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否也這樣，在中國，確實立場可以左右一切，事實只是立場的俾女，可以隨立場的變化而任意涂抹黑白。最近輿論界的一大怪現象是：雖然孔慶東早已辟謠所謂“收重慶百萬課題費”是子虛烏有，卻至今還有人拿此在說事，似乎非得將此整成什么污點或罪證不可；反之，雖然茅于軾從美國方面獲得25萬美元已是鐵的事實，卻似乎沒有人提及這種“利益輸送”——難道美元成了越南盾？按價值而言，25萬美元比100萬人民幣只多不少；如果課題費是個問題，可以成為污點和罪證，獎金又為什么不能呢？　　

無須查證，就不難想象在所謂“弗里德曼獎”的背后，有某些基金會的影子。美方讓茅于軾獲獎的意圖也很昭然：此前用諾獎在中國制造了一個政治領袖，今番再用弗獎制造一個精神領袖，目的同樣是兩個，一是豎立一個標桿，讓其他人看到奮斗的目標；二是立起一面旗幟，把力量團結起來，凝成一股繩。　　

遺憾的是，美方找的這兩個人都是足以讓人笑倒大牙的人物，由此我很懷疑美方負責這事的人，心理上是否有什么怪癖？那位諾獎得主就不用說了，其人品早些年就已經被他的戰友們罵得狗血淋頭，他本人也通過所謂的“獨白”，承認了自己的卑鄙無恥。這個人的底子是如此之黑，以至于那些想扯“諾獎”虎皮把大旗豎起來、而又稍稍顧及點臉皮的人，也只好這樣為他辯護說：這些年曉波有了很大的改變。　　

茅于軾的情況有所不同。早些年，當他還是一個學術個體戶時，其思想還是頗有理性的，一些經濟學的小文章，也確實起到了普及作用。但隨著天則研究所的創立，茅于軾開始扮演領袖角色，并且與西方建立起經濟聯系。在內外兩股力的推動下，茅于軾開始朝著一個極端的方向越跑越遠，再也不看兩邊的路況；所謂“學術研究”，也不再顧及現狀與事實，或者只是選擇性地專門搜括某類事實。一個人的思想，確實是會受到立場的左右，所以有些人在國外時愛中國，回到中國不久又開始愛美國；反之亦然。道理很簡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感受和承受著這個位置上的利害得失，對信息的接受很容易有著固定的取舍性，思想也易產生相對的偏向性。　　

時至今日，相信已經很少有人還把茅于軾當作一個學者，他與其說是經濟學家，不如說是經濟學活動家。中國的經濟學活動家，左有楊帆，右有茅于軾，相映成趣。客觀說，茅于軾的表現比楊帆專一得多。由于至今還沒找到買主，楊帆這些年一直是在隨風左右搖晃；而茅于軾卻早已認準一個主義，一頭扎進去百折不回——從這個意義上說，25萬美元給他是得其所哉，這確實是他應得的。從人品而言，比之柳紅揭露的那個“無廉恥”， 茅于軾更可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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