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者按:鄭永年先生的文章還是能看的,擺事實講道理,在對國內問題的分析上,并不胡吹什么普世價值,我曾經看過他在鳳凰衛視上講過民主問題,和我們國內的新左派觀點基本一致,即不照抄西方的民主模式。他這篇分析房地產的文章,我認為還是有見地,從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上分析,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類似于我們左派。當然,鄭永年先生畢竟是自由派,其他觀點我就不贊同,比如對前30年社會福利的分析上。對于像鄭永年先生這樣真正的自由派,大家還是要認真看看他的觀點,也應該是我們聯合的對象。
中國“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
(2010-04-20)
房地產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政策挑戰。這是因為房地產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經濟、社會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問題。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房地產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主要來源,是各級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時房地產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一旦破滅,必將對總體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它是社會之痛,因為和其它商品不一樣,房地產具有社會特殊性,是社會產品。當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不能實現或者被剝奪的時候,社會的穩定就會失去基礎。
房地產更是政治之痛,因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之間制造著各種矛盾。在上層,它既然綁架了中國經濟,也就自然綁架了為中國經濟負責的政府;在中層,房地產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財源,使得地方政府變了質,迫使其演變成為掠奪型政府,而非服務型政府;在社會基層,它剝奪著中國老百姓高度認同的居住權,加速度地把中國社會泡沫化。
中國的房地產為什么在短短的時間內走到這個地步?主要還是中國變種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場,把一切貨幣化。進入中國以后,新自由主義也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例如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企業界增加了競爭,尤其是中小企業之間。但新自由主義顯然遇到了國有企業的強大抵抗。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保護下,市場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非常小。盡管國有企業也引入了一些市場機制,但市場機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社會領域則如魚得水。首先是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領域。然后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攻克了教育領域。這幾年則很快攻克了房地產領域。
新自由主義的禍害
在上述諸社會領域,并不是說原來的體制有多好。相反,原來的體制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來實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續,更無效率。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機制也是大勢所趨。但關鍵在于,所有這些領域首先應當是社會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和分配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有效性。一旦當這些領域被視為是經濟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來源時,社會政策就無從談起。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明確的社會政策;相反,所有社會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
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無論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個人還是家庭,任何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住房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硬件基礎結構??梢哉f,在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所有社會領域,對社會全體來說,沒有像比住房更為重要的基礎設施了。房地產要解決的是居民住房權問題,所以其和一般的經濟商品不一樣。當一些社會群體每人擁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體的住房權得不到實現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就是說,后一群體的住房權被前一群體所剝奪,而前一群體所擁有的住房,已經大大超越了住房權的概念,而是把本來應當屬于他人的權利,用來獲取和投機更大的利益。他們能夠投資、投機房產,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正當的財力,或許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隨著社會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員權力的濫用,中國到處都在發生有錢有勢者為主導的“圈房運動”。為什么85%的家庭買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物,而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無論是利用手中的財力還是權力來投資、投機房地產,他們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因為房地產有利可圖,他們自然拼命進入。但很顯然,并非任何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投資、投機所有領域的。無論是房地產的“利潤率”,還是投資、投機者的“準入權”,都是有關當局的政策導向的結果。就是說,投資和投機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政策失誤,一是把房地產視為經濟政策,而非社會政策;二是和開發商結盟,通過抬高價格來獲取暴利。
一個社會一旦失去諸如像房地產那樣的硬件,而像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那樣的軟件又不到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中產階級是任何一個社會穩定的主柱,因此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氣來培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沒有這樣一個階級,國家的治理(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難以為繼。中國現在就面臨這種情況。毋庸置疑,房地產已經成為弱化中產階級、阻礙中產階級成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產弱化著原來已經躋身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因為不斷高漲的房價,使得這個群體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房奴”。房地產更是遏制著中產階級的成長。中產階級中間,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業主之外,大部分來自專業人才,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過,在中國,“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經注定要成為最無希望的一代,無論怎樣的努力,都很難實現他們的住房權。對社會的影響會怎樣?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個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輕人找不到出路,他們既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沒有希望得到比較體面的住房,因此開始做毫無理由的抗爭。反對建高鐵就是一個例子。香港是個地產老板統治的地方。中國現在的情況不能改變,必然步香港的后塵。
在很多方面,這種情況也早就在中國大陸出現。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很快演變成為利益導向的社會,物質利益是年輕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質利益領域,面臨住房、就業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輕人已經感覺到希望的渺茫。這對他們的心理沖擊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隨著全社會的物質主義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樣的反社會行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無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殺。
任何執政黨都需要社會基礎。中國的各種政策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為了鞏固執政黨社會基礎的政策導向。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專業階層的形成,政權開始向這些新群體開放。這個方向很正確,它有利于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墒?,盡管市場經濟體制為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但卻缺失保護已有中產階級和擴大這個群體的政策機制。就住房來說,中國初生的中產階級面臨多重的擠壓,既來自私營部門(房地產開發商),也來自地方政權和開發商的強大“圈房”聯盟。近來,大型國有企業部門加入“圈地、圈房”運動,更是大大惡化了情況。
經過改制,中國政府的龐大國有企業很多變成了股份制企業,就是說它們必須向持股人負責。這似乎沒有不對,但這卻偏離了國有企業為國家總體利益服務的宗旨,變成了為私人服務的工具。國企并沒有抽象的利益,所謂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國有企業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為,和私人投資者、投機者并沒有什么兩樣,所不同的是,國有企業比私營部門更具有權力、更強大罷了,因為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追求私人利益。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沒有企業,不會涉及到房地產利益。政府因此有條件來規制私營部門。又因為存在著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會的壓力。政府因此有強大的動力來促使社會政策的確立,保護社會。
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成為大問題。去除社會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簡單,投資和投機房地產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等到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忍耐的時候,就為時已晚。一旦社會解體了,政治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基礎?!捌ぶ淮妫珜⒀筛健?。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房地產聚焦著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面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
中國房地產面臨的困境,也說明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進的道理。經濟發展對執政黨很重要,但并非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都對社會有利,對執政黨有利。只有對社會有利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才會有利于執政黨的長期執政。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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