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

 

本文應環保部《綠葉》雜志約稿，發表在2011年第9期

 

 

        生物多樣性是一個舶來詞，其英文為biodiversity，是由biological (生物的)和diversity(多樣化)合成的，20多年前大陸學者翻譯成當今的詞匯。當時，臺灣學者翻譯成“生物歧元化”，現在他們也不用這個詞，也改用“生物多樣性”。在生物多樣性這一學術用語翻譯與傳播方面，國內學者王獻溥、汪松、錢迎倩、陳靈芝、馬克平等人貢獻較大。

 

        生物多樣性指的是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多樣化程度，即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們所擁有的基因和賴以為繼的生存環境，它包含三個層次：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還有人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景觀多樣性、文化多樣性，這是對生物多樣性含義的延伸。其實，用一句通俗的話來概括生物多樣性，就是形形色色的生命及其構成的豐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其核心是物種。

 

        盡管生物多樣性這個概念在國內外提出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至于什么是生物多樣性？為什么要保護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喪失與人類有什么關系？如何有效地保護生物多樣性？對于這些問題，除了專業人士外，許多人還是比較陌生的。

 

 

        物種是生物多樣性最關鍵的成分，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是物種繁殖后代的最直白表述，即基因是縱向遺傳的，物種是生殖隔離的。生態系統實乃物種與其生存的外界環境構成的能夠自我維持，有生命力、恢復力的系統。沒有物種，生態系統就崩潰了。當今世界，盡管人類取得了重大的科技進步，但是，舉全球之財力，聚集全球最聰明的科學家，包括所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類也不能利用無機原子創造出那怕小小病毒這樣一個簡單物種來。人類能夠制造一個有生命活力的大分子片段就是了不起的發明了，上世紀60年代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就是這樣一個被國人認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科學發明。然而，對于牛來講，它們可以輕松利用所吃進去的草、礦物質、水分，合成這個牛胰島素。

 

        這就是人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最初動力。沒有了其它物種為人類制造的食物、氧氣、水分、衣物、藥物、建筑材料、交通工具等等，人類是寸步難行的。22年前，美國科學家曾經在西部荒漠地區，試圖通過人的努力，在模擬的太空中創造一個類似地球生物圈的環境，號稱生物圈2號(地球是1號)。遺憾的是，這個實驗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地球是人類目前能夠知道的太陽系中唯一有生命分布的星球，地球家園毀滅的那一天將是人類徹底滅亡的那一刻。

 

        那么，生物多樣性出了什么問題，非得要人類保護才能繼續維持呢？這是人類長期蔑視自然，破壞自然造成的苦果。縱觀人類進化史，人類實現最多，也是最引起人類自豪的是：向自然無限索取。那些埋藏在地下的自然資源，巖石中的重金屬，古巖層中的地下水，甚至深海里自由覓食的海洋生物，都變成了人類的食物、藥物、器物、玩物、或殺人武器。

 

        有了科學的武裝，那些曾經與人類共存的生物，被不斷馴化，其生境被島嶼化，有些則永久消失了；即使人類培育了上萬年之久的農作物，也被一些科學家利用生物技術(即轉基因)，對物種進行“粗暴”改造。物種消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據專家估計，由于人類活動的日益加劇和全球氣候變化，目前地球上的生物種類正以相當于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球已知21%的哺乳動物、12%的鳥類、28%的爬行動物、30%的兩棲動物、37%的淡水魚類、35%的無脊椎動物，以及70%的植物處于瀕危境地。2009年11月3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再次更新了《受脅物種紅色名錄》，在47677個被評估物種中，17291個物種有瀕臨滅絕的危險，比例約為36.3%；目前約有3.4萬種植物和5200多種動物瀕臨滅絕。

 

        也許有人會說，物種滅絕是自然發生的，人類不必要擔憂，有物種消失，也會有物種形成。這個觀點是極其錯誤的，因為生物產生的速度遠遠低于其滅絕的速度。生物滅絕肯定是有自然的原因，恐龍滅絕就與人類無關。60萬年之前，北京地區尚分布有野象，當時森林非常茂盛，有大量的食物供應。大象南移顯然是氣候變化的結果。然而，人類尤其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利益集團的出現，加劇了自然生態系統退化卻是不爭的事實。全球變暖、臭氧層漏洞擴大、水資源危機、人口爆炸、土地荒漠化、生物入侵，都是與人類過度利用自然資源，不恰當地利用物種資源造成的。

 

　　

        為保護瀕臨滅絕的動植物，最大限度地保護地球上的豐富多彩的生物資源，上世紀90年代初，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制定并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

 

        2001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可持續發展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承諾到2010 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快速流失的趨勢。2005年，來自世界各國的150多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紐約舉行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又再次重申了這一承諾。 然而，國家組織的倡議是原則性的，各國領導人的承諾，只有兌現了才能夠遏制生物多樣性消失速度的趨勢。

 

        生物多樣性保護要的是行動，而不是蒼白的口號。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一般采取下列做法：

        第一，強化法規法律制度建設，依法對生物多樣性實施保護。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逐步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等等。對于生物多樣性分布區域的自然保護方針是“全面規劃、積極保護、科學管理、永續利用”；野生動物保護的方針是“加強資源保護、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政策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增殖并重”、“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上述法律、法規、條例，從法律高度上，保證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嚴肅性和有效性。

        第二，建立自然保護區實行就地保護  自然保護區是有代表性的自然系統、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種的天然分布區，包括自然遺跡、陸地、陸地水體、海域等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

 

        自然保護區是對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護場所。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保護好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好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自然保護區的主要功能是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生物遺傳資源和景觀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另外，自然保護區還具備科學研究、科普宣傳、生態旅游的重要功能。

        第三 對珍稀瀕危物種實施遷地保護　在生物多樣性分布的異地，通過建立動物園、植物園、樹木園、野生動物園、種子庫、精子庫、基因庫、水族館、海洋館等不同形式的保護設施，對那些比較珍貴的物種、具有觀賞價值的物種或其基因實施由人工輔助的保護。這種保護在很大程度上是挽救式的，可能保護了物種的基因，但這種保護是被動的，長久以后，可能保護的是生物多樣性的“活”標本。因為，畢竟遷地保護是利用的人工模擬環境，自然生存能力、自然競爭等在這里無法形成。當然，遷地保護可以為異地的人們提供觀賞的機會，帶來一定的收入，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宣傳，在某種程度上可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區事業的發展。

 

        第四，完善城市化建設，減少人為壓力，促進生物多樣性自我修復和保護。實際上，生物多樣性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境的島嶼化、碎片化，造成這樣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人類活動的強烈干擾。如果通過城市化，人主動給野生動植物留出地盤，那么，通過自然生態系統固有的修復能力，可以實現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這一做法是發達國家比較成功的經驗，在我國也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利用城市化帶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做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第10次會議上，有史以來第一次，來自世界各國300多個城市的市長將聚集在一起，通過一個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城市行動計劃，并提交給各國的環境部長。在目前城市化迅速發展、氣候日益變暖的今天，城市將是人類贏得生物多樣性的地方。然而，大量人口進入城市會帶來其他的問題，如城市病、犯罪、環境污染等等，這需要從經營城市的角度，打造生態城市，吸引居民在城市安居樂業。

 

        第五，發展生態旅游，提供生態就業，帶動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在那些非自然保護區或風景名勝地區，社區貧困是造成自然資源減少、生物多樣性下降的最直接原因。在這樣的地區，宜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產業，通過城鄉互動，吸引城市居民主動參與到經濟落后、但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的保護，通過城市消費者的自覺消費帶動生物多樣性保護。

 

        社區經濟水平低下是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根本阻力，要想提高社區居民的保護意識，必須首先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可以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扶持并引導社區的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改變對資源依賴型的傳統生產方式；減少種植、養殖、放牧、捕撈等對自然資源破壞較大的產業；強化管理，提高勞動效率，使社區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潤率；引進技術、人才、資金，協助社區提高生產力水平。

 

        第六，加強公眾教育，提高國民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識。除了專業人士外，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很多人對于這一概念很感陌生。必須針對不同的人群進行生物多樣性基本國情的宣傳教育，中小學課本應當有生物多樣性和環境保護的內容。企業家、政府官員應當了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常識，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具體實踐中做出相應的貢獻。只有公眾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識提高了，才能動員全民力量實施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相關計劃。

 

 

        一是利用高科技技術消滅物種，占有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物種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物種包含的基因是長期進化的結果，可為全人類服務。但是，為了資本的需求，生物技術公司搞基因提取、基因轉移；并制造出所謂的轉基因物種，同時申報專利；最終宣稱物種為個人或生物技術寡頭占有。從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角度來看，這是反自然、反人類、反社會的做法。天然物種或者經過長期馴化的栽培物種或養殖物種，其蘊藏的基因是合理的，人類利用它們不存在環境風險、健康風險和社會風險；而為了利益在消費者不知情的前提下搞的轉基因生物，就存在上述風險，且不能留種，長期下去造成被轉基因的物種消失。我們不能為少數個人或生物技術壟斷寡頭的利益，容忍犧牲當代人、子孫后代以及全球生態系統利益的做法。

 

         二是重視種子庫、精子庫等形式主義的保護，忽視物種的實質性保護。正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應以就地保護為主，即保留野生生命的地盤遠離人類干擾，任其自我維持，僅對哪些極度瀕危的物種實施人工輔助或保護。種子庫、精子庫、水族館、動物園、植物園都是異地保護的一些做法，但這樣的保護效果并不是明顯的。因為建設上述場館能夠得到大筆的經費，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專家和官員所青睞。甚至為大型水電工程需要，人工建造野生魚類的產卵地，實際上這樣的做法是掩耳盜鈴的。三峽大壩建造以來，白鰭豚的消失就無情地諷刺了一些科學家為迎合官員所采取的所謂挽救生物多樣性消失的愚蠢做法，他們為白鰭豚修建的產卵場所并沒有得到白鰭豚的“認同”。

        三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管不住食客的嘴。為了商業需要，許多餐館將眼睛盯上了哪些無辜的野生動物和珍惜植物，為滿足食客對魚翅、燕窩、發菜等奢侈需求，賺錢更多的金錢，海洋中的鯨魚、巖洞里的雨燕、荒漠上從發菜遭到滅頂之災。甚至有人鼓勵對野生動物進行捕獵，名義上是控制了動物種群，實際上在金錢面前，那些好事之徒是管不住自己的槍口的，必將加重野生動物消失。為了滿足口福，許多地方將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如中華鱘、娃娃魚、穿山甲也用來供應餐館，盡管有些是家養的，而有些就是非法盜獵的。甚至有人提出，為了避免大熊貓消失，可以像養豬那樣將大熊貓圈養，并供應到餐桌。這種僅從技術角度提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做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四、嚴重違背自然規律的種植與養殖。為了讓動物們長得更快，減少養殖成本，人們將動物的飼養周期大大壓縮了，從出殼到長大出籠，雞、鴨、鵝等禽類生長周期只有短短40多；公豬四個月就能夠長大；母豬被關在鐵籠子里一生都轉不過屁股來。除了動物“速成班”現象外，還有人發明了活體取熊膽、活體把鵝毛等殘忍做法。在農田里，大量農藥、除草劑、化肥對農田中的生物多樣性實施無情滅殺，農田、果園、蔬菜大棚里充滿了殺機，其結果是害蟲、雜草越殺越多。農藥、化肥、除草劑商人們賺走了錢，一線生產的農民患了絕癥，城市里的消費者付出了健康代價，這一切都是為了資本的需求。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急需提到日常上來。

        五、經濟發展蠶食自然保護區，物種面臨流失和消失危險。自然保護區是人類根據自然界的承受力和保護自然的實際需求而劃定的加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具有為人類提供生態服務、文化休閑、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功能。然而，經濟發展大潮下，自然保護區擁有的森林、草地、濕地、藥用動、植物等自然資源面臨各種利用形式的壓力，盜賣大樹、非法盜獵、過度利用自然資源，甚至為了建水電站、修公路、挖礦、建游覽設施，動輒修改保護區規劃，那些核心區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自然保護無從談起，物種消失與流失現象屢禁不止。

 

 

        巴音胡舒位于內蒙古正藍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在這里進行了連續十年的生態恢復實驗。該嘎查72戶288口牧民, 土地12.6萬畝，屬典型的渾善達克沙地。10年前，為了致富牧民大量養殖牲畜，中等牧戶每家養殖60多只牛和300多只羊。全嘎查牲畜數量達11566頭。如此眾多的牲口越冬是個大難題，每年冬春季節，草料總是不夠用，牧戶不得不每年花大約1萬多元去100公里外的地方去買草。

        保障牲畜有足夠的草料并安全越冬，科學家們采取了兩個方案。方案之一是壓牲口數量，使得草相對充足。指導牧民對牲畜結構進行調整，減少羊尤其是山羊數量，增加牛在牲畜中的比例。即使如此，草畜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便實施了第二方案，即給牲口種草，在小范圍土地上高效生產牧草。選擇嚴重退化的4萬畝土地進行試驗，其中1000畝作高效地，占4萬畝土地的2.5%，將大面積沙地草地生態恢復的壓力壓到這2.5%的土地上。在這少量的土地上進行高投入，打井、架電、修路，而在剩余土地上，基本不投入，只建圍欄，任其自

然恢復，僅在嚴重退化的流動沙丘上種植一些灌木或插一些柳條作為沙障。

 

        對于大面積退化沙地，采取自然力恢復措施，即利用土壤庫幸存的各種繁殖體以及植物繁殖的種子為種源，不引進外來種。渾善達克沙地有高等植物800多種，沙地生態景觀非常豐富，至少存在5種生境類型，分別是流動沙區、半流動沙丘、固定沙丘、塔拉(蒙語：低地)、淖爾，不同的生境下分別有不同的植物，在后3中類型恢復本地物種相對容易，僅在流動沙丘上采取建造人工沙障，穩定地表土壤，保證植物定局。大面積退化沙地草地封育后，采取“以禽代畜”做法，即牛羊逐步被雞鵝等禽類替代，增加牧民收入。

        在脫離牲口破壞前提下，沙地草地被壓制的自然力得到充分釋放。2002年，封育區草層高度已達1.43 m，產草量每畝為5300斤鮮重；2003年，灘地草叢最高達1.85米, 生物量超過6500斤/畝(鮮重)。沙地榆幼樹平均為1.8株/m2，實生苗數量為7株/m2，其中固定沙丘陰坡坡基處，當年幼苗高達158株/m2, 2008年自然生長的榆樹高度已達5~8m。試驗區內植被總蓋度達60%，許多地段100%恢復，以前靠人工種植都難以成活的的小紅柳3年后自然發生了，2011年已形成穩定的群落。與對照相比，固定沙丘生物量提高了3.8倍，丘間低地提高9倍。野生動物中，野兔、沙狐、大雁、灰鶴甚至狼又回到了這片久違的土地。

       在社會經濟方面，生態恢復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也給巴音胡舒牧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牧民家有草了、家里通了電、牧民有了自己的公路、牧民家有了衛生間、全嘎查牧民住上新房。

        生態恢復10年后，巴音胡舒嘎查4萬畝退化沙地草地恢復同時也帶動了全嘎查12.6萬畝草場的恢復，生物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正藍旗巴音胡舒嘎查作為中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成功案例之一，被美國Science報道，并進入美國大學教科書, 在國內外廣為人知。

 

 

        弘毅生態農場位于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和山東農業大學聯合建立的實驗農場。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態學和生物多樣性原理，而非單一技術提高農業生態系統生產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創建“低投入、高產出、零排放”農業。弘毅生態農場的經營理念為“在健康的環境下，用健康的方法，生產健康的食品”。在項目區，通過增加生物多樣性，利用生態學原理，從秸稈、害蟲、雜草綜合開發利用入手，種養結合，實現元素循環、能量流動，增加農民收入，帶動農民就業。

        目前弘毅生態農場有土地55畝，其中科研生活區、養牛區、蔬菜區18畝，本地森林恢復區8畝，嚴重退化耕地恢復區2畝，實驗農田10畝，有機糧食種植區12畝，人工濕地5畝。這些土地先后完全告別了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堅持不使用轉基因技術。目前，農場年養牛103頭(其中基礎母畜11頭)，養雞2000只、養鵝1200只，種植有機糧食16畝、有機蔬菜5畝。農場有固定工作人員7人，其中管理人員3人，一線生產人員4人(不含季節用工人員)，研究人員及研究生15人。弘毅生態農場的主要技術如下：

        1）有機模式下高產優質栽培技術 通過堆肥、深翻、人工+生物除草、物理+生物法防治病蟲害、保墑等措施，實現糧食增產，利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平衡原理，而非化學滅殺方法控制蟲草害。實驗4年來，效果十分明顯，成功將低產田改造成了高產田。2010年度夏玉米產量為547.9 kg/畝，2011年度冬小麥產量為480.5kg/畝。

 

        2）優質有機肥生產、腐熟與高效循環利用技術  在有機肥腐熟過程中，增施磷礦石、草木灰、甲殼素、腐爛秸稈、雜草、豆科灌木、自然土壤等多種物質，提高肥效，增加微生物多樣性，并有利于蚯蚓等土壤動物生長。

 

        3）環境友好型“禽糧互作”模式  通過“雜草-家禽（雞、鵝）-禽糞-農田”生態循環鏈，實現種養有機結合，即在玉米生長的小喇叭口期，放養雞；或在大喇叭口期放養鵝，玉米地的雜草被禽類控制，同時起到流動施肥、捕食害蟲的功效。

 

        4）害蟲生物防治與物理防治技術  通過脈沖式殺蟲燈、鴨、雞、鵝、天敵昆蟲、野生鳥類、人工除草等多項病蟲草害防治措施，有效控制有機農田蟲害。在完全擺脫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污染環境下，由于作物生長環境健康，露天種植的作物病害很輕，對產量影響非常小。

 

        5）肉牛育肥與“微儲鮮秸草”加工技術  引進并消化吸收“面包草”加工技術，具有年加工“面包草”200噸的生產能力；建立350噸的大型秸稈青貯池，將秸稈變廢為寶。農場所在村莊蔣家莊平均每年產玉米秸稈量達738.8 t。通過農場肉牛養殖帶動，該村用于飼料的秸稈比例增加到了62.5%，而丟棄和在地里焚燒掉的秸稈比例分別減少到了9.2%、9.8%。

 

        6）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技術  通過蚯蚓和黃粉蟲再次轉化。蚯蚓和黃粉蟲有較高的經濟價值，可用于飼料、藥劑等領域；蚯蚓糞可作為吸附劑、飼料、肥料等。

 

        7）清潔能源深度開發技術  通過風光互補發電技術、太陽能與沼氣能耦合技術、沼氣技術，最大限度整合利用清潔能源，滿足農村生產生活用能，緩解能源危機。

 

        8） 耕地對溫室氣體固持技術  采取有機種植模式可將作為當年捕捉的二氧化碳通過有機肥放在固定在土壤中，盡管部分碳還會釋放出來被作物吸收，但年年增加有機肥可有效增加耕地固碳功能。

        實驗開展5年來，已帶動農場所在地蔣家莊村蔣勝利(前前任支部書記)、蔣建強、蔣光華、蔣開文等10戶農民，開展秸稈養牛60頭，其中蔣建強個人養牛24頭；帶動蔣高玉、蔣軍(前任支部書記)、蔣壽榮以及周圍村、鄉鎮等發展林下養雞30000只；帶動周京林(現任支部書記)等4戶農民發展有機糧食12畝；帶動蔣家莊建設戶用沼氣130戶；帶動蔣家莊村容整治街道900米，充分展示了科技示范作用。

        試驗農場建立以來，已吸引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的專家學者、留學生等30多名中外研究人員在此開展科學研究，立足于本實驗農場，已發表SCI、CSCD論文20多篇，其中IF>4論文2篇，IF>5論文1篇。國內研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山東大學、蘇州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山東農業大學、河北農業大學、山西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日報、中央電視臺、山東電視臺等以及路透社、德國鏡報、Chinadiologue、SciDev等30多家國內外媒體對弘毅生態農場做法進行的報道或評論。

        中國科學院上述在牧區和農區的成功案例充分說明，只要我們尊重自然規律，尊重生態學規律，對于生物多樣性采取科學的利用措施，大自然匯報給人類的財富是巨大的。保護生物多樣性要的是行動，而不能停留在喊口號階段；只有科學而合理地利用生物多樣性，才能保護好生物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