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網等社會各界質疑壹基金的焦點時刻，本人把這幾年前的文章重新發表，具有特別的時代意義。本文被《青年參考》節選發表過，同時也在本人的《信用戰》和《霸權博弈》兩部著作當中收錄，也是因為這篇文章我被何新拉黑了，他轉載了本文加入了共濟會的內容并且說是來自海外佚名作者。

　　基金會——各種勢力的載體

　　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大量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大多以各類研究、公共服務、慈善活動為目標而運作，這些基金會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影響無所不在。在這里著者要說明的是這些基金會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的經濟載體，如果說貴族小集團作為載體還是一個模糊的維系，那么基金會作為各種勢力的載體，就是一個極其緊密的、由法律、經濟和國家武力保障的核心機構了。

　　報端時常可以看到西方的頂級富豪把財產全部捐獻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云云，他們將資產捐給基金會而不留給子孫的行為，曾經讓國內很多人稱贊不已。后來有人提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逃避遺產稅，西方的遺產稅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過遺產數額的一半。當然避稅的說法實際上也只是說到了一點皮毛，避稅只是基金會的一項功能。我們知道捐贈是可以免稅的，而富豪所捐贈的都不是現金，而是他們持有的股份等實物資產，這些資產變現要繳納高額的所得稅，比如當初設立公司可能只投資了10萬美元，現在股票價值10億美元，一旦股票變現，所得收入基本都要大額納稅，而這些資產轉入基金會卻是免稅，避稅利益經常超過各種慈善的支出。

　　對于各類基金會，核心問題是基金會的所有者是誰呢?在西方私有制社會，基金會的所有權不屬于國家，還是在私人手里，雖然很多基金會名義上是屬于全社會所有的，但是基金會章程等是保密的，基金會實際的所有人就是在基金會擔任實際職務的人，基金會所有人的產生過程有秘密的程序不為外界所知，外人也沒法參與。富豪捐助基金會的實際結果是基金會掌握在這些富豪的后代手里，而避稅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處，核心利益不在這里，而在于保持家族的長久控制。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富豪們，都留下了以他們名字命名的基金會。

　　如果將巨額財富直接留作遺產，繼承人怎樣處置遺產難以干涉和限制，而且繼承人經常有紈绔子弟把財產敗光，子孫越多導致家族財產被分割的越分散，最后家族的競爭力極大下降。設立基金會及其運作規則，一方面限制了后代對于遺產的使用，使得他們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另一方面也相當于建立了一個家族公社，后代的各項花銷可以在基金會名下支付，給子孫們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而所有子孫的社會影響力也給基金會的勢力添磚加瓦，基金會還可以聘請最好的職業經理人操盤以達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基金會這樣的機構就是把家族的利益長久凝聚在一起，看似為了公益事業實際上鞏固保持了家族利益，使得西方的富豪家族勢力突破中國富不過五代的瓶頸，家族的財富不會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圍繞這個基金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貴族家族可以有長期的影響力。

　　基金會的規則是保密的，資產數量也是保密的，基金會對外公布的資產數量一般都被低估了很多，因為基金會大量的資產是以取得成本記帳的，比如基金會擁有的大量文物和藝術品等在當今拍賣市場上都是價值連城，可是這些文物和藝術品等當年都是以很低廉的價格獲得的，在賬面上計算的價值很低，而對于各種公司、產業的投資也是如此處理的。因此這些家族基金會的實力從來不公開，我們在富豪榜上所見到的富豪們，相對于這些勢力只能算是小小的“暴發戶”，金融危機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強大勢力對暴發戶“剪羊毛”。我們都知道，各種金融、經濟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輸了就有一方賺，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虧損，是誰賺取了大家損失的財富呢?就是這些保密的基金會。

　　基金會不是上市公司，其資產和經營行為本身不需要對公眾說明;西方保護個人隱私的規則，也保護了基金會的幕后秘密規則。西方的媒體雖然是有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勢力集團制定的，西方媒體沒有侵犯他們“隱私”的權利，西方的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基礎上，各類基金會的運作就屬于“隱私”和“商業秘密”。

　　西方社會通過遺產稅調節社會財富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西方富豪們捐獻所有資產用于慈善和服務百姓也是一個美好的童話。試想在一個移民非常方便的社會，如果對于富豪們的遺產稅收掠奪過重，還有誰會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和定居，如果真是那樣肯定會資本外逃，特別是移民國家，往往還會有優惠政策來吸引新移民，吸引外來富豪移民是他們立國的國策!西方遺產稅政策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制定規則要西方富豪們都建立基金會這樣的機構，這些機構在本國設立，受到本國的管轄和控制，而設立他的富豪死后，基金會很多規則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遷往國外;這些機構只要在國內，就是該國的財富，成為國家富強的經濟基礎。一方面，富豪在該國建立自己家族的基金會，需要這個國家的強大;另一方面，國家以法律和規則保障富豪的資產和子孫，也是富豪們需要的。這樣一來，富豪們的財富受國家的保護，反之他們也要影響國家的政權和維護國家的長期強勢，這是一個追求共贏的博弈。

　　在西方國家，“以捐抵稅”是一項基本政策。各個基金會捐款、籌款用于各類公益事業，不但分擔了政府了工作，管理成本也比政府小。同時這樣的做法，也讓各種勢力參與到國內政治中來，基金會從事慈善行為也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政治資本的游戲規則之一，西方的基金會通過慈善滲透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影響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決定了民主選舉的方向和規則，把勢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西方，不僅僅是富豪熱衷于設立基金會，政黨也設立各類基金會作為政黨的經濟來源和重要實體，各個政治領袖也利用個人政治魅力，建立自己的基金會，因此形成來源于政治貴族和利益集團的各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基金會;西方宗教組織更是號召教眾奉獻資產支持教會的慈善基金會，這是宗教以其精神影響力合法占有教徒財產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動的經濟來源和宗教影響力的經濟基礎。總而言之，決定西方社會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會等經濟博弈實體，掌握經濟力量，各種勢力就找到了一個在民主競選中政治博弈平臺之外的一個經濟博弈的平臺。基金會作為一種平臺，還促進了西方各種博弈規則的公平建立，因為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經濟命脈都在同樣的金融、資本市場上同臺競技，他們的勢力彼此限制對方的陰謀和罪惡，維持了博弈的公平和市場的競爭，讓當今社會走向光明。

　　操縱基金會的貴族家族之間也是廣泛的聯姻和聯盟，使得各個歷史貴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會之間緊密聯系，成為了一個決定世界的群體，也就是幕后決定世界的小集團，他們與政治精英、宗教領袖等也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系，而且西方世界這樣的幕后群體是跨越國界的，東方的新興國家如果沒有人能夠進入這個圈子，實際上就沒有真正融入西方的世界，與他們永遠是隔著一道玻璃天花板。當今中國的崛起不在他們的規則之內，所以他們要一致遏制，這個世界是以財富決定為基礎，一切都是為了利益在博弈。

　　所以對于西方的各個基金會，我們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強大經濟實力，也要認識到與他們捆綁的各種政治勢力和人群的力量，他們是各種勢力博弈的一個經濟平臺，每一個強大的基金會背后均有真正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強大勢力，基金會是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經濟載體，承載了金融資本、主權國家和宗教勢力等多方面的博弈，是這個世界幕后決定體系的載體之一。

　　背景資料：胡佛研究所和基金會

　　胡佛研究所創辦于1919年，最早稱作“胡佛戰爭圖書館”。 1938年，為了真實反映該圖書館不斷擴大的文獻與藏書量，更名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 1956年改為現名。創立人是后來任美國第31屆總統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胡佛在一戰戰后，他為他和妻子的母校斯坦福大學捐贈了50萬美元，請該大學協助貯藏歷史資料。斯坦福大學派出的歷史資料收集小組，在胡佛的帶領下，開始跨越歐洲搜集與戰爭相關的材料。當時的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十分贊賞胡佛的搜集歷史文獻的能力，他說“胡佛是歷史的碩鼠，每留下一噸糧食，他就拿走一磅歷史材料”。

　　胡佛研究所的背后是胡佛基金會，其影響力除了當過美國總統的老胡佛和執掌美國中央情報局多年的小胡佛以外，與世界各個著名的基金會的緊密聯系也是一個關鍵。1927年，胡佛還在勞拉斯·佩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創立了其他幾個領域的研究所，包括：德國革命研究所、俄國革命研究所。在二戰以后，依靠胡佛最初的啟動資金以及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等美國及世界知名財團、基金會的慷慨資助，成立了胡佛基金會，建立了數以百計的研究所、世界事務委員會、外交政策學會。這些研究機構提供了美國幾乎所有的政策的導向性研究依據，而這些機構的被世界的金融資本所資助，有政治貴族家族所創建，其研究結論的利益傾向性是非常清楚的，這也是幕后力量主導世界的重要方式，成為了各種勢力博弈的載體之一。

　　胡佛基金會對于世界的了解是讓人難以想象的，冷戰結束后，美國的胡佛基金會卻以美元為誘餌與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簽訂了一項西方傳媒中聞所未聞的縮微拍照蘇聯秘密檔案的協定。胡佛基金會自稱其宗旨是研究“戰爭、革命、和平”問題。這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實是研究如何攻擊和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創辦人當時說的一句令其部下至今恪守不忘的話就是：“了解敵人是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以服務金融資本和西方政治利益為己任的胡佛基金會于1992年與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主席魯道夫簽訂了縮微拍照蘇共近幾十年秘密檔案的協定。價格為2500萬頁付300 萬美元。協議有效期從1992年至2000年。根據協議，1993年伊始。胡佛基金會便將縮微拍照設備搬進了俄羅斯現代歷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雇用了五名莫斯科技術人員以每天5000張底片的速度進行拍照。攝入底片的內容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歷史文件、1917-1953年蘇共歷次代表大會文件、第三國際文件、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7—1956年)的文件、歐洲各國共產黨歷屆領導人的檔案材料等等。其中許多內容是一直保存在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密檔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與德國納粹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會見并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時的照片、蘇聯當年在古巴布置導彈的詳圖等。(《參考文摘》1996年第7期)

　　2005年2月,蔣家與胡佛共同宣布,同意將兩蔣日記暫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開蔣介石日記。目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檔案幾乎盡被胡佛收入囊中,2007年11月29日的<南方周末>做了一個與檔案密切相關的專題."蔣宋孔陳四大文檔先后入駐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最為矚目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到1945年."①從2004年4月,胡佛研究院打開處于保密狀態中的宋子文的19個私人文件箱,到2005年2月16日,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私人日記轉交至胡佛檔案館暫存50年,并且為2006年3月31日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正式開放的第一批檔案:同年8月胡佛研究院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檔案資料,共計133箱,計劃于2008年春天對外開放.其實為什么中國的四大家族愿意把檔案放到美國的胡佛基金，還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解放后中國所說的“四大家族”的財產哪里去了?雖然在內戰中他們的資產損失巨大，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剩下的資產還是很多的，這些資產也是交給基金會進行管理的，沒有利益淵源是不會把家族秘密交給人家的，由此可見美國的這些實力基金會對于中國的滲透遠不是老百姓所想象的，而且這些基金會以其政治力量，以人權為借口，對于發展中國家也會成為各種貪污腐敗和黑錢的庇護所。

　　由此可以看到胡佛研究所對于中國、俄羅斯等國的了解和研究是讓人可怕的，即使是公開的檔案，誰也無法證明是否為了利益的需要被節選、斷章取義或者篡改，由此可以看到這樣的基金會的力量的強大，胡佛基金和胡佛研究所對于中國的了解比中國人還要清除深刻，我們的決策如何能夠趕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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