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不能說”的戰略定位　　

——“孔慶東罵狗事件”證明了什么（之四）　　

黎陽   2012．2．6．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罵漢奸走狗不是新聞，罵不得漢奸走狗才是新聞。罵漢奸走狗引出一窩瘋狗滿大街撒野、看見內地中國人就撲就咬就狂嗥“蝗蟲歌”更是大新聞。 　　

孔慶東罵“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是狗”引起如此軒然大波這一現象背后很不簡單。孔慶東罵漢奸、罵走狗多了去了，并非今日始。從來也沒見誰能轟轟烈烈地宣揚他罵“有些北京人是狗”就是罵“北京人是狗”、罵“有些上海人是狗”就是罵“上海人是狗”、罵“有些廣東人是狗”就是罵“廣東人是狗”——恨得咬牙切齒的漢奸走狗何嘗不想這樣歪曲？但他們在中國內地一直沒能鬧成氣候。唯獨這次香港的漢奸走狗身手不凡，一下子就鬧了個黑云壓城城欲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內地中國人一概罵為“蝗蟲”在孔慶東罵“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是狗”之前就已經發生，而且流傳甚廣。對此香港媒體從不義憤填膺，反而大肆宣揚。可見挑撥離間香港與內地人民關系的罪魁禍首不是孔慶東，而是香港媒體。　　

今天香港社會人口90%以上的祖先是移民或難民。那些大罵“蝗蟲”的人其實自己的屁股眼也不干凈，也是當年的“蝗蟲”下的種。但當年的移民難民到香港時被稱為“蝗蟲”了嗎？沒有。為什么？因為當時的港英當局需要他們帶來的資金、技術和勞力。洋大人不發話，哪個媒體敢放屁？　　

盡管當年移民和難民涌入香港的規模大得多，對物價、房價、社會秩序等的影響比今天內地來中國人大得多，也沒見當時香港媒體敢說半個不字。由此可見如今香港媒體大肆宣揚的內地中國人如何炒高了房價物價影響香港人的生存等等純粹是找借口——港英統治時你們怎么不敢狂炒這種話題？說白了一句話：欺軟怕硬。賤。　　

只見香港政客拿歪曲過的“狗論”大做文章，不見他們對“蝗蟲論”有任何譴責。可見對他們來說罵中國人是蝗蟲可以，罵漢奸是狗不行。　　

“對罵中國人是蝗蟲不聞不問故意放縱”和“對罵漢奸是狗大肆歪曲大做文章”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目標只有一個：在香港和內地中國人之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惟恐天下不亂。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不是許多香港人已經對內地中國人有了某種成見，光憑媒體和政客的搬嘴弄舌掀不起大浪，更不會如此輕而易舉一點就炸。　　

“蝗蟲歌”之類煽風點火能在香港如此公然招搖過市而沒受到強烈譴責制止說明這種論調有一定市場，尤其在一些年青人中間。　　

這反映了什么？不滿情緒。對什么不滿？對現狀不滿。怎么造成的？有些屬于破落戶對暴發戶的無名火——既自傲，又自卑；不服氣，還無可奈何。有些則是危機感，對前途感到迷茫、無助。不論是哪種情況，十之八九源于一個事實：香港經濟多年基本原地踏步，而別人卻步步緊逼咄咄逼人，香港的國際競爭優勢已大不如前。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在于香港當權“精英”對香港的戰略定位有鬼——香港回歸后在這個地球上靠什么吃飯？最根本最要害的賣點是什么？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三家都一直有明確的賣點：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賣點，臺灣有臺灣的賣點，南朝鮮有南朝鮮的賣點——不是金融、服務、貿易、旅游，就是電子、輕工、機械制造。　　

唯獨香港看不出有什么獨具特色的明確賣點：金融香港？貿易香港？航運香港？服務香港？工業香港？似乎樣樣都沾邊，但實際樣樣都不靠譜。把香港發展成這中心、那中心的口號一個又一個，計劃一筐又一筐，到頭來全不了了之，沒一個落實的。從國際經濟競爭的角度看，現在還真看不出香港有多少獨占優勢的東西。別人都發展出了自己經濟上的特色優勢，香港卻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受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比別人更大有什么可奇怪的？　　

總結回顧香港當權“精英”在香港回歸15年來大張旗鼓抓的大事，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們給香港的戰略地位是“政治香港”——把“法治”、“人權”、“民主”、“自由”、“多黨制”等“普世價值”當成了香港的“賣點”，不管什么都往這上頭扯，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明知對香港經濟、香港居民的利益有害無益也照干不誤——當然，必須“能做不能說”。　　

比如，“蝗蟲歌”大肆攻擊的內地孕婦到香港分娩（“雙非兒童”）問題完全是香港“法律精英”一手炮制的。1999年香港借口“尊重人權”，堅持在港出生嬰兒為香港永久居民。人大常委會同年作出《基本法》解釋：在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香港特區終審法院2001年7月20日推翻人大常委會于1999年作出的解釋，判決內地孕婦在香港生的孩子擁有居港權。從此制造出“雙非兒童”問題。當時大肆歡呼這是“維護人權”、“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的香港媒體如今只字不提這個事實，而是異口同聲大做文章，硬把“雙非孕婦”問題的一切責任全賴到內地中國人頭上——最近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搞了個“北大教授孔慶東是否超越言論自由”，香港學者陶杰又拿“雙非兒童”大做文章。郭松民當場說出事實，指出這完全是香港“法律精英”一手策劃的陰謀。陶杰卻立刻把話題岔開，完全回避問題的責任。這說明香港的“法律精英”、香港媒體、香港政客們根本不是不清楚這一問題的真相、來龍去脈和責任所在。明明知道還要大做文章、把一切歸咎于內地中國孕婦，顯然是存心利用這件事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香港和內地中國人的關系。　　

又比如中央政府為促進香港經濟搞了個“港珠澳大橋”工程，本來設計是雙Y結構，即一頭開叉鏈接澳門珠海，一頭開叉連接香港深圳，但為了照顧香港，中央砍掉了深圳的那個叉，把原來溝通廣東東西部的重要橋梁，只變成向香港的利益輸送。而香港“法律精英”卻故意搗亂，唆使、援助一個老太太控告港府該大橋的環境評估有問題，導致工程至少延后好幾個月，浪費65個億。（“濫用司法程序浪費65億公帑”（星島日報2011年 9月 28日 星期三）http://cn.reuters.com/article/hkBizNews/idCNnCH008059320110928 　　

再比如指責內地居民到香港搶購奶粉——內地居民到香港搶購奶粉當然不是什么光彩事：誰讓內地“道德的血液”面對“三聚氰胺”、“大頭娃娃”只會仰望星空呢？但對香港而言買賣上門怎么成了壞事？香港不是靠轉口貿易起家的嗎？不是巴不得內地到香港買東西嗎？內地游客不買東西不是還被香港導游罵成了“狗”嗎？不買你東西你不高興，買你東西你還不高興，死活都有罪，這不是成心找岔嗎？　　

迄今為止，世界奶制品供應并不短缺。內地居民到香港搶購奶粉導致香港奶粉斷貨如果是偶然的、一時的，還可以理解為突如其來措手不及所致；但如果變成長期的、經常的，那就只能解釋為另有原因了：有人蓄意制造供應短缺，制造矛盾，象用“內地孕婦到香港分娩”制造糾紛一樣用奶粉制造糾紛，是把奶粉變成制造政治事端的工具——“特別是”使內地食品工業聲名狼藉，使老百姓徹底喪失了信心，這對內地食品工業是災難，對香港卻是天賜良機。象食品工業這種涉及生命安全的行業一旦全行業砸了牌子，想摘掉帽子、讓消費者重新建立信心信任可沒那么容易，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此期間本來最擅長轉口貿易的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大打“質量牌”、“放心牌”，利用香港的世界貿易網優勢迅速從全球動員貨源占領內地食品工業市場，從中大賺一筆。　　

然而往日最擅長抓商機搞轉口貿易的香港如今卻硬是把商機變成了危機，不但有機會賺錢不干，反而大罵內地居民到香港搶購奶粉影響了香港居民的利益——如果戰略定位是“貿易香港”，豈能容忍把客戶往外推的蠢事？豈能一面抱怨轉口貿易風光不在一面斷送送上門的轉口貿易良機？　　

這足以證明今日香港“精英”完全是“政治掛帥”，只要能挑撥香港和內地的關系，什么商機不商機、貿易不貿易，一古腦兒扔一邊去了。這不是把“政治香港”作為戰略定位又是什么？　　

留心一下就可以發現，如今香港媒體最以為傲的東西基本是政治性的，開口閉口動不動就“普世價值”的那一套：“人權”、“民主”、“司法獨立”、“多黨制”、“言論自由”……而這一套顯然是專門沖著中國內地的，換個地方能當飯吃嗎？你能憑“普世價值”的這套玩藝在世界上搞競爭嗎？能靠這種“政治掛帥”立足于世界經濟體系嗎？別的國家、別的地區能因為你“政治香港”有全套的“普世價值”就特意買你的東西、讓你賺錢嗎？　　

回顧過去的15年，香港當權“精英”整天忙著搞“政治香港”、向中國內地推銷、炫耀“普世價值”，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大戰略不但不全力以赴，反而處處專門掣肘搗亂——香港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停滯不前、江河日下、香港居民危機感日益加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豈是偶然的？　　

想方設法抓住一切機會挑撥離間、把香港老百姓的日益不滿轉嫁到內地老百姓頭上當然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才是孔慶東罵狗事件被無限歪曲、用來拼命煽動香港居民對內地中國人仇視情緒的真正原因，才是“蝗蟲論”肆無忌憚橫行香港的真正原因。　　

為什么香港當權“精英”對“金融香港”、“貿易香港”、“經濟香港”之類根本戰略毫無興趣，卻只對“政治香港”有興趣？還是“蝗蟲歌”的結尾一語道破天機：“港英的繁華光景，再沒有保證”——這句話不打自招地證明，在香港當權“精英”心目中，只有港英的統治時代才是“繁華光景”。　　

港英統治的時代香港繁華嗎？也是也不是。是：只要中國內地戰亂或中國被國際封鎖，香港就繁華。不是：只要中國內地不戰亂不被國際封鎖，香港就不繁華——香港在鴉片戰爭割讓出去后，直到20世紀初都是一個洋人用來落腳做買賣的地方，整個發展過程極度緩慢，直到30年代全香港才只有幾十萬人。30—40年代國內軍閥戰爭、1949年國民黨潰敗導致大量資本、技術、勞力涌入香港，抗美援朝爆發后的西方全面封鎖使香港成了中國外貿轉口基地——這一切才是港英統治時代的香港繁華的真正原因。　　

如果沒這些外來因素，光憑香港自身力量拼得過亞洲其他“三小龍”嗎？由此可見，港英統治時代香港的繁華本質上是發中國的“國難財”——中國越倒霉，香港越繁華。中國一旦不倒霉了，以中國內戰或被封鎖為前提的香港繁華就沒戲了。換句話說，一旦外界條件變了，這種靠當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繁華就混不下去了，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得另謀出路，下狠心搞出自己實實在在的硬東西。　　

香港回歸后15年的歷史證明香港的當權“精英”沒興趣也沒能力“另謀出路，下狠心搞出自己實實在在的硬東西”——整天鬧“港人治港”，真讓你治港，15年都拿不出香港長遠發展的戰略性定位，鬧來鬧去鬧出個“政治香港”，成天正經的經濟發展大政方針不管，專門搗亂。　　

如果把“政治香港”簡單看成是無能就大錯特錯。這里邊的渾水深得很，仔細一分析就能明白了：　　

目標——恢復港英統治時代的“香港繁華”。　　

條件——使中國處于內戰和被國際封鎖狀態。　　

手段： 1．如何使中國處于內戰？　　

“普世價值”+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蝗蟲歌”不但立即煽起了香港居民和內地中國人的對立情緒，而且立刻擴散到內地，煽動內地大城市居民和外來打工人員的對立情緒。只要象南斯拉夫那樣實行了“普世價值”、“多黨制”、“一人一票”、“媒體開放”，立刻會出現南斯拉夫那樣的敵對仇恨——“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于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注：僅僅才一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后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后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里了。”（張維為：別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 /article/2215882.html）　　

2．如何使中國被國際封鎖？　　

煽動香港獨立，迫使內地干涉，西方國家便可以以中國公然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為借口對中國實行制裁和封鎖。　　

把所有這些放到一起，香港當權“精英”的一切所做所為的真正目的立刻一目了然：他們為什么把香港戰略定位為“政治香港”？為什么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戰略毫無興趣毫無作為？為什么整天大鬧“普世價值”搗亂經濟發展？為什么當初用“人權”制造“雙非兒童”問題如今又把一切賴到內地中國孕婦頭上、拼命挑撥香港居民與內地中國人的關系？為什么對孔慶東罵漢奸是狗大肆歪曲、對罵內地中國人是“蝗蟲”拼命包庇縱容？為什么放著送上門的轉口生意不做、硬把奶粉商機變成挑撥離間的危機？　　

……只有一個解釋：用“政治香港”搞垮中國，搞垮香港，引起中國內戰，引起香港大亂。只要中國內戰、香港大亂，就能恢復港英統治時代的“香港繁華”——港英統治時代“香港繁華”的訣竅是發中國的國難財。　　

如今香港當權“精英”的全部真正追求就是重新靠發中國的國難財過日子——中國有國難，發中國的國難財；中國沒國難，給中國制造出的國難來發中國的國難財：“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比花氣力、費功夫、憑真本事在這個世界上競爭生存省事多了，有利可圖多了：只要你中國內地發生戰亂，我香港就能憑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坐著穩收票子；只要你中國被西方國家封鎖制裁，我香港就能穩靠轉口貿易發大財，還有什么比這更輕松愉快的？　　

孔慶東罵狗風波引出了“蝗蟲歌”，“蝗蟲歌”的歌詞暴露了香港當權“精英”的真正追求是恢復港英統治時代的“香港繁華”。這個真正追求證明了香港當權“精英”“能做不能說”的戰略定位是“政治香港”。　　

這個“能做不能說”的戰略定位暴露了香港當權“精英”用“普世價值”分裂中國、制造內戰、搞垮香港以使中國重新處于內戰和被國際封鎖狀態、以便香港當權“精英”能象港英時代一樣，重新靠發中國的國難財過日子。　　

——誰才真正要坑香港人民的利益？誰才是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真正敵人？至此一目了然。沒這場風波我決不會看到這么多、想到這么多。孔和尚這次的火力偵察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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