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巖：一名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老軍人、老理論工作者，抱著憂黨憂國、對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負責的拳拳之心，提出了“一個主題、十大問題”的思考。“一個主題”，是“從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出發推進改革和發展”;“十大問題”，列為指導思想根基、事業前進方向、所有制和國企改革、收入分配縮差、自主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民主政治建設、精神文化建設、對外交往斗爭、反腐治吏整黨等十個方面重大問題，分別闡述。成稿后共五萬余字，以建議書呈交有關領導，并以“昆侖巖”筆名，在個人博客以及環球、天涯、新浪等網站相繼發表，受到網友讀者的廣泛支持和好評。本站分期發表該系列文章，文章均完成于十八大之前。)

　　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期間，昭聾發聵地指出：盡管有幾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但中國仍然必須記取前蘇聯的深刻教訓。這是向全黨發出的一個重大警告!想起十三年前，一位美國教授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就蘇聯解體的原因作過一次專題報告。如今聯系總書記誡導重拾細品，“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這句老話正在我們身邊驗證。

　　（一）

　　來自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做過多年翔實的考證和系統的分析。或許因為屬于“自由世界”的非正統說，當時，他的研究結論，引起中國一些有識之士的思考，也被一些人視為標新立異不屑一顧。

　　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觀點認為：一是計劃經濟走不通，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二是蘇聯人民自己的選擇，一旦給人民民主和自由，人民就要求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觀點，在改革以來的中國，被一些有名堂的人物私下和公開不竭鼓吹，不但讓人耳熟能詳信謊為真，甚至在十八大之前大有主導與論、立變不殆之勢。其實，身為美國學者的大衛早就直言：上述觀點是缺乏說服力的，這不符合實際。

　　對蘇聯經濟怎么看?大衛指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約50年間，不管用蘇聯官方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從1975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說的“早在八十年代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真正出現絕對下降是從1990年開始，其原因并非由于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而是當選為俄羅斯主要行政長官的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民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在更大范圍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事實表明，九十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當然，大衛并沒有否定，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缺陷和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改革旨在建立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偏偏要把社會主義已成功運用的市場配置資源手段，與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對立起來，企圖利用國家權力采取政治手段，人為地在整個國民經濟范圍內完全徹底地搞垮和消滅國有經濟，從根本上摧毀和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達成在中國全面實現經濟私有化的目的，這比起當年犯上作亂的葉利欽，豈不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人民自己的選擇嗎?大衛指出，1990年前后，為研究蘇聯改革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月，美國一個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可以料想，這樣的調查如果在今日中國進行，情況也不會發生逆轉，因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心里比誰都明白，放棄社會主義意味著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將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對現實社會有意見，不等于對社會主義有意見;即便懷念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收入不高但地位高熱氣高的火紅年代，也不迷信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能給人民帶來什么好果子。這就是當今中國民眾表達訴求都愿意舉毛澤東主席像的原因，而愚蠢的西方“救世主”和所謂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弄不懂。

　　（二）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這是大衛研究的結論。他指出，大約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所以，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

　　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對掌握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做過一次調查，結果與人民意愿的測試完全相反：只有大約9.6%的人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而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當然，這個“精英集團”中也并非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大衛在交談中發現，雷日科夫就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感到無比痛苦。可惜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這一點，值得中國特別重視。

　　黨內掌握重要職權、為自己既得利益而奮斗的官員與社會知識分子中主張西化的頭面人物組成所謂的“精英”聯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復辟變天之路，這樣的情況不正在中國發生著嗎？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條件進行那種能真實反映當今中國黨政要員政治傾向的調查，但是，通過各類場合各種渠道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賣國著稱、受美國資助、以“中共的掘墓人”為使命的所謂自由派學者及其研究機構，長期得到上層保護，肆無忌憚，暢通無阻。“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在華線人名單更是觸目驚心，那么多黨政高官和大牌學者赫然在目，奸賊當道根深蔓廣，國家安全危如累卵!作為培養中共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為紀念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與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針鋒相對，中央黨校召開所謂“優秀骨干師生”參加的務虛研討會，讓做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皇甫平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總結發言。“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頭就要學會游泳了，不要再想著石頭了”;“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讓誰發你一條微博，你就都沒有了，多的怕是連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來。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國外，留下自己一個人，為了什么?這么大的犧牲精神，就只求留個種?何必不追求一家天倫團圓?何必不求長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幾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蔣經國的子孫也比我們的子孫要安全些嘛。陳水扁貪腐被關起來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們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從根本上逐步消除這種不安全的狀況”，就要“大膽追求憲政法治，大膽推進司法獨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線保障，只會比現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還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我看他在臺下時比在臺上時還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沒人對他怎么樣嘛。”“克林頓在辦公室和萊溫斯基的緋聞報出來后，無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個歉，他和民主黨也都無傷大雅。”而“我們現在要是縣委書記出個這種破事，……就是立馬丟官，徹底搞臭，紀委再一查，怕就要丟命，全家搞死。”最后還警告：“一贏全贏，一輸全輸。 ”這不就是一篇活脫脫的“憲政”變天動員嗎?恐怕講到不少黨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遺憾和痛苦的是，沒有聽說當場有一個站起來反駁的。聯想到習總書記所講，蘇共垮臺時，偌大一個黨，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就解散了，最后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這種情況不正在中共內部預演嗎？！

　　習總書記深刻指出：蘇聯為什么會解體？蘇共為什么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執政黨領導者們的理想信念崩潰和人生觀價值觀轉變，是他們運用權力不顧一切為改變社會制度開路的思想基礎。正如大衛所述，七十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革命者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對照之下，當前中國黨政領導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狀況岌岌可危的程度，決不遜于前蘇。1991年夏天，大衛曾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干部交談，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聯還存在，但聽到的是讓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后來大衛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試問，今天中共黨員領導干部中還有多少真信共產主義、真愿意犧牲個人一切為這個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像尼庫拉亞夫這樣的黨員領導干部事實上已相當普遍，只不過，中共黨內很多官員在中國改革的特殊環境中，訓練養成了當“兩面人”的超強本領。其實，在老百姓眼里，過去罵國民黨“入黨為做官，做官為發財”，改革后早被共產黨的一些干部“化腐朽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這些年來在中國由“精英聯盟”主導、主流媒體操控的意識形態陣地，已經出現公然違反憲法、挑戰國基，助長去黨化、去馬列毛化、去社會主義化、去愛國主義化，甚至企圖脫離、取消和脅迫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且不說十八大前主張推進經濟私有化、反對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幟與論的鼓噪甚囂塵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習總書記代表人民意志，反復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基不能丟，強調道路決定命運，強調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強調在方向問題上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然而，來自新任最高領導人這一系列切中時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這個長期以集中統一著稱的政黨領導集團乃至官方主流媒體中竟然幾乎聽不到什么態度鮮明的積極回應，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視、封殺、片面取舍和扭曲宣傳，與人民群眾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擁護形成了明顯落差。一些黨政官員和主流媒體還在頑固地吹自己的號、唱十八大前的調，只愿講改革必要，不愿談改革方向，連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熱衷高喊“寧要有風險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片面口號，甚至有人還在咬牙切齒地叫囂，改革必須“攻堅”，要“殺開一條血路”。“殺血路”這種話簡直比“文革”還厲害，真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幾百的利潤，就連殺人屠血的膽氣都來了!試問，在中國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已公開宣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加入WTO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成員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謂“紅利”分配已極度失衡、人民呼喚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對象，還要再攻哪個堅，殺誰的血，開什么路?

　　其實，蘇聯解體的結果完全說明問題。大衛指出，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八十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像這樣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國已不稀奇，依靠權力貪腐和通過改制化公為私，鯨吞侵占國家財產造就的大鱷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驚世駭俗。如果說在蘇聯，“精英”們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變革，為經濟占有關系的根本轉變開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國，“精英”們不過是用更聰明更平滑的辦法，先不動聲色地推動經濟占有關系的實質性轉變，然后致力于用這種經濟轉變逼迫政治制度根本變革，進而達到全面復辟私有制、把貪公肥私的果實裝進保險箱的目的。就像大衛所揭露的，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只說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可見，“只講改革不講方向”，不是中國“精英”的發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爭論”，而是由于都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同類，包藏著的私欲和禍心見不得陽光。

　　順便澄清一下，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不爭論”是有前提，有條件的。他強調“看準了的，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看準”的標準就是“始終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這是個大前提。對看準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事，領導就要膽子大一些，“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強調依靠實踐來檢驗，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說到底，還是實事求是、按人民群眾的意愿辦。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路線和群眾路線。

　　可是中國的這些“精英”們偷梁換柱、斷章取義，不講前提地把“不爭論”絕對化，實際上他們已把“人民擁護、贊成、高興和答應”的大前提偷換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圖，把對領導層面的“不爭論”要求偷換成不許群眾質疑爭論。他們其實也不要實踐檢驗，根本不允許黨和人民對長達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進行功過得失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堅持對的、糾正錯的。他們以“不爭論”為理由，以反“文革復辟”為大棒，對改革搞事實上的“兩個凡是”，即認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確，凡是改革出現的問題一律不許糾正。固然，實行改革這個大政方針是正確的，因為它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經得起實踐檢驗，但不等于以改革名義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確的，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經得起實踐檢驗。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事情，那還有什么好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這正是“精英”改革對人民改革的反動。

　　（三）

　　所幸中國共產黨在改革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做出了新一屆中央最高領導接班人的正確選擇，并且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再次宣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和方向。習總書記履新后的一系列言行表現，讓人民歡欣鼓舞，讓圖謀變天者失望憤然。由此可期，國內外敵對勢力把和平演變希望寄托在中共新生代領導身上的幻想將再度破滅，給中國人民贏得新的十年江山穩固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當然這個期間斗爭還會異常激烈和復雜，而且他們還會再把希望放在、工作做在中共更年輕的一代身上，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還在后面。

　　從戰略上講，中共新領導應當抓緊這新的十年難得的政治機遇期，承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期盼，把能夠有效應對新形勢挑戰和考驗、確保先進性純潔性戰斗性的黨員領導干部隊伍建設制度和機制，有利于既好又快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機制，充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清明嚴正規范有序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和機制，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為指導、既健康向上又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制度和機制作為重點，盡快建成和完善，并以法制穩固強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方向道路立于不可撼動之位，更好地發揮和顯示其比資本主義更有利于造福人民群眾、更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優勢，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命更加可靠地系于人民，系于制度，系于民主法制，不因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接替更換而改變。

　　從當前重點看，要接受蘇聯教訓，從黨的領導干部抓起，從意識形態斗爭抓起，從政治權力運用抓起，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和扭轉歷史覆轍的重蹈。

　　一、應對執政和改革挑戰，堅決有力地整黨清黨，確保黨員領導干部隊伍的純潔性。

　　堡壘為什么會從內部攻破?有外部勢力的拉攏腐蝕，最主要原因還是自身的私利驅動、蛻化變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個根本問題。人的思想總是由一定的經濟利益決定并為之服務的，就看你是以公利為基礎，還是以私利為基礎。共產黨作為先進政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她沒有黨私，只有大公，她的成員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的利益融匯于最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中，通過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求幸福，從而實現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自身利益。但是在執政前與執政后、改革前與改革后，條件完全不一樣。執政最大特點是權力在握，領導者自身的利益需求可以脫離人民整體利益需求而依靠手中權力直接謀取;改革最大特點是允許先富，領導者可以借助改革得到率先發財致富甚或轉移國外的契機和條件。鑒于執政和改革時期對共產黨領導干部的侵蝕誘惑更多、挑戰考驗更重、從生活上經濟上到思想上政治上蛻化變質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對他們考核選用的標準要求必須更高，檢查管束必須更嚴格。但改革以來的實際情況是，對黨員領導干部思想政治素質和作風紀律素質方面，標準掌握放得越來越寬，管得越來越松，釀成大批官員腐敗變質以及政治不堅、思想不純、作風不正問題日愈嚴重的危難后果。

　　為此，應當盡快針對執政和改革考驗，在黨章基礎上，進一步嚴格制定共產黨領導干部在新歷史條件下必須具備的思想政治標準，細化明確應對各類現實誘惑挑戰必須嚴守的模范行為準則和政策紀律底線。據此，以黨員領導干部為重點，自上而下地進行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組織上的全面整黨清黨，端正黨風，嚴肅黨紀。對不合格的黨員領導干部要堅決處理，特別是要把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不信仰、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信念不堅定、對黨對國家對人民不忠誠的政治叛逆分子和貪腐變質分子堅決清除出黨。并著眼長久、建立制度，將整黨清黨工作納入常態化的領導干部選拔考核、任期考核、離任考核，定期進行重點或全面的黨組織整頓清理，確保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隊伍純潔可靠。

　　二、切實加強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建設和思想輿論陣地建設，堅決批判錯誤思想觀點，始終堅持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

　　正如大衛指出，西方宣稱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是靠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把蘇聯經濟拖垮了，其實這只是里根政府的自我炫耀。美國資料顯示，八十年代蘇聯軍費開支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應該說，對蘇聯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將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他們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觀點。

　　無獨有偶，在近年中國改革中那些“精英”們拼命鼓吹“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藍圖，不過也就是已被世界金融危機宣告破產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黃宗智驚訝地發現，中國高校“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程度遠高于美國。其實，這些年在美國對華思想滲透和資本控制下，從中國的政界、理論界、教育界，到各類媒體輿論，幾乎都成了西方意識形態“一邊倒”的宣傳陣地。最近甚至發生了境內外敵對勢力挑動廣東某官方報刊鬧獨立、公然向黨中央叫板的嚴重事件。

　　凡要推翻一個政權，都要先做輿論準備。蘇聯的教訓提醒我們，必須直面兵不血刃的意識形態殘殺，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否定黨的理論根基，一路否定下去，勢必就要搞亂黨的思想，搞垮黨的組織，最終取消黨的領導，摧毀黨的執政地位。一個沒有靈魂的黨，再老再大，也必成虛散腐爛之軀，落到黨亂國毀無男兒的境地。

　　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生命力，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之路，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堅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客觀全面地看待自己的歷史，總結自己的經驗，糾正自己的問題，建設自己的理論，把準自己的前進方向，守好自己的思想陣地，絕不能政治頭腦糊涂，被人攝魂、學人糟粕、上人賊船。要認真總結和吸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當代人類社會先進文明成果，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進行系統研究、充實豐富和總結提煉，用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在繼承中發展的全面完整準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廣大黨員干部群眾頭腦。要組織力量，理直氣壯地批駁各種錯誤的或反動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觀點，揭示其偽科學性、局限性和嚴重危害性，堅決反對、防范和制止以改革之名行變天之實，搞全盤西化及其附庸化。要加強黨對各種社會媒體和社會輿情的掌握和引導。堅持黨辦新聞、管輿論，新華社及其分社，各級黨的機關報、刊、網，中央和地方電視臺等，凡屬代表黨和國家喉舌的主要新聞媒體，必須統歸黨的宣傳部門直接管理，重要新聞宣傳和重要敏感輿情要由黨的主要領導親自抓。加強新聞媒體出版單位的黨組織建設，選準配強主要領導干部，堅決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定正確的輿論導向，嚴格依法管控，決不能讓新聞媒體成為個人、金錢或敵黑勢力任意操控的工具。要拿出比辦黨報和電視臺更大的力度，由國家重點投入、集中力量盡快建設起具有權威影響力、社會吸引力和輿論主導力的中央大型核心網站，并整合有關媒體網站，組建由國資控股的國家級網絡集團公司。對國內主要門戶網站要嚴密加強管控，有意識地指導和組織正面力量，開展網上積極的思想輿論斗爭，扶正袪邪、激濁揚清，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永遠高揚。

　　三、強化人民主權，完善人民民主決定、管理和監督國家權力運行的政治制度，確保民主政治不被“精英”政治所取代和挾持。

　　為什么在蘇聯，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為代表的黨內“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人民的反對而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推向資本主義道路?誠如大衛分析，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雖然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一個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而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廣大人民群眾卻無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

　　正是針對蘇聯黨的演變，在中國毛澤東曾領導發動“文化大革命”，想探索一種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防止和糾正中央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辦法，結果造成內亂而失敗。其后，中國進入的改革時代并非風平浪靜，如果不是有蘇聯解體的現實教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能走不到今天。社會主義在經歷痛苦的磨難后，需要理智地總結經驗教訓，搞無政府主義的“天下大亂”不行，搞少數“精英”的“天下大治”靠不住，只有充分依靠人民民主法制的力量治理國家，才是捍衛、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唯一正確可靠的選擇。

　　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政治制度改革應重點強化人民主權，真正落實人民直接參與決定、管理和監督國家權力運行的權利，從根本上改變用“精英”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狀況。突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的最高權威性，共產黨主要通過人大及其常設機構來實現作為執政黨領導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職能，人大代表數額比例應基本符合社會各階層、各黨派的結構比例，增加人大專題審議決定各時期國家戰略性全局性重大事務的內容議程，加大代表民主議政、公開發表批評或意見建議、對政府和司法部門官員及其工作進行監督檢查質詢乃至彈劾處置的力度，全面履行人大應有的職責權力。統一規范政府重大事務民主決策程序，形成硬性制度性約束。推行政府公開辦公、敞門決策，充分利用互聯網與群眾直接溝通的功能，開展社情民意的網上調研、科學決策的網上建言、廉政反腐的網上監督、群眾訴求的網上受理，使網絡成為密切聯系群眾、實行陽光政務的基本平臺和工作方式。建立規范的公民聽證制度，凡事關民生的決策措施出臺前，政府必須依法聽取各有關方面群眾代表意見，絕不允許搞假聽證或強行推出。建立政府提案、人大審議的決策機制，凡屬突破現有法律可依范圍的重大政策變動、改革舉措、法規制定和事關戰略全局、事關人民長遠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不能由政府直接決策，也不能以黨代政決策，必須由政府在充分調研論證、公開政務、依法聽證的基礎上(通常經同級黨委研究同意)，形成決策提案，提交人大專門委員會乃至大會審議決定。加強人民法制對人民民主的保護職能，依靠憲法和法律制度的強制約束，既保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也保護社會的民主秩序，一切反對、破壞、扭曲、損害人民民主權利和民主秩序的行為，無論發生在什么部門什么人身上，都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人民群眾是天然的社會主義派，是堅持、鞏固、加強和捍衛社會主義的可靠支柱，也是改革、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主力軍。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人民主義。改革只有始終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辦事，才能保持正確方向;國家權力只有真正在人民手中，才能不被人操縱走邪路。緊緊地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站在一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支持和監督下，自覺蕩滌身上污濁，真心實意為人民利益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就變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摧不垮，必將以美好形象和強大生命力展現于世界。

　　(2013年2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