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改革開放觀，這是江澤民1991年在慶祝建黨七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提出的。他說：“意識形態領域是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斗爭的重要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和斗爭，實質是要不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斗爭，但這種政治斗爭大量地經常地表現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理論斗爭。思想宣傳陣地，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必然會去占領。”“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①]

　　最早關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滋生及其危害的是鄧小平。1981年7月他對中央宣傳部的負責同志說：“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范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許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還有新疆烏魯木齊市有個文聯籌備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②]1986年9月，他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更明確地揭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本質。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么?第一，現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里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③]1989年6月9日，在剛剛平息了反革命暴亂之后，鄧小平在總結這次事件的教訓時說：“四項基本原則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④]1989年9月鄧小平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又說：“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搞改革開放有兩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時這只手重些，有時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據實際情況。”[⑤]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仍諄諄教導：“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⑥]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經常存在于思想理論戰線。有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吹者也慣于披著學術爭鳴的外衣欺騙群眾。所以我們要仔細分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江澤民在2006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對于違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改革開放政策的錯誤思想政治觀點，對于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和攻擊，必須進行積極的思想斗爭，不能聽之任之。……對思想政治領域的問題，要堅持中央確定的原則，頭腦清醒，冷靜觀察，掌握動態，心中有數，審時度勢，慎重處理。要加強正面引導，正確區分政治是非和學術問題。對學術問題，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⑦]

　　改革開放后，在我國經濟學界對大大小小的問題爭議不斷。當然，其中有許多屬于學術上的不同見解，但也的確存在著兩種改革觀的斗爭，值得我們高度重視。本世紀以來牽動整個經濟學界的首先是所謂“郎旋風”和“劉旋風”。2004年8月，郎咸平發表了針對民營企業家顧雛軍的演講，指出其在“國退民進”過程中用種種手段侵吞國家財富。此后不久，顧雛軍則通過法律手段要求郎咸平停止對他的“誹謗”。這場爭論一開始被人們稱作“郎顧之爭”。但是也就在這以后不久，前后召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在深圳召開的“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一個是在北京召開的“國有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前一個會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參加了。他的發言雖未指名但明顯是批駁郎咸平的觀點的。后一個會是積極支持郎咸平的，而且他本人也親自參加了。也就在同年8月，左大培等三人就阻止國有資產流失，搞好國有企業致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信在網上公開發表了。同年9月，程恩富等十位學者也公開發表聲明，除對郎咸平觀點的基本精神表示贊同外，強調要分清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引領下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觀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觀及其“華盛頓共識”的界限。在這前后許多持有不同觀點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也參與了討論，一度形成了高潮。

　　所謂“劉國光旋風”源起于劉國光在2005年7月15日的一次訪談，后來在《高校理論戰線》上公開發表了。他在訪談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一是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二是在經濟學界當前突出的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在頑強地蔓延。三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于社會主義中國，不應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四是有少數人用自由化、私有化為暴富階層代言，干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搞私有化。由于劉國光在我國經濟學界的地位和影響，更由于他提出的觀點和問題切中時弊，而且直接關系到兩種改革觀的對立，因此在我國經濟學界應之者眾。2005年8月還在北京舉辦了“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研討會”。當然也有不同聲音，其中有一些論者還是自由化觀點的代表人物。

　　在這以后，2006—2007年，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們趁《反壟斷法》這部重要法律在全國人大審議之機，集中攻擊處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掀起所謂“反壟斷”的高潮。他們宣揚“沒有壟斷，國企個個虧損”，“壟斷行業做大做強是對民營經濟的擠壓”，“壟斷行業的高利潤是對人民群眾的剝奪”，“國有企業除公共事業外一律退出并實行私有化”等等。他們的目的一是企圖形成輿論壓力對立法機構施加影響，一是誤導群眾。但是諸如此類的謬論，理所當然地受到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學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他們的目的最終也未得逞。

　　2009年，我國為了應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由政府提供四萬億元用于基本建設。這一任務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承擔了。與此同時，在山西、山東、內蒙等地先后出現了國企兼并民企或國企參股民企的事例。于是某些人借此發出“國進民退，改革倒退”的呼聲，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爭論延續了兩三年。從發表的文章看，大體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積極響應“國進民退，改革倒退”的說法，強調現實已經偏離了改革的方向，出現了改革逆轉的苗頭。二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并未出現“國進民退”的趨勢，所謂改革倒退是個偽命題。三是，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本來就是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把“國退民進”設定為改革的方向這本身就是錯誤的。無論在當前還是從長遠來看即使出現了“國進民退”也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無可非議。

　　筆者之所以極簡要地回顧了本世紀以來經濟學界幾次爭論高潮，是因為十八大后圍繞改革方向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主張。其中一些爭論與過去一脈相承，實質上仍反映出兩種改革觀的對立。

　　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十八大關于改革開放的部署，卻否定十六大、十七大以來的改革工作，強調過去十年中國的改革停頓了，倒退了。

　　2012年12月20日財經網刊發了張維迎教授的觀點，用的標題是“改革進程開始逆轉，必須重回市場化改革”。文中說“改革開始后的二十年是理念戰勝利益。但是現在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幾乎所有出合的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和增加各個部門的自我利益”。“改革開放30年后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

　　此后不久，張維迎在博鰲亞洲論壇分壇上當著不少國際上有名望的外國經濟學者的面，明確宣稱：“過去十年中國沒有進行經濟改革”。

　　吳敬璉研究員對過去十年我國經濟改革的評價與張維迎基本相同，他在2013年3月17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論壇上發表演講，題目就叫“中國怎樣重啟改革”。他說：“中國要不要繼續改革還是轉變方向，過去十年出現動搖”。2012年1月，由吳敬璉、馬國川合著、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書，大標題也是《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本文后面引用此書時簡稱為《吳書》)。書中多處講到他們認為的改革停頓甚至倒退的事例。

　　對過去十年的改革如何評價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我們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是承前啟后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改革是前進了還是停頓了、后退了，直接關系到十八大改革的起點和走向。所以我們應該認真閱讀十八大報告對過去十年的改革是如何總結的。

　　十八大報告在“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總結”這個標題下寫道：“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農村綜合改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現代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財稅、金融、價格、科技、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事業單位等改革穩步推進。開放型經濟達到新水平，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在講到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時，十八大報告提到“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統觀報告全文根本不存在改革停頓甚至倒退這樣的評價。這就告訴我們，某些人對改革的評價實際上另有標準。凡是符合他們的標準的就叫前進，凡是不符合他們的標準的就叫停頓、倒退。

　　《吳書》把經濟改革的目標定為“市場化改革”，高尚全、張維迎也多次強調要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我認為這個目標的設定就是不科學的。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兩者有某些共同點，但也有明顯的、原則性的區別。籠統地強調“市場化改革”而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是魚目混珠，別有所圖。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后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還專門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發展做出決定。二十多年來我們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實踐中的經驗，逐漸形成在我國如何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較為全面的認識。我領會主要有以下三點：其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與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其二，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內在統一，缺一不可的。而且我國的宏觀調控包含著計劃性，這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間或實行的政府調節有明顯區別的。其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力軍，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保證。

　　某些人鼓吹的通過所謂“市場化改革”建立的市場經濟同我們黨經過二十年的探索逐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是兩回事。其一，他們反對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同他們所謂的“市場化改革”對立起來，力求貶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他們極力反對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主張把政府的職能局限在提供公共產品和為市場運行做一些拾遺補缺的事情。其三，不切實際地夸大私營經濟在改革與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吹把國有經濟私有化。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主張的理論淵源來自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下面本文將把某些人借口所謂“市場化改革”攻擊、否定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種種謬論作為重點進行評析。

　　2010年12月18日，張維迎教授在《財經》2010年年會上說：“我們一直說30年之后國有控股企業在GDP當中的比重降低到三分之一的話，沒有人會相信。現在仍然要預測未來20到30年控股的比重在GDP當中的比重會降到10%以內。我是比較樂觀的。”“國有企業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沒有關系的。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就這么簡單。國有企業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沒有關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取決于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這點必須認識到。”“國有企業也與國家安全沒有關系。世界上國家安全最脆弱的國家，都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那么私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國家安全搞得很好，而且不僅自己安全，還統治別人。”

　　在2012年3月17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年會”上，張維迎說：“我想最好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是說政府花錢的政策，而是政府應該盡量少花錢的政策。因為我們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錢能花得有效率的。未來的幾年，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經濟改革領域要做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國有企業占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進入真正的市場經濟。而事實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最主要的障礙之一。”

　　2013年1月21日，張維迎在《吳書》發布會上提出“需要中央做出幾件事來，使大家知道國家確實在改革”“具體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國有企業該退就退，不能拿著靠壟斷行業賺到的錢到處去投資。或者將四大銀行的股票30%、50%的股權轉向社會，或者進入社保。”

　　不久前，在博鰲亞洲論壇分壇上，張維迎又說：“過去十年中國沒有進行經濟改革，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政府干預越來越多，這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政府不逆轉國有部門主導的、國企主導的經濟，中國將無法繼續增長。”“我們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取決于企業家精神，特別是私營企業家精神，這是一個事實。所以我希望新一屆政府和新一屆領導人將會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并且重新啟動被打擾的、打斷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

　　高尚全先生在《市長參考》2012年第12期發表的《十八大后的市場化改革重點》一文也提出：“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尚未取得共識。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照這個‘基礎論’定位，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因為‘進’才能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退’就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的比重，而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

　　《吳書》更有多處論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他們的基本觀點與張、高兩人相同。這可以從“前言”和該書第十六章“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中幾段總結性的文字知其概要。“前言”中說：“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市場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后制度所束縛壓制的生產力，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具體表現為：第一，改革為民間創業開拓了活動空間，使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積極性噴薄而出，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涌現了3000多萬戶民間企業，它們乃是中國出人意料的發展的最基礎的推動力量。”“特別嚴重的是，由于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的‘半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由以上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正站在歷史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重啟改革議程，真實地而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⑧]在該書第十六講“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中有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話：“總而言之，經過30多年，市場化改革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也為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初步的制度基礎。但是，中國改革并沒有獲得完全成功，改革還有許多‘大關’沒有過。就以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說，也仍然很不完善。現有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重要缺陷。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支配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并不占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所有‘制高點’……(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 ……”。[⑨]

　　以上幾位領軍人物觀點鮮明。在他們看來，歷經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國有經濟不但沒有起到積極推進的作用，反而起著消極阻礙的作用。中國的經濟體制之所以還處在“半統制、半市場”階段，關鍵在于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而要推進他們所說的“市場化改革”，必須進一步削弱國有經濟，不但要使它們退出“制高點”，而且要實現私有化。但是他們這樣的主張顯然是與十八大背道而馳的。十八大報告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個小標題下明明白白地寫著“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這里說的是“鞏固和發展”而不是私有化;是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而不是退出這些行業和領域;是增強控制力而不是消除控制力。

　　我們黨高度關注國有經濟是一貫的，可以說幾十年如一日，十八大的有關規定也是十四大以來歷屆黨代表大會有關決議的延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曾對如何鞏固、發展公有經濟、國有經濟做過重要指示。2000年江澤民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從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樣的高度對國有經濟歷史地位做過深刻的剖析。他說：“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領導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要有效運行，也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和物質力量。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的國有經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我國國有經濟的發展，不僅對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增強綜合國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物質手段。”“正因為如此，我們一直強調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經濟搞好。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專門就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作出了決定。我們這么重視搞好國有企業，就是要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就是要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們黨執政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⑩]

　　我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兩種改革觀的爭論總是圍繞著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消長存廢而展開呢?這正說明國有經濟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存亡。以公有經濟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靈魂，而公有經濟的核心是國有經濟。否定了國有經濟也就不可能有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喪失了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將不復存在，更談不到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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