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斜視眼展開有關“正直”的爭論　　

人類之所以比動物更為高級一點，就在于有那么一點情感上的記憶能力，動物有情感，但不懂得反思和回憶，結果動物總只能靠天生存，而人呢？因為比動物多一層思維，可以更久地跟自然爭斗下去，直至失去反抗力而最終滅亡?！　?/p>

謊言當道的社會，“正直”成為一種奢侈品并不感到奇怪，當國人都渴求這種奢侈品的時候，多半不會首先要求自己做個正直者，總是奢望他人先行，并不忘提醒他人：你們記著，我是個絕對正直的人！結果卻未必真如其所說。一個連“正直”都成為奢侈品的民族能支撐多久恐怕是值得深思的?！　?/p>

偶爾我也會觀察社會的人和身邊的人，逐漸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天天把正直、真誠掛在口中的人未必誠如所言，那些從不以正直自居的人反倒在關鍵時刻講出一些公道話來；那些在領導面前叩頭效忠的死奴才最后總是成為害死主子的禍手，而平時清淡如水的老下級倒會在危難之際伸出援手?！　?/p>

我始終認為，“正直”從來都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行為，而是一種忠于實事的實踐過程，是一個建立在國家法律和基本道德要求下的行為標尺，思想正派和行為務實是其基本的準則。一個人，如果連正直都難以做到，恐怕沒有資格做任何較高層次的事業追求。毫不諱言，我從來都不敢公開明言我是一個正直的人，很多情況下，我會選擇在直道上彎著走，即便內心想做一個直接表達，但實際上還會有所拐彎，甚至言論上會講些有失偏頗的話，行動上也會回避一些禁區，絕對沒有那種“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一個完全正直的人，絕對是一個完全尊重實事的人，必須是一個能為自己所說找到佐證的人。奇談怪論不是正直，也不是敢言。　　

探究某些名人熱衷于“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原因其實并不很難，名人總是占少數，突出自己不會趨同于多數人常常會成為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真的當作真理去推廣，試圖讓其他人永遠也弄不明白“真理”是怎樣被“想”出來的。他們認為，多數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我還是什么精英？那還能做什么名人？用人數的多少來證明某種理論是否是真理本身就是荒謬無比的，竟然還被某些人抱著死死不放，不能說不是一種社會怪現象？！如果不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根本就無須浪費精力去證明它的理論正確性?！　?/p>

考察社會上的現實熱點，不得不聊聊有關茅　于軾老　先生的話題，這也是一個有關“正直”的話題，因為　茅于軾　先生經常不放棄任何公開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正直性，在任何媒體的采訪中，他一定要首先闡明自己是勇敢的、正直的、誠實的、道德的，試圖讓自己首先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上。如果一個說法只是偶然出現，量不會構成一種現象，然而，正是由　于茅于軾　先生不棄不舍的表達同類觀點，在反反復復的“驚世豪言”中逐步就變成了一個“正直”的代言者，并且贏得了諸如張維迎、陳志武、易中天、張鳴、張朝陽等名人的跟隨和附和，我不知道　茅于軾　先生的言論到底是印證了正直的本質還是委屈了正直的形象？不妨用一些　茅于軾　先生本人的東西來論證一下。　　

做一個正直誠實的人，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品格就是說話要有出處、有根據?！∶∠壬f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000萬人，并說毛澤東因為劉少奇為這事批評過他，所以后來就把劉少奇弄死。茅老還大膽地說，解放后中國因政治死亡超過5000萬人。因為他說到具體的數字是3000萬和5000萬，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有科學的態度，這兩個數字到底是官方統計數據還民間統計數據？數據資料能不能如實公開？　茅老　先生是否親自看過這份材料？材料中有沒有真名實姓的死者名單？如果沒有，　茅　先生的說話依據何在？難道說一個80多歲的知名經濟學家也是象普通網友一樣人云亦云不成？難道也象那些小混混靠造謠出名一樣的性質嗎？一個長者真要想成為德高望重之人，就切切要記住德字當先，切切要講實事，講科學，不打誑語。我記得他曾經還特別撰文告誡年輕人：不要說謊話，要講真話，要以理服人。然而用他自己的話來要求他自己，好象經不起檢驗，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人性的兩面性？　　

　茅于軾　先生是搞經濟的，卻把毛澤東的政治斗爭和政治安排作出了自己的想象：江青做黨主席，華國鋒當總理．．．．．．又說毛澤東打擊了誰誰誰。這些政治上的事，連鄧小平都不敢輕易下這樣的草率結論，一個搞經濟且不在中國政治權力中心的人居然作出如此多的猜測，又拿不出印證的材料，其私心和報復心可見一斑?！∶∠壬噲D用這些政治猜想來印證自己被打倒的非正義性，晚年的老先生，仍然在用一種仇恨的心態來想方設法找到顛覆歷史的證據，這種所謂的敢說敢言與正直沒有任何關系，除了討好一些與他有類似經歷人的同情和認可以外，并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認同，私心太重的人往往總會講些不著邊際的話。　　

有關中國抗戰“摘果子論”的推出，無疑表　明茅于軾　先生毫無公正性可言，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蔣家王朝的失敗都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前者并非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全部貢獻，后者也不是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只能說，某種政治力量和某些政治人物能登上歷史舞臺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的細節和理由大家可以去品讀歷史資料?！∶∠壬脑在E性結論，某些普通人去相信倒也可以理解，連易中天這樣品評歷史的名人居然為其附和就顯得極具諷刺意味，如果這樣的歷史狂想病能算得上正直人物的代表，那需要進行人品檢討的名人絕不止茅于軾一個人，那“正直”又算什么東西？　　

說到破四舊、損文物的事情，我只能說實事是存在的，破壞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并不是　茅　先生所講的那般罪惡極。外行人的評論基本都不足為信，不妨用年愈九旬的文物老專家謝辰生接受《瞭望》采訪的話比較有說服力。記者問：“改革”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搞政治斗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余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恫t望》：是什么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開始變得復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強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錢味太濃”。　從謝　先生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出，　茅于軾　先生的話又是氣話和謊話，不是一個能受人尊敬的長者心態。　　

　茅于軾　先生還說：毛澤東不但做到了在國內制造痛苦極大化，而且輸出他的理論，讓全世界都要殘酷斗爭，他鼓勵在東南亞搞武裝革命，制造死亡。這種論調不但不正直，而且顯得很無知、很沒水準，毛澤東的國際斗爭理論毫無疑問取得了國際認可，也毫無疑問幫助了世界眾多爭取自由的國家，毫無疑問是中國在上世紀國際斗爭中的重要成果，即算中國人現在不承認，整個世界都不會否定，　茅　先生的攻擊論調恐怕也只能引起國際笑話?！　?/p>

對　于茅于軾　先生的“敢言”，我們也是有可以進行討論的地方。一個中國的公民，“敢言”必定要建立在中國法律和道德準則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國家的存在，我想，茅于軾做一個國際公民，隨你怎么說，自然就找不到錯誤之處，問題是國家仍然是存在的，他還是中國公民，賣國言論肯定不能成為“敢言”的表征，茅于軾說：“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么價值？”這是什么話？想體現什么樣的國際主義？荒地就不要了？那中國很多地方都是沙漠，是不是干脆也不要了？賣給美國、讓美國出錢治理是不是更環保？這種殖民心態要不要得？肯定要不得。中國國內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愿意賣國的人喜歡茅于軾？因為　茅于軾　先生說：賣國也不是什么大錯，出賣人民才是嚴重錯誤？此種悖論居然也有附和聲！國家和人民到底是什么樣的依存關系？國家賣掉了，人民不也跟著賣掉了嗎？什么叫賣國比賣民好呢？你怎么知道人民愿意讓你把國給賣了呢？誰讓你代表人民可以賣國的？

　茅于軾　先生的稀奇怪論還有很多，我感覺一一去批駁意義不大，因為他所站的立場并身就是錯的，所以，他所能代表的群體自然也是極其有限的，他以一貫地“敢亂說”風格使自己很快地登上了既得利益階層擁戴的“道德高地”，每一次悖論都會引起一次同黨們熱烈的掌聲，然而，這些掌聲必定會淹沒在更多正義人士的呵斥聲中。

一部分中國人在取得自己想要的地位以后，他們審視中國的眼睛已經完全是斜視，已經失去了正視的功能，斜線在他們的眼中全都是正直的，而直線在他們看來則完全是斜的，當我們在與茅于軾們展開有關“正直”的爭論時，很難找到歸集點，與其進行沒有結果的爭論，不如讓國家法律和國家標準去做一個暫時的裁判，尊重　茅　先生說話的自由，也要尊重更多公民認同的合理規則。

——孫錫良（轉載須署名）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