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二次房改”探路
2010-03-19 重慶日報
決策前瞻
核心提示
拆解漢字“房”,乃“一戶一方”。寓意似乎如此簡單,但真正實現,又是那樣艱難。在中國房地產改革走過十余年之后,重慶市在全國“兩會”上透露將建公租房的消息,引起了熱切關注———
本報記者張雪峰
住房,已成為老百姓最敏感的一根神經。
3月6日,人民大會堂重慶廳,當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說到將給中低收入群體“蓋公租房”時,會場內閃光燈的“嚓嚓”聲響成一片。
仿佛是與重慶相呼應,幾天后,北京市副市長陳剛也向外界透露,今年,北京也將開建公租房,解決“北漂族”住房難。很快,全國人大也傳出消息,由宗慶后、遲夙生等代表提交的,呼吁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議案,被列為正式議案。
各種信息在匯聚,發酵,醞釀,人們對“二次房改”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重慶
給中低收入者“蓋房子”
2月28日起,重慶北部新區鴛鴦組團的一處建設工地,成為承載“蝸居”一族夢想的家園。
這是重慶首個公租房項目,進城農民工、剛畢業大學生、城市低收入者,甚至外地來渝人員,均可租住。
按照重慶市政府春節后第一次常務會的決定,2020年前,全市將完成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設任務(其中,主城區2000萬平方米)。
消息不脛而走,全國“兩會”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長黃奇帆不斷被追問此舉的深層內涵。
“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是土地革命,當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喚起工農千百萬。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還要解決好群眾的住房問題,這也是幾千年來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薄熙來如是回答。
黃奇帆則說,當今時代,由于房產兼具保障性和商品性的雙重屬性,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場化都存在缺陷,“雙軌制”將是必然。
福利分房
與“全面市場化”兩端
重慶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田豐倫認為,房價高漲的背景下,重慶開建公租房,觸及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層問題,故而引發全國熱議。
其實,黃奇帆市長提到的“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場化”,恰好是新中國住房保障體制的兩個發展階段。
1998年房改前,我國實行福利分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問題基本由政府保障。199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建立職工住房補貼制度,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由此起,商品房成為解決城市居民住房的主渠道。
“政策從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全面市場化的另一端。”田豐倫說,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居民迅速增長,房地產供需矛盾逐步增加,市場化在改善居民居住環境的同時,也帶來了高房價的困擾,甚至形成“蝸居”、“蟻族”現象。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石油大學教授陳勉更尖銳地指出:“去年全國人民買東西的錢,有一半花在房子上!”他依據的是一組數據,去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萬億,而全國住房銷售總額就達到6萬億。
“二次房改”
呼聲漸高
面對不斷增長的高房價,中央決策層一直在做政策調整的嘗試。
2007年國務院下發《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強化了政府的住房保障職能,對一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實行保障住房制度。
我國也逐步形成了根據收入情況分層保障住房的制度安排,即最低收入者租用廉租房,低收入者購買經濟適用房,中低收入者購買限價房,中高收入者住房問題由市場解決。
但現實又充滿無奈。廉租房覆蓋面偏窄,不足以滿足住房需求,經濟適用房領域存在的尋租和資源錯配,也招致諸多詬病。
在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商的話語權增大,房價增長日益超出群眾承受范圍,辛勤工作卻買不起住房的“夾心層”增多。從而,對住房屬性向“準公共產品”回歸的呼聲,也隨之走高。
2008年6月,國家發改委專家劉勇最早提出“二次房改”建議,指出企事業單位應自建廉租房,作為單位職工過渡房。去年4月,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呼吁,由政府主導提供住房服務,7月,住宅法專家李明等14位學者,再提“二次房改”建議,要求建立能夠滿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
這一呼聲,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達到高潮。
繼重慶公布公租房建設計劃后,北京市副市長陳剛也向外界透露,今年北京將建設公租房,解決“北漂族”住房難。
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和遲夙生,更分別領銜向全國人大提出了“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和“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的議案”。兩份議案的核心內容都是確立住房是準公共產品,由政府主導提供房屋住房服務,供應對象是占城鎮人口60%左右的中低收入家庭。
兩份建議最終被確定為本次人大會議正式議案。種種信息相加,不少媒體興奮地宣稱:“‘二次房改’進入實質階段。”
公租房
為“二次房改”探路
以重慶公租房建設掀起的新一輪住房制度變革,是否真能為二次房改探出新路?
田豐倫稱,重慶主城區正處于“擴城”階段,未來將由500平方公里拓展到1000平方公里,城市建設用地供應充足。而且,重慶擁有地產集團、城市建設投資公司、渝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江北嘴中央商務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四大土地儲備集團,四大集團占了主城土地儲備總量的相當部分,這使得重慶市政府擁有較強的土地供應能力,建設公租房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小。
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可開發土地日益減少,加之“土地財政”思維,有沒有能力向公租房項目供地,愿不愿意供應,都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公租房建設是在城市人口膨脹,住房需求驟增的情況下,推行的一項制度。但城市人口終將達到一種平衡,如何確定公租房最終建設規模,如何管好公租房,需要好好謀劃。
日本政府也有公租房政策,但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由于人們希望擁有產權房,在城市人口趨于穩定后,公租房閑置率較高。同樣推行公租房性質政策的英國,在上個世紀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因公租房的管理維護成本過高,最終推行“私有化”,將公租房大量廉價出售。
上述種種,考驗著政府的智慧和決心,也考驗著老百姓的理性。
田豐倫也表示,住房保障體制與諸多制度關聯,比如“分稅制”、土地招拍掛制度、政績考核方式,甚至戶籍制度。深化住房保障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尤其是解決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動力問題,需要從國家立法層面思考,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進程就成為關鍵。
“幸運的是,重慶已經啟動龐大的公租房建設計劃,這無疑為未來提供了一種可能。”田豐倫說。 (本文來源:重慶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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