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對中國的“剩余價值”
江涌

　　《國有資產管理》2009年第6期
　　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機，國際社會協力應對，共度時艱。應對危機，切不可再犯格林斯潘那種錯誤，即解決一個問題時，制造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就過去一段時期以來美國應對危機的政策實踐看，美國很可能為未來的債務危機和美元危機埋下嚴重隱患。因此，中國與國際社會要從長遠角度看待時下的危機應對，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經濟與金融格局已經而且仍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但是金融秩序依然故我，沒有改變?；A結構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日益突出，國際金融的持續甚至加劇動蕩難以避免，因此要想實現國際金融的持久穩定，必須調整國際金融秩序。

　　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弊端
　　二戰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與綜合實力，確立了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主導地位，并成立了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代理著美國財政部與美聯儲“管理”著相關國際金融事務。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不成體系的“牙買加體系”，又稱“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華盛頓與華爾街實際上一直扮演著國際貨幣政策調控與金融市場調節的職能。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在享受金融特權（如鑄幣稅）的同時，還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努力保持國際匯率與金融市場穩定。但是，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只享受特權，而不再承擔相關義務。甚至有意與無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場動蕩，以便讓投機資本（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對沖基金）火中取栗，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F行國際金融秩序存在諸多弊端，主要有：
　　金融危機的拯救者急需拯救。IMF是現行國際金融體制——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典型的代表。IMF決策機制不公平，運行機制不透明。由于IMF絕大多數事項采用特別多數（70%和85%）的表決原則，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提議往往得不到法定多數票的支持，而歐盟與美國分別憑借32.4% 與17.1%的投票權而獲得事實上的否決權。IMF實際上是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主權平等原則形同虛設，更為國際強權政治介入經濟合作領域提供了便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IMF是成員國之間就國際貨幣等金融問題進行協商與合作的平臺。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IMF演變成美國推行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工具，成為“華盛頓共識”的積極倡導者與忠實執行者?！叭A盛頓共識”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為核心，鼓吹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即“美國化”。當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后，IMF實行“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在向危機國提供資金援助的同時，提出加速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要求，以此打開受援國的市場，將其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聽從IMF建議、接受IMF援助的國家，無一不形成了自由化——危機——自由化——危機的惡性循環。此外，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容易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泡沫，使IMF對成員國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和提供咨詢的專業能力受到考驗。危機蔓延和傳播速度大大加快，使IMF的快速反應能力和行為能力受到考驗。正因為IMF存在如此嚴重弊端，所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對其“敬而遠之”，成立之初所具備的監督國際匯率、提供國際信貸、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的三大職能多半名存實亡。因此，近些年來IMF更是門可羅雀，近乎半死不活。
　　國際金融監管缺位。近十多年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過度金融創新的現象，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迅速膨脹，在監管缺位的情況下，加劇了金融脆弱性，提高危機傳染和系統性風險。次貸危機不僅暴露出美國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嚴重滯后，也暴露出各國在協調監管方面的嚴重不足。國際資本跨境自由流動與肆意投機，并非一國監管所能駕馭。而且金融危機發生后，各經濟大國應對危機紛紛以鄰為壑，由于缺乏全球層面的監管協調，導致屢屢錯失國際協調應對的良機。在國際金融市場日益走向一體化的同時，卻缺乏嚴格、統一的信息披露制度，致使投資者缺乏足夠信息做出合理判斷，而信息不對稱必然引起金融市場大起大落。特別是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產品因設計的機密性、結構的復雜性以及作為表外業務的監管松弛性，而使投資者只能依靠發行機構的美譽度及評級機構提供的信用評級進行判斷。而發行機構及評級機構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同時，國際金融機構還發明了各種手段來規避監管和披露義務。例如，把高風險資產納入結構性投資工具（SIV）中，使其不必納入合并會計報表進行披露。這就導致危機爆發后，市場根本不清楚潛在損失究竟有多大，從而加劇了不確定性和恐慌情緒。
　　美元本位成為世界經濟動蕩的根源。美元主導地位是當今國際金融秩序的核心。美國僅從自身宏觀經濟狀況出發決定美元流動性和匯率，較少顧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主要交易、儲備貨幣地位，從而頻頻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自從1971年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后，美元便失去了貴金屬支撐和約束，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美國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以及美元的全球泛濫。美國利用擴大發行美元解決赤字問題的同時，也推高了全球通脹，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而大量美元流入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催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泡沫，破壞了經濟穩定。美元流動性過剩也在美國國內引起周期性動蕩。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后，美國政府的應對措施依舊是擴大預算赤字和放松貨幣政策，直接刺激了次級抵押貸款的膨脹。正是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使美國在應對一場危機時總是埋下另一場危機的種子，而且一場比一場激烈，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
　　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斷弱化。發展中國家把美國作為重要的出口市場，通過廉價工業品或資源產品出口形成貿易順差，由此積累起大量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發展中國家在獲得美元儲備的同時，為了維護本國貨幣匯率穩定，又不得不在本國市場注入等值本幣，從而使得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將貨幣釘住美元甚至與美元完全固定，貨幣政策獨立性所受影響更大。發展中國家是現行國際經濟規則的被動接受者，也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受害者。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其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借入國際儲備貨幣，產生外匯負債，而貸出的是本國貨幣，而當外幣與本幣匯率發生較大變動時，負有巨額外債的發展中國家就面臨很大的金融風險。此次由美國引發的世紀金融大危機，美國在危機爆發前轉移風險與在危機爆發后轉嫁危機，使諸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災難日益深重。

　　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剩余價值”
　　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存在如此多的弊端，越來越不適應國際金融格局的變遷與世界經濟多極化的發展態勢。但是，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建立的高成本，或許就是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存在的重要理由。二戰后，美國在世界經濟與政治中處于壓倒性優勢，幾乎所有的大國都是美國的債務國。盡管如此，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仍耗費了兩年的時間。如今，國際金融與世界經濟形勢遠比二戰后的形勢復雜，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或許稱作“布雷頓森林體系Ⅱ”的建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顯然，中國對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認知，決定了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方略。
　　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到70年代后期，國際金融秩序完成了布雷頓體系下固定匯率體制崩潰后的調整。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依賴美元的國際地位，主觀上印刷更多鈔票，獲得更多鑄幣稅，而客觀上持續為全球經濟創造著寬松的貨幣環境，經濟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進，全球經濟由此得以持續增長。事實上，正是這一體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比較適宜的外部環境。三十年的發展使中國經濟不斷壯大，經濟增長在世界重要經濟體中連續多年保持最為強勁的態勢。
　　中國是現行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受益者。從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645億元增長到24.95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中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提高到2.17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實際使用外資額累計近1萬億美元。從1978年到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實際增長6.5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實際增長6.3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00多萬。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成倍增加。群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顯提高，長期困擾中國的短缺經濟狀況已經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中國的成就主要是中國人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但是也與現行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相關，中國搭乘了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便車。
　　因此，如果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再穩定保持三十年，中國很有可能繼續從中受益，并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該體系轟然崩塌，經濟全球化勢必倒退，這將直接惡化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不符合中國的長遠發展目標。憑借中國的現在經濟與金融實力，中國有可能破壞一個秩序，但是遠遠沒有能力也沒有強烈意愿建立一個新秩序。如果國際經濟與金融舊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遲遲不能建立，那么從舊的有序到新的有序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無序階段，國際金融持續動蕩，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正是鑒于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對中國來說仍然有“剩余價值”，因此中國應當與國際社會一道，積極防范國際金融體系的惡化與崩潰。
　　但是，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剩余價值”的存在與大小，并不完全取決于中國的判斷與認知，主要取決于美國對國際秩序與行為準則的尊重與承諾。但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而不是所說，嚴重違背了他的承諾，不尊重他自己建立與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3月上旬宣布，將不惜以一切代價拯救美國經濟。3月18日，美國終于啟動了“印鈔救市”方案——美其名曰“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即在未來六個月內購買高達3000億美元的長期美國國債，以阻止美國經濟進一步惡化。
　　從貨幣銀行學理論上講，一國央行是不允許直接購買該國政府發行的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的。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意味著國債收益率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將被徹底打破，收益率更多地取決于美聯儲而非市場。如此一來，直接印鈔所增加的貨幣供給，直接令美元處于貶值高壓狀態（尤其是相對于真正的貨幣——黃金），從而使境外美國債券投資者處于資產縮水的危險境地。迄今為止，中國擁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2/3以上是美元資產，僅購買美國國債一項就有7396億美元，占美國外債10.9萬億美元的7%。美國“印鈔救市”等于開啟了美元貶值的序幕，這對于中國所持有的大規模美元資產構成了現實威脅。美國不負責任的行為正不斷損害中國的利益，侵蝕中美戰略經濟合作的基礎，破壞國際金融秩序穩定的基礎。所以，作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無論是從國際責任還是自己利益出發，中國絕對有必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要求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必要的調整。

　　新國際金融秩序的戰略價值
　　為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的相對穩定，減少國際金融秩序變革帶來的沖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當是漸進而不是激進的，這一改革牽涉面廣，涉及各國重大利益，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各國不懈努力，并取得廣泛共識。正是由于現行的國際秩序對中國仍有“剩余價值”，因此中國不會積極主動去推翻該秩序，而是與國際社會一道努力對之完善與修補。依照目前中國所處國際經濟地位，中國很難從美元崩潰中獲得好處，而且會因為“恐怖平衡”而更有可能令中國損失慘重。美元若崩潰，最大受益者很可能是歐盟與歐元。但是，歐盟缺乏統一而穩固的經濟基礎，政治上不能以一個聲音說話，這決定了歐元的內在脆弱性。此外，歐盟一直不愿、不能正視中國的崛起，這直接影響中國與歐盟合作以及對歐元支持的合理性。
　　但是，美元地位問題不能回避。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與美元的主導地位是當今國際金融動蕩的重要源頭。如果要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機，就一定要解決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元獨大的問題，一定要約束美國以鄰為壑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問題。否則，下一次金融危機一定會同美元和美國的債務相關聯，而且規模和嚴重程度會遠比這次危機更大。
　　因此，盡管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對于中國來說仍有“剩余價值”。但是，如果能建立一個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對于中國和新興國家來說更具有戰略價值。所以，中國應該追尋這種架構。當今，對于美國這個世界超一流的國家來說，能夠制約他濫用權力的力量太少太小。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國際金融新秩序的設計，首先應當考慮國際間權力的制衡、規則的尊重、承諾的信守的必要性，即促進各種能夠分散美國權力的力量、能夠制衡美國權力的力量的發展，這不僅對國際金融穩定與世界經濟發展是必要的，而且對于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有必要。
　　當前金融危機仍在持續，世界經濟加劇衰退，對致力于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良好機遇。目前，美歐都在積極尋求中國的合作，國際社會對中國也有較高期待。有鑒于此，中國的立場應當基于：國際力量的多元化，這有利于約束美國濫用霸權，有利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有利于世界經濟健康成長，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中國的利益應當體現在：改變當前國際金融秩序存在的不合理方面，增加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知情權、話語權和游戲規則制定權，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重要性，為國內金融改革和開放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基本操作手法應當是：一方面，在現行體制內，積極促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進行相關規則的完善與補充，充分利用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外，積極促進新的制衡力量的生長與發展，尋求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戰略價值。中國的最終目標應當是：讓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在價值耗盡時實行“安樂死”，讓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取代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
　　在具體策略方面，應積極尋求與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的利益交匯點，有效整合新興經濟體的力量與訴求，從世界經濟長遠發展出發，重新界定或厘清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職能，打破發達國家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壟斷，在公平、公正、協商一致基礎上修正國際金融體系。尤其是在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亟需改變IMF份額和投票權基于經濟規模的分配原則，重新審核基金份額、擴大基礎投票權。力爭在設計份額和投票權及其分配的過程中，既要反映已有經濟規模的總量指標，還要前瞻性地考慮能夠反映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指標，從而保證制度設計的前瞻性和動態的公正性，體現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潛力及相應的話語權，努力爭取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否決權。此外，要求IMF改變只注重對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監管的局面，加強對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加大對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督和預警，以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美元地位短期內難以撼動，但對以美元為中心的單極貨幣體系的改革是大勢所趨，國際貨幣體系終歸會向多極化發展。因此，中國要作為負責任的國際成員，為國際金融持久穩定與世界經濟持續增長考慮，就必須謀劃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是漸進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民幣應努力在將來的多極貨幣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依照“先周邊，后地區，再國際”以及“先貿易結算，后金融交易計價，再自由兌換成為完全儲備”的思路，漸進推動人民幣國際化?，F階段，中國應繼續提升在本地區的經濟與金融影響力，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增強人民幣在本地區的吸引力；促進上海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使之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與人民幣資產交易中心；積極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內開放，在監管有保障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提高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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