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準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與高尚全先生商榷項啟源

　　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繼往開來，高瞻遠矚，是今后全黨全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指南。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說：“黨的十八大報告勾畫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宏偉藍圖，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近幾個月，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全黨全民掀起了學習“十八大”政治報告的熱潮。各行各業特別是理論界發表了不少深入探討的學習心得，對推動學習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少數人以學習“十八大”為名，歪曲“十八大”的基本精神，力圖制造思想混亂，誤導群眾。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十八大”政治報告先后有五處論及這個問題，力求加快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步伐。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術界有不同理解由來已久，屬于百家爭鳴范圍內的爭論無可厚非。但是我讀了高尚全先生最近發表的《“十八大”后的市場化改革重點》一文，(以下簡稱《高文》)，認為其中的許多說法有違于“十八大”以及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觀點，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同他商榷。

　　(一)

　　《高文》在第一個小標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中寫了這樣一段話：“目前，雖然極左思潮受到其他事件的影響一時偃旗息鼓，但是也出現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等，行政過度干預市場仍然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中國模式’之所以引起爭論，就是因為其強調政府行政主導，而且主張用模式固化下來，這樣不利于深化改革。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將‘國家資本’用‘主義’進行強化，顯然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關于所謂“中國模式”、“國家資本主義”《高文》在下文還有更詳細的說明，我將進行具體的分析批判。我所以引用《高文》的這一開場白，是想說明高尚全先生的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學習心得，也不是學術探討，而是在進行政治批判。

　　什么是“國家資本主義”?凡是多少了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時曾倡導過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一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學者提出，由于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所謂新興經濟體推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而高尚全先生所批判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以上兩者都不相同。《高文》在“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這個小標題下寫道：“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尚未取得共識。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執政的基礎。按照這個‘基礎論’定位，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因為‘進’才能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退’就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段話說的很明白，“國家資本”不能用“主義”來強化是因為這樣一來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了。

　　那么國有經濟究竟是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呢?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說得很深刻：“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領導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要有效運行，也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和物質力量。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的國有經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我國國有經濟的發展，不僅對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增強綜合國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我們這么重視搞好國有企業，就是要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就是要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們黨執政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江澤民同志這一講話的精神貫徹在黨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歷次決議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中，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血肉相連，內在統一的。

　　《高文》不但否定了我國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而且質疑我國國有經濟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高文》在“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這一小標題下講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國有經濟的存在到底為了什么?不能為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恩格斯曾說過：‘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甚至奧巴馬采取國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說奧巴馬也要搞社會主義了。日本最近企圖把我國領土釣魚島實行國有化，難道也是搞社會主義嗎?可見，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眾所周知，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既不同于拿破侖政權，也不同于奧巴馬政權，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創辦國有企業、實行國有化就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呢?高尚全先生究竟想說什么，矛頭指向何方，我考慮再三，認為還是應該從他一再引用恩格斯的這段話說起。2006年9月25日至26日，在“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上高尚全先生作了長篇發言，他說：“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能作為衡量是否社會主義的標準。這已經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實。歷史上德國曾經實行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拉薩爾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鼓吹過國家社會主義。俾斯麥政府宣布把鐵路、煙草公司等經濟部門收歸國有，把國有化措施作為所謂‘建立社會主義’。恩格斯曾對此作過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說：‘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列了。’恩格斯并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德國希特勒也搞過國家社會主義把德意志工人黨改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把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執政綱領，并通過國家的力量把企業和托拉斯國有化。納粹黨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1929年以后的經濟大恐慌，一些困難群體對現狀不滿，于是打著國家社會主義、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以爭取這些群眾的支持。以上案例表明，我們必須弄清國有化到底是為了什么?不是任何形式的國有化都是搞社會主義的，把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作為區分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不科學的。”

　　我所以不惜篇幅重復高尚全先生的文章和發言，是因為他片面引用經典著作，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我國的國有經濟。

　　《高文》和發言所引的恩格斯的話出自《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的一個小注。恩格斯在這里批評了不能把任何一種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但并未講到國有經濟的性質完全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本質區別。就在這個小注的下一頁，恩格斯指出：“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接下來恩格斯講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有資產。他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資產。”恩格斯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資產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資產在根本性質上的區別講得何等清楚!我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與發展。”盡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民所有制的成熟程度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但其根本性質是同一的。為什么高尚全先生一再引用經典著作中的一個小注，反復強調不能把國有化等同于社會主義，不能把國有經濟的比重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呢?盡管他用語晦澀，但本意在于指責我國的國有經濟、至少是一部分國有企業徒具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之名，并不真正具有社會主義之實，這是很清楚的。

　　近年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吹者，把我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說成是什么既得利益集團、特權集團、官商利益集團等等。下面我舉幾個例子，可能有助于對《高文》的理解。

　　有人說：“國有制并不必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果這點不改變，一動國有制就會覺得問題很大。”有人說：“警惕中國踏上權貴資本主義的覆轍，已是整個社會的共識。何謂‘權貴’，主要就指壟斷國企。它們對經濟的控制力更多地表現為特權，是與民爭利的殺手锏。”有人說：“央企大多數脫胎于中央部局級的主管部門，先天帶有計劃經濟、官方經濟的胎記，官本位、行政壟斷是其本質特征。又同市場經濟中的高度市場壟斷相結合，雜交成了混合經濟，形成了特殊的壟斷利益得益者和固化者，即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生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以上幾位作者筆下，國有企業只是徒有其名，實質上已不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了。

　　《高文》在“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這個小標題下最后一段話是：“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的比重，而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說明了這個道理。”那么中國的國有經濟究竟是得民心還是失民心呢?《高文》沒有直接回答。但是從《高文》把國有經濟的比重與“得民心者得天下”對立起來已可見其本意。無獨有偶，我國新自由主義鼓吹者的領軍人物之一張維迎教授不久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國有企業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沒有關系的。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提高了，就這么簡單。國有企業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沒有關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取決于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這點必須認識到。”

　　十幾年來國內確有一些人一直在用造謠污蔑的手法集中攻擊國有經濟，特別是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例如，說國有企業利潤的增加來自消費者的轉移支付，本身就是對公眾的一種剝奪;由于國企的壟斷使公眾不得不承受質次價高的商品與服務，致使民怨越來越強烈;國有制不是公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因為它只為特權階級謀利益。諸如此類的流言蜚語雖然與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全局中所做的貢獻完全相反，但在群眾中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容忽視。《高文》表面上說要為國有經濟正確定位，但是實際上認為國有企業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并不是得民心的。因此我認為對國有經濟、尤其是受某些人非議最多的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大型國企究竟為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哪些貢獻簡要回顧一下以正視聽還是很有必要的。

　　“十八大”報告在講到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總結時曾提到：“我們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上海世博會，奪取抗擊汶川特大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和災后恢復重建重大勝利，妥善處置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我們應該看到，在取得這些重大勝利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我國遇到了三件大事。一是這年年初南方遭遇了50年一遇的冰雪災害，波及長江以南十幾個省，受災人口7000萬。國務院成立了煤電油運和搶險救災應急指揮中心。國有的電網企業、發電企業、煤炭企業、運輸企業、電信企業都進行了緊急動員，全力保障供給，減輕災害給人民帶來的損失。在最短時間內各省斷電區域都恢復了通電，因回鄉過春節滯留在鐵路沿線的幾十萬農民工和學生也趕在春節前回到了家鄉。二是這年五月，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了8級強烈地震。這是建國以來損失最嚴重、救災難度最大的一次自然災害。除地處災區的國有企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修復外，全國許多國有企業緊急搶修電網、通訊設備、鐵路、公路，保證災區物品的及時運送。這場罕見的大地震給中央國企造成的直接損失414億元，間接損失401億元。這還沒有包括央企全力參加災后重建中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三是為辦好北京奧運會，中央國企在場館建設、交通配套、電力保障、通訊暢通等方面全力以赴，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由于以上原因，致使2008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比2007年下降了14.5%。

　　國有企業不僅在應對突發事件上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建國以來，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職工數以千萬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水、電、油、運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幾十年來，他們兢兢業業、辛勤勞動，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數不勝數的好事。例如，上世紀國家提出村村通電的計劃，所需費用明確由政府、企業、農村集體經濟各承擔三分之一，但在實施過程中許多村拿不出這筆錢，最終還是落在國有電力企業身上。為了做到全國村村通電，在青藏高原，一條比肩于青藏鐵路的“電力天路”讓西藏人民終于徹底告別了煤油燈。2011年，煤電價格倒掛十分明顯，為保證電力供應，有關國企虧損幾百億，保證了電力消費全年11.7%的增幅。在石油行業，中海油成功開采了年產5000萬噸原油的深海油田，減輕了我國對石油進口的負擔。為了實現中央政府提出的國有企業走出國門、加強國際競爭力的要求，成千上萬的國企職工遠離祖國，不避艱險，艱苦創業，贏得當地人民的贊譽。截止目前，有93家中央國企參與189個國家重點貧困縣定點扶貧，涉及21個省，8300萬人。2012年1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編著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前十名中，國有企業占8位，民營企業占2位。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40.9分)也高于民營企業(15.2分)和外資企業(13.2分)。大量事實俱在，所謂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說，所謂黨的執政地位不在于國有企業說，都是顛倒黑白站不住腳的。

　　(二)

　　如何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從黨的“十四大”開始，歷次黨代表大會直至“十八大”始終給予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高文》在“堅持打破行政壟斷不動搖”這個小標題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要點摘錄如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平等競爭，打破行業壟斷。”“判斷是否存在行政性壟斷的標準，一是是否存在平等競爭，二是能否自由進入，三是是否通過權力運行排斥潛在的競爭者。”“改革攻堅必須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必須下決心在石油、電力、電信、金融、鐵路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完善機制，打破壟斷。”“要推進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參與競爭。”“轉變政府職能，弱化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在這個小標題下最后結束語是：“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凡是市場主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從“十八大”把“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而提出的各項要求來衡量，我對《高文》提出以下三點商榷意見。

　　其一，說政府應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是對的。“十八大”報告在講到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時寫道：“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十八大”報告全文并未出現“打破行政壟斷”這個提法，而且也未出現壟斷行業、壟斷企業這一類在輿論界流行的提法。這是與《高文》不同，值得思考的。

　　在這里順便提一提，2010年我與楊承訓教授合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年第3期，專門批評把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中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稱作壟斷行業、壟斷企業。我們認為這種稱謂與史不符、與理不通、與法無據、于民有害、與黨相違。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頻頻掀起“反壟斷”的高潮，意在貶低和削弱國有經濟，而在我們政府部門的一些正式文件中也出現過壟斷部門、壟斷行業這一類提法。一方面我們強調國有經濟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一些行業中必須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又把它們稱之為壟斷行業、壟斷企業，這是自相矛盾、授人以柄。所以我們曾建議按照《反壟斷法》和《企業國有資產法》的規定為這些行業和企業“正名”，稱之為“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當然我對《高文》中一再出現所謂行政壟斷、壟斷行業、壟斷企業也是反對的。

　　其二，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輔相成，內在統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而《高文》只強調減少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對宏觀調控一字未提。在資本主義國家，視情況需要也或多或少出現過政府對市場的調節，但在性質上同我國的宏觀調控有明顯的區別。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端于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前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曾提到黨內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有幾種不同的提法。“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后來黨的十四大正式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1993年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日益成熟，但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的內在統一性并沒有改變。胡錦濤同志2004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說：“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自始至終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運行情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兩者都是不可缺的。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注意克服市場本身的缺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要自覺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只有正確處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關系，才能既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又保持經濟運行的平穩，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十八大”報告在講到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時，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建設。”《高文》不僅無視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的內在統一，反而在全文一開始就批評所謂“中國模式”。何謂“中國模式”，《高文》說是“強調政府行政主導，而且主張用模式固化下來。”應該注意到批評所謂“中國模式”真正的用意何在。張維迎教授曾說過：“‘中國模式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來自獨特的‘中國模式’，其基本特點是，強大的政府干預和國有經濟主導，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不同于‘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自由競爭和私有企業制度”，“在改革30年后，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高文》不提宏觀調控而著力批判“中國模式”，其基本精神是與張維迎等人相呼應的。

　　其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的。因此，作為公有制核心的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必然的。而《高文》在“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這個小標題下，用了很大篇幅實際上意在貶低國有經濟的地位，這也是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的。

　　江澤民同志1993年在《搞好國有企業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環節》一文中指出：“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保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力軍。只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進入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成為市場的主體，我國的市場體系才能完備、健全和發展，才能確保市場的統一開放、有序競爭。” 1994年江澤民同志還曾以球賽為例，生動地說明了大中型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所處的關鍵地位。他說：“一場好的球賽，如果沒有好的球員，即便有再好的比賽規則，也沒法打出一場高水平的球賽。球賽的水平同主力隊員、明星隊員的表現關系甚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就處于‘主力隊員’、‘明星隊員’的地位，一定要使它們充滿生機和活力，發揮好主導作用，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順利建立和運行起來。”黨的“十四大”以后直至“十八大”，一貫重視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強調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力量。“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產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有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這同江澤民同志的上述講話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近年來，有些人以非公經濟在GDP貢獻率上、企業戶數上，從業人員數量上均超過了公有經濟為由，質疑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楊承訓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主體》的文章，從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它在宏觀調控中所處的地位，它所擁有的雄厚資源和較強的科技創新力量，它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是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力量等方面，論證了國有企業為什么始終是第一主體。

　　細讀高尚全先生這篇文章，名為《“十八大”后的市場化改革重點》，實際上并沒有貫徹“十八大”的精神，重點不在于壯大國有企業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而是以“反壟斷”之名力圖貶低國有企業。這又不禁讓我聯想起張維迎教授的一句話：“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國有企業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進入真正的市場經濟。”

　　“十八大”以后，面臨著國際、國內極為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健康發展的確是一個十分復雜而重大的難題。本文在與高尚全先生商榷的同時，實際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妥之處，歡迎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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