悉，目前該組織的“工作重點”是朝鮮和非洲。另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該組織是受到美國國務院資助、在伊朗進行“秘密活動”的幾個機構之一。

　　對于顛覆別國政權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諱言。該組織在一篇所謂研究報告中稱，“顛覆政權的催化劑在于廣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體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規模抗議、封鎖、罷工和違抗命令，從而削弱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和他們的支持者，包括軍隊的忠誠度。”

　　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教授喬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與中情局、自由歐洲電臺等官方機構沆瀣一氣，長期為美國政府和國際右翼勢力扮演宣傳工具的角色。

　　經典案例——

　　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動動亂，總統阿卡耶夫苦心經營15年的政治基礎在一個月之內就被徹底顛覆。據美國媒體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聞》是吉反對派主辦的一份報紙，吉爾吉斯斯坦局勢動蕩之際，該報至少接受了美國政府7萬美元的資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會下設的印刷廠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斷自由之家分會電力服務的次日，美國駐吉使館便向自由之家緊急支持了兩臺發電機，發電機上清楚地標注著“美國政府財產”的字樣。

　　在吉議會選舉前夕，《我的重要新聞》刊載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總統的“豪宅”的照片。此舉立即在吉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激起了民眾對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滿。當時反對派領導人在自由之家資助下，成卡車地運送報紙在全國范圍內免費分發。

　　緬甸亂局背后的“操盤手”——愛因斯坦研究所

　　這個冠名“愛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聽好像是個科研機構，但實際上是一個總部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以在全球策劃不流血“軟政變”著稱的機構。

　　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過非暴力反抗顛覆政權”的專家。他和該研究所所長、美軍退休上校赫爾維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培訓。塞爾維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該機構的“教誨”，并在這些國家的政治風暴中加以運用。

　　法國記者梅珊曾經寫過《愛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運動》一書，對該組織如何通過“非暴力反抗”進行“軟政變”進行了詳細披露。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經費來自于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歸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撥款。

　　據悉，該組織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出意識形態進攻的策略報告和計劃，然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多個子機構實施。在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以及近年來的“顏色革命”當中，都有該組織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點是緬甸。

　　經典案例——

　　據媒體披露，在最近緬甸發生的所謂“藏紅色革命”當中，愛因斯坦研究所創始人夏普其實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動的“總導演”。

　　愛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開始便在緬甸活動。據悉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緬甸專用經費。該研究所現任所長赫爾維是美國前駐仰光使館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對顛覆政權十分有經驗。

　　1989年，在赫爾維引薦下，夏普來到緬甸，為當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訓練。在此次緬甸動亂中，愛因斯坦研究所借著多年來建立的網絡和人脈興風作浪，與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配合行動。

　　“偽智庫”聲名狼藉

　　這些“偽智庫”不僅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許多抗議。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4年前在國會痛斥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的作為，指其以“推廣民主”為名推行美國少數利益集團的主張，自身管理不善，貪污現象嚴重，不但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而且反而在國際上給美國處處樹敵，并呼吁國會取締這一組織。

　　一些美國自由派學者、律師和活動家更是創立了國際民主基金會，與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針鋒相對。他們指出，“民主在美國已陷入急劇惡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國政府卻以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等組織為依托，在海外大肆從事自詡為建設民主國家和促進民主等觸目驚心的偽善活動”。相反，他們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進美國自身的民主。

“顏色革命”策動者陰謀中國
作者：王晉燕 2008-3-3  

“顏色革命”策動者陰謀中國

《環球人物》雜志特約撰稿　王晉燕

  　他們往往身居幕后不為人知，但卻影響著全球的政治生態。他們的身影總是出現在那些剛剛發生“顏色革命”的地方——在塞爾維亞培訓反政府學生組織，為烏克蘭反對派提供資金支持，在緬甸危機中為僧侶提供指導……他們有的是資深學者，有的曾為軍方和情報機構的官員，有的身居政府要職，有的則曾是風靡全球的“金融大鱷”……

  　他們擁有充足的資金，以非政府組織和機構負責人的名義在世界各地活動。如今，他們已經把發動“顏色革命”變成一個成熟運作的“產業鏈條”，自己就站在這個鏈條的關鍵節點上，策劃活動，組織進攻——盡人皆知的是，在美國政府輸出民主戰略的背景下，他們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鮮為人知的是，這群人也早已把中國列入其目標范圍，一直在暗中觀察，尋找時機……

“精神教父”20年的陰謀

  　在2007年11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友》雙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標題頗為耐人尋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文章開頭這樣寫道：“他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理論，對全球民主與獨立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在自己的家鄉——美國卻鮮為人知。吉恩·夏普也許就是你從沒聽說過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顏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歲的吉恩·夏普，長期隱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東波士頓的一幢公寓里。這個瘦弱的老頭，看上去甚至有點靦腆。對外界來說，他的生活始終是個謎——他不僅從沒有過妻子、兒女，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朋友。

  　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老頭竟是顛覆過多個國家政權的“總導演”，是一些國家反政府組織的精神領袖。

  　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一輛坦克發表講話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體視為蘇聯瓦解的經典畫面。但是，在這個有點悶熱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葉利欽發表演講的不遠處，散落著一些小冊子——《非暴力革命指導》；更沒有多少人注意小冊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時，夏普還沒有成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實上，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蘇聯、東歐、拉美和中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友》雙月刊在介紹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將中國也列進了夏普的“攻擊目標”名單。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會在他的寓所里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反政府組織的成員。他們希望獲得夏普關于非暴力政權更迭方面的指導，以及資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歲高齡的夏普受到“邀請”，來到荷蘭的政治中心海牙。當時，他所在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都勸他不要去了，但他說：“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來自很多國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親自培訓。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門生們的策劃、活動下，塞爾維亞爆發“天鵝絨革命”，反對派推翻了米洛舍維奇政權。

  　夏普在塞爾維亞的“成功試驗”，很快引發了連鎖反應——據一些西方國家的媒體披露，塞爾維亞反對派推翻米洛舍維奇后，馬上幫助格魯吉亞同行發動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政權；而格魯吉亞反對派則“指導”烏克蘭同行發動了“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設定的模式爆發的。

  　2007年9月，緬甸爆發被西方媒體稱為“藏紅色革命”的政治危機。大約3個月后的12月6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頗有遠見的美國人，出現在泰緬邊境地區。他向那些從緬甸逃出來的學生傳播非暴力抵抗理論……”《金融時報》文章提到的那個美國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隨后透露，在過去的3年中，夏普和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其中包括數百名僧侶。培訓內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外，還包括如何與警察等現政權維護者展開溝通的技巧。此外，愛因斯坦研究所還為這些人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比如為僧侶們提供手機等通訊信工具。這都為2007年9月僧侶們策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作了鋪墊。

  　人們發現，在緬甸危機中，反政府人士嚴格按照夏普的“戰斗策略”行動，比如，僧侶們的行動顯得很“克制”。他們不與軍警發生正面沖突，還自動在日落前解散。這使緬甸政府處于進退兩難的地步。

  　“顏色革命圣經”，198種“戰法”

  　有人說，在發展中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簡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為此，他苦心鉆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論“專著”。

  　上世紀60年代初，夏普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3年，他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一個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項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當年與他一起從事研究的同事很是驚訝：“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來開了一個研究所，但真沒有想到他居然做了這么多事情。當時，我們在一起工作時，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很和善的人，也很單純，從不與人爭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學進行研究期間，夏普在馬薩諸塞州籌建了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界對這家機構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們就明白了——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圍內“通過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因為在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書——《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該書剛出版時，誰也不會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重視。再版時，喬治·凱南親自為其作序——“盡管在書中，夏普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顏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從獨裁到民主》。該書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隨者奉為“顏色革命圣經”。在書中，夏普基于親身實踐，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比如，書中有一章詳細論述如何在短期內搞好與軍警的關系，從而讓軍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鎮壓抗議活動。該書已翻譯成多種文字，在東歐、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多國出版。為了便于“廣泛傳播”，夏普特許“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傳播和翻印此書”——他自然也沒放過中國，親自部署將其翻譯成中文。

  　夏普對自己的這本著作頗感滿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體的采訪時，他毫不掩飾地說：“這本書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發動革命時就能避免受到殘酷的鎮壓。”夏普還得意地提到了在塞爾維亞的經驗：“在塞爾維亞革命中，（反對派）就是根據書中介紹的方法，使用了兒童，才使警方不敢動用暴力。后來，反對派領袖又（根據書中介紹的辦法）與司法部門進行談判，和對方溝通并建立關系，才最終達成了協議。”

  　中情局的培訓師，美國政府的“槍手”

  　外界普遍認為，夏普及他的愛因斯坦研究所，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幾年間，一直不為人知。大約到了1989年，由于“成績突出”，它在學術圈內已小有名氣。而且，這個時候，夏普策劃的一系列反共產主義運動也“初見成效”。在此情況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國中情局的注意。當時，中情局高層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顛覆別國政權的方法困難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讓他們“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希望”。于是，他們向夏普發出邀請，請其出任中情局的“顧問”，專門從事對一些國家進行秘密顛覆活動的策劃。與此同時，愛因斯坦研究所也開始秘密為中情局訓練“顏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發的“顏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創造的產物。據報道，早在1989年，愛因斯坦研究所已開始在緬甸展開秘密活動。當時，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在緬甸活動的專用經費。此后，夏普曾親赴緬甸，為當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論和實戰培訓。

  　也有報道稱，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因此有人說，經過20年的發展，在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及近年來的“顏色革命”當中，都有夏普及這些組織的影子。

“急先鋒”曾密赴香港

  　被稱為“顏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羅伯特·赫爾維，是一個有著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一名軍官，做過美國駐外使館的武官，也曾在美國五角大樓工作。豐富的經歷和官方背景，為他日后成為“顏色革命”的“急先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偶遇夏普

  　從美國馬歇爾大學畢業后，赫爾維曾先后在美國陸軍參謀指揮學院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深造。

  　校園里的赫爾維此時還不知道，在遠東的緬甸，美國情報人員正在展開秘密行動。據前民主德國出版的《中情局誰是誰》一書披露，當時，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們均以外交官的身份為掩護，隱秘地四處活動，目標只有一個——分裂緬甸。不過，美國人的圖謀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失敗。

  　于是，美國政府改變了策略，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緬甸策劃、組織了風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運動。

  　就是在這個時候，赫爾維肩負著五角大樓的指令，來到了緬甸，出任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武官。但赫爾維絲毫激動不起來——他帶著滿腦子的軍事理論而來，結果卻不得不服從“非暴力運動”的大局。他當年在緬甸時的一位同事回憶說：“赫爾維一直對美國政府的這一安排耿耿于懷，很多時候，他一個人躲在房間里生悶氣。”

  　就在赫爾維心灰意冷之時，在一次有關非暴力抵抗問題的國際會議上，他與夏普相識了。會議間隙，赫爾維請求夏普解答他的一個疑惑——之前美國策動的顛覆緬甸政權的活動為何均遭失敗？夏普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他聽自己的發言。“我聽完夏普的發言，感覺自己被深深觸動了，之前的困惑煙消云散。我決定開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并決定放棄公職，加入愛因斯坦研究所。” 赫爾維至今仍忘不掉當年的那一刻。

  　從此，赫爾維的人生發生了徹底轉變，成了“顏色革命”戰場上的“急先鋒”。上世紀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專程前往香港，試圖謀劃針對中國內地的行動。

  　“創新”理論

  　上世紀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傳”的赫爾維，再次來到泰緬邊境，從事“非暴力革命”培訓工作。他還特意把夏普拉到緬甸，為當地的反對派領袖傳授“真經”。由于赫爾維有著“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與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樣，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時夾雜著一些暴力色彩。赫爾維在泰緬邊境從事“非暴力革命”培訓工作時，他也在美國國防情報局的指示下，秘密為一支反對派提供武器，支持他們對緬甸政府進行“可控制的小規模暴力抵抗”。

  　隨后，赫爾維又出現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街頭，開始謀劃顛覆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他為“抵抗組織”的頭目開設培訓課程，幫助他們分析南聯盟政府的“弱點”；指導缺乏政治運動經驗的學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參加……

  　他甚至結合自己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對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論進行了補充。比如，他曾強調，“在培訓反對派領袖時，重要的不是要他們如何推翻現政權，而是要說服他們，告訴他們在新政權里會有他們的位子。”

  　2004年，赫爾維推出了《論戰略性非暴力沖突：關于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書中說：“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是靠摧毀對手繼續戰斗的能力或意志。在這一點上，非暴力戰略無異于武裝沖突，只是兩者所用的武器系統截然不同。”他還在書中列舉了非常具體的參考案例，比如在南聯盟大選前怎樣把60噸傳單散發到全國各地；怎樣讓游行隊伍帶一塊干凈的白布，以利于醫療救護；怎樣處理傷者，以及如何吸引記者的鏡頭，等等。

  　誘惑學生

  　作為推動“顏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鋒”，赫爾維還有一個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做年輕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論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輕人”，他自己也一直實踐著這一點，而且“效果不錯”。

  　國際問題專家注意到，最終使米洛舍維奇政權2000年倒臺的，既不是哪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也不是他手下將領的叛變，而是一個學生團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

  　這個主要由青年學生組成的組織，是赫爾維1998年10月親手組建起來的。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輕人。

  　OTPOR的“成功”，使赫爾維備受鼓舞。于是，在愛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國另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下，他帶領OTPOR的骨干成員，在布達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專門培訓來自其他地區的“年輕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詳細記述了這里的情況：“這些熟練操作電腦的年輕人，擠在一間間狹小昏暗的辦公室里。他們都是來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著大眾傳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統和投票站的現政權，這里有的是年輕學生等著你去雇用。”

  　赫爾維的這些“創新”，隨后迅速被運用到格魯吉亞、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國。2001年1月，“Zubr!（野牛！）”組織在白俄羅斯創立。8個月后，該組織試圖利用選舉策動非暴力政變，但慘遭失敗。2003年4月，“Kmara!（受夠了！）”組織在格魯吉亞出現。2004年6月，“Pora!（是時候了！）”組織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創立……這些組織的標志如出一轍：塞爾維亞反政府組織使用的標志是緊握的拳頭；烏克蘭反政府組織的標志則是時鐘——暗指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庫奇馬下臺指日可待。此外，網站、博客、車貼、短信、涂鴉等“年輕人喜歡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爭手段”。

  　這些，都是赫爾維的主意！

麥凱恩親自上陣

  　“美國現在需要一位總統，他必須能夠向美國和世界表明，這個國家最好的時光就要到來，必須準備建立基于自由基礎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凱恩，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上刊文，標榜自己的外交立場——“必須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麥凱恩此文一出，當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世界上的“顏色革命”或許將更加泛濫。

  　遙控指揮中亞國家“政變”

  　2005年2月，在吉爾吉斯斯坦即將舉行議會選舉前的一個深夜，吉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家印刷所內，機器轟鳴，人來人往。這是以在全球推廣“民主”為使命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專門在吉爾吉斯斯坦開辦的。

  　在轟轟轉動的印刷機旁，“自由之家”的項目總監麥克·斯通，正緊張地等著最后一份報紙印完。這是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唯一一份反對派的報紙，正在印刷一期特刊，頭版的大標題赫然就是：《現在輪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萬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這天夜晚，斯通很“幸運”，因為吉爾吉斯斯坦政府沒有斷印刷所的電。他笑著對助手說：“真得感謝麥凱恩！”

  　幾天前，在斯通的指導下，這份報紙在頭版上方刊登了吉總統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則放著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小孩的圖像。報紙面世后，吉民眾對總統的不滿情緒迅速被激發。于是，憤怒的吉政府斷了“自由之家”這家印刷所的電。

  　但斯通無所畏懼，因為他的后臺是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

  　麥凱恩立刻撥通了吉外長的電話，指責對方壓制民主，“讓人無法容忍”。吉外長只好連聲道歉，并答應立即恢復對印刷所的供電。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權，被“倒戈”的民眾拋棄了。當時就有中亞媒體指出，“是麥凱恩把阿卡耶夫趕下了臺”。因為正是他將斯通派到了吉爾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贏了導致這場“軟政變”的宣傳戰。而且，麥凱恩還指令斯通將“顏色革命教父”夏普的《從獨裁到民主》翻譯成俄文，在吉爾吉斯斯坦廣泛散發，成為吉反對派的必讀書和行動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總統

  　作為資深政客，麥凱恩自1992年起，開始擔任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理事會的主席。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總部設在華盛頓，宗旨是在全世界推進“民主”、“自由”、“自治”與“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在該研究所舉辦的2005年度“自由獎”頒獎儀式上，曾毫不掩飾地說，20多年來，這個研究所“在100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斗爭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變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靜了。”

  　布什的此番講話，無疑是對麥凱恩的極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麥凱恩就曾聲稱，“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是獨裁者”，并宣稱要通過正式支持反對派的方法，與白俄羅斯的“暴政”做斗爭。隨后，他多次在華盛頓接待白俄羅斯反對派的造訪，手把手傳授“革命秘訣”。一次，在送別白俄羅斯反對派代表團時，麥凱恩意味深長地說：“變革之風正在吹向白俄羅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對白俄羅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羅斯數百名反對派支持者，在總統府附近舉行集會，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臺。但這一次，麥凱恩沒有成功。

  　不過，在白俄羅斯的失敗，并不會讓麥凱恩收手。目前，“國際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設有多家機構，并為50個國家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仗著白宮的支持和雄厚的資金實力，麥凱恩連俄羅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參議員的身份，以“俄羅斯壓制民主”為由，要求將俄羅斯開除出八國集團。此外，在不久前刊發于《外交事務》雜志上的文章里，麥凱恩還對中國發起了攻擊——“崛起的中國將是下任美國總統的重大挑戰。”

  　當下，麥凱恩在共和黨的初選中風頭正勁，這引起了外界的一絲擔憂：這個“幕后導演”，會成為又一個公開推行“顏色革命”的美國總統嗎？

帕瑪的“15年夢想”

  　在“顏色革命”的戰場上，馬克·帕瑪是又一個大名鼎鼎的美國人。《紐約時報》曾將其譽為“西方最活躍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推動者”。

  　帕瑪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該組織被稱為“老牌顛覆專家”，在12個國家設有分部，主要任務就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英國《衛報》曾毫不客氣地說：“作為‘顏色革命’主要建筑師之一的‘自由之家’，不過是中情局的門面而已。”如今，該組織不僅活躍在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有分部。

  　帕瑪涉外經驗豐富：曾在蘇聯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擔任4年的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卡特執政時，在國務院主持戰略核武及傳統武器控制辦公室任職；里根執政時，作為副助理國務卿，主管美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外交事務……其簡歷還特別提到了他在東歐國家推動“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瑪出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從那以后，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儼然成了美國政府推動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陣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賓，以致當時的匈牙利外長多次要求美國國務院將其召回。

  　像帕瑪一樣，美國一些外交人員也成了“民主變革”的一線“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的行動中，美國前駐南聯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時，他“恰好”又在那里當大使。

  　2003年，帕瑪出版了《粉碎邪惡軸心》一書。該書的副標題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滅世界上最后的獨裁者”。帕瑪在書中宣稱：“如果按1974年以來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計算，也就是每年3個獨裁政權結束統治，15年后，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來計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該結束了。”

  　美國《華爾街日報》說，帕瑪現在的工作重點是中國。2006年6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作證時，就曾多次要求美國政府要加強對中國的滲透。他甚至提議讓美國駐華大使在北京的公園里與傳播邪教的人員一起練功，以此顯示美國的姿態。此外，他還倡議每年設立一個“中國民主日”，在全球范圍內向中國施壓。

索羅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就在辭職前數月，他曾多次透露，華盛頓和“金融大鱷”索羅斯密謀逼其下臺。隨后的調查顯示，謝瓦爾德納澤懷疑得沒錯。此時，人們突然發現，索羅斯這位前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后裔，已成為美國推進非暴力政權更迭的領軍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魯吉亞，到處都有索羅斯的影子——“索羅斯基金會”駐格分支機構，是格現任總統薩卡什維利2003年發動“玫瑰革命”時的“小金庫”；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長曾在“索羅斯基金會”工作過；從總統到街頭交警，他們每月的工資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羅斯提供的“補貼”。

  　1979年，索羅斯在紐約建立了他的第一個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索羅斯宣布，基金會的使命之一是“幫助打開封閉社會”。他直言，基金會的使命是搜尋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種手段扶植它發展壯大，“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到最后，它終將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如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分支機構已遍布東歐、拉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 50多個國家，雇員超過1000人，每年花費超過3億美元。

  　從1990年到2004年，“索羅斯基金會”在烏克蘭設立了25個分支，共投入8200萬美元，資助反對派組織。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就是“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董事會的成員。

  　在俄羅斯，“索羅斯基金會”有專項計劃——大規模地向俄地方媒體滲透，企圖以此影響當地精英，試圖煽動地方分裂主義傾向。同時，基金會還向一些大學提供研究資金。如今，俄羅斯人突然發現，莫斯科一些大學的課程表上，增加了不少傳授西方價值觀的課程。

  　在烏茲別克斯坦，“索羅斯基金會”投入了2200多萬美元，用于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

  　據報道，2006年6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悄然進入中國，出現在中國一家民間組織的資金捐贈者名單上，捐資金額約為200萬元人民幣。

產業化的“顏色革命”

  　在上世紀冷戰時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萬輛坦克、數千架戰略轟炸機、上萬枚核彈在內的蘇聯軍事力量，虎視眈眈地面對著歐洲大陸；而美國的幾十萬大軍，則正在越南重新體驗著血淋淋的戰爭噩夢。那時，也許不會有人在意一個尚無名氣的學者吉恩·夏普，一個在華約國家中穿梭任職的外交官馬克·帕瑪，一個剛剛創建了量子基金的猶太后裔喬治·索羅斯以及兩個在越南戰場的軍官羅伯特·赫爾維和約翰·麥凱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國政界，提起他們以及由他們幕后操縱的一場場“顏色革命”，誰人不知？！

  　“提起政變，很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這樣的畫面：示威者占領議會大廈，從大廈的窗子里飄出充滿硝煙味的滾滾濃煙。可是這些畫面也許要永遠停留在想象中了。因為，事實上，如今占領議會大廈和取得整個國家完全可以不費一槍一彈，這就是非暴力政權更迭。”這是當今美國著名“非暴力革命”專家馬克·帕瑪對“顏色革命”下的定義。

  　值得注意的是，與美國花費數千億美元、搭上了數千美軍生命的伊拉克戰爭相比，“顏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說是美國人把戰爭思維用在“軟實力”上的一個創新。

  　2007年9月,緬甸爆發“藏紅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評論道：“‘藏紅花革命’標志著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實也許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技術轉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國對外推行“顏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動“顏色革命”的團隊，在其中如魚得水。一些國家的政權，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漸漸地，人們發現，支撐“顏色革命”團隊的，是一個擁有巨大軍事、經濟、文化力量的強大帝國，為了讓這個帝國永遠強大，“顏色革命”已成了這個帝國一個“新興的特殊產業”。而這又意味著，“顏色革命”必將繼續蔓延。

  　有分析認為，中國是冷戰結束后唯一發展良好的社會主義大國，那些早就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西方國家，自然不會放過中國。從1992年開始，西方國家連續11年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提出反華“人權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證。2001年，小布什視察中央情報局時公開宣布說，“中國是最令美國感到不安的國家，它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

  　對于美國而言，無論從理想主義還是從現實主義角度而言，都有著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內在沖動。一方面，美國向來以“民主的燈塔”自居，并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認為其美國式文明，從價值觀到社會制度，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國一直認為在中國實現“顏色革命”對其有著現實的地緣政治利益。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發展成令美國敬畏的強大力量。在部分美國學者看來，如果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化”，實行與美國相同的政治體制，中國將成為一個親美國家。到那時，中國將不再是一個“挑戰力量”，而將成為“美國治下和平”的支撐力量，從而成就并能長時間維持美國的“單極霸權”。

  　美國《民主雜志》的主編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美國對“封閉”的共產黨國家進行人權和民主化運動的任務，是要在這些國家“建立文明社會”，其步驟“首先是要突破統治黨和政府在新聞、組織和權力方面的壟斷”，繼而要創建獨立的出版物，另立工會、企業等團體和其他組織，縮小政府的權力；然后，由“民主分子”發動一場分享權力的運動，并最終接收權力。

  　戴蒙德甚至認為，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條件正在成熟。

  　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已開始進入中國。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人員，廣泛搜羅中國國內問題和社會矛盾，打著“扶貧”、“技術開發”等幌子進行滲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傳統媒體擴大其影響力，進行思想滲透，千方百計地削弱中國主流輿論的影響；利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與中國爭奪思想文化陣地；以多種形式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沖擊中國的文化市場，實施思想文化滲透；利用某些社會敏感問題，造謠污蔑，惡意炒作，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貶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丑化中國黨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們期望靠這些手段，對中國國家和民族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壞力。

  　由此觀之，對抗“顏色革命”、避免國家和民族淪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國人必須面臨的挑戰。

索羅斯基金會與“顏色革命”

王 夢　

【內容提要】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非政府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政治的各項活動中，其作用及影響也越來越引人注目。索羅斯基金會是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中的重要一員。21世紀初，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發生了所謂的“顏色革命”，索羅斯基金會便參與其中。本文希望通過對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內部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以探究索羅斯基金會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特點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21世紀初，幾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實現政權更迭的“顏色革命”。在這些事件發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羅斯基金會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身影。本文希望通過對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內部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動特點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一 索羅斯基金會

索羅斯基金會由金融家索羅斯創辦于20世紀70年代。在過去的30年中，索羅斯基金會已發展成為涉及歐、亞、非和南北美洲60多個國家在內的索羅斯基金會網絡。索羅斯基金會網絡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32個全國性基金會和眾多的網絡計劃。全國性基金會又被稱為開放社會研究所，是索羅斯基金會設在特定國家并在當地開展工作的自治機構，主要設在中東歐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網絡計劃主要在一個區域內或整個網絡范圍內的特定問題領域從事各項活動，涉及包括藝術文化、經濟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婦女權利在內的一系列問題，由開放社會研究所－－布達佩斯和在紐約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總部管理并和各個全國性基金會一起合作執行。每個全國性基金會的理事會根據所在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來制定這些網絡計劃在所在國的執行策略以及對所有計劃成效進行評估。索羅斯基金會網絡還分別在布魯塞爾、布達佩斯、紐約、巴黎和華盛頓設立了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為各個全國性基金會提供行政、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同時也開展一些獨立的項目。
這一基金會活動宗旨是在世界范圍內致力于“開放社會”的建設。“開放社會”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卡爾•波普爾在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將這一概念演化為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波普爾認為“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將創建“開放社會”視為以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為前提的“零星社會工程”。因此索羅斯基金會在推行各項活動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西方價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標國的教育文化水平時，向當地青年們傳播反現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索羅斯基金會資助當地獨立媒體的建設，但卻對這些國家反對黨的電臺、報刊、電視臺情有獨鐘。更有輿論認為，所謂的“開放社會”只是一種招牌，其真實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掀起“民主浪潮”，并通過基金會深入實地的活動，獲取第一手資料，使其金融投資更加審慎和有效。

二 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及其特點

索羅斯基金會在創立之初即將在世界范圍內致力于將“封閉社會”發展成為“開放社會”作為其活動目標。索羅斯本人極大地繼承了波普爾的哲學思想并將其貫穿于索羅斯基金會的各項活動中。
首先，索羅斯繼承了波普爾的思想，認為“開放社會”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自由、法治的社會。當地政府及公共服務改革計劃就是索羅斯基金會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內制定的眾多計劃中的一項。這一計劃不僅創立了實力雄厚的研究網絡以向當地政府機構提供高質量的培訓工作，還支持圍繞法制改革、反腐敗、決策制定中的公共參與、公共服務等當地政府問題的深層研究，向當地政府轉型提供技術支持和咨詢，同時資助當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團的發展，其目的就是創建更強、更有效的可以參與到當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團。索羅斯認為只有完全實現自由市場經濟，這個國家才可以充分獲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經濟與商業發展計劃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催化劑，并加速了當地傳統經濟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第二，索羅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庫基金就是在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內打造一個獨立的政策中心，即通過識別和分析政府各項政策來加強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監督政府政策制定過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與當地政府進行協商并倡導當地公眾表達意見與建議從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終目標就是這些國家實現“包容性政策改變”，也就是將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轉變成一個所謂的公開、透明及反映公眾利益的過程。這一計劃除了對能夠在這些國家內煽動公眾情緒與引發全民討論的組織與問題給予大量的資金援助和關注之外，還對這些國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培養相關專家從而能夠引導當地民眾對政府的政策制定進行討論，確保其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最大化。思想庫基金每年還會資助超過十名來自包括烏克蘭、格魯吉亞在內的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員在中東歐最重要的智囊團里進行三個月以上的學習研究，以不斷培養有意愿、有能力影響社會公共生活的年輕一代，為“開放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添磚加瓦。
第三，索羅斯相信，開放社會是一個物質、資金、人員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會，自由、多元媒體的發展是一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前提條件。因此，索羅斯基金會所推行的大眾傳媒發展計劃就是為了提升這些國家的包括電視臺、廣播、報紙、廣播網、通訊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傳媒業的獨立性和專業性。這一計劃對傳播“開放社會”價值觀念的媒體出版物的發行給予支持，對違背新聞自由相關原則的行為進行監督和反擊。還對這些國家整體的傳媒體制發起進攻，除了建立了許多如新聞理事會、新聞訴訟委員會等媒體自我管理機制外，還積極促進這些國家媒體所有權的變更，打破當地政府對媒體的壟斷地位，從而實現媒體所有權多元化的政策轉變，為社會上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得以傳播創造制度性條件。除此之外，還特別為那些反對黨的媒體出版物和記者提供資金和培訓并支持當地獨立媒體工會的建立、加強廣播頻率的可準人性。2003年，該計劃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形成了一個新的公眾委員會，以幫助非政府組織參與到電視和廣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發展中，從而使當地媒體最大化的為其所用。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自身一貫的特點。首先，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長期性。“1990年在烏克蘭創建了國際復興基金會，活動不斷；1993年進入吉爾吉斯坦，影響迅速擴大；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設有’國際索羅斯科教計劃‘中心等四大機構外，還在全國四個地方設有分支機構”。索羅斯基金會每年都會發布年度工作報告，結束成效不佳或目標任務已基本完成的項目，同時根據所在目標國的實際情況設立新的活動計劃。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活動周期之長還可以以此窺見一斑：烏克蘭“橙色革命”的領軍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羅斯基金會在烏克蘭的董事會成員；而格魯吉亞在革命后新成立的內閣成員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羅斯基金會工作過。第二，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索羅斯曾在回憶錄里這樣說道：“革命”不應該被引向防御工事，不應該在街道上，而應該在平民的思想里。索羅斯基金會鑒于這些國家大部分民眾生活都比較困難，因此從關系到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衛生、文化、教育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通過這些援助計劃，索羅斯基金會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從而更利于其向當地民眾灌輸西方的民主價值觀。此外，索羅斯基金會還對目標國政府的腐敗、官僚行為進行無情的揭露，以影響民眾的心理，導致時任政府逐漸失去民心。于是，索羅斯基金會就在看似與政權變更無直接聯系的各項活動計劃中，既隱蔽又富有成效地動搖了時任政府的統治根基，為最后這些國家的“顏色革命”的發生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第三，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受到共同哲學思想的支撐。開放社會研究所首長阿萊•奈爾曾發表過以“不斷的改變，不曾改變的目標”為題的演說，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計劃項目是不斷變化的，但其活動宗旨卻是萬變不離其宗。

三 索羅斯基金會所發揮的作用

通過對以上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可以將索羅斯基金會所起作用歸納為三個方面。
1．說服
索羅斯基金會所做的說服工作潛移默化、貫穿始末。索羅斯基金會除了在這些國家全面開展強化民主、增強法制建設、資助獨立傳媒的創建等工作外，還十分注意這些國家青少年的教育事業。在索羅斯基金會大力宣傳和有意渲染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國家已經發生的進步，也不理解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發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關注與他們理想的民主政體的巨大差距，最終在“顏色革命”中沖鋒陷陣，舉起了反政府的旗幟。
2．監督
每年索羅斯基金會的工作報告都會對所謂的影響民主化進程的事件進行評論，還會對這些國家一年內的各項民主化、法制、人權等建設進行評估并根據這些工作帶來的監督結果對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調整。“顏色革命”中，索羅斯基金會更密切關注這些國家國內各種動態信息，及時利用新聞媒體、網絡等各種傳播手段對當政政府的黑幕和選舉過程中的任何舞弊行為進行揭露；還對當地居民就有關如何做理性選舉人進行培訓，以便對整個選舉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督。索羅斯基金會還會推出針對選舉工作的專項監督計劃，如烏克蘭全民監督委員會就是由國際復興基金會和許多國家的大使館為保證烏克蘭的選舉結果不被歪曲而進行的一項聯合舉措。
3．施壓
索羅斯基金會通常對目標國進行兩方面的施壓。一方面，作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索羅斯基金會大打公益牌，獲得民眾的信任與好感，再利用公民大眾的力量向當地政府施壓。如今，“國家形象”對于一個國家來講不僅僅是一個主觀評價，更重要的是涉及這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合法性問題。索羅斯基金會網絡具有極強的滲透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將發生在這些國家內部的事件國際化。當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約和承諾的行為，索羅斯基金會就會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國際上制造輿論責難，從而向這些國家施壓以迫使其遵守承諾或改變政策。索羅斯基金會還借助物質杠桿進行施壓。“顏色革命”發生國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社會制度等各方面發展都比較滯后、不夠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來達到恢復本國經濟的目標。在“不對稱性的相互依賴”中，“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常常將相互依賴作為一種權力來源，在某問題上討價還價甚至借之影響其他問題。”索羅斯基金會在為這些國家的教育、衛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經濟、人力等物質援助時，將其與所關注的問題掛鉤，迫使這些國家政府以索羅斯基金會所設立的目標進行社會改革，從而為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創造更有利的社會環境。
總體來講，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其進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設，為當地自由獨立媒體的發展開啟了道路，并對這些國家的教育、衛生等民生項目進行投資，滿足了一些民眾的基本生活需要。但無可置疑的是，索羅斯基金會所推行的價值體系是一套純粹的西方價值觀，并且在推行過程中由于沒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從而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因此這些國家所建立起的民主體制看起來有些不倫不類，從而造成這些國家社會混亂，動蕩不斷。我們不禁要問，索羅斯基金會的目的到底何在？僅僅出于公益嗎？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會的創建可以使得索羅斯在美國免于稅收。美國稅法第501款概括了25種符合免稅條件的非政府組織類型，索羅斯基金會就在免稅范圍之內。索羅斯本人就曾坦言：“創設這個基金會，動機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稅花招，你把財產交給信托，然后每年提撥一部分的金額到慈善信托。經過若干年的提撥后，本金可以留給自己的后代，不必繳遺產稅或贈與稅，所以這是我為小孩設立的信托。”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重要，又多為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出產國，向來是美國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環，而向外輸出民主更是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這一點上，索羅斯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可謂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因此索羅斯基金會自身遍及全球的網絡系統又可以為美國提供現成的平臺，自然成為美國政府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的首選借助對象。1993年至2003年，美國用于幫助獨聯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專項援助就有90億美元，其中提供給各國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給這些國家的私有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等民間機構的。

四 小結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像索羅斯基金會一樣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將自身發展成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網絡組織，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的各個角落。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所體現社會公益性可以彌補國家行為體以本國利益為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緊張的不足；還可以憑借其豐富的人力資源及技術優勢組建相關國際網絡，結成廣泛聯盟，獲取更為準確有效的第一手資料信息，通過呼吁、宣傳和辯論等各種形式體現世界各國民眾的愿望，反映他們的意愿和要求，促進共同目標的實現，以解決國家行為體在處理全球問題上功能失靈的問題。同時，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動具有國家政府不可比擬的靈活性，能夠更好地緩解政府間存在的誤解緊張狀態，加強交流，增進理解，從而促進國家間的協調與合作。國際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國家權力被壟斷濫用，制約一國政府的決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重視，完善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規范，不斷拓展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系，強化與各類國際非政府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國家利用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我國進行外交政策輸出，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企圖。
（摘自2011年第3期《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意識形態戰爭--索羅斯基金會與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結合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德米特里·拜達 著

中國共產黨 譚天宇 譯

西方在網絡上對我們是無情的思想和信息戰。正如國立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教授格奧爾基·阿列克謝耶夫所說，“由索羅斯基金會贊助的歷史教科書已經在俄羅斯占到了三分之一。他們的思想傾向是顯而易見的——貶低俄羅斯和蘇聯國家在世界歷史上的作用。”

俄羅斯歷史學會會長В·В·卡爾加諾夫教授得到了大量由索羅斯基金會贊助出版的俄羅斯學校和圖書館里的書籍和小冊子。用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在這些“書”里“故意歪曲了俄羅斯的歷史事實，把俄羅斯‘溶解’在其他文明里。”據В·В·卡爾加諾夫說，主要的問題是索羅斯基金會與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歷史的“殖民化”不僅為國內所公認，而且是國外專家也認可的事實。在德國舉辦了一個歷史學家圓桌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法國代表坦率地說：“為什么在俄羅斯的美國人被允許給俄羅斯的乞丐作家以金錢，以便讓他們在俄羅斯根據美國人的‘定義’來編寫俄羅斯的歷史教科書？”這位法國歷史學家指出，如果這種做法繼續下去，俄羅斯可能成為世界上唯一歷史根據外國人的意旨寫成的國家。

在索羅斯基金會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中都寫了些什么呢？

正如В·В·卡爾加諾夫教授所說，在全部讀完這些教科書后，你會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歷史上沒有勝利和榮耀，它所有的只是一系列危機和慘痛的回憶。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像俄羅斯一樣，有這么多可以夸耀的軍事勝利。幾乎每一個時期我們都取得了對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勝利。希特勒、拿破侖、瑞典的查理——這三個人都橫行歐洲，卻敗給了俄國。波蘭擁有兩倍于俄羅斯的兵力，卻在俄羅斯（當時還是莫斯科公國）被擊敗。而在這之前的“冰湖大戰”、對哈扎爾汗國的戰爭以及對君士坦丁堡的襲擊都取得了勝利。

難道第一個宇航員不是由我們送入太空的？難道不是我們第一次和平利用了原子能，第一次制造了原子能破冰船，創建了第一個同步加速器？難道我們的國際象棋大師和數學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難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技術創造（例如廣播、電視等）不是由俄羅斯人完成的？在世界上只有3-5個國家有俄羅斯這樣值得夸耀的歷史。這是我們的光榮歷史，而不是索羅斯基金會教給我們孩子的小說！

例如，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為常見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仍是А·А·克列捷爾編寫的。（我們注意到，雖然該歷史教科書在俄羅斯聯邦的一些地區已經被禁止，但是每年該書仍大量再版）

如果按照А·А·克列捷爾的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重要的戰役是中途島戰役和阿拉曼戰役，而不是蘇聯軍隊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戰役等）。而實際事實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和庫爾斯克戰役在戰爭史上具有國際公認的里程碑意義——而在這本教科書里卻沒有與上述戰役相提并論。

“克列捷爾掩蓋了蘇聯在日本戰敗中的作用（對消滅關東軍沒提一個字）”，“菲利克斯”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亞歷山大·塔拉索夫表示，“它讓學生知道，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僅僅是因為美國對廣島和長崎的核轟炸。”

據亞歷山大·塔拉索夫說，根據克列捷爾的“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不良的后果。正如塔拉索夫所說，“根據克列捷爾的邏輯，希特勒被蘇聯紅軍所擊敗導致了一個有害的結果，它引起了中東歐國家‘共產極權主義’的蔓延。”

“從克列捷爾的教科書中”，塔拉索夫繼續說，“學生們無法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歷史上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重大事件，獲勝的‘權力之軸’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全球性的人道主義災難，蘇聯軍隊的勝利導致了40年的‘兩極世界’，它帶來了固有的穩定性和戰略平衡。”

然而，國家歷史教科書中嚴重歪曲事實不僅僅是受西方的鼓勵。在韃靼斯坦共和國，著名的俄羅斯哲學家和政治學家亞歷山大·杜金說：“這里的歷史教科書中把伊凡雷帝和那時的俄羅斯描繪得相當可怕。”

“這一說法開始于車臣的杜達耶夫”，亞歷山大·杜金說，“因此現在的俄羅斯在從內到外地毀壞自己。如果人們普遍相信索羅斯的歷史教科書，這意味著我國基本上是殖民地。韃靼斯坦共和國和美國編的歷史教科書盡管它們之間存在一些矛盾，但兩者同樣對俄羅斯造成了破壞。”

原文請見：  http://kprf.ru/international/91537.html

 
美國中東“民主干校”真相

巖夢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輕一代當中傳播“民主觀念”和充當“民主教練”，以期達到“社會轉型”和改朝換代的目的，美國朝野不少人樂此不疲。
    早在兩年前，時任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開承認，“促進全球民主”是美國外交的一項重要內容。
  《石油戰爭》－書作者恩道爾指出，從1968年法國爆發反政府學生運動“五月風暴”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出現的社會動蕩和政權更迭，其背后都隱約可見“美國教練”的身影。最近席卷整個中東和北非的新一輪動蕩，當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練”四處活動

    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近期發布的一份關于美國“促進中東民主”的報告顯示，美國在中東的“民主活動”計劃周密、層次分明、分工明確，堪稱一項系統工程。
    這類活動大體分成三個層面。首先是美國總統或其他政府高官就別國民主問題發表公開聲明，對別國“民主人士”進行高調聲援，其次是相對低調的外交活動，通過政府間的交涉對別國的民主和人權表示關切，威逼再加利誘；最后便是民間滲透，參與者包括五花八門的美國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他們明里暗里資助、培訓和發展別國反政府勢力。
   在這些機構當中，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負責籌錢的機構，另一類是具體出力的機構。在前者中，既有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等政府機構，也有被稱為“第二中情局”的全國民主捐贈基金會、和平研究所等半官方機構，此外還有國際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創辦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等私人機構。
  第二大類主要有全國民主捐贈基金會的四個子機構－－掛在共和黨名下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掛在民主黨之下的全國民主研究所、掛靠美國商會的國際私人企業中心及掛靠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此外還有自由之家、愛因斯坦研究所和卡特中心等。
  近年來，舉辦各類“民主培訓班”，成為這些機構在全球特別是中東和北非“推廣民主”的一種重要方式。他們的手段一般是通過美國駐外使館在別國青年當中物色“潛在領袖人選”，然后邀其參加上述機構在當地或在美國贊助或舉辦的“民主干校”，從中培養未來顛覆活動的骨干分子。
    在短短幾年中，這類“干校”在中東遍地開花、結果。維基解密網站披露的一份美國駐埃及大使館內部電文就曾清楚揭示了這些“干校”的操作過程。
    在2005年埃及和2007年約旦的選舉中，不少選舉觀察員其實就出自上述培訓班。而在今年年初的中東政治風暴中，這些人自然成為策動抗議的骨干分子。年僅23歲的埃及反對派人士比拉爾•迪亞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在美國機構于當地開設的“青年領袖學校”接受了為期半年的訓練，得到外國“民主教練”手把手的指導，并將這些運用到今年埃及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去。
    他表示，這一培訓經歷“幫助我們成功組織了這次革命”。“（抗議者）本來是一盤散沙，但我們通過培訓學會了如何把他們組織起來，而且我們的確做到了這一點。”
    目前，全國民主捐贈基金會的年度預算已高達1億美元，使其得以將觸角伸向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過據媒體報道，美國對中東和北非的“民主援助經費”卻大多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它每年從美國政府得到大約8億美元撥款，用于在包括中東和北非國家在內的67個國家開展所謂培養政治競爭和公民社會的活動。據悉，國際開發署在2011財政年度又向國會申請1.04億美元經費，用于資助中東的“民主活動”。今年埃及大亂后，美國更是宣布將對埃及的年度民主援助經費提高三倍，達到1.5億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一將用于開辦各類青年培訓班。
  另據埃及反政府政黨改革和發展黨創始成員之一阿卜杜拉•赫爾米說，他累計接受過數百小時的美式民主培訓，內容包括組織政治運動和選舉，以及包括使用“推特”和“臉譜”社交網站等新媒體工具進行政治宣傳。

                           “民主精英”小班授課

    2005年，美國的“民主促進機構”借監督大選為名登陸埃及。由掛在美國民主黨之下的全國民主研究所在開羅開設分部，并與埃及民間組織一起培訓了5500多名所謂大選觀察員，并教會他們用發送手機加密短信等方式舉報埃及當局的“選舉舞弊行為”。這批人當中，許多后來成為今年埃及抗議活動的骨干力量。
    據不完全統計，自從2005年以來，約有超過萬名埃及人參加了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出資，由國際共和研究所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等28個美國和當地機構舉辦的培訓活動。
    這類活動引起了穆巴拉克政府的警惕和抗議，而美國此后在埃及稍稍收斂，但同時另辟蹊徑，將培訓班開到埃及境外的海灣和東歐，而且還將挑選出的所謂“青年領袖”送到美國本土受訓。
    2009年，17名來自埃及的“青年領袖”應邀赴美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出資、由素有“老牌顛覆專家”之稱的自由之家主辦的所謂“新一代倡導者項目”。美國之音報道稱，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國接受了關于“民主、人權與和平的熏陶”，而這個項目的目的就是要“從內部促進中東和北非的政治變革”。
    另外還有一些埃及青年接受了自由之家的資助，去中歐和東歐“考察民主”。
    這個項目的副主任丹尼爾•卡林加特說，此次培訓重點是加強宣傳和網絡技能，而參與者是來自埃及的“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群體”，包括人權活動分子、律師、女權活動分子、記者和博主。他們雖然價值觀和背景不同，但都具有“促進變革的強烈興趣和愿望”。
    在為期五周的培訓當中，這17名埃及青年被安排到美國各地的一些機構學習，其中來自埃及非政府組織青年與發展研究所的項目專家梅•科斯巴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美國非政府組織“青少年服務”接受了訓練。她說，她通過這次培訓學到了許多組織青年運動的技巧，“包括如何與青年對話，如何分析和歸納問題，如何宣傳主張。”
    埃及改革與發展黨的政治分析師奧拉•法赫米說，她在俄亥俄州巴克艾公共政策解決方案研究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使用簡單直接的語言來進行宣傳，而這是鼓勵埃及年輕人積極參與政治的關鍵所在。
    埃及“一個世界”基金會執行主任馬吉德•蘇魯爾則說，他在位于美國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人權項目學到了最新的政治宣傳技巧，而他準備把從美國學到的東西回國付諸實踐。
    除了讓這些埃及青年參加各種培訓之外，自由之家還邀請了美國的議員、外交官、學者和記者為這些人充當導師。華盛頓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中東項目主任喬恩•奧特曼是其中的一名導師。他向這些埃及青年表示，美國一直支持埃及的民主運動，但要付諸實施還要靠他們自己。
    自由之家的這一項目受到流亡在美的埃及持不同政見者、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薩阿德•埃爾丁•易卜拉欣的力捧。他宣稱，這是一種“促進世界民主與自由的有力有效方式。”
    美國政府高層對“新一代倡導者項目”顯示了高度重視，2009年5月28日，這17名埃及青年受到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親自接見。希拉里對他們贊賞有加，并稱“走向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權符合埃及的利益”。而這些“青年領袖”則表示，埃及“要求民權和人權的呼聲日益高漲”，并迫切需要“美國的緊急支持”。

                          “民主工具”倚重網絡

    與以往的歷次“顏色革命”相比，近年來美國在中東經營“民主工程”的一個新特點是日益倚重“推特”和“臉譜”等新興網絡媒體。
    這些本以社交為目的的網站，經過美國各路“民主專家”之手，被打造成策動別國反政府活動的重要政治工具。而主管美國外交的國務院，在利用社交網站和新媒體輸出美式民主方面一馬當先，并成為其中主要推手。
    據美國目前總管這方面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邁克爾•波斯納說，為了幫助包括中東在內的世界各地“民主分子”在使用“推特”和“臉譜”聯絡時躲避政府監視，國務院自2008年以來已投入2200萬美元進行互聯網“翻墻”、防范木馬軟件盜取登錄名和密碼以及手機電話本一鍵刪除等方面的培訓，累計受訓人數已超過5000人。今后國務院還計劃再投入2800萬美元從事這方面的培訓。
    波斯納解釋說，傳授“一鍵刪除”技巧的目的是防止抗議者被捕時，其手機存儲的聯絡名單外泄，從而免于使整個反政府組織全軍覆沒。
    他說，美國國務院已向“推特”和“臉譜”等網絡運營商求援，以期攜手在別國“促進民主”。在2009年伊朗發生所謂“綠色革命”時，國務院甚至要求“推特”運營商推遲網站維護時間，以便伊朗反政府人士能夠不間斷地使用“推特”。
    2009年，美國國務院與包括臉譜、谷歌、MTV公司，AT＆T在內的美國十家網絡、娛樂和電信巨頭們共同組建了一個稱為“青年運動聯盟”的機構，共同致力于利用新媒體技術在海外“推廣民主”。當年年底，該組織首次全球大會在紐約召開，與會者包括在今年埃及動蕩中“大顯身手”的反政府組織“4月6日青年運動”。
    據悉，“4月6日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艾哈邁德•馬赫爾•易卜拉欣最早在“臉譜”網站上開設專門網頁煽動埃及民眾舉行大罷工。馬赫爾后來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宣稱，他的組織領導了埃及歷史上首次以“推特”和“臉譜”為平臺的“青年造反運動”。
    “4月6日青年運動”另一創始人伊斯拉•阿卜•杜勒•法塔赫則因擅長使用“臉譜”網站策動反政府活動而被稱為“臉譜女孩”。她在最近應美方邀請訪問華盛頓時宣稱，在迫使穆巴拉克下臺后，她的組織仍然要繼續使用這些新媒體工具進行政治宣傳。她還透露說，除了在網上“宣傳民主”以外，她還經常通過推特和“臉譜”與也門、巴林和敘利亞等其他中東國家的反政府人士在線交流經驗。
  盡管美國政府把這些社交網站貼上了民主工具的標簽，但美國已經有人質疑，這些技術如果落入恐怖組織或販毒團伙之手，豈不要讓美國引火燒身？

                        “民主學說”鼓動“軟政變”

 盡管如今美國在海外策動“顏色革命”形式和工具發展了變化，但“非暴力革命”作為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策略，一直延續至今。比之軍事干涉，“非暴力”本小利大，并且隱蔽性好，不容易被國際輿論抓住把柄。
    在此輪中東政治風暴當中，來自美國的“民主教練”們不僅教會了當地反政府人士各種實用的“民主技巧”，更是將所謂“非暴力革命”的理念深深植入這些“民主學生”的心中。
    據美國伊斯蘭大會組織北非負責人、埃及人權活動分子達利婭•齊亞達證實，今年埃及和突尼斯抗議活動中的一些頭面人物，都曾在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一家名為“非暴力沖突國際中心”的機構學習過有關“非暴力革命”的理論和應用策略。
    該中心創始人彼得•阿克曼早年曾是一名銷售垃圾債券的商人，后來致力于在全球推廣“非暴力革命”，并于2005年至2009年主持過另一個“民主促進機構”自由之家。阿克曼曾在東歐策動過反政府活動，他的機構在塞爾維亞設有分部。在此輪中東政治風暴前，他同時在美國和塞爾維亞兩地給中東反政府人士開設培訓課程，甚至將兩名曾在十年前塞爾維亞反政府活動中的骨干分子派到埃及實地傳授經驗。
    阿克曼稱，盡管他不能確定自己對埃及和突尼斯局勢產生了多大影響，但根據他的一本書改編的一部有關總結歷次“非暴力革命”成敗經驗的紀錄片的確曾在埃及全國各地放映過。他認為，“推特”等新媒體在中東變局中的作用并非是最主要的，而真正的訣竅在于“如何制定總的反抗策略和領導這些反抗活動的技巧。”
    阿克曼并非美國“非暴力革命”理論創始人，而是師承這一理論的真正“宗師”－－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吉恩•夏普。這個冠名“愛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聽好像是個科研機構，但實際上是一個總部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以在全球策劃不流血“軟政變”著稱的組織。
    據悉，該機構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出意識形態進攻的策略報告和計劃，然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多個子機構實施。在前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以及近年來的“顏色革命”當中，都有該組織的影子。
    法國記者梅珊曾經寫過《愛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運動》一書，對該組織如何通過“非暴力反抗”實施“軟政變”進行了詳細披露。夏普本人則被認為是當今世界上“非暴力革命”的理論權威，他寫的有關書籍據說已被譯成30多種文字，被許多國家的反政府人士奉為經典。據稱，他在書中所列舉的“非暴力武器”多達198種。在2009年伊朗發生的所謂“綠色革命”中，其中100多種得到了應用。
    在今年的中東動亂中，夏普雖未直接插手，但他的影響卻不時顯現，而他的學說一再被應用。據《紐約時報》報道，埃及的“4月6日青年運動”從塞爾維亞一個名為“抵制”的組織身上得到過許多啟發，而當年“抵制”組織正是由于吸收和運用了夏普的許多理論，才在促使米洛合維奇政權倒臺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此，“4月6日青年運動”成員曾親赴塞爾維亞，向“抵制”組織取經。
  此外，埃及僑民在卡塔爾成立的反政府組織“變革學院”，也深受夏普影響，其中不少人回國參加了今年的抗議活動。
  （摘自2011年6月16日《環球》）
 

文章5：關于美國政治勢力對我國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

國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報送的報告

（一）國際政治勢力的插手
 
    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一直是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武裝干涉討不到便宜之后，美國歷屆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變這一宗旨，干了大量顛覆共產黨．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運動，布什強調人權外交，盡管提法不同，其實質都是通過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所謂民主勢力，借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動員和組織政治反對派，并拉攏．分化共產黨內的不堅定分子，幻想共產黨內部和平演變，導致和迫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發生改變。服從這一反革命戰略的需要，他們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動。
 
    1，對中國實行思想文化滲透。
 
    美國歷屆政府包括本屆布什政府，都沒有放松過對社會主義國家執行思想文化滲透的方針。據美國外交官私下稱，美政府認為，對中國，美國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都已失敗。今后只有乘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機，通過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對中國進行精神滲透，要用美式文明來影響中國走向自由化。
 
    美國對中國的實施思想文化滲透，其手法多種多樣。下面兩件事就足以說明：
 
    一是美國的富布賴特計劃。中美建交后，美國根據富布賴特計劃，派到中國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國二十四所重點院校。美國新聞署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學者到中國各地大專院校和研究單位講學。當然，其中不乏對我國友好的人士，但作為美國政府的一項政策，其目的是明確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機構致電美駐華大使館，不無沾沾自喜的宣稱：從目前中國形勢看，我們派往中國的教授對傳播美國文明，宣傳美國文化，對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起了關鍵作用。近幾年來，美國還陸續派出傳教人員以教師．商人．醫生和技術人員的身份來華，秘密進行傳教活動。美國某教育組織成員，以給中國培訓教師為幌子，把宗教理論．美國大眾心理學等內容揉和在一起，進行傳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工作的美國某教育組織成員狂妄宣稱：要徹底改變中國，要把接受他們培訓的人養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現代派新人。
 
    二是美國之音的活動。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國際廣播電臺，它是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政治．思想滲透的重要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之音中文節目就一直是美國政府對我國進行心理戰的工具。整個五十年代，美國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傳而聲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國政府顛覆共產黨的工具，搞暴亂的指揮部。為了改變自己的形象，美國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開始改變手法，更多地使用新聞性．事實性的方法來進行宣傳。中美建交后，他們開始舉辦諸如音樂節目．教英語節目和大量介紹美國的專題節目，投群眾之所好，以吸引聽眾。但是，形式變了，卻絲毫沒有放棄向中國聽眾進行蠱惑的目的，即讓聽眾接受他們的觀點，竭力培植親美勢力。美國政府認為，現在多數中國領導人是留蘇的，沒有一個留美的。美應在中國物色培養一批能理解美國政策，具有親美思想的美國通。為實現這一目標，美除了推動中國各大學建立研究美國的機構，提供大量資料外，還通過國際訪問計劃，在我黨政機構．經濟．文教．宣傳部門每年邀請一百名對決策有影響或潛在影響的人士訪美，特別注意挑選一些現在當權或有可能擔任要職的年輕人赴美學習考察，希望在這些人中有朝一日產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離任的駐華大使說，對邀請中國人訪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現在，要有長遠目標。
 
    2，在我留學生中培養一批親美派是美國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
 
    美前總統里根曾在內部稱：要把接收中國留學生作為一項戰略投資。一九八二年，當他得知中國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訪問學者和留學生時，當即表示六萬五千人更好，這是長期投資。美特別重視對我留美學生的工作。
 
    一是重點作留學生中高干子弟和學習尖子的工作，同他們建立私人關系，期望他們回國后擔任要職。
 
    二是利用各種形式對我留美學生進行思想影響，使其更多了解美國民主自由和物質文明，等他們逐步成為中國社會棟梁后，就可以通過他們的頭腦逐步使中國向資本主義演變。
 
    三是對我留學生進行策反。美聯邦調查局控制的中國留學生管理委員會負責具體策反活動。對這種活動，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紅，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美國在做中國留學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經落后了，要迎頭趕上，加強對中國人才的投資。
 
    3，千方百計把觸角伸向中國高層領導。
 
    美國的一些人，把體改委下屬的或由體改委派人組建的體改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機構的某些負責人看著重點對象，不斷地在他們身上下工夫。美國大使館在這些單位里，經常進行結交的有二十多人。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僅美國駐華使館里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特務，就與體改委系統的十五個人來往近五十次，從來往中收集他們感興趣的情況。他們認為這些人的學歷．背景和思想方法，會對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最高決策機構起潛移默化的作用。美國經常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邀請體改委系統的人去美國訪問。一九八八年，體改委系統就有十二人安排訪美，成行十一人。美駐華使館那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推薦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樓繼偉訪美時寫道：邀請樓訪美有助于打開中國國務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開的大門。
 
    一九八六年初，美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喬治，索羅斯向體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于一百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六月，在喬治，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陳一咨在布達佩斯與喬治，索羅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一咨向鮑彤匯報了此事。十月，陳一咨又與索羅斯北京會談并簽署協議，責成青年經濟學會的李湘魯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一咨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同志打過招呼，趙紫陽同志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羅斯一共匯來二百五十萬美元，這些錢基本上用于四個方面：
 
    一是體改所及其下屬機構一些人出訪美國的費用開支，以及接待美方來人的開支；
 
    二是進口了五十萬美元的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藉；
 
    三是撥出二十五美元計劃搞一個政治沙龍性的俱樂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業。
 
    經查明，這個基金會美方主席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會的美方顧問委員會里有四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來京時，正值中央在北戴河開會，鮑彤．陳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說他已經跟陳一咨通了電話，并說，他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的一些情況，中央有了意見分歧，中國今年形勢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聲載道，知識分子對現實很不滿意等。梁本擬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說事情已辦完，提前返回美國。一九八九年五月，當索羅斯了解到中國的局勢發生了變化，他們需要聯系的人離開了領導崗位，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不能實現的時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給中方主席來信，提出終止協議，關閉基金會。
 
    4，把目標指向未來領導人。
 
    依托美在我國內建立的培訓和交流中心，向中國未來領導人進行教育。這幾年來，美先后在大連．南京．北京和廣州建立了各種培訓和交流中心。這樣的培訓對我方有積極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圖。美駐華使館十分重視大連工業科技管理培訓中心的作用，認為是向中國，特別是向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全面展示美國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國情況的據點。在該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員承認：這也許是我們在共產主義世界所干的最嚴重的顛覆事件。
 
    5，通過經濟技術援助使中國依附美國。
 
    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蘇二十多年對立，使美國從中漁利。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美國應適時調整政策，要在發展美中經濟技術合作關系方面下工夫，以強大的經濟技術實力為后盾，爭取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于美國，最后在政治上對美國也拱手稱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勢力對中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在這次動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尤為露骨，表現為對中國動亂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張膽地支持。在這場風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種手段，多方插手，妄圖推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主要表現在：
 
    （1）大肆收集我國內政局動向及動亂情況的情報。
 
    北京發生動亂后，美總統布什親自下達命令，要美駐港總領事館密切注意當前中國的情況，并專門派一個小組到駐港總領事了解我國內事態的發展。美駐華使館人員紛紛出動觀察形勢，并指使其駐沈陽總領事館，要在東北三省大中學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師收集有關情報。
 
    （2）使用所有宣傳手段，為學生傳遞信息，擴大影響，并不時指點方向，制造謠言，不斷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國駐京記者很快就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抵達紀念碑獻花圈，就有一些外國記者爭先恐后地拍照．錄像．錄音，對學生開始采訪。在非法學生組織成立以后，駐京一些外國記者了解這一非法組織的宣言．號召．部署和各項活動，參加他們舉行的各種記者招待會和聚會，義務為他們向全和全中國傳遞有關信息。北大．清華等五所大學宣布無限期罷課，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電．外臺提前宣布的。學生只要有什么活動，外國記者總是先期到場。在此，美國之音等傳播了不少謠言，如首鋼工人罷工．黨和政府已經制造了一份黑名單等。在幾個關鍵時期，他們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制造輿論，進行惡劣導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沖擊新華門，一時間，四二0血案的謠言傳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學生醞釀并開始了第一次對話，紐約《世界日報》在五月一日卻轉述一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華府方面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很詭譎的一招，可能會造成學生領導的分裂，而有利中共當局的分化和操縱。恣意毒化我國政府與學生對話的氣氛與關系。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傳出后，西方輿論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廣場的悲壯氣氛和群眾的廣泛支持，推波助瀾，把絕食學生往死路上推。
 
    （3）美駐華機構和人員直接進行策動。
 
    美華使館一名負責人，連續四周，每晚都與參加學潮的學生接觸，聲稱美政府非常關注這次有意義的運動。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京辦事處主任多次邀請北大．人大．北京外語學院學生到其住所座談，施加影響。在北大．人大．語言學院等十二所高校學習的一些美國留學生，到處進行煽動。一些駐京記者與高自聯的頭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美聯社記者和《新聞周刊》記者均向吾爾開希等人說：如有必要，美將為他提供庇護，可為他去美國學習提供方便。不僅如此，他們還妄圖在中國組建反革命武裝。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小組今年五月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一份報告稱：中國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中國面臨許多問題，目前農村就有五千萬流動人口，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同時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報告建議美國在適當時機向中國流動人口提供武器，組建反政府武裝。
 
    （4）利用中國留學生進行策應。
 
    在北京發生動亂后，馬薩諸塞州紐敦城國際學術中心開放了四條長途電話線路，免費提供波士頓地區的中國留學生，不斷與北京學生及西歐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聯系。加利福尼亞大學．斯坦大學等校的中國留學生，專門收集有關中國黨政領導機關人事變動方面的謠言，利用舊金山一家華文報紙的傳真機發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個大城市的高校，煽風點火。
 
    （5）指使中國民聯等反動組織插手動亂。
 
    中國民聯是在美國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敗類搞起來的反革命組織。學潮一開始，中國民聯立即呼應，發出以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以及陳軍．劉曉波等人的《給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煽動中國大學生應鞏固在這次學潮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系。由幾名中國民聯分子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黨向國內投寄《告全國同胞書》，公然叫囂要廢除四個堅持。中國民聯還伙同親臺的中華公所等成立聲援中國民主運動委員會，與吾爾開希．王丹等高自聯頭頭保持密切聯系，為他們出謀劃策，并提供經濟支援和宣傳器材。
 
    （二）臺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
 
    在這次運動中，臺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由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等情報組織已派遣數十名特務，除了收集情報，還進行心戰策動，有的還企圖與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分子聯絡，千方百計地介于學潮當中。臺灣特務組織的主要表現在：
 
    1，建立專門機構，指導和組織對大陸的破壞活動。
 
    學潮開始以來，臺灣特務組織和境外敵對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散發宣傳品，其內容包括：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攻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臺灣特務機關連續發出十份所謂號召大陸上的勇于爭取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慰問信等，吹捧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開拓者．反共救國的先鋒；煽動這次學潮是一次改朝換代的反共運動。有些反動刊物的文章叫囂放棄四個堅持，軀逐馬列主義，消滅共產黨，趕走鄧家幫；攻擊共產黨是一個獨裁、野蠻．法西斯專政的黨；攻擊我國現在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煽動學生組織宣傳隊，走出校園與工人運動結合，進行示威．游行．演講甚至罷課。臺灣特務機關和境外敵對組織加緊派人入境搞串連活動。他們分別以探親．旅游．經商等名義入境活動。他們的使命是，聯絡學運，策反學生領袖，溝通各種非法組織，企圖引導學運走向所謂的全面抗暴運動。
 
    2，為動亂提供經費．物資。
 
    臺灣當局組織各界積極聲援這場動亂。國安會秘書長蔣偉國發起送愛心到天安門活動，帶頭捐款十萬元新臺幣。臺灣救總捐款二十萬新臺幣。國民黨中央委員黎昌意發起募捐一億元。香港某些人則以支援學生絕食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萬港元，后又稱募集三千萬元。這些錢準備分批帶入，已派出一個聲援團送一百萬港元到京。他們不僅提供大量現金，還提供了動亂所需要的種種現代化裝備。如高倍望遠鏡．步話機．帳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者打持久戰。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謠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剛抵達在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時，《南華早報》等十多名香港記者便開始采訪了學生活動。非法學生組織成立后，《香港虎報》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發表評論說；兩天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的第一個非官方學生組織，標志著這個國家的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紀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學生和群眾沖擊新華門，港臺報紙大肆渲染。香港《快報》攝影記者不聽勸阻，強行拍照，被制止帶離現場后，他向該報發消息說，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員圍毆，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報》發表鄭重聲明予以抗議。隨后，香港《經濟日報》亦稱他們的記者也遭扭打拘留。為此，香港記協致函許家屯要求北京解釋，從而進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內地群眾的情緒。對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學生絕食．宣布戒嚴行動等，港臺報紙．電臺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動性。
 
    4，派遣特務，直接插手動亂。
 
    學潮發生以后，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加緊對大陸進行蠱惑人心的反動宣傳的同時，指使潛伏在大陸的特務分子直接插手動亂，以圖使大陸這場所謂的民主運動擴大成為全面的反共抗暴運動。他們還布置潛伏特務密切注視和搜集動亂情況，報送境外特務單位。臺灣國民黨潛伏特務的這些活動陸續被我安全機關偵破，有些插手動亂的臺灣國民黨特務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王長洪．錢榮勉．梁強。此外，其它省市也破獲了多起國民黨特務案件，他們都供認了各自插手動亂的罪行。

文章6：中情局加緊滲透中國高校、學術機構、政府機關
 

　　文章摘自《誰授權美國統管世界》
　　作者：蘇言 賀瀕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前蘇聯解體后，當時的總統老布什認為，“中國是最令美國感到不安的國家”，“中國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的重點”。基于這種認識，美國整個情報體系都在不斷加強對中國的情報工作。
　　美國在當時的目的，即為制造亞洲緊張局勢，發表中國威脅論，意在挑起亞洲各國樹敵于中國，以利于美國從中漁利，從而讓亞洲各國政府買美國的軍火，也就是讓亞洲各國人民各國政府為美國軍伙商買單，并抑制中國的發展。
　　美國有著龐大的情報系統，它的情報機構包括范圍非常廣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情報局，即CIA。它的工作重點在于獲取外國情報和在海外進行秘密活動。中央情報局是美國龐大情報系統的“統帥機關”。此外，美國還有12個情報搜集機構，包括國防部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國家偵察局、聯邦安全局等等，就連能源部、財政部、國務院等也都有數量龐大的情報機構，其中較重要的有：國務院情報與政策研究司、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和緝毒局、財政部的秘密勤務局等。
　　據美國作家馬克·佩里《美國中央情報局秘聞》一書：自本世紀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一些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加緊特工組織的發展工作，他們有計劃地每年在中國政府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美或赴美學習考察，從中發現和挑選親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員。
　　另一方面，他們利用高校的各種學生社團組織，以基金會的方式向他們提供美元作為活動經費，在背后操縱各種秘密活動和特工活動。
　　近年來，美國不只是中情局，整個情報系統都日益重視并不斷加強對中國的情報工作。它在對中國加強特工活動的同時，不斷擴大招募反華諜報人員的范圍。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
　　從2002年開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更顯著加強了監控和爭取中國留學生的工作，力圖從中招募合適人員作為特工。聯邦調查局的招募活動主要針對美國大學內的中國內地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主要跟蹤的學生專業有核子物理、空氣動力學、導彈和空間衛星相關工程、納米技術、同超級電腦和加密相關的專業。為了跟這些專業中國留學生掛上鉤，聯邦調查局以招聘中文翻譯為由，通過中國學生團體舉辦了一些座談會，進行摸底。
　　一些安全雇員獵頭公司紛紛出現，以美國凱利聯邦安全獵頭公司為例，近幾年的收入直線上漲。盡管在中情局歷史上不乏采用商務身份作為掩護的特工，但新成立的這些公司規模遠遠大于以前那些只有一兩個人的咨詢事務所。除了輔助性的職員外，這些新公司通常“雇傭”6到9名海外特工。
　　在此之前，中情局的大多數間諜采用官方身份作掩護，如外交官或政府機構的雇員，這種做法的好處包括可以獲得外交豁免：如果被發現從事間諜活動，他們將被驅逐出境，從而避免被判刑甚至被處死的后果。
　　中情局所招募的不僅有情報分析人員，還有特工人員。行動處的諜報崗位是誘人的地方，從業者將被單獨派往他們自己的國家從事特工工作，但應聘者必須接受全面的安全檢查，包括心理測試和測謊檢查，還要查明應聘者的全部個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結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記錄、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為一個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詐。新招募人員一律要試用6個月到1年，并切斷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
　　正式招募之前，中情局一般會對候選人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具備成為一名特工的基本素質。例如對金錢態度等，如果哪位候選人加入時，第一件事就談錢，那這種人一定來錯了地方。這種人今天在為中情局工作，明天就會變節，給“出價”更高的雇主賣命。
　　新學員進入培訓基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脫胎換骨”：姓名、年齡、出生地、愛好、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職業及姓名都要更換。因此，對許多特工來說，做情報工作與其說是一種職業，還不如說是換一種生活方式。
　　在學校學習中，特工業務課程學習時間最長，例如如何竊、拍照。如何在成為人質后逃生，特工學校還特別注意訓練“女色特工”和“男色特工”。在特工培訓基地，訓練的課程包括：如何報偷情報，如何在成為人質后逃生，如何發展下線拉人下水、如何誘捕“獵物”以及反誘捕等等。
　　在中情局中，許多美國特工以非官方身份被安排在大型的跨國公司或其他外資公司里。“一旦有人給公司打電話詢問，公司秘書就會說這個人是為公司工作的”，以此為掩護，從事特工活動。

文章7：恩道爾：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領巴縣長》。《時代》雜志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后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后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于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后，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道，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于平民的防御：后軍事武器系統》，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后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維斯巴登，2009年版，第43、117頁（F. William Engdah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esbaden, edition.
engdahl, 2009, pp. 43, 117）。有關夏普和蘭德公司辦法更多情況，另見喬納森·莫厄特：《新的"驅除陰霾"在行動？》，網上雜志，2005年3月19日（As well, for more on the methods of Sharp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Jonathan Mowat, The new Gladio in action?,
Online Journal, March 19, 2005 , accessed in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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