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人會說不會做、長內斗不擅外戰的名聲早已是國際公認的說法，今天也不例外，經濟危機用中文的解釋是最好玩的一個詞，上至政治人物下至平頭百姓都愛把“危機危機是危中有機”掛在口上，但是，如果要讓他們去說出真正的機會在哪里，幾乎沒幾個人能說出所以然，更別說抓住機遇打個翻身仗，現在大家在媒體看到的一些“經濟復收”的粉飾性宣傳多半不具有公性力，大可不必太當真，就我個人看來，中國不但沒有把危變成機，而且徹底失去了改變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機遇，中國在這次危機中除了得一個“毫無意義”的奉承之外，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好處，未來將變得更加迷茫和被動，因為這樣的戰略機遇期不可能在短期內二次再現。

我曾經在去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如何在新世紀“世界三大版塊”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文章中我反復強調了中國利用這次機會咬定不放的幾件必須做的事情，中國到目前為止一樣也沒有做，盡搞些粉飾門面的花花招數，無論是在國際層面還是在國內層面都是敗招迭出，“外表光鮮里面爛”的事情做了一大堆，眼睜睜葬送了歷史性機遇。　　

我們說戰略機遇期，什么是戰略機遇期？年年都有的機會肯定算不上戰略機遇，那是日常工作，西方的危機期就是中國的機遇期，而中國卻在此時還裝什么正人君子？！還裝什么同舟共濟？還講什么共克時艱？那就干脆別談什么危中有機了。誰會跟你同舟共濟？誰會跟你共克時艱？一個制定規則的主導者，遇到危機它們并非真心在乎你跟它是否同一條心，它在乎的是能否把你哄到一條船上，你只要上了它的賊船，你不可能能下船的，你必須還得按它的規則行事，如果你不上它的船，可能會受到威脅甚至是挑釁，但是，只要我們沒上船，我們就是主動的，我們就有站在岸上看熱鬧的權力，我們就有改變規則才允許你上岸的主動性，至少可以要求西方在關鍵領域作出改變，管它威脅還是挑釁。WTO、IMF、世行對未來對有決定性的三大組織在此次危機中皮毛無傷，中國還叫什么建立國際新秩序？你改變了什么，有什么新秩序了？此時都沒辦法改變一點，那中國還能在什么時候搬動它？不要說三大組織，就是在WTO這一個組織進行有利于中國的改變也是一個安慰。　　

有些人也許說，中國政府也想改變，只是沒那么容易改變的，誰愿意交出權力啊？其實這是在說廢話，世界上有容易辦的事情嗎？有容易辦的事情還輪到這個時候辦，早就辦好了，現在不正是西方危機最深的時候嗎？此時你都不敢叫板，那何時還能叫板？等GDP超過美國的時候嗎？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沒有勇氣，缺少做正常人的起碼的膽量，你就是富得流油也還是個懦夫，永遠都不可能叫板。　　

最近，歐美不是又聯手整中國嗎？它們不想賣的東西可以天經地義的不賣給你，你的東西不賣給它，它還要強買，這就是WTO規則下的強盜做法，真正打官司，中國輸的成分比較大，這就是我們必須利用危機要緊急修改的貿易規則，如果中國不敢挑戰WTO規則，歐美就必定要挑戰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就必定要搶中國的戰略資源，中國是個能源消耗大國，同時又是個能源生產大國，十分不幸的是：中國自己人在不擇一切手段掏空自身資源的情況下，還必須接受西方列強的強迫性占有，這對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是多么的可怕，比資源枯竭更可怕的是中國人已經陷入習慣性陽痿，打著“老沉持重”的幌子干著揮霍子孫利益的蠢事。　　

對于中國國內經濟的調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機遇期，中國為了好看好聽的GDP數據，仍然重走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犯過的錯誤，仍然在依賴挖資源占耕地蓋房子拉數據，經濟結構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調整，銀行的存款象私人搬家一樣不停地流向房市股市和央企，老百姓依然對未來充滿著失望和無耐，因為老百姓并沒有從現行的政策中看到未來的希望，并沒有找到自己敢于消費的理由，恐懼還是籠罩在一般民眾的心中，這樣的惡性循環會讓西方的危機變成中國的危機，西方一旦緩過勁來，中國就開始走向滯脹。　　

前期文章摘錄：　　

《中國如何在新世紀“世界三大版塊”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開始讓整個人類處于一個深刻的變化之中，這種變化已經遠遠超出了金融和經濟實體的層面，帶給人類的思考是全方面多角度的，是必須要跳出單純經濟層面的局部思維了，本次世界性的危機必將對現行國際關系中的各個版塊產生或多或少的動搖甚至是顛覆，處于這場危機大背景下的中國不管受傷的輕重，終究要置身事中，決不可獨善其身，但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建立起來的獨特的經濟管理模式又為中國回避危機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證，適度的開放性和相對的封閉獨立性使中國更少的受到全球化所帶來的沖擊，我們有能力、有精力來思考、來運作未來世界的大變革中我們所要做出的戰略決擇及應變策略。中國必須拿出一定的勇氣和智慧來引導一些大的國際版塊的重新布局，從而提高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發言權及決定權。　　

    格林斯潘說，美國的危機是百年一遇，也許對世界來說也是百年一遇，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這種機遇也許同樣是百年一遇的，中華民族的崛起有時靠機會，有時也可以靠危機，中國有句俗話：亂世出英雄。那么，我們有沒有領導人民在亂世中將中國塑造成英雄國家的將才和帥才，現在是考驗我們這個民族的時候了。
    
    未來的世界，中國至少可以在三個影響人類最大的版塊進行重構，分別是：經濟和金融組織版塊；地區及國際政治軍事的合作與分工版塊；文化及社會制度版塊。　　

    第一個版是經濟和金融版塊。由于本次世界危機的導火索是由此版塊引起的，所以首先受到沖擊和破壞的就是經濟本身，那么在舊的世界經濟活動中起具有領導作用的一些國際組織必須受到質疑和改變，其中最應當深層次變革的組織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組織。這三大組織表面上看都不是引起這場危機的禍源，但是，大家不要忘記：西方世界控制整個世界經濟運行和操縱世界經濟游戲規則正是利用這幾大組織的。幾首所有的游戲規則都是通過它們得以向全世界其它國家輸送和執行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想置身于世界之中，必定離不開這三大組織，即使你認為它們都非常不公平，也會想方設法的往里面鉆，為什么呢？因為西方在經濟上的霸權幾呼讓每一個角落的人都擺脫不了這三大組織的束縛，除非你只想過原始生活。這三大組織不重新執定規則，中國就不可能在未來的新秩序中獲得有利地位，要知道中國到現在還為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所謂“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低三下四的乞求別人，這個所謂的“名份”問題是由誰定的，怎么定的？當然離不開西方；同樣，在世行和ＩＭＦ里面也不例外，中國的發言權是可憐的少，與中國這樣一個大經濟體毫不相稱，是不是需要有人站出來顛覆呢？不管是否成功，但一定要挑戰，方法和形式可以討論，但目標不可動搖。　　

    第二個版塊是地區及國際政治軍事版塊。這個版塊的改變不是突然和立即實現的，而是要看第一個版塊的改變程度決定的，如果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的手法和作為得到世界的情愿哪怕是不情愿的公認，國際地位都將會自動提高，如果領導人不是一味的“韜光養晦”的話，我相信中國會有更多更大的國際空間。中國不要怕“中國威脅論”，要建立起世界范圍內公認的“中國穩定論”，讓中國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穩定器角色，不是不可能，只看敢不敢做。　　

    第三個版是文化及社會制度版塊。過去東西方之間在很長時間內彌漫著意識形態的戰爭，直至蘇聯的解體才得以淡化，但并不意味著徹底消失，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長與短”之爭仍然有現實的意義，危機不能斷定就是資源本主義的短，當然也不能夸大社會主義的長，這兩種不同制度下的經濟體制優缺點都有重新探討的價值，在中國尤其重要，“完全市場化和自由化”是某些經濟學家這些年來極力鼓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計劃成了中國無人敢提的“恐怖名詞”，誰提計劃，誰怕背上開歷史倒車的大帽子，誰將被某些勢力集團沉入底部而失去話語權。“開放”是另一個極力吹起的氣球，甚至有“誰不開放誰就死”的論斷，仿佛只有全方位開放，才能成為全球化的主導者和勝利者，但是，這次危機告訴我們，不管是“市場和計劃、開放與封閉”都不是萬能妙藥，都有其長處及不足，鼓吹者肯定只挑選對其有利的一面，而把不利的一面拋給弱勢一方，因為“貪婪”永遠是資本的目標，要滿足自己的貪婪，利益從何而來，這難道不是值得反思的嗎？我們不要人云亦云，只做鸚鵡學舌，而是毫不避諱地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么就徹底拋棄社會主義，既然我們選擇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有勇氣宣傳其長處，當然，我們也不能拋棄資本主義的長處，宣傳社會主義并不意味重新搞意識形態的斗爭，而是要將不同社會制度中好的機制拿出來供全人類享用，避免下一次更大災難的來臨。
    至于東西文化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只作個“引子”沒有篇幅介紹，但是，可供大家思考。　　

                                               中南大學，孫錫良（200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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