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有“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之句，雖僅此30字，已然是該公報最大亮點。

　　回想起我五年前(2008年2月12日)的文章《統一強化國家意志 全面維護國家利益》，該文自網上發表后被大量轉載，甚至被當作教材收進某些文庫。該文中我強調指出：“當務之急是成立高規格之強力國家安全委員會，由國家最高領導人親自掛帥，統管各方面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維護問題，既統一國家意志又將其協調具體落實，形成各領域國家機構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這樣各自為政，互相拆臺摯肘。”

　　現五年多過去，終于即將見到期盼已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不禁感慨萬千!這五年多來，國家各方面安全問題日趨嚴重，早已遠遠超出五年前的程度!不僅現今財富流失的規模和速度當初難以想象(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買了美債、歐債、日債、垃圾債，貪腐官員向境外轉移資產超過百萬億人民幣，向西方國際資本輸送的利益更遠大于此數)，而且還有轉基因產業化造成的亡族滅種危機!

　　國家安全委員會雖姍姍來遲，但亡羊補牢猶未晚也!此舉或許能扭轉(至少能減緩)國家安全各方面迅速惡化的趨勢。

　　應該指出，僅有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形式是遠遠不夠的，要有效維護國家各方面的安全和利益，除必要的機構設置外，還需要政府官員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即愛國心，以及對此確保的組織制度和監督檢查制度，及人才培養和國民教育制度等。如涉及國家各方面安全的關鍵崗位仍由買辦、漢奸把持，國家安全就仍無保證。

　　但是，僅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形式，也是一個重大進步！因為這必將大大改變外國勢力為我們走買辦化殖民地道路精心設計的權貴寡頭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的政治格局，使最高領導人能直接過問有關國家安全利益的各個領域。

　　現將我五年前的文章《統一強化國家意志 全面維護國家利益》附后供參考，讀過此文就會明白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重大進步的意義!

　　關于三中全會公報中 “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等內容，余皆不以為然。市場經濟商品交換，其最基本之前提，即嚴肅的法制環境。(此并非僅指法律條文，而是指法律的有效性嚴肅性。它不僅要有法律條文，而且要有能認真執法的人，及選拔、監督、考核、獎懲執法者的制度——包括人民的民主監督和立法權、及選舉和罷免權。)

　　并非有益于社會之正道才可掙錢，造假幣、坑蒙拐騙、賣國、破壞生態環境、販毒、貪污賄賂、搶劫、偷盜等歪門邪道也能發財。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損害社會謀利之途，社會成員才能在其謀利動機驅使下，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以等價交換方式增進社會利益。否則，無法紀維系之商品經濟必為災禍。而我們的改革開放卻幾乎從未認真考慮建立商品經濟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礎及維系法紀的監督機制。

　　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富強的大國能將其龐大的經濟體系建立在法紀廢弛的腐敗基礎上。當今中國經濟關系最需改革之處，不是置法制缺失現狀之腐敗基礎于不顧而向更加市場化和單方面過度對外開放尋求出路，而是必須嚴肅法紀，夯實市場經濟得以維系發展的基礎。否則腐敗的經濟基礎必將徹底崩潰!

希望三中全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得，能彌補經濟“改革”方向之失！

　　楊芳洲

　　2013年11月14日

　　附：《統一強化國家意志 全面維護國家利益》

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08/304872.html

　　統一強化國家意志全面維護國家利益

　　楊芳洲 2008年2月12日

　　一．國家意志與國家利益

　　任何國家利益的損失最終都要轉嫁給國民承受，因此，國家利益乃全體國民之最大最高公共利益，她只能靠具體落實的國家意志去有效維護。國家之所以要有意志，也正是為維護其利益。國家意志體現為強制執行的國家法律法規，完備的政府機構職能及監督系統，盡責愛國的政府官員等，及所有這些要素環環相扣有機結合。如國家意志的哪一環節出現斷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實到具體的國家利益領域，則該方面國家利益必受損失。因此，國家意志具有統一性和整體性。她需要有行政組織系統和官員對國家利益的忠誠兩方面共同維系。(適當的組織管理形式有助于提升官員的責任感。)

　　不能統一為國家意志的政府部門意志或地方政府意志，因其所維護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不同，而常常與國家意志相沖突。因此，國家意志的統一性和整體性要求，是任何國家軍政大權須集中的合理性所在。(即使民主國家，總統和軍隊統帥也必須是同一人。)

　　二．國家意志在安全和法制方面的缺失造成我國家民族利益的最大損失

　　所有的國家利益領域都存在安全問題，因此國家安全利益乃國家利益之最集中體現，是最高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利益的損失必導致國家總體及各方面利益的更大損失，如人體免疫系統受損對健康造成的危害。國家實力(包括軟實力)是國家安全的物質基礎，關系到國家實力的各方面國家利益都是國家總體利益之組成部分，因此，也都是國家安全利益的組成部分。正因如此，近代以來的國家間戰爭都是總體戰，它關系到國家實力的各個方面。

　　自世界進入核武器時代，核大國之間的軍事沖突便已具有史無前例的巨大風險，甚至有可能導致人類毀滅。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戰爭得以產生的各種政治經濟矛盾的發展，因此各種不流血的戰爭方式--冷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全面滲透和破壞)將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殘酷更加激烈。其中美國以思想文化滲透手段成功分裂瓦解前蘇聯，及以經濟戰成功制造了俄羅斯1998年的經濟災難，堪稱其運用冷戰滲透手段徹底打垮了(不可能在軍事上被打敗的)超級大國的典范。國家間各種冷戰手段從來都是結合一起使用的，因此，國家安全問題早已突破了其傳統的軍事、外交、情報反諜等領域的局限，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當今幾乎任何社會領域都存在國家安全問題。不僅由于所有這些社會領域都關系到國家實力的消長，而且由于所有這些社會領域都會是對手冷戰滲透的目標。

　　而我們的改革開放卻恰恰在國家最大的安全利益方面缺乏戰略家謀國遠慮，陶醉于大國實力虛幻的安全感，既在軍事領域掉以輕心，以“二十年和平環境”為前提設計改革開放(卻忘了和平要靠戰爭實力來維護);也在非軍事領域――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安全防范等諸方面全無戒心，對外部滲透、分裂、顛覆、破壞，缺乏防范意識。以至于九十年代以來不僅外患威脅嚴重，而且各領域遭嚴重滲透之惡果也日益表面化。如毒瘤爛于內而潰于外。

　　對外開放無疑有利于外部滲透，因此防范措施必須相應加強，以適應形勢變化。而我卻于改革開放之初將國家安全機構從公安部中分離出來，安全部門與社會的聯系已基本讓位于公安部門。但公安部門又只有社會內部治安的職責，因此，社會各個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就成了基本無人過問的空白地帶，國家的安全工作也就沒有深入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單位而只浮在安全機構這個層面上。相反，對外開放后，不懷好意的潛在敵國在“友好”交往掩飾下全方位的滲透卻在我社會內部越來越深入。我們關于國家安全機構的改變完全違背了對外開放對國家安全職能的客觀要求，這中間有著巨大的漏洞，無異于對外部滲透敞開國門。

　　市場經濟最重要之條件乃法制環境。并非有益于社會之正道才可掙錢，造假幣、坑蒙拐騙、販毒、貪污、賄賂、搶劫等歪門邪道也能發財。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損害社會謀利之途，社會成員才能在其謀利動機驅使下，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以等價交換方式增進社會利益。否則，無法紀維系之商品經濟必為災禍。而我們的改革開放幾乎沒有認真考慮建立商品經濟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礎及維系法紀的監督機制。各級監督機構形同虛設。

　　而缺乏法紀和有效監督的對外開放不僅必然產生腐敗，而且必然產生內外勾結的腐敗，即必然會產生靠出賣國家利益而謀利的買辦集團。我之腐敗為外部滲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機會，外部滲透則也充分利用了我之腐敗，內部腐敗與外部滲透因相互強化而加速發展。法制缺失及國家防滲透機制弱化，此改革開放兩大先天漏洞之結合，如二蟻穴能潰千里之堤，導致日后最大麻煩――國家各方面被嚴重滲透，大批官員被外國勢力收買而形成買辦勢力。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和深入，買辦集團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從而逐漸使改革開放由中國國家意志為自己的利益所主導的進程演變為外國勢力（通過操控買辦）所主導的進程。正如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所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我眾多官方學術及政策研究機構早就公開接受來自境外的贊助，正是這些(使其境外“投資者 ”滿意的)大量理論分析研究為我國發展和改革開放提供著決策意見。我許多高官、學者的親屬也在(境內外)外資機構擔任要職或享受外方為其提供的留學和就業等方面種種優惠。這種變相賄賂從未受到官方禁止。

　　現我遭嚴重滲透之膏肓內疾，外潰于社會之表，已呈各領域萬千亂象。

　　三．經濟利益的慘痛損失――財富利權外流如割破動脈難以抑止

　　在被全面滲透的環境中，我經濟領域因國家意志嚴重缺失而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經濟安全、尤其金融安全直接關系到國家硬實力之消長。如此巨大國家利益領域卻如無主田園，任他人損毀攫取。

　　(以下關于我國經濟利益的重大損失，在《買辦化道路是當前中國的最大威脅》(中篇.中)里有，如看過該文的網友不愿再看可跳過此段，直接看第四部分)

　　如：銀監會2006年1月第2號令自棄經濟主權，毫無道理地規定新建股份制銀行必須有外資參股，致使金融接軌后，我境內有眾多獨資外國商業銀行，但卻無獨資的中國商業銀行。這是我經濟自主權的嚴重喪失。因此而造成了我與外資的信息不對稱――彼知我而我不知彼，使我整個經濟運行狀況對外已單向透明，無密可保；及史無前例的利權外流――僅我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財富高達1.7萬億人民幣[注1]。

　　2005年，銀監會負責人自棄金融寶貴的一年準備期而提前接軌，使我將在臺海危機的關鍵時刻面臨國際金融資本可隨時對我金融洗劫的嚴重局面;現在又自棄銀行業開放應相互對等原則，意圖再度提高美國等西方銀行在我國有銀行的股權比例，利其輕松控股。

　　又如：央行及金融管理部門多年來將我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購買美元資產，支撐了美國財政及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卻對我資產造成極嚴重的安全問題(中美關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凍結，及因美元貶值而不斷縮水);不僅買美政府債券，而且還購買了至少上千億美元的次按抵押債券，損失慘重被套在華爾街。我還因此而喪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規模黃金、石油等儲備巨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并產生出進出口嚴重失衡而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通脹因素。

　　而新成立的外匯投資公司又繼續將上千億美元投資美國金融組合產品，而且還要包給外國金融機構經營，我之財富很可能被其用于損害我重大國家利益。

　　還有：我金融管理層在當前境外投機熱錢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樓市，獲利已豐，及美國次按危機將再度爆發，境外投機熱錢將趁機大肆作空股市匯市后大規模撤離，將造成我巨額財富外流并導致經濟災難的嚴重時刻，卻推出了方便外國金融資本投機的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并要取消外匯管制，推出股指期貨。尤其可怕的是最近又推出了根本無法監管的新金融衍生品――互換，神不知鬼不覺就可造成巨額財富流失[注2]，使我金融及整個經濟安全形勢危若累卵。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唯一有權進出口黃金的部門――央行，不僅將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購入美政府國債，而且還將我寶貴的黃金儲備運到美國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經濟戰略儲備處于極度危險之中。黃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貨幣地位而具有的長期升值趨勢早已十分明朗，金價這些年也已狂漲數倍，而央行卻將我每年的一、二百噸黃金產量去交換不斷貶值的美元。我國的600噸黃金儲備還是陳云于1973年指示購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黃金儲備還低于2003年。[注3]

　　再有：我國企和國有商業銀行巨額的壞帳損失有很多并非難以追回，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腐敗的經理們利用迅速膨脹的三角債“法不責眾”的情況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飽私囊。但央行及金融管理層卻放棄了追逃巨額壞帳的工作，將原本只要認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壞帳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價濺賣外商。使外商大發橫財而激動不已[注4]，卻造成我巨額財富外流。（現我商業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已被西方金融資本緊盯不放，很可能成為我今后又一巨大財富流失源泉。）

　　對于股市，2001年以來，我們先是以國有股減持這柄懸劍制造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大股災，使國際金融資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倉，待掀起大牛市外資熱錢賺夠離場后，管理層不是采取趁機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動國企改革，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積極措施健全完善資本市場，而是“為淵趨魚”，引導資金流向境外(實際上是去支持美元)，并且配合國際投機資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圖，以政策打壓股市。

　　與外資進入中國的掠奪性相反，我們海外上市的公司卻給當地投資者帶去了驚人的豐厚回報。當初中國石油公司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紅累積高達119億美元。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個公司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中石油多年以來一直堅持將凈利潤的45%左右用于派發股息。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紐約等股民散掉600.12億元的真金白銀。――見2007-01-16《京華時報》文章《中石油蟬聯“亞洲最賺錢企業”》作者：張艷)

　　應該強調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要么來自于中國石油資源的漲價、要么來自于國內手機雙向收費等高額收費，這實際上是把中國人的錢財收集起來送給外國人。

　　在對外經濟合作及發展建設招投標方面，由于缺乏國家意志的維護，我損失的經濟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也十分巨大。

　　如：我重要經濟信息總是對外單向透明，無密可保。以致在對外經濟合作及國際市場中總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損失。

　　又如：由于我在入世農業談判中對美讓步過大，致使 “四大跨國糧商”(三家美國公司和一家法國公司)以低價向我傾銷巴西和阿根廷轉基因大豆。之后在美國施壓下，2004年“中國大豆采購團”前往美國“集體采購”，美國乘機操縱市場，大豆期貨從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當中國企業的代表們簽下了高價進口合同離美后。美方卻發布報告：“新的統計數據顯示，04/05年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國際大豆價格隨即又暴跌50%。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因此而破產，四大跨國糧商趁機大規模兼并，從此控制了中國85%以上的加工總量。然后他們就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致使我大豆種植業瀕臨被徹底剿滅的厄運，大豆種植面積下降一半。再現了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貿易，壓價收購，高價賣出，榨取壟斷暴利的歷史。[注5]

　　建國后我汽車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國企本已具相當技術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資以市場換技術道路，現已基本喪失自主研發能力，每年向外國合作方支付巨額技術轉讓費。若無奇瑞、吉利等民族企業崛起，我汽車工業早已徹底淪為受制于外國的低技術裝配車間。

　　早在80年代，我國科研人員僅用3.5億元人民幣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機“運十” (造出三架樣機)，但僅因缺少3000萬元資金就于1985年慘遭人為扼殺。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費巨資進口大型客機。軍隊也因此而無自己的大型運輸機及以此為平臺的加油機和預警機等。(這種狀況現正在改變，國家已決心自主研制大飛機。)

　　鐵道部自2004年后，將八種我自主研發可立即實現產業化的國產高速列車機車全部封殺，其中包括最高時速可超過320公里，而研制費僅1.3億元的 “中華之星” ，“中華之星”悲壯地成了“運十”第二。然后，鐵道部一下子引進了日本等國好幾百臺并不先進的機車，擠掉了民族產業的國內市場。現在我機車制造業都成了合資企業，與汽車一樣，都是外國零部件的組裝車間。

　　在青藏鐵路機車招標中，鐵道部不許國產機車單獨投標，而只能作為外國公司的附屬參與。于是78臺美國通用公司(GE)原裝內燃機車中標進口。GE車價格比我國專為青藏鐵路研制的“雪域神州”號內燃機車貴一倍多，但無論其功率、性價比還是安全可靠性，GE都遠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計150萬公里的運行過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臺GE機車和ITCS控制系統共發生包括制動器失靈、柴油機連桿斷、丟車等等重大安全質量問題16個。盡管如此，鐵道部卻有意對之低調處理。對比他們當年對“中華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電力機車工業因買辦勢力的破壞在國內雖失去大量市場。但多家中國機車廠的產品卻能大量出口到國外，并受用戶好評。工人們詼諧地說：“不讓咱們掙人民幣，咱就打出去掙美元。”

　　目前鐵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規模購買1500臺裝備“外國芯”的六軸機車，其中一部分還擬整機進口。而目前我國貨運機車(包括兩萬噸重載列車的機車)已經可以國內制造，沒有任何必須進口的理由。

　　除機車外，耗資超過上萬億元的7000公里高鐵工程現已陸續上馬，主要技術設備鐵道部又是嚴重依賴外國。

　　外國機車列車及高鐵技術系統價格昂貴，因此已經扭虧為盈的我國鐵路運輸部門，必將又重新陷入虧損的尷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財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為致命的是，鐵路及其車輛制造產業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術由外國人掌握存在重大隱患。當國外敵對勢力需要時，就可能使我國高速列車、機車和鐵路網整個系統陷于癱瘓。[注6]

　　在核工業領域，我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高溫氣冷堆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電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實驗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滿功率運行并網發電，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塊化高溫氣冷堆實驗電站。但我們卻屈從美國壓力，花600多億購買4座美國西屋公司(現由日本東芝控股)的第三代核電站AP1000。AP1000無論是從安全可靠性還是從技術先進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國高溫氣冷堆，而當時AP1000還只是一個概念，連圖紙都還沒完成;而我們的高溫氣冷堆已經是成功運行數年的實驗電站。

　　核電設備是關系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戰略產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讓他國控制其核電技術和設施。日本從未放棄過分裂滲透顛覆瓦解中國的企圖，東芝與政府間關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國選擇西屋技術將使中國核電安全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此舉除使西屋和東芝獲巨利外，據說還可解決5500美國人就業。我們花自己的大價錢買的是日本和美國獲巨大利益，而得到卻是自己巨大的風險。

　　在電力、石化等壟斷行業的機械產品采購會上，也常常出現招標要求中明確規定只采購國外品牌，而國內機械產品即使價廉物美也照樣遭到排斥。

　　在我們龐大的建筑市場重大項目招標中，幾乎把絕大部分建筑設計機會給了外國人，盡管這樣做要多支付幾倍甚至十幾倍設計費用。

　　甚至在國家財政部和環保總局2006年10月24日聯合頒布的《關于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實施的意見》及附件《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中，推薦的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別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購品。在公車采購中鎖定的是現代、東風標致、雪鐵龍、日產、思威、奧迪、寶來、捷達、開迪(Caddy)等外資或合資車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華、紅旗等無一上榜;列入復印機、打印機采購清單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購的9家，外國品牌至少占7家。(林治波《政府采購應該向誰傾斜?》)

　　國家工業基礎因缺乏國家意志的維護而遭近乎毀滅性打擊

　　如：骨干國企所支撐的我國工業核心技術系統及其研發能力是國家最具戰略價值的經濟造血細胞、軍工基礎和工業技術精華。自從2000年底我撤銷了國家所有工業主管部門后，這些與安幫立國生死攸關的國家重大戰略利益就再沒有能具體落到實處的國家意志去維護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對這些重大國家利益不負有任何責任而只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惱的地方政府意志(毋庸諱言還有買辦官員及其身后的外國意志)。

　　被中央財政以高增值稅率轉嫁了經濟損失因而只顧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為解決其捉襟見肘的財政問題可以賣掉任何抓得著的東西。于是就有人借“國企改制”之名，以“地方利益”這個唯一可在地方首長面前擺到桌面上的“最高準則”為理由，謀取以“地方利益”為精美包裝的買辦私利及與其結合在一起的外國利益。

　　然后便出現了外資廉價兼并我骨干國企的狂潮，像：西北軸承、大連電機、錦西化工機械、無錫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齒輪、佳木斯聯合收割機、武漢鍋爐廠、武漢機床廠、雞西煤礦機械、佳木斯煤礦機械、沈陽鑿巖機、哈爾濱第一工具廠、合肥變壓器廠、山工機械、南孚電池、活力28、樂百氏……等等一長串大型骨干國企(其中很多是行業龍頭及承擔重要軍工任務)，連同其艱苦奮斗幾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場占有率、國家的巨大投入及寶貴的立國戰略基礎――工業核心技術能力及研發機構，在我們自殺性的國企改制政策協助下被外資一個個收入囊中。這一長串企業名單是新中國幾十年工業建設自強奮斗的歷史結晶，就這么輕而易舉統統被對手消滅了。

　　外商巨頭為實現對我產業的壟斷，對我實行“三光政策”：把我們的龍頭企業兼并掉，技術力量收編掉，民族品牌消滅光[注7]。

　　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一年半前(2006年7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玻璃行業、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企業在外資手中。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見叢亞平《利用外資八思》)這還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況，現在外資兼并又有了新的惡性發展。最近居然連軍工企業也要“有條件”對外資開放。

　　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資并購中國企業概況》，長長六、七萬字，讀來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寫道：“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稅，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大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主權將喪失殆盡。”

　　“西方國家不拒絕國外公司到本國投資辦廠，但都嚴守一個底線，就是不允許外方獨資、合資企業占據自己產業的主導地位。”[注8] 而我們恰恰是在此關系國家民族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失去了惟有國家意志才能堅守的底線。

　　以上這些只是舉例說明，實際情況遠比這些更嚴重。

　　由于在經濟領域已形成難以遏止的財富外流，即使我們仍堅持一些外匯管制措施，并不再推出股指和匯市期貨，從而避免了國際投機資本的金融洗劫，但如果我們不能恢復并強化久違的國家意志以維護國家利益，嚴肅法紀，制止住官員賣國造成的財富持續大量外流，我們最終也仍難避免經濟崩潰的厄運。

　　四．經濟利益的嚴重損失集中反映了我各領域國家意志缺失的綜合性惡果

　　我經濟領域國家利益所受重大損失，反映了國家意志缺失的嚴重程度。如此普遍性的嚴重惡果，顯然不會只是一個環節出了問題，而是各方面國家意志缺失的綜合結果。這其中直接反映出眾多大員缺乏對國家最起碼的忠誠，及其對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這顯然既有思想文化滲透造成的觀念問題，也有利誘威脅收買賄賂等人員滲透問題。但是更嚴重的是當大量官員賣國時卻無上級負責人和機構制止而任其發展，這既有國家機構職能的嚴重漏洞也有大權在握的高官瀆職，除我們工作嚴重失誤外，本應體現我國家意志具體化的機構職能，其嚴重缺失狀態因受益者為冷戰敵國，因此不能排除外部政治滲透的原因。

　　五．意識形態領域國家意志因遭滲透而正在瓦解

　　我思想文教領域也是遭滲透之重災區。從大量形形色色奇談怪論及其文藝作品中可顯見其內在目的：即徹底瓦解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意識。為此不惜血本深功力圖徹底摧毀中華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自尊心及其道德根基，顛覆我們(崇拜民族英雄憎惡漢奸賣國賊)愛憎分明的是非榮辱觀，改變我大一統之國家民族意識。凡是中國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國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徹底否定。凡是中國及人類所不齒之見利忘義，齷齪卑鄙，叛國賣祖，甚至亂倫、同性戀、換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勵之列。總之，是要以漢奸買辦下流文化來徹底顛覆中國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

　　此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卑劣之有計劃思想文化滲透，正在產生效果。社會崇拜的內容已被徹底顛覆，從英雄人格品德正義崇拜蛻變為財富虛名崇拜，演藝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我民族忠奸善惡榮辱是非標準雖還未被徹底顛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亂，漢奸買辦言論在公開場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員學者厚顏無恥，以賣國依附洋人為榮，以中國人及其民族精神為恥。以至于胡主席親自提出八榮八恥以正視聽，維護健康價值觀。

　　總之，因我思想文教領域國家具體意志缺失，國家利益(軟實力)所受損害十分巨大，瓦解著我們的民族精神，并潛移默化嚴重侵蝕著一切國家利益領域。如晚清買辦文化毒瘤之陰魂再現，其趨勢發展下去當更甚于蘇聯解體，即使無外敵入侵和經濟災難，也足以導致國家因其民族魂魄瓦解而四分五裂。

　　六．政治外交等國家最重要領域被滲透最為嚴重

　　我政治狀況及國家機構之設置總是弊端叢生，不利于我而利于居心叵測之國。在內外環境極其險惡的形勢下，我們也長期不能形成黨政軍真正的一元化領導，以統籌安排平戰事宜，并協調落實各方面國家意志。而是政出多門，互相摯肘。有人說這是“民主”形成權力制衡。此言謬矣!此非民主，(因其與民權毫不相干，)而是權貴多頭政治。

　　凡集權體制國家，如無外部勢力干預，權貴多頭政治一般不能長期維持，三架馬車總要趨于一架馬車。若集權體制中權貴多頭政治得以長期維持，則多為外部勢力有意助之，以從中漁利。如晚清太后垂簾，如民國軍閥割據，皆徒有“集權”虛名，而無集權實效。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狀況，貪官污吏無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顯貴，欺主顯貴則為結私黨而納奸腐為其羽翼。此種政治結構向為藏污納垢，腐敗養奸之最好溫床。此內奸賣國之天堂，他國謀我之樂園，談何嚴明法紀？此秦滅六國政治滲透之首計也。(戰，則其有內奸弄權，猛將安能立功?和，則有其買辦賣國，何暴利不可得?)

　　因權貴多頭政治非集權體制之常態，而是有外力介入之暫時平衡，因而也是一不穩定政治狀態，外國勢力既需要權貴互相制衡而無法集權肅政安內御外，又要使其內爭不止以乘隙利用。挾洋自重之寡頭權貴只顧損國媚外以助其內斗，卻不慮覆巢無完卵，大廈將傾不思匡扶加固，卻都覬覦此危樓中虎皮交椅。如外人玩偶而貽笑天下，效賣國巨奸而遺臭萬年。

　　我今政治體制多核心之弊，最有利于覬覦之國，豈能無外力有意平衡維系?我國經濟早由滿足內需為主而演變為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之廉價商品供應國，所掙外匯也大都用于購買美國債券(甚至垃圾債券)以支撐美元。我之政治現狀不僅使最高領袖清除腐敗之雄心退為“將腐敗降至最低限度”之無奈，而且面臨外部嚴峻戰爭威脅，生死存亡之際，至今仍不能統一思想和步調。大政方針仍沉迷太平世界“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珍惜和平發展機遇期”，皆無備戰氣氛。軍事斗爭似乎也只是軍隊一家之事，政府部門不僅無“總體戰”之起碼配合，而且還搞出許多咄咄怪事。

　　如：許多擔負重要軍工任務的骨干國企被外資兼并，很多與戰爭和國家安全重要相關產業核心技術被敵國控制，扼殺最有希望的民族技術產業而將市場和政府采購巨資資助敵國，以及金融和經濟部門內外勾結造成嚴重財富利權外流，甚至不惜造成自己嚴重經濟災難而以成千億美元去挽救美國經濟危機等等。

　　又如：官方傳媒在我面臨戰爭威脅之嚴重時刻，卻熱播狂炒《色戒》、《集結號》等褻瀆英烈否定英雄主義的大片，并在部隊官兵中廣泛放映。對國家安全利益起著極大的破壞作用。我有關部門對外部滲透和漢奸“第五縱隊”之破壞更是麻木不仁，至今鮮有官員因賣國而受追究，倒常有民眾因愛國而遭杯葛。……

　　此內政混亂之憂，非但無助攘外，其兇險卻絲毫不遜外患。內憂外患，形成我腹背受敵之雙劍絕殺。

　　我外交領域因內政不能有效肅貪除奸，無力自強攘外，而演變為“送禮外交”，“讓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員不帶大禮(大訂單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國訪問。大有晚清買辦外交之風。

　　七．當務之急應建立高級別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強化各方面國家意志

　　對如此嚴重之全面滲透惡果，我們無疑應針鋒相對從各方面采取措施徹底糾正。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不可能等各方面措施見效后再去完善國家意志。不可能等思想文教領域培養出愛國官員，及腐敗情況徹底解決后再落實官員的愛國心問題。在目前極其險惡的形勢下——外有強敵可能軍事入侵臺海，及對我全面滲透陰謀分裂之強大壓力;內有嚴重腐敗導致買辦賣國引起財富大量外流，使國家經濟安全危若累卵;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對我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嚴重瓦解及“第五縱隊”的分裂破壞活動;此三大危險無論哪一方面不能有效遏制均足以導致亡國，更何況此三大危險并存而互相強化交織發作!

　　因此，當務之急是成立高規格之強力國家安全委員會，由國家最高領導人親自掛帥，統管各方面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維護問題，既統一國家意志又將其協調具體落實，形成各領域國家機構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這樣各自為政，互相拆臺摯肘。

　　當前，中央為解決國家意志缺失問題而正在組建大部委，這無疑前進了一大步。但是光有國家機構的建立還不足以落實國家意志，若這些大部委高官之愛國心或國家安全意識或責任感淡漠，(甚至以外國利益或全球化為其職責，)則即使有國家機構也仍缺其職能(甚至是負面職能)。

　　正如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所說，“這些人(指金融買辦)有意利用現代金融難以監管的私密性特點，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的金融王國，即便現在中央政府更換掉金融領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動不了這個金融王國，對付這個金融王國，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辦法。”[注9](注：摩沙德和哈馬斯皆為強力安全機構。)

　　因各社會領域都存在國家安全和利益問題，因此，理應有高級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注所有方面。既關注解決國家機構職能存在的硬件問題，也考察并解決官員愛國心的問題。(愛國本來就應是所有公職人員首要的從業條件和標準，凡不忠于國家者均不應擔任公職，已擔任公職者也應解除其職務。這應是國家對公職人員最起碼的要求，也是國家利益和意志的具體體現。)

　　國家最高安全機構的常務及各方面負責工作，應由被歷史證明對國家絕對忠誠，為國家流過血負過傷，且對國家安全有著職業敏感的軍人擔任。并應由全國人大以合適的方式進行監督。

　　當此國家內憂外患形勢嚴峻之時，惟有以國家最高利益之集中表現――國家安全為綱，方可統一挈領并落實加強各方面國家意志，全面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否則，不能統一為國家意志的政府部門則仍是各自為政的一盤散沙，國家民族則將因其利益喪失殆盡而徹底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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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見張宏良《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注2：見張宏良《互換——刺殺中國金融的封喉一劍》。

　　注3：見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中國的黃金貯備竟然都是1973年買的!》2007年11月15日

　　注4：2005年，銀建國際和花旗集團合作以5.466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了華融公司賬面值為364.4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資產包，曾被國際投資界傳為美談;美國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內訌，暴料在中國高達900%的投資利潤率，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業務，就是聞名于世的打包收購中國不良信貸資產的“華融模式”。

　　――見《南風窗》《黑石集團：專為中國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經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

　　注5：見中華網2007年4月8日置頂文章《被美國絞殺的中國大豆產業》。

　　注6：以上關于鐵道部的內容參見原國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長、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員 金履忠《請端正我國高速鐵路裝備的發展方向》

　　注7：見李炳炎教授《外資并購與我國產業安全》2007年3月31日 。

　　注8：高梁：《警惕跨國公司借改制之機吞并我裝備制造業骨干企業》。

　　注9：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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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洲

　　200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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