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觀于漢奸體制下孔慶東微薄的勝利　　

　2011年12月1日　　　

　孔慶東　老師的事件出來以后，我把事情想得很悲觀，很多人都說事情沒有那么糟糕，列出種種正面的跡象，比如學生的歡迎、網絡的投票。但是對于一個敏感的歷史學者，我對此并不以為然。我仍然堅持認為事情很危險，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或者是凡事都朝壞里想的人。從各種我們同志里反饋回來的信息，都似乎是正面的。我也指出過，從我們自身途徑反饋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這里面本身就有一種選擇性的信息反饋，不能代表事情整體的面貌?！　?/p>

我認為　孔慶東　老師取得的勝利，并非是左派的勝利，也絕不是右派的失敗。對于事情性質，我的判斷是這樣的：第一是民族主義一次微薄的勝利，第二是政府信譽的大失敗?！　?/p>

漢奸如同一個極其負面的資產，是在幾千年以來已經被傳統反復痛鞭的文化遺產。但是無論漢奸行為如何地被鞭笞，但是漢奸行為卻屢絕不斷，正是法律在制度層面約束的缺席和倫理在規范生活、學術等行為上的半破產造成的。進入21世紀以來，學者獲得了某種可以胡說八道的合法性，以北宋、南宋式對知識分子的寬容進行政治要挾，以實際上的黨內分裂來獲得政治依托，以改開以來對推翻文革合法性的追求來進行政治投機，實現了體制內自由知識分子的“春天的故事”?！　?/p>

從改開以來，中國體制、中國思想、中國文化的最大破產是倫理的全面崩壞。這個崩壞包括政治倫理、生態倫理、人際倫理等多個層面，可以用孔子的話來套用，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整體性破敗。改派分子攻擊建國后三十年內的父母子女互相攻訐告密是人倫的破壞，但是經過改開以后我們才發現，資本權貴體制對于人倫的破壞是永恒性的器質性病變，而文革時期集體倫理對于家庭倫理的超越，只不過是暫時的和可逆的。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正如人生病一樣，如果是器質性病變，則幾乎可逆性很差；但是如果是細菌感染式的，則恢復健康幾乎是可以預期的?！　?/p>

中國幾千年以來，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從入侵中不斷復興，從曲折中最終恢復民族的元氣，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中的健康因素依托著家庭倫理（準確地說是家族倫理和宗族社會）不斷地衍生和發展。而這個家族倫理的根本要害，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一系列的倫理決不意味著愚昧的服從，就“廉恥”本身而言，內在地已經包含了對“無廉無恥”的反抗，是逆轉的邏輯?！　?/p>

但是改開以來的倫理破壞，是帶有器質性的病變，幾乎是不可逆的。這意味著漢奸的滋生是一個無限惡性循環的過程。單靠一兩個愛國網站，比如烏有之鄉，是無法解決這個漢奸溫床的。現在有一個問題，好像我們左派形成了一個路徑：左派的學者特別容易被攻擊，之后我們烏有之鄉左派朋友再來滅火，不斷進行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導致我們的主要目標被轉移了?！　?/p>

“奸”的本質意味著背叛。對于西方倫理而言，不存在著“漢奸”問題。由于西方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多元的，導致知識分子不從政府拿工資就可以生活。因此被雇傭和獨立，這在西方知識分子中是分割得很清楚的。比如如果辛子陵是從政府拿工資的，從雇傭制來講，就不能攻擊雇主。但是茅于軾攻擊政府，我就覺得從西方雇傭制的邏輯來講，就可以原諒（但是給他提供平臺的政府機關、政府媒體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p>

因此，我們從改開以來，最大的倫理道德敗壞，就是體制內（中央黨校等）的人，拿了共產黨的錢（工資），還要大罵共產黨；而政府養著的高官、媒體，從政府獲得基本收入，還要顛覆政府。知識分子如果你宣稱自己是政府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派，就應該退出政府或者退出國家辦的各種事業單位，以顯示你的獨立性。這一點，我們的知識分子顯然從道德上遠遠不如他們所攻擊的馬恩列斯毛，這個五位先賢從開始革命以來，就與政府隔斷了聯系。他們從操守上，更不如西方的雇傭知識分子，至少這些被雇傭者還知道為雇主服務。　　

先富群體逃離中國，也帶有背叛的性質。這些人仰仗國家政策暴富，最終背叛國家，既不去帶動后富，也不去回報社會，而是為了自己的私房錢的安全，要離開滋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為了自己的個性，可以背叛任何集體。　　

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的禮崩樂壞，恰恰起到了示范性破壞作用。上到政府官員，背叛理想與信仰；下到黎民百姓，背叛妻子、子女、父母。中間起社會引導作用的知識分子，所謂的人類靈魂的祭師、人類知識的工程師，也不過是叫獸、禽獸一類肆意侮辱真理、真實、倫理的背叛者?！　?/p>

這種背叛一旦形成了國家體制，而且養成了背叛不可恥，為了私利背叛是理所當然的，為了金錢和權力可以放棄一切的國家意識形態環境。那么這個社會一旦崩潰，遭遇的絕不會像五代十國、魏晉南北朝、民國軍閥時代一樣，那么輕松就在幾百年后恢復大一統，而最大的可能是中華民族、版圖的永久性分裂。這是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文環境與當今時代人文環境的最大區別?！　?/p>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孔慶東事件、張宏良事件、司馬南事件，那么我們也許能夠破題：司馬南事件中的中青院學生，作為團中央培養的共產黨青年干部的地方，居然大講“普世價值”，是對理想背叛的絲毫沒有廉恥，對政治倫理、經濟倫理悖逆的不可恥；張宏良事件中的大肆叫囂的托派，為了虛擬不存在的未來和活動空間，寧愿引狼入室，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基礎，對根基于父母家庭倫理上的愛國主義傳統背叛的不可恥；孔慶東事件中的媒體攻擊，相當部分是官方豢養的媒體，是拿國家工資的人員，集中火力對一個教師開火，客觀上形成了某種組織性，是對組織倫理的某種蔑視?！　?/p>

孔慶東事件中，我們能夠感知到的，就是對于漢奸這個問題上，很多中間立場的知識分子是被迫表態，但是居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些相當數量、占據高位、盛譽遠播的精英們是背叛者的強硬派，我不得不對此感到非常痛心。　　

孔慶東事件中最大的密碼事件，就是迫使大部分表態者，不得不在漢奸是耶非耶這個問題上，站好自己的立場。但是這絕對和左右的分立是無關的。如果有人得出結論說是左派的大勝利、人民的大勝利，那絕對是政治幼稚。但是這是民族的一場小勝利，從中我們觀察到的最為可怕的現象，就是官方豢養的媒體，形成了完全與官方迥異，甚至是徹底破壞官方合法性的政治信仰。這些80多家媒體不約而同地發起攻擊，如果是組織的力量反而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自發的，出于某種對信仰、理念的支援而客觀上形成的群體性事件，那么將是最為可怕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剝奪，只需要采取經濟手段生殺予奪，但是對于背叛了的思想漢奸集團，思想的改造絕不是一兩次運動就能實現的。文革的最大失敗，就敗在體制內的思想漢奸集團手里?！　?/p>

孔慶東事件中最大的失敗者，是政府。政府不僅面臨著一個全面背叛的知識分子群體，還無法收拾一個全面漢奸化的體制，這個體制是滋生漢奸的溫床。孔慶東獲得的同情，很多是來源于新華社作為政府教師爺身份對于普通人的壓制，而這種壓制是大眾心理所持續感應的。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普通人決定支持孔慶東，這種支持是反政府（政府媒體）的行為?！　?/p>

官方媒體有了獨立于共產黨以外的自己的政治信仰，這是跨世紀的中國歷史上的大事。這種大事既沒有發生在民國時期政府創辦的媒體中，也沒有發生在西方國家政府出資創辦的媒體里，但是它居然發生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這種黨和政府對輿論控制的全面失控，正在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顛覆性力量。這種顛覆絕對要比民國時期，西方大動蕩來得更猛烈?！　?/p>

如果說，從集體主義角度來審視，孔慶東的“三媽”是為集體意識批判下的漢奸對象而罵出是正義的，那么從自由主義倫理觀角度的審視，個人的人權高于集體人權，那么孔慶東的“三媽”就是非正義的。媒體從80多家蔓延到300多家，正是自由主義倫理觀占據主導的象征。　　

從這個角度觀察，孔慶東的勝利，并不帶有階級意識決戰的性質，也不帶有民族意識決戰的性質。網絡的投票更多體現反政府的行為，而且由于本身是非實名制的，也是無代價的無成本的。如果說這是一次小戰斗的微薄勝利，那么是可信的，但是從一場事關共產黨生死存亡、媒體控制權、政治倫理全面淪喪的大戰爭面前，我們輕言勝利為時尚早。那種我們大勝利的宣告，只是麻醉了我們自己。而且即便是習薄執政，是否能夠改變犬牙交錯的既得利益集團、思想漢奸集團，都是存在疑問的。毛主席告誡我們，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不能把希望寄托到一兩個人身上。我們要時刻擦亮自己的眼睛，始終放在人民群眾的組織起來、覺悟起來，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民權力-利益集團，這樣社會主義復興才有希望?！　?/p>

悲觀和樂觀的問題，毛主席早就說得非常清楚：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如果我們僅僅一次戰術上的勝利就藐視一切戰略上的困難，那么我們就是幼稚。我相信，我們還無法超越毛主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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