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丁冰教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從1950年起，先后在中國人民銀行川東分行、重慶分行等部門任職。1956年考入四川大學經濟系，1958年作為5名主筆之一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外國經濟史著作─—《外國國民經濟史講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一書的編寫工作。1961年畢業后分配到北京經濟學院(現改名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他曾在校內外歷任多職，現兼任北京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兼總會學術干事、全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常務理事等。他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理論經濟方面的課程都曾講述過;現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通過長期的刻苦努力和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或主編的著作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簡史》、《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考察》、《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當代西方經濟學原理》等。

　本文為丁冰教授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大喜之年。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文采飛揚的詩人與書法大師;同時他還是忘我無私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軍事天才;他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創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理論成果——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他的人格，它的文韜武略，熠熠生輝，光照千秋。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斯評價毛澤東時說的那樣：“放眼天下非凡之人，縱然有他一樣的才識，不一定有他一樣的功績，縱然有他一樣的功績，不一定有他一樣的高尚;縱然有他一樣的高尚，不一定有他一樣的愛百姓。所以毛澤東是一位集大家于一生的全才領袖。”

　　毛澤東同志是我國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他的蓋世功績和光輝形象，在華夏文明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至今也無人能比。他領導中國人民不僅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創立了新中國;而且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短短的20幾年里，就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弱國建成為基本上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強國。其中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就是一項值得大書特書的巨大成就。

　　一.我國國營企業的建立和發展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通過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立即沒收了官僚買辦資本建立起第一批國營企業，到1952年，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占19.1%;經過3年國民經濟恢復和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后，從1952年開始按照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的贖買思想，開展對私營工商業改造，建立起一批支付定息的、實質上是國營企業的公私合營企業，到1957年這批公私合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7.6%;在“一五”時期由國家直接投資建立的，包括由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項目，和694個限額以上項目在內的一大批國營工業企業陸續開工和投產，從而使國營經濟所占總的比重由1952年的19.1%上升到1957年的33.2% [1] ;1958年后，經過對在大躍進中蓬勃興起的大量小、土、群企業的整頓、鞏固、和提高，以及由城市集體經濟升格而發展起來了的又一批新興國營企業;縱然是困難時期，經過艱苦奮斗、重點攻關仍建立起如大慶油田等大型國營企業。以上這些成千上萬的國營企業在“文革”時期，在黨的“抓革命，促生產”方針指引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大發展;特別在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有一大批國營的軍工、民用企業在西南、中原各地迅速拔地而起;70年代打開西方大門后，國家又及時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而建立起一批國營的現代化的化肥、化纖、化工、電子、汽車、鋼鐵等企業。到1980年，總計在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比重已占到95.3%，其中國營經濟占60.3% [2]，成了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組成部分，被譽為共和國的長子和頂梁柱，從而也為我國以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為宗旨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的30多年間，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經過廣大勞動群眾的奮發努力，我國經濟已取得了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的巨大成就，是值得高興和自豪的;同時在此過程中，黨探索出在現階段可望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基本經濟制度，也是來之不易的。

　　但是我們還需要看到，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與西方70年代蓬勃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幾乎同步發展的背景下進行的，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干擾，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卻偏離了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軌道，突出地表現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首要內容的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已被削弱和喪失，以致使我國陷入明顯的兩極分化和腐敗盛行等問題的困境。特別使人憂心的是，這公有經濟中被譽為共和國長子和頂梁柱的國企，在迄今已剩下不多的情況下，還受到國際壟斷資本勢力的算計和威脅，如去年在我國拋出的《世行報告》就是如此，以致我國國企在今后的命運如何都成了一個未知數。

　　下面即想著重談談這個問題。

　　二.如何正確評價《世行報告》

　　2012年2月28日，當我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將開幕的前夕，美國壟斷資本代理人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1953——)[3] 到訪北京，并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拋出以他為首的世界銀行與我國政府智囊機構合寫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簡稱《世行報告》)，企圖借以影響“兩會”走向。出乎意料的是，該《報告》剛一亮相就遭有關職能部門的堅決抵制和質疑;在人民網就此問題的討論中有90%以上的網民表示強烈憤慨和反對;甚至在28日新聞發布會上當場就遭到獨立愛國學者的強烈抗議，高喊：“世界銀行，帶著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世行報告》之所以遭到我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是因為他的主旨是要求中國進一步推行私有化政策。說什么現在“中國已經到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的戰略轉變”，并提出“新戰略的六個關鍵方向”。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國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但為了掩人耳目，又故意避開“私有化”的字眼，而用十分隱蔽、晦澀難懂的語言來表達其真實意圖。《報告》說：“國營與民營產業的角色”應有新的定位，“國家對經濟的主導潛在地會約束中國升級價值鏈的努力”。因此，“首先政府應鼓勵增加經濟中的競爭，包括提高盡快降低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其次公共資源應該用以資助更多公共商品和服務，以支持日益復雜的經濟”。通俗地講，《報告》就是指責國企的主導地位阻礙了自由競爭和經濟發展，因此應取消其主體和主導地位，而由民營企業——即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取而代之;國企只限于經營和服務于不賺錢的公益事業的商品和服務部門。隨后《報告》還說“國企將逐步退出可競爭的市場”，并且規定了具體指標和時間表。即要求我國“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目前2010年的27%的水平，將下降到2030年的10% 。很多行業將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這里說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在2010年為27% ，即使這是事實，也已說明我國公有經濟已經突破我國憲法的底線，以及黨和政府一再承諾的公有經濟應占據主體地位的要求了，而現在《報告》還進一步要求把這一比重下降到10% 。這不是在明目張膽地要求我國進一步私有化又是什么。

　　《報告》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它在借口加強市場自由競爭的名義下，強調要打破大型國企、央企的壟斷，讓所謂民營企業進入，取而代之。它說：“要增強國內市場競爭力，就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支持民營企業，如降低企業進出門檻、打破主要產業(石油化工、電力、電信)的國家壟斷和寡頭、提高中小企業的活力，增長并增加其融資途徑……。通過這些改革，國企將逐步退出可競爭的市場。”充分暴露了佐利克們要摧毀我國的國企，企圖讓私營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命脈的險惡用心。

　　本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就自然要走向壟斷，中外概莫能外。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在市場競爭中，與其讓私企、外企壟斷，還遠不如由國企壟斷，對人民、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為有利，乃是明擺著的事。所以《報告》要求打破國企壟斷是毫無道理的[4]。

　　《報告》雖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貌似可取的建議，諸如轉變發展方式、防止環境污染、實現綠色發展、提高技術水平、加強社會保障等等，但這些都不僅處于次要的陪襯地位，而且其用意也在于忽悠、騙取我國當局和人民的支持，以更有利于兜售其私有化政策而已。

　　必須看到，《世行報告》在去年2月亮相，絕不是一時沖動的偶然事件，而是當今國際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我國發起新的一輪挑戰的表現，是美帝國主義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新的重大步驟。

　　所謂新自由主義乃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承襲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基礎上，作為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并開始蓬勃興起的一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這種思潮經過80年代的進一步發展，到1990年更形成較為系統完整的名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綱領。其核心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國內全面市場化、國際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國(實際主要是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商品、資本市場，讓跨國公司的商品、資本無障礙地自由進入本國，直接投資辦廠等。不難看出，這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無疑是要自己放棄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經濟，甚至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甘當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謂“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對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把“軟刀子”?！妒佬袌蟾妗凡贿^就是這把“軟刀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具體形式而已。

　　《世行報告》在去年“兩會”上雖然因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對而暫時收斂起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實際上會后卻在“只做不說”的策略下，被扎扎實實、緊鑼密鼓地貫徹落實，有的人甚至還急不可耐地恨不得在一夜之間就實現其多年來國企私有化的夙愿?！秶蟆冯s志2013年第三期評論員的一篇題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邏輯觀》的文章中說：“近些年來，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和官員在向公眾灌輸一種理念，那就是國企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是把國企縮減到10%以內，甚至消滅國企。這些觀點嚴重地背離我國的憲法、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央的改革精神”。這真是一語中的，它不僅明確指出了“精英”們鼓吹國企私有化的嚴重錯誤，而且實際挑明了他們是在按照《世行報告》的調子跳舞。

　　三.《世行報告》對我國當前學術思想輿論界的私有化浪潮的影響

　　在學術界十分虔誠地按照佐利克調子跳舞的，北京大學某教授的某些言論當屬一個典型。佐利克《世行報告》在2012年2月28日剛拋出不到一個月，此教授就在3月17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照著佐利克的調子說：“國有企業已成為未來中國成長最主要的障礙之一”，認為國有企業私有化需要有進一步政治決斷。“希望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國有企業的比重降到10%左右”，同時他還認為這個私有化辦法并不困難，運作機制是現存的。即“大量國有企業，尤其中央的國有企業都已經上市，他們的股票都有價格，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票到非國有部門和個人，也可以通過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的辦法分給普通老百姓”[5] 。如果說此教授與佐利克還有什么區別的話，只在兩點上：一是完成私有化的時限，佐利克要求到2030年，即約需20年，此教授只要求5——10年;二是操作方法，此教授還新提出了要“半送半賣”的奇招。可見，此教授比佐利克還更著急地要把國企私有化，因而比佐利克更惹眾怒。

　　一年以后，到2013年4月初，此教授在博鰲亞洲經濟論壇上又頑固地繼續堅持上述觀點，甚至還更加振振有詞地表示：過去十年，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政府干預越來越多，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經濟，中國經濟將無法繼續增長。他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必須重啟被打斷的國企私有化進程，“不把國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國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6] 。

　　北大教授的這些觀點是需要分析的。第一，認為“過去10年，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這的確是事實。據報道，2003——2010年，央企數量雖然由196家縮減到129家，但質量卻大大提高，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到24.3萬億元，年均增長16.6%;2002——2011年，國企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7.6%，達到367855億元;2012年營業收入又進一步增到423769.6億元，[7] ，同比增長15.2% 。國企的這些主要經濟指標都超過了同期GDP增長的速度，是廣大勞動人民都感到自豪的大好事，而絕不是像此教授那樣引以為憂的問題。第二，說“政府干預越來越多”，這也有一定道理。政府在2003年成立國資委加強了對國企的統一監管，并先后提出了“做大、做強”和“做強、做優”的正確方針，造就了一批關鍵行業的龍頭企業和大型的壟斷性企業，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如果沒有國家如是地加強對企業的干預，上述成就不可能取得。因此，這種干預究竟有那一點值得此教授擔憂呢?第三，說“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經濟，中國經濟將無法繼續增長”，這是由于此教授對前兩點事實作了與廣大勞動人民完全相反的價值判斷，也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和現實經濟生活的是非判斷所得出的錯誤結論。其目的無非是要取消國企，特別是大型的主導國民經濟的壟斷性國企，讓私企、外企來主導、控制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很明顯，此教授的這個錯誤結論和目的是完全違反憲法和黨中央的一貫指示精神的?，F行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因此，怎么能妄言要“逆轉”或取消“國企主導經濟”呢?第四，說“不把國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國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此教授完全否認了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謂公有經濟為主體，它在國民經濟總量中至少要占約2/3的比重，作為公有經濟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必須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怎能降到10%以下，以致比一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都還小呢?

　　因此，此教授的這番言論在博鰲論壇上，當場就遭到與會的各國經濟專家和諾獎獲得者的的“圍攻”、質疑[8] 。

　　在學術思想輿論界，迎合《世行報告》，鼓吹私有化的，當然遠不只那位北大教授一人。曾在上世紀90年代活躍于輿論界，極力宣揚新自由主義的“精英”，去年12月在某黨校部分骨干優秀師生為紀念現行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務虛研討會上說：“……小平同志帶領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小平同志也說過，市場化的多少，或者說私有化的多少，不是檢驗是否社會主義的標準。因此，在這個上面后人就不要束手定個框，而是應該放手讓科學規律去研究、實踐、論證和發展。”[9] 。意即小平同志已帶領我們過河下了市場化、私有化的水，這就是過到河彼岸的方向，現只需研究如何按照這個方向去實踐發展就行了。不需多講，明眼人一看就知，這與鄧小平理論并不一致。鄧小平從沒有說過要把我們的改革領向私有化的方向;相反，他卻斬釘截鐵地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10] 。

　　說實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鼓吹私有化并不足為奇。使人感到驚詫的是他們在80、90年代，盡管心里想著要搞私有化，但卻絕口不談私有化，而是說要把“產權量化到個人”呀，要“民營化”呀等等使人難于看懂的字眼來代替?，F在倒好了，已坦然說要搞私有化了。這說明了兩種“改革觀”的爭論已大大深入發展到“圖窮匕首見”的地步了。

　　從迎合《世行報告》，極力鼓吹國企私有化的架勢來看，其規模之大，莫過于吳敬璉先生的作為。他在黨的十八大落幕不久的今年3月就拋出與十八大格調大相徑庭的《重啟改革議程》一書。他在這本意欲為中國改革做出“頂層設計”的長達約27萬字的正文論述中居然只字不提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不提要堅持以公有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反，卻把攻擊的主要矛頭直指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國有企業，說他們“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并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乃是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主要表現。[11]其論調在實質上與上述《世行報告》和“精英”們的說法如出一轍，都是要使國企進一步私有化。如果說吳敬璉與他們還有所不同的話，只在于吳不僅要求國企私有化，而且還更直白地提出要使中國的改革走向歐美模式的道路。

　　吳敬璉在回顧中國“精英”對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時說：“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初期呼聲很高的東歐改革模式的影響逐漸消失，當時最具有影響力的改革模式，一個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另一個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他明確指出：“歐美模式則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共有”，“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也有一部分社會力量力主實現從權威主義的政府指導向自由市場經濟轉變”[12]。可見，他所贊賞、追求的目標乃是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壓根兒就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放在眼里，而與鄧小平同志確定的中國“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13] 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所謂“歐美模式”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馬克思早就深刻論證和預見到，這種制度必然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嚴重破壞生產力。2008年爆發的空前的、曠日持久的國際金融、經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證明。這種制度還必然產生貧富兩極分化，造成社會不公平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獎得主保羅·A·薩繆爾森也承認：“市場并不一定產生一種被認為是社會公正或平等的收入分配。一個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可能產生不可接受的、極大的在收入與消費上的不平等”[14]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極端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據統計，1979—2007年，占美國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增長最快，稅后所得增長275%，而占人口20%的最窮的家庭僅增長18%，從而大大加劇了貧富的兩極分化。2009年占美國1%的大富豪家庭財富與中等收入家庭財富的比例為225:1;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與最低的10%的人平均收入比例為15:1 [15] 。基尼系數上升到0.48 [16] ，已超過了統計局公布的我國2012年基尼系數0.474的水平?？杀氖?，素以追求“公平、公正”為己任的吳敬璉先生所推崇的“歐美模式”恰恰是最不公平的。如果說只追求交易過程的公正、公平(這是吳敬璉所欣賞的所謂“機會均等”觀點)，那么，在歐美大小資本企業之間、百萬富翁與窮人之間的“公平交易”更無從談起，因為商品交換本身固有的特征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可見，吳敬璉先生所選擇的“歐美模式”實在不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所應選的正路。特別是經過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債務危機的沖擊，以及2011年9月開始的、以99%的人反對1%的人為口號、席卷全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教育，已使全世界人民都進一步覺醒，只要不帶偏見，都或多或少地更加看清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盡管目前美歐經濟已在緩慢復蘇，但因其痼疾未除，遲早危機還會卷土重來，而且將日趨嚴重。因此不僅馬克思主義者，即使許多比較務實的西方學者對美國模式也持批判態度。諾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2010年的《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一書中寫道：“世界已經對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不抱幻想，為什么美國人還要在意這件事呢?”[17] 。日本的知名學者、博士和實踐家中谷巖先生在他所著《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一書中也說：最近20年來“在美國，國民收入的總額增加了許多，但中產階級和下層人們的生活水平絲毫沒有提高;在日本也同樣，非正式雇傭勞動者數量一味的增多，年收入在200萬日元以下的窮人突破了1000萬人”[18] 。他還認為，全球化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這頭“怪獸”……，給世界帶來巨大的“三個創傷”“;世界經濟不穩定、擴大收入差距、破壞地球環境，最后發展的結果必將是”資本主義將因‘自由’而自我崩潰”[19] 。

　　至此，當前擺在全國人民面前所需要選擇的兩條改革的前途和道路的是與非已是涇渭分明，一清二楚了。一條是由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其后提出要進一步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條是由《世行報告》和吳敬璉們所設計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所謂歐美模式——對于中國是早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是走不通，而必然走向半殖民地的前途和道路。我相信廣大勞動群眾，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干部、專家、學者、網友和企業主都一定會選擇前一條康莊大道，而摒棄后一條老路和邪路。(2013.11.10修改)

　　[1] 以上數字均見國家統計局編：《偉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

　　[2] 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67頁。

　　[3] R.佐利克曾先后任美聯邦抵押協會副總裁、高盛投行高級顧問、高盛集團國際副總裁和投行董事長、美國副國務卿等職，2007年6月轉任世界銀行行長，直到2012年卸任。

　　[4] 參見丁冰：《堅持公有經濟主體地位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線—兼析指責“國企壟斷”的各種觀點。》載《福建論壇》2011年第3期。

　　[5] 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發言。Finance.sina.com.cn/hy/20120317/1204……2012-3-17

　　[6] 《北京晨報》2013年4月9日 B02版報導：博鰲里的中國經濟鏡象》

　　[7] 見記者錢箐施：《2012年國企成績單“張榜“》及丁冰：《再論正確看待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 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2期。

　　[8] 見：《***博鰲論壇批國企遭獎得主等“圍攻”》www.nhaidu.com/news/ss/n-4818...hfm/2013-4-8

　　[9] 見人民網強國論壇深入討論社區2012年12月23日***在某黨校的發言

　　[10]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2頁。

　　[11]吳敬璉、馬國川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三聯書店2013年3月出版，第241頁。

　　[12]吳敬璉、馬國川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三聯書店2013年3月出版，第243頁。

　　[13]《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078頁。

　　[14]保羅·A·D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著《經濟學》第14版，中譯本上冊，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頁。

　　[15] 我國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201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報告，載《經濟日報》2012年5月26日5版。

　　[16] 參見：蔣旭峰：《美國財富不均加劇的背后》，《經濟參考報》2013年3月26日，第4版。

　　[17] 轉引自夏小林：《中國改革要走向“歐美模式”?——兼評吳敬璉新言論》，載《國企》2012年第10期。

　　[18] (日)中谷巖著《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中譯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第51頁。

　　[19] 同上書，第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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