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強調乃“當務之急”

　　【路透社北京11月15日電】國家媒體援引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說，中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讓政府在處理國內外危機時用一個聲音說話。

　　中共三中全會公報宣布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但該委員會運作的一些細節尚不清楚。今天習近平說，該委員會將處理國內和國際各種安全挑戰。

　　習近平說，目前中國面臨著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外部壓力，以及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內部壓力。

　　習說，中國面臨的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正在明顯增多，中國現有體制和機制不能適應應對它們的需要。他還說：“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

　　專家們說，中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更好地協調中國各個安全機構的工作。目前，中國安全機構分成警察、軍隊、情報部門和外交部門。

　　對中國來說，國際安全事務中的重要問題可能包括朝鮮和南海。

　　中國說，它在國內也面臨許多威脅。這指的是西藏和新疆持續不斷的騷動。

　　【香港《星島日報》11月16日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引起全球關注。官方昨日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會上的解釋說，當前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需要搭建“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作。

　　習近平表示，國安委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日本《產經新聞》11月17日報道】據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16日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介紹新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背景原因時指出，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壓力。這番話暗示創設國安委意在應對日中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爭議等對外紛爭。

　　習近平還稱，中國對內面臨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壓力。

　　他還強調，“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而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稱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

　　據中外媒體此前報道，有人認為，中國國安委的模仿對象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過由于習主席已明確表示國安委還將負責國內維穩任務，因此目前大部分人認為國安委的職能不會像美國國安會那么簡單。

　　“安內攘外”要務集一身

　　【香港《太陽報》11月15日文章】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成為海內外關注焦點。中國正面臨各種內憂外患，內部矛盾和外部環境不斷惡化，任何一個危機失控都會直接威脅國家安全及執政地位，所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成為第五代的最大挑戰，這就是國安委應運而生的大背景。

　　國安委料由習近平親自掛帥，囊括外交、國防、公安、國安、武警、宣傳、金融等要害部門，既涉內也涉外。國安委的成立，是中國安全機制的一個重大舉措，標志著中共已將保障內部與外部安全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實際上，隨著美國加緊重返亞洲的步伐，進一步圍堵中國，加上日本和菲律賓等周邊國家的不斷挑釁，外部安全必將成為中國國安委職能的重中之重。

　　美國國安會名義上是總統的咨詢機構，實際上是美國政府的內政、外交和軍事最高決策機構，有“安全內閣”之稱。而除了美國之外，許多國家都有類似機構，連日本也即將成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為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揮中心。

　　中日幾乎同時成立保障國家安全的中央協調機關，反映兩國在國家層面的安全較量再度升級。眾所周知，近年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中日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愈來愈大，在這種情況下，成立國安委是順理成章的事。

　　當然，除了應付外部挑戰，國安委必然也會涉及內部事務，包括港澳臺事務。

　　【共同社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11月17日電】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約瑟夫•奈不久前接受采訪時對中國最近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計劃予以肯定，認為該機構將在中日海上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

　　他說：“有這樣一個類似美國國安會的機構可以確保事件和失誤不會發展到失控的局面。”“過去幾年曾多次出現中國相關方面未與外交部周密合作便采取行動的情況。”

　　【香港《新報》11月16日文章】事實上，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成立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外交、衛生、科技于一體的國家級協調機構，是世界各大國的通常做法。

　　現在的國家安全概念，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設立國安委，與其說是在針對美國還是日本，倒不如說是改變以往以防備外敵入侵為重點的安全戰略，建立更為全面的國安體系。譬如，當美國國債危機再來時，能否做好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在轉基因食物利弊未明時，能否做好基因安全、生物安全;在H7N9等傳染病集中暴發時，能否做好衛生安全。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18日《參考消息》)

　　鏈接一：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基于戰略考量

　　羅援

　　我國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一個應景之作，而是長期醞釀的結果。我國許多智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曾經多次提出過要設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我作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十一屆二次會議上，也提出過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黨中央已有一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也可以算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試運行”。因此，現在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水到渠成。

　　出于戰略層面更長遠的考慮

　　我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并非是為了針對某—件事，比如日本問題、南海問題、釣魚島等問題，我們不是一事一議，而是一種從戰略層面的、更長遠的考慮，即國家的長治久安。

　　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

　　目前，我國的各項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涉及體制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全體制的改革。而在安全體制改革方面，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國需要在安全領域有頂層設計，設立國家安全戰略，這就要求必須聲一個負責策劃、籌劃的機構，那么國家安全委員會便應運而生，成為一種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

　　發展離不開安全。很顯然，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順應了時代的呼喚。

　　此外，現實的一些威脅與挑戰，也是我們不可回避的問題。而這些現實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催生劑”。我國現在面臨著復雜的安全環境，其中既包含傳統安全，又包含非傳統安全，既有來自一些大國的博弈，又有來自陸上邊境、海上島礁、海疆劃分等方面的挑戰。同時，還面臨著“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威脅的壓力。

　　可以說，是多種原因促使了我國要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考慮“小核心，大外圍”架構

　　我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應該涵蓋國防、公安、安全、情報、能源、經濟、金融、輿論等各個與安全相關的部門。緣何要提出這么一個比較寬泛的范圍?因為在當今，安全的內涵與外延都在擴大。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應該與我們新的安全觀相符。

　　我們現在的安全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觀，而應該是一種國家的大安全觀，即與我國主權利益相關的、與我國民生安危相關的問題若要列入我國的國家安全領域。比如網絡安全、太空安全、生物安全、金融安全，甚至包括意識形態的安全，都應涵蓋在我們新的安全觀之內。

　　基于新的安全觀，在構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時，我提出“小核心，大外圍”這一概念。“小核心”是指其領導成員應是非常精干的，應主要包括國防、外交、經濟、金融、安全、公安以及一些情報部門人員。核心部門應由我國的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掛帥、掌印;而其外圍則相對寬泛，與安全相關的部門都應涵蓋在內。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部門應該是比較穩定的。比如在美國，根據美國1947年制定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法，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主要是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列席成員通常有參聯會主席、中情局局長等，根據不同情況，能源等其他機構成員也可以列席。依照具體情況的需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外圍”可以擴大或縮小。在總體上，形成一種“核心人員相對穩定，外圍部門富有彈性”的態勢。

　　因此，我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可能借鑒這種模式，以“核心穩定，外圍彈性”的方式來建設。其外圍設置，可以根據我國在不同時期面臨的安全威脅而增加或減少一些成員。

　　主要解決的是宏觀層面問題

　　雖然國家安全委員會可涵蓋黨、政、軍多個領域和多個部門，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安全委員會要“大包大攬”，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要放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來解決。因為，我國還有相應的各個部門，它們都會各司其職，國家安全委員會不能“越俎代庖”。

　　在我看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解決的是一些宏觀層面的問題。其主要職能，一是在政策規劃方面，起到指導、協調、咨詢的職能與作用;二是危機預防與危機處理。

　　舉例來說，在對危機隋況的判斷上，如果在海上或空中發生偶發、意外事件，那么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對該事件的性質進行研判：是一種敵對行為?還是一種單純的偶發事件?威脅來自何方?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如何協調我們的相關力量、整合我們的戰略資源來進行更好地應對。

　　類似的事件在我國也曾多次發生過：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9年美國悍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事件、2001年的撞機事件，如果當時有國家安全委員會，處置起來可能將更加高效。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機制

　　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強國的“標配”。在我看來，我們沒有必要同美國、俄羅斯進行過多比照，我們需要構建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安全機制。

　　首先，我國具有自身特色，很鮮明的一個特點是，黨是我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咨詢與建議。在構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方面，目前還有一些細節尚未披露，比如，國家安全委員會是設在黨中央系統內還是設在國家政府的框架內。如果設置于黨中央的系統之內，那么就充分體現了我國的特色。

　　第二，在西方，以美國為例，美國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其職責是在安全方面對總統個人負責的，為其提供一些安全咨詢方面的建議;而我國是由黨中央集體領導，我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會對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負責，在緊急情況下，也可以為黨中央的總書記提供咨詢建議。

　　盡管我們無需過度對照，但在構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方面，國外一些成熟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例如美國在處理“9•11”恐怖襲擊時，美國立即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恐怖襲擊來自何方等判斷，進而調動國家資源對其進行處理;在上世紀60年代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向總統提出了咨詢建議，這些建議涵蓋了情報、軍事部署等多個方面。很明顯，這些案例說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減少了不必要的決策層級，提高了效率，這些都對我們有借鑒意義。

　　不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并非盡善盡美，其一些固有體制所導致的僵化失靈正逐漸顯現。另外，國安會工作人員也存在資歷不足的問題。這些人大多在白宮工作，缺乏對協調對象部門工作的了解，其戰略協調能力往往受到置疑。為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我國在構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時，應發揮“后發優勢”，取長補短，特別要注重樹立其權威性。在多部門整合時，必須要確定中央的領導權威，減少不必要的內耗，或不同利益集團的考慮，建立大局觀念。

　　總之，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是應該有宏觀規劃、頂層設計;二是要搞I好各方面的協調，整合戰略資源;三是要有客觀高效的情報來源和評估機制。我相信，這三點將是我國構建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可或缺的要素。

　　新聞背景：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概況

　　★美國：總統的“全能幕僚”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美國白宮獨立辦事機構，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法和1949年對該法的修正案而設立，總統任委員會主席，法定成員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法定的軍事顧問，中央情報局局長為情報顧問。總統可直接任命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需要經過參議院批準。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統一有關國家內政、軍事和外交機構的信息并向總統提出建議。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向總統負責。分析人士解讀，由于這一機構主要負責跟蹤國際形勢、提出政策建議，因此具有一定的協調功能，它不同于政府部委，更像是總統身邊司職顧問的“班子”。

　　★俄羅斯：國家安全最高決策機構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是俄羅斯安全方面的最高決策機構，1992年根據俄羅斯憲法、安全法和總統命令建立，其職能是審議重要的國家和社會安全建設，制定統一的國家安全政策，總統任會議主席。安全會議秘書是直接服從總統的俄聯邦官員，安全會議的常委和成員由安全會議秘書推薦并由總統任命主要成頂為主要部長和總統辦公廳首腦。軍人和內務機關工作人員可以臨時調任安全會議的一些領導職位。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社會和國家的重要利益，明晰內部和外部對安全對象所構成的威脅;制定保障俄聯邦安全的主要戰略方針，組織起草聯邦專項安全計劃;向總統提出建議，以便就俄聯邦內外政策中保障個人、社會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對內對外政策問題作出決定;負責起草總統決定;起草戰役性決定，防止出現可能導致重大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生態和其他方面后果的非常局勢，并組織消除這種局勢;向總統提出實行、延緩或取消緊急狀態的建議等。

　　★英國：科學家亦是國安會成員

　　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類似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模式，其成員包括政府高級官員、軍事和情報機構負責人以及科學家。

　　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確認英國面臨的威脅，涉及內容廣泛，包括恐怖活動、水資源和能源短缺、自然災害等。該委員會旨在補充、而不是取代現有的內閣緊急狀況委員會。

　　英國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和國際開發事務部的高級官員在委員會中擔任職務，以確保委員會全面考慮應急措施對外交和國內政策產生的影響。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22日—28日《國際先驅導報》)

　　鏈接二：如何看待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胡昊 王棟

　　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藉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這個決定成為本次全會中關于國家安全領域決策最搶眼的亮點之一。

　　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動議由來已久，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設立這一機構，是順應當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發展，更好地協調國內各領域、各部門的力量，共同服務于國家安全這一重要任務所采取的積極舉措。

　　應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的需要

　　當前，盡管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但是我國的安全形勢卻顯得異常復雜，多方面問題相互交織，預判、處理的難度不斷上升。

　　一是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問題相互交織。從內部來看，中國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多發期，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因利益分配失衡導致的群體性事件頻發，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從外部來看，隨著中國的國家力量不斷上升，主要大國和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的戒備心理越來越強，美國利用“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斷挑唆一些周邊國家搗亂，試圖干擾或遏制中國的發展，對我國家安全構成外部挑戰。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內部的社會穩定和外部的安全挑戰近些年來有相互影響、相互聯動的趨勢，處理和應對這些挑戰的難度大大提高。

　　二是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中國有漫長的陸上和海上邊界，與個別周邊國家仍然存在領土或領海爭議，傳統安全的隱患并未徹底消除。而除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外，自然災害、恐怖主義、邪教組織、網絡信息安全、太空安全、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經濟安全、輿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多種多樣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這使得國家安全需要應對的威脅和挑戰遠遠超出了過去的范圍，應對難度加大。

　　三是突發事件和長期隱患交織。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程度的不斷提高，整個社會的一體化程度、關聯度也隨之提高，由于資訊的發達，個別偶然事件和突發事件處理不好就可能產生連鎖反應，演變成體系性的問題。

　　另一方面，現代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資源，同時也對環境、生態構成較大影響，長期來看，能源問題、水資源問題、環境問題都是國家安全的長期潛在威脅。

　　因此，國家既要應對突發事件，又要關注長期威脅，對國家的危機管理和風險應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國家安全內涵豐富外延廣泛

　　在當今時代，國家安全這個概念的內涵更加豐富，外延更加廣泛，涉及到相關領域和具體事務的管理工作，遠非外交、國防、安全等幾個部門能夠應對，而是需要政府多個職能部門、各種社會組織乃至全體國民合力協同解決。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國家安全問題呈現與之前不一樣的局面，應對國家安全挑戰和處理國家安全問題難度更大。

　　原有的按照自身職能“各掃門前雪”、條塊分割的政府機構設置在應對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時就顯得力不從心，安全事務體系和機制越來越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需要權威高層決策，多部門配合。

　　現有的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反恐怖等機構在應對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局限性，所能夠調動的資源、力量有限，全局性、綜合性和多領域的應對手段相對不足，需要一個高站位、跨部門、更具權威性的核心機構去跟蹤、分析和協調，制定、協調、監督實施綜合性的國家安全戰略。

　　很多國家有類似職能的機構

　　從全球范圍內看，很多國家都設立有國家安全委員會或類似機構，以協調其各部門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美國早在1947年就根據《國家安全法》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法國、印度等國也都設立有類似的機構。可見設立統一的國家安全機構來協調各個部門，采取綜合手段來處理和應對國家安全問題是各國的慣常做法，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國家面臨的安全形勢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勢在必行。

　　國家安全頂層戰略設計有了明確主體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在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之下，必須在危機真正到來之前就做好充分準備，包括在體制機制上的準備。國家安全委員會需要應對和處理的事件大致有兩方面：

　　一是在危機出現之前，就對可能出現的隱患，或者重大的長期性威脅作出預判、研究并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或戰略，并將戰略細化為具體的政策措施，貫徹在各個相關職能部門的具體工作當中;

　　二是在危機發生時，立刻啟動應急預案或者制定應對措施，調動相關部門和各方面資源來應對。

　　這兩方面職能都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主體機構來領導、協調。作為一個高級別的權威領導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聚焦高度戰略性、全局性、長遠性、綜合性和緊迫性的重大國家安全問題，強調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和實施的主動性、及時性和協調性，在最高決策層制定相應的戰略規劃，成為在中央領導下的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協調神經中樞，頂層設計涉及國家安全的各種戰略問題。

　　解決多部門“九龍治水”困局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一直強調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注重外交創新、策略運籌和頂層設計，這是中國從著眼國家發展到注重國家安全的一個必然過程，是國內外環境發展演進而產生的客觀需要。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原有的部門職能劃分已經同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手段之間出現了不適應，解決這一體制機制障礙已迫在眉睫。

　　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今后中國對于國家安全的管控將逐漸擺脫“內外有別”、“條塊分割”的體制機制束縛，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將更加順暢，多頭管理、部門利益、部門局限性和權責不清等體制機制問題將被逐漸化解。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后，國家將能夠有效整合各部門、各條塊的力量，充分發揮合力，更好地樹立國家安全一盤棋的意識，提升外交與安全決策協調性和執行力。

　　有力應對突發事件、處置相關問題

　　以應對恐怖事件為例，恐怖主義的根源具有長期性，而恐怖主義的表象則具有突發性、不確定性。在恐怖主義襲擊或者恐怖事件發生時，需要公安、武警部隊、安全部門來處理、防范;但要根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就遠遠不僅是這些部門的事情，需從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外交等多個方面來協同應對。

　　同時，恐怖主義活動又具有跨國性和國際性，僅僅依靠一國力量很難單獨應對該問題，這又需要外交渠道和國際合作。因此，針對恐怖主義這一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協調機構來調動各方面力量予以應對。

　　恐怖主義只是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問題之一，其他很多挑戰也同樣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來應對。比如，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救災工作也需要大規模地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如果沒有一套成熟的應對預案和應對機制，就難以很好地應對公共事故，造成災難擴大化。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有一個機構主體可以迅速調動各方面的資源，整合各部門的力量，統一部署，從而更加高效地、綜合性地應對國際安全的相關問題。

　　可以預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將使得國家能夠更好地集中力量，采取綜合措施和手段，來處理和應對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和危機，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總體戰略部署，為防范國家安全威脅和應對危機事件提供一元化的機制保障。

　　(作者單位：當代世界研究中心)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第46期《瞭望新聞周刊》)

　　鏈接三：國家安全委員會定國安邦

　　李靜濤 張憶耕

　　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并于19時發布公告，提出多項重大改革舉措。其中包括“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這立即引起世界各國高度關注。英國路透社稱：“中國已開始‘修補’安全問題，以此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安全隱患。”美國《華爾街日報》說：“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令許多分析人士感到驚訝……但隨著中國石油、礦業及建筑企業在全球擴張業務，中國政府確實也面臨著在海外保護國民及國家利益的壓力。”日本《朝日新聞》認為：“該委員會將成為中國推進反恐等政策的統一組織。”韓國《首爾日報》稱：“該委員會很可能集中處理中國安全最現實的問題——周邊鄰國關系。特別是如何對待與之存在釣魚島爭端的日本，未來該委員會很可能會劃下‘紅線’。”

　　實際上，早在1997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之后和2003年十六屆二中全會之后，香港媒體和外媒就出現“中國首次提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方案”、“中國再次討論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反恐法’”等猜測性報道。今年5月，香港大公網、鳳凰網和韓國《朝鮮日報》預測，“中國正在推進組建負責情報、軍隊、外交、公安等事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并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稱：“它是習近平想在今年年底推出的政改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

　　11月12日晚，解放軍少將羅援表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我國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這次在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表明時機已經成熟。主要是為了應對錯綜復雜的周邊安全環境、保障國家安全的長治久安。”

　　創造國內外安全環境的必然需要

　　一個走向復興的中國，一定是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軍事強大的中國。然而，近20年來，中國的外部環境并不太平，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時有發生——

　　1995年，美國允許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并發表公開演講，臺灣海峽兩岸形勢驟然緊張。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實彈發射演習。

　　1999年5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使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造成3名中國記者死亡，20余人受傷。中國政府緊急向美國提出嚴正交涉和最強烈抗議，提出必須正式道歉、全面調查、公布結果、嚴懲肇事者四點要求，并派遣專門小組赴南聯盟處理使館遭襲事件。

　　2001年4月，一架美國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附近海域上空進行偵察飛行，故意撞向跟蹤監視的中國海軍戰斗機，造成中國戰斗機墜毀，飛行員王偉死亡。美國偵察機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降落到海南島陵水機場。中國政府堅決要求：美國必須向中國人民道歉。

　　2011年2月，利比亞局勢動蕩，戰爭一觸即發。中國通過海、陸、空三種方式，并首次派出“徐州”號護衛艦、伊爾—76飛機等軍事力量執行海外撤僑任務。

　　進入2012年，我國的東海、南海主權爭端驟然升溫。4月，菲律賓派軍艦駛入我國中沙群島的黃巖島海域，攜帶武器強行搜查在此躲避惡劣天氣的中國漁船，并與聞訊趕來的中國海監船、中國漁政船對峙一個多月。7月，我國正式成立三沙市，下轄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海域，同時成立解放軍三沙警備區。

　　同年9月，日本政府與所謂的釣魚島“所有者”簽訂“購島”合同，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南小島和北小島等3座島嶼“收歸國有”。2013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登上離釣魚島最近的石桓、宮古二島，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廳死守“領土”。8月，為宣示主權，中國海軍編隊開始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

　　這一連串涉及主權、領土、人員安全的摩擦，讓中國有了深刻的教訓，也積累了外交、軍事等多方面應對的經驗。與此同時，國內的反恐形勢也面臨嚴峻挑戰——

　　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后，國家主席江澤民當即致電美國總統小布什，表示愿意共同打擊一切恐怖主義暴力活動。2002年，出沒于中國新疆地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先后被美國、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

　　2009年7月5日，“世維會”分子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制造了打砸搶燒事件，造成197人死亡;今年4月23日，恐怖分子在新疆巴楚縣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5人死亡，2人受傷;10月28日，恐怖分子在天安門廣場策劃制造了汽車撞擊游客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內的5人死亡，38人受傷。這些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給無辜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嚴重危害。反恐成為每個中國人的安全所系、利益所在。

　　國內外的安全形勢都表明，我國急需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整合力量，高效應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外國對中國的關注更高，各種情報活動也更加多樣，渠道更加多元。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安全與軍控研究所所長李偉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家安全的概念大大擴展。除了傳統意義上以領土和主權為核心的國家安全外，以能源、環境和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發展，利益分布越來越廣，各領域間安全問題的相互滲透也越來越明顯。為了加大各部門的協調力度，讓它們能在面對各類安全問題時采取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尤為必要。”

　　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如何運作

　　那么，我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如何構成?會如何運作?能起到什么作用?李偉就這些問題進行了闡述。

　　環球人物雜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之前，我國安全決策機構主要有哪些?

　　李偉：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分清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和國家安全決策機構的不同。新中國成立后，每當遇到重大安全問題，往往由國家最高領導人根據不同形勢，臨時召集不同部門的人員進行決策。以抗美援朝的決策為例，毛澤東針對是否入朝作戰這個問題開了多次會議，召集了不同的人進行決策。這種國家安全決策機制，這么多年來基本沒有變化。

　　但我國一直沒有成立正式的、制度化的國家安全決策機構。正因如此，我國安全決策的透明度不高，外界對決策過程了解不多。這次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

　　環球人物雜志：我們看到有媒體列舉了我國一些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機構，包括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中央軍委、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國防部、解放軍總參謀部等。

　　李偉：這些機構的確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部門，但這種說法將國家安全的相關決策部門和具體執行部門混淆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是國家層面上的安全決策部門，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國防部以及解放軍總參謀部是具體領域上的執行部門。

　　環球人物雜志：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是什么關系?

　　李偉：1981年，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2000年又組建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兩個小組合署辦公，兩塊牌子，一套機構。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相關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一些與外事、國家安全工作有密切聯系的相關機構部長組成，負責對日常的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域的問題作出決策。

　　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增加一個負責日常工作的機構，它只對涉及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問題和突發安全事件進行決策。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如果國家安全委員會陷入日常瑣碎事務中，那么這個機構完善國家決策體制的目的就無從談起了。所以，我個人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之后，將主要負責國家重大安全問題的協調統籌，而日常的一些安全事務則由各個部門處理。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仍然可以作為處理外交日常事務的機構存在，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存在的意義就不大了，有可能被替代。

　　環球人物雜志：國家安全委員會將由哪些成員組成呢?

　　李偉：國家部門的設置本就與國家功能有密切聯系，因此，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一些部門應該都會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組成部分。具體來說，作為國家安全最高決策機構，該委員會的負責人應該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核心成員應該有外交、安全、公安、解放軍等與國家傳統安全直接相關的部門首長。另外，為了同時應對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問題，還可能包括能源、交通、財政、衛生等與非傳統安全有關的部門負責人。

　　環球人物雜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對我國有何重要意義?

　　李偉：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提高了國家安全協調層級，使我們在面對重大、突發安全事件時，能更好地協調現有各部門，消除各部門之間的行動障礙，做出快速應對。同時，也能防止資源浪費，減少應對安全問題的成本。

　　環球人物雜志：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后，可能首先采取哪些措施?

　　李偉：首先會制定國家安全的整體戰略，然后針對未來可能出現問題的不同領域，建構不同戰略，最終形成一個既長遠又相對具體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下，一旦出現突發的安全問題，我們就能按照相應的戰略采取行動。但諸如東海、南海的領土爭端，新疆恐怖主義等具體問題，常規狀態下不會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點議題。只有當這些問題的發展跳出常規范疇，才需要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決策。

　　環球人物雜志：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什么特點?

　　李偉：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設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它們雖然名稱、職能各有不同，但都是為了應對威脅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和突發事件。

　　我國在外交、維護領土主權、處理國內危機等問題上都有自己的具體原則，一直以來也執行得很好。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后，在一些具體做法上，會結合中國處理上述問題的原則。這些原則與其他國家處事原則的不同，決定了我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與其他國家該機構的做法也會有所不同。

　　美國國安會誕生于冷戰，強大于反恐

　　美國國安會是美國政府討論和研究重大戰略決策的核心組織，為總統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方面的決策提供參考。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家，美國總統為國安會主席。目前，定期參加會議者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此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國安會法定軍事顧問，國家情報總監是法定情報顧問。經常參加會議的還有白宮辦公廳主任、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等重要官員。艾森豪威爾時期設立了一個總統特別助理來處理國家安全事務，后來這個頭銜定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也習慣性地被稱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現在，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是國安會日常工作的負責人，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經過國會批準。當然，其實際權力的大小，完全取決于總統的信任度和政治需要。

　　美國的國安會誕生于冷戰的風雨之中。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一個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講。這個講話，被后人視為冷戰正式開始的標志。一年后的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國安會由此誕生。國安會下設中央情報局，協調政府各部門的情報工作。

　　美國的國安會起初并無太多權力。時任總統杜魯門擔心這個機構權力太大，會影響自己的權威。1947年9月26日，他第一次參加了國安會會議，此后國安會的會議他只參加了1/5。國安會工作人員缺乏，不能經常開會，總統也常繞過它決策，并直接指示各部部長執行。

　　隨著冷戰的加劇，國安會身上的“情報血統”得以凸顯，這讓杜魯門看到了國安會的價值。當時，擔任國安會情報顧問的是中情局局長。國安會開會時，經常由中情局局長率先匯報有關情況，然后進行討論。此后幾十年，抓情報和采取秘密行動一直是國安會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一些秘密行動被曝光后給總統帶來尷尬，里根時代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卡盧奇改組了國安會，提出國安會主要職能是向總統提供政策咨詢，協調政府工作，秘密行動應由中情局去執行。

　　然而，這并未改變國安會在安全領域統攬全局的地位。目前，美國有16個情報機構，除中情局這個獨立情報機構外，還有國防部下屬的國防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等軍情部門，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局和美國緝毒局。此外，國土安全部、能源部、國務院和財政部也各有情報機構。這些情報機構由國家情報總監統管，他又將情報匯總到國安會。

　　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安會可以在東西方情報戰中大打出手，也可以推動震驚世界的秘密外交，更可以站到反恐的第一線。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從那一刻開始，美國的國安會有了一個新的使命：反恐。當天晚上9時，時任總統小布什對全美發表電視講話，隨后立刻召開國安會會議，拍板“嚴懲策劃和發動這些襲擊的組織及任何庇護這些組織的國家”。10月7日，美國主導的聯軍開始進攻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反恐戰爭”正式打響。小布什還成立了國土安全委員會，建立了國土安全部，與國家安全系統平行，以加強美國的國內安全工作。

　　小布什的8年總統任期，“反恐”是其底色。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把持國安會的是兩位鷹派人物：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缺少軍方背景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對反恐戰爭比較外行，但小布什非常信任賴斯，無論出訪國外還是在戴維營度假，他身邊總有賴斯的身影。白宮甚至流傳這樣的說法：總統會聽副總統切尼的意見，對國務卿鮑威爾的提議也很重視，但總是和賴斯商量后做最后決定。

　　2009年，奧巴馬上臺。他對小布什的“反恐戰爭”一直持批評態度，力主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抽身。入主白宮后，他做出一些改革姿態，包括將國土安全委員會并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精簡了機構設置，強化反恐情報的共享。

　　在加強反恐措施方面，奧巴馬毫無松懈。他選擇了海軍陸戰隊上將瓊斯擔任自己的第一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以彌補自己在安全事務方面經驗的不足。接替瓊斯的是他的副手多尼隆，后者在個性上與奧巴馬更合拍，與奧巴馬核心圈關系也很密切，其妻子凱西曾是副總統拜登夫人的辦公室負責人。如今的安全事務顧問蘇珊•賴斯，更是奧巴馬的親信。在國安會領導之下，刺殺拉登等一系列反恐行動得以展開，美軍的無人機襲擊行動也在全球多個熱點地區進行。美國反恐專家穆德表示，“基地”組織曾是美國的心腹大患，如今其影響力已大大消退，意圖襲擊美國的恐怖組織也減少了，雖然始終有恐怖分子揚言襲擊美國，但行動能力今非昔比，而這也證明了國安會反恐機制的有效。

　　美國國安會從無到有半個多世紀，產生了不少“明星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他是尼克松主政時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在基辛格之前，時任總統肯尼迪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邦迪權力很大，肯尼迪及其繼任者約翰遜不斷升級越南戰爭的行動，就是在邦迪等人的催促下實施的。邦迪還搞過與中國有關的“秘密動作”。上世紀60年代，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決心和新中國建交。1963年秋，他派前總理富爾以私人名義訪華，商談建交。10月24日，邦迪收到中情局的情報，認為中法不會建交，戴高樂“得看華盛頓有什么反應”。但邦迪不放心，仍多方試探戴高樂的態度。11月2日，毛澤東接見了富爾，中法建交談判順利結束。1964年1月，法方通知美方，法國即將與中國建交。約翰遜急壞了，找邦迪商議。邦迪說，這時唯一的辦法是不讓臺灣的蔣介石當局宣布與法國斷交，企圖造成“兩個中國”的現實，讓北京難堪。但這樣的小動作，最終被證明無濟于事，淪為笑談。

　　接下來的基辛格吸取了邦迪的教訓，表現不俗。為結束1973年到1974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基辛格乘飛機輾轉往返于以色列、埃及和敘利亞進行調解，“穿梭外交”一詞因此而誕生。他還在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1971年7月，他秘密訪華，周恩來與他舉行會談。當時，周恩來嚴肅地批評了美國對越南的侵略，也批評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基辛格恭恭敬敬地聆聽。中美關系是基辛格一生引以為豪的成就，因為這改變了世界局勢。他是唯一一位健在的見過所有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美國政治家，至今在中美關系上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辛格之后，活躍于外交舞臺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一個傳統，這個位置上又先后出了不少外交名人。卡特時代的布熱津斯基，老布什時代的斯考克羅夫特，小布什時代的康多莉扎•賴斯，奧巴馬時代的多尼隆、蘇珊•賴斯等都是如此。當然，假如總統更看重國務卿，或希望大權獨攬，情況就不同了。里根就不重視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執政期間換了6名顧問，且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不能直接向總統報告，是歷屆總統班子里最沒權力的顧問。

　　俄羅斯國安會前身是克格勃

　　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展，以1991年蘇聯解體為界被分為兩個階段。

　　蘇聯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身是1917年成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1954年，契卡更名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它是蘇聯對外情報、反間諜、國內安全和邊境保衛等工作的主要部門，是一個凌駕于黨政軍各部門之上的“超級機構”，只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

　　契卡的第一任首腦捷爾任斯基，是列寧的親密戰友和蘇聯杰出的國務活動家。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為了保衛紅色蘇維埃政權，他倡議并領導成立了契卡。同大多數肅反委員會的初期領導人一樣，捷爾任斯基不是俄羅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個波蘭地主知識分子家庭，1896年放棄學業投身革命。在整個革命生涯中，捷爾任斯基從未有連續3年以上不被捕的時候。在經過了20年的囚禁、多年的流放和3次逃跑之后，捷爾任斯基終于獲得了自由，并加入布爾什維克。

　　在擔任肅反委員會主席一職的第一年，捷爾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在他的領導下，肅反委員會同反革命力量做斗爭的主要手段是沒收財產，遷移、吊銷供應證，公布人民敵人的名單等。1921年，列寧高度評價了肅反工作人員的工作，稱他們是反對敵人顛覆蘇維埃政權的有力武器。

　　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歷史上，另一位極具影響的領導人是安德羅波夫。

　　1914年，安德羅波夫生于一個鐵路工人家庭，25歲加入蘇聯共產黨(布)，先后在一些州和加盟共和國擔任共青團領導工作，并相繼出任駐匈牙利大使、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1967年，安德羅波夫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一連干了15年。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克格勃發展迅速，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情報機關——約3萬名外勤專職間諜分布在世界各地，刺探國外機密，連西方各大城市商品價格的漲跌，也一日不漏地報回國;在國內也時刻與外國間諜進行殊死較量。安德羅波夫很崇拜捷爾任斯基，書房里一直掛著他的畫像。他自己也和捷爾任斯基一樣，全身心投入克格勃的事業，親自過問所有重大決策和行動。1982年11月，安德羅波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從安全工作領導人升任為蘇共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在蘇聯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說到克格勃，不能不提到俄羅斯現任總統普京。特工出身的他擅長摔跤、格斗、射擊，還會開飛機，是克格勃的形象代言人。1975年，23歲的普京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隨后加入了克格勃。9年后，他被送到莫斯科的間諜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并在培訓結束后被派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工作了近6年。

　　1991年10月，蘇聯解體前夕，總統戈爾巴喬夫撤銷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后來，俄羅斯重建了自己的安全力量，成立了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統任主席，成員包括總理、聯邦安全局長、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緊急情況部長等。

　　現在，俄羅斯國安會更多地是一個多方力量的協調機構，負責審議重要的國家和社會安全事項，制定統一的國家安全政策。

　　日本建立國安會的三步

　　幾乎與中國同步，今年11月7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法案，新設負責制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王屏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這說明日本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上走出了“第三步”。

　　1978年10月，日本防衛省設立了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主要從事綜合性國家安全政策調研，但研究所只是一個半官方性質的機構。在王屏看來，那是“第一步”。

　　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當時，受制于國會黨派眾多和自民黨內派系林立，安倍沒什么太大權力，更像是個領頭的，沒辦法形成以他為核心的決策層。為了擴大權力，安倍晉三上任后不久就向國會遞交議案，建議設立固定機構，讓首相、外務大臣、防務大臣和內閣官房長官能夠定期會面，就應對外交和安全挑戰整合意見。不過，安倍晉三在任僅一年就下臺，國家安全委員會動議也就不了了之。這是日本在建立國安會上邁出的“第二步”。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再次擔任日本首相，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也隨之提上日程。這一次，安倍晉三的理由是“安全保障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需要經常分析研究應對措施”。在王屏看來，安倍晉三所謂“安保環境的重大變化”，實際上是指來自中國和朝鮮的“威脅”呈上升之勢。

　　2013年6月7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創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相關提案。提案在日本眾議院獲得通過后，并送到參議院進行討論和表決。安倍晉三希望，能在今年12月6日召開的參議院特別會議結束前通過這項提案。王屏認為，提案經眾議院批準后，在參議院獲得通過不成問題。這樣，日本設立國安會的“三步走”基本完成。

　　根據該法案，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將以首相、外務大臣、防衛大臣和官房長官組成的“4人會議”為核心，下設“國際安全保障局”，負責各中央部門間的協調，以及政策的策劃、起草等工作。曾有媒體稱，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成為日本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最高決策機構。據王屏介紹，由60人組成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主要分3個部門，分別針對中國和朝鮮、同盟國以及其他國家，每個部門大約有20人，最重要的是針對中國和朝鮮的部門。她說：“中國沒有對日本構成威脅，但只有對內散布‘中國威脅論’，安倍晉三才能將政權進一步向前推進。他不敢和美國叫板，不敢說美國是威脅，因為東京上空的制空權掌握在美國人手里。”

　　建立國安會的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后，日本政府做出決定，任命谷內正太郎擔任即將成立的日本國安會的第一任事務局長。谷內正太郎是安倍晉三的心腹，在安倍第一次組閣時擔任外務省事務次官，是日本“民主與自由之弧”價值觀外交的積極倡導者。

　　不是對任何國家的效仿或模仿

　　除美國、俄羅斯、日本之外，還有很多國家已經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報道稱，2008年10月29日，法國政府宣布成立國防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取代國防委員會，在總統領導下統籌制訂國防、國安、外交、經濟等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領域的大政方針。2010年5月13日，宣誓就職才兩天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就召開首次內閣會議，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旨在協調政府各部門和機構的工作。此外，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也建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問題專家華益文認為，從全球范圍來看，擁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幾乎成了大國“標配”。

　　中國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后，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答記者問時說：“毫無疑問，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張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宗教分子緊張了。總之，那些想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緊張了。”顯然，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針對中國具體的國內外安全局勢產生的，它不針對任何國家，也不是對任何國家的效仿或模仿，而是為了讓我們自己更加安全。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第30期《環球人物》)

　　鏈接四：中國設立“國安會”的三個需要

　　陳向陽

　　2013年11月9-12日，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事尤其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一時間外媒的相關分析評論甚囂塵上，其中不乏過度解讀，對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適度解析。

　　其實，依據會后所發布的《公報》，可以發現“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會)”這一決定是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社會部分，即：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可見，新設立的國安會將具有“中國特色”，是具有特定指向與功能的統籌協調機構，而不是面面俱到、“內外通吃”與無所不包的。

　　國安會在中國還是新生事物，其定位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故應防止動輒以所謂“美國標準”“國外標準”來看待乃至評價中國的國安會;外媒往往拿國外同名機構的性質和功能來推測，視之為內外一體與無所不包的“大安全”和“大國安會”，這種可能性目前來看不大。也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的國安會主要關注的將是維護內部安全與社會穩定，強調的是政治與政權安全，涉及國家安全的其他機制機構仍將繼續發揮各自獨特的重要作用。至于未來，中國的國安會將有可能逐漸打破內、外事之間的分割，具備更大與更全面的統籌協調職能，包括維護社會穩定、打擊“三股勢力”、防范外部敵對勢力滲透等，乃至涵蓋到軍事國防、外交、經濟金融安全等方方面面。

　　中國現在決定設立國安會可謂應運而生、正當其時，這一重大戰略抉擇體現了“三個需要”：

　　一是適應新時期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快速發展變化的需要。在全方位對外開放與信息化網絡化時代，內外互動、中外互動更加緊密頻繁，社會轉型期矛盾多發，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極端宗教等境內外敵對勢力不甘失敗、伺機搞破壞，各類非傳統安全挑戰層出不窮、危害加大，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更加繁重艱巨，為此亟需加以強有力、系統與前瞻性地應對。

　　二是及時改革調整既有國家安全工作體制機制，強化中央統籌與跨部門協調，以便形成整體合力、提高工作效率與增強戰斗力的需要。

　　三是與時俱進地參與大國戰略博弈的需要，也是與中國新的大國地位相匹配的需要，因為當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國都有各自的“國安會”，唯獨中國還沒有。

　　設立國安會具有諸多重大意義：一是藉此實現國家安全工作體制機制的改革、完善、整合與創新，勢必更加有效地維護與增進中國的國家安全;二是依托國安會進行“國家安全戰略”頂層設計，以更好地心中有數、有的放矢;三是藉此增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并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和平發展與長治久安提供切實有效的安全保障。

　　可以預見，新設立的國安會將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推進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乃至統籌國際博弈競爭的重要機制，進而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守護神”與助推器。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19日《中國國防報》)

　　鏈接五：國外國安會的運作

　　儲殷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社會各界包括外國專家與學者對于國安會都表現出了強烈的關注。

　　坦率來說國家安全委員會并不是什么新鮮概念，在上世紀40年代，美國就已經有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許多國家也都設立有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是不同國家由于具體的情況不同，其國安會的職權、運作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即便是在同一國家，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迥異的影響力。

　　國家利益決定國安會職權

　　不同國家領導層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認識與對國家戰略的設計決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設定。比如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非常側重外交與軍事的結合，這是因為當前美國的國家利益主要通過進攻性的戰略設計來實現，盡管主張先發制人的布什政府已經成為歷史，但是美國注重對外干涉的基本態勢并沒有在根本上進行調整。

　　反觀日本，其即將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則實際上以情報工作為中心，以針對中國崛起為主要議題。其原因在于日本的軍事安全實際上是由美國予以保護，而其成為政治大國的夢想，由于中國的崛起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一般而言各國之所以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其主要目的往往都是出于協調各相關部門立場以切實保障國家安全，然而國家安全卻是既有實又有虛的一個概念。一方面，領土、經濟、軍事等實實在在的問題的確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權、文化、意識形態的安全感、穩定性等問題，卻又始終伴隨著高度的主觀性。

　　在許多時候，何為安全、何為利益，在不同政治派別看來完全具有不同的結論。在改革派眼中，開放就是最大的國家利益，但是在保守派眼中，開放可能就是最大的國家威脅。正是因為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這種虛實結合的特性，一個國家不僅當其客觀形勢發生變化之后，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與結構可能會發生改變，而且當其領導層出現變化之后，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與結構亦有可能發生改變。

　　國家權力結構影響國安會運作

　　不同國家不同的權力結構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與運作有著直接的影響。對于大多數設立安全委員會的國家而言，之所以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往往是因為國家安全事務牽涉重大，不僅需要跨部門的合作，而且需要最高領導人的終極拍板。

　　因此，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與權力大小，以及領導人的政治地位和個人權威往往都直接影響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運作。以俄羅斯為例，其聯邦安全會議雖然直接參考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是由于其始終無法解決與外交部、俄羅斯軍方的沖突，從而導致其影響力日漸衰退，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軍方和情報部門高官即將退休時，打發時間的養老院。

　　美國早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同樣如此，在杜魯門時代由于國家安全委員會中軍方與總統的分歧，導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與杜魯門產生沖突，從而基本上陷入停滯。杜魯門在其任期之內只參加了兩成的會議，并且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決策上也經常采取無視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下命令給有關部門的做法。

　　美俄兩國的國家安全委員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安全委員會雖然是一個協調各方意見的平臺，但究其本質乃是由于國家安全事務的特殊性而設置的集權機制。其功能一方面是為國家領導人提供直接的管道以了解國家安全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讓具體部門能夠更直接有效地領會、貫徹國家首腦有關國家安全的戰略方針，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里可以暢所欲言，但決策上一定是首長負責制。

　　所以如果這個平臺處理不好與國家領導人的關系，甚至成為強力部門制約領導人的論壇，那么它的運作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個平臺的有效運作，實際上是與領導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個人權威密切相關的。比如2010年卡梅倫政府成立的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個以首相為核心的小內閣。

　　國安會的定位決定其規模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功能定位了國安會的規模與權力。大多數國家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動機，都是力圖打破部門壁壘、促進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以應對國家安全危機。比如印度之所以要設立國安會就是因為恐怖事件頻頻發生，而各部門反應遲緩。然而同樣是跨部門合作，以何種方式進行，卻在后果上大不一樣。

　　如果是為了督促跨部門合作，而強調國安會對各部門的直接影響力，那么很可能要安排相應的人事權、財權、管理權的集中。這樣就很可能會形成一個凌駕于各部門之上的新部門，它對于各平行部門中的某些具體部門進行垂直領導，甚至直接整合。

　　對于在國家安全事務管理上分工比較混亂，管理水平比較落后的國家，這樣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對于已經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安全管理體系的國家而言，這樣的做法雖然提高了部門間合作的力度，但是一方面投入的成本過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被垂直管理的單位與原有同部門間單位的關系紊亂。

　　如果只是為部門間交換與合作提供平臺，那么實際上國安會就只是一個整合的渠道。其整合的效果取決于參加各方的具體意愿。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國安會所耗費的制度資源會相對較少，但是各部門之間合作不力、存在沖突或者相互推諉的情況卻會仍然存在。

　　如果既要避免國安會成為部上之部，又要保證其不淪為務虛的碰頭會，則國安會就只能借助于領導的權力。即國安會成為對領導負責的最高決策顧問機構，其政策建議為領導所采納之后，通過領導的權力來影響有關部門。這樣的一種做法其實類似于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軍機處，即以負責人與領袖私人性的關系和制度性的安排相結合，從而保證跨部門整合的效果。這事實上也是美國國安會運作的特點。

　　美國國安會運行特點

　　在美國，總統為國安會主席，定期參加會議者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國安會法定軍事顧問，國家情報總監是法定情報顧問。經常參加會議的還有白宮辦公廳主任、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等重要官員。

　　但負責國安會日常工作，也是在美國國安會中通常發揮最重要協調作用的并非這些官員，而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即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國家安全顧問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經過國會批準。他的權力未定，但是借助于總統的權力對國安會其他成員與部門發揮影響。

　　此次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有參與國際合作的外在考量，也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內在需要。一方面，由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以及各國紛紛建立國安會這樣一個趨勢，中國也有必要在國家安全事務上提升與各國的對話平臺，從而提高中國在國際性安全領域內的話語權。

　　而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的黨委負責制與歸口管理制度，使得中國在國家安全事務管理方面更加易于整合，但是長期以來，中國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有關部門權力較小、資源有限、在地方上影響力較低、很難爭取其他部門協作也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設立國安會，可以整合國家安全管理力量，提升有關部門的權能地位，從而讓中國的國家安全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21日《法治周末》)

　　鏈接六：日媒以小人之心揣測中國“國安會”

　　馮昭奎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引起日本媒體的關注，有日本報紙分析認為，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為加強對釣魚島等海洋問題的管控。還有日本報紙認為“這是因為中日因釣魚島問題關系緊張，日本計劃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國采取了對抗措施。”筆者認為日本媒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虞。

　　當今時代，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從傳統的政治、外交、軍事等領域，拓展到金融、財政、網絡、環境污染、販毒反恐、重大傳染病、天災、社會穩定等非傳統領域，而且不同的安全問題和安全領域相互關聯、耦合。這就需要一個高度權威的機構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綜合全面地應對各種安全問題，并將各領域、各部門的力量和資源進行整合與協調，以提升決策的水平和層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是新安全觀、綜合安全觀、科學安全觀的一個具體體現和實際舉措。

　　日本某些媒體將此事解讀為“加強對釣魚島等海洋問題的管控”，這反映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觀發生了偏差。中國國安會不是專門為處理中日關系而成立的，在中國的安全與對外戰略中，日本的地位遠沒有那么高，日本媒體不必自視過高。

　　早在1980年，日本大平正芳內閣曾經制定過一個包括經濟安全、農業安全、糧食安全等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比較而言，目前安倍首相所制定的“以釣魚島為綱”的安全戰略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倒退。安倍將國家安全等同于“軍事安全”，又把“軍事安全”等同于“尖閣諸島專業”，極力鼓吹“中國威脅論”，煽動敵視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此來贏得支持率。這與其說是為日本的國家安全，不如說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國家安全利益界定的失誤必定導向國力衰弱。

　　盡管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專為中日關系而設，但顯然會把處理中日關系問題作為一個緊迫課題。這里存在著兩個“相處”，一個是在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外交、國防、安全、經濟、海洋、環保等部門之間的“相處”，通過加強溝通與協調，有利于各部門制定一個既有利于堅定捍衛我國領土主權，又有利于維護我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所要求的穩定周邊環境的對日戰略和政策;一個是中日兩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間的“相處”，兩國今后又多了一個互動渠道。目前，中日島爭就像一個“膿包”，兩國都未能有魄力去挑破這個膿包。今后日本設有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國有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許就到了可挑破膿包進行殺菌治療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筆者反而認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可能對中日關系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和效果。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96期，摘自2013年11月15日《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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