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正視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干擾及危害

李炳炎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輸入我國，并很快形成熱點，占據了主流經濟學地位。其經濟學觀點與政策主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走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與侵略性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則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有他們看來，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
　　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幾乎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都一致認為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者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國家干預。在他們看來，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益的損失。
　　在戰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和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經濟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般的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適應這種需要，新自由主義開始由理論、學術而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范式化，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華盛頓共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三重特征。
　　“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嬗變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成和主流價值觀念。
　　作為完成形態的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之后，新自由主義開始向全球蔓延，為國際壟斷資本開辟了全球空間。
　　第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摧毀了原蘇東國家的公有制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國際壟斷資本難以進入或無法控制的領域已經所剩無幾。
　　第二，經濟市場化波及全球，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的運作有了越來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蔓延，20世紀90年代以來，原蘇聯、東歐國家幾乎是齊步開始市場經濟制度轉軌。各國的“經濟市場化”進程，等于是在規范“行車規則”，為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掃清制度上的障礙。
　　第三，在經濟自由化進程中，金融自由化尤為引人注目，影響也最大，它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杠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國際化使國際壟斷資本有了一個控制金球經濟最重要的杠桿，從而通過金融“扼制”，把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是國際壟斷資本企圖統一全球的制度安排。“華盛頓共識”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全球化，而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一體化”，即美國化。自20世紀90年代始，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擴張的理論表現。
　　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改革，首先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導向”，經濟改革帶有“自由化”的特點。開放市場和私有化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兩大支撐點。圍繞這兩大支撐點，改革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二是金融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三是政府減少甚至不干預經濟。
　　發展中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導下進行的市場導向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對外開放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各種問題和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例如，兩極分化狀況日益突出，少數大財團、大企業從私有化進程中獲得了最大好處，它們控制了國民經濟命脈，而大多數老百姓則處于極端貧困之中，不加約束的對外開放不僅沖擊了民族工業，使廣大中小企業處境艱難，而且使其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外資，國民經濟的脆弱性大為增強。
　　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開始強制而快速地推進經濟轉軌過程。1992年初，俄激進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謂三位一體(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的“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政策。
　　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成為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基本經濟政策。在俄羅斯，這一經濟政策的內容大體包括：第一，市場和內外貿易快速自由化；第二，國有企業的全盤私有化，打造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廣泛的有產者和企業家階層；第三，宏觀經濟穩定化，減少財政赤字，嚴格限制貸款和貨幣發行，將穩定盧布、控制通貨膨脹作為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其實質是效仿西方并依賴西方的援助，即俄國必須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場經濟特別是美國模式，向外國首先是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國內市場。
　　美國的薩克斯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考慮，將“休克療法”這一政策推薦給俄羅斯。當時，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大多數轉型國家，對于西方市場經濟普遍存在著一種幻想，認為一旦拋棄社會主義就可以進入市場經濟。俄順從了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提出的轉軌政策以及其他要求，接受并推行“休克療法”。試圖通過這些措施快速完成經濟轉軌。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工具，對于俄國等轉型國家經濟轉軌過程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
　　1991年12月29日，俄羅斯總統簽署了《關于加快國有企業和市政企業私有化的命令》。根據這一命令，批準了在1992年國家私有化綱要草案基礎上制定的《1992年俄羅斯聯邦國有企業和市政企業私有化綱要的基本原則》，從1992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成為實際調節私有化過程的第一個文件。俄羅斯的私有化分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產生了嚴重后果，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嚴重的萎縮和倒退。歷史倒退了何止10年!
　　一是社會生產下降到10年后的2002年，社會經濟主要指標，尚未恢復到“改革”前的1990年水平。實施休克療法之后，俄羅斯經濟一直處于衰退性危機之中，社會生產大幅度下降，俄羅斯經濟改革10年后，國內生產總值累計下降56％，工業生產下降70％，人均實際收入下降50％，肉牛和奶牛產量下降75％，糧食產量下降55％，基建投資減少75％，內外債務累計225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5％；90年代未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前蘇聯的25％。1/4的居民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全國人均壽命縮短8歲。
　　二是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俄羅斯全國至少流失1萬億美元國有資產，相當于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相當于“二戰”期間蘇聯經濟損失總數的2.5倍。可見這是一場非常的經濟戰爭。
　　三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休克療法改革代價的承擔者是廣大居民和職工，其生活普遍日益貧困化。俄羅斯轉軌8年(1992～1999年)，消費價格上漲6168倍，居民實際貨幣收入下降60％。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1999年達到52.0％(而發達國家一般不超過20％)。工資拖欠成為俄經濟和社會的特有現象。退休金和補助金之低令老人和衛國戰爭英雄難以生存。
　　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孵化出新權貴和新俄羅斯人，他們的代表是占極少數的金融寡頭。與其相對的另一端是大量的貧困者、失業者和生理界線下生活的人。富人階層占1.5％，中間階層占25％，窮人階層超過70％。失業率不斷上升，1999年達12.4％。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費的人口占1/3。黑社會組織迅速發展，有組織的犯罪猖獗。
　　東歐各國在私有化之后也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在羅馬尼亞，少數人成為暴發戶，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在捷克，一小部分人大發橫財，約1/3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匈牙利居民的貧困化在加劇，保加利亞職工的平均工資只有10美元，退休金只有5美元，許多家庭難以保證起碼的生活條件。
　　俄羅斯的寡頭新貴窮奢極侈。例如遭到通緝的俄寡頭古辛斯基，他經常身著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級飯店，每餐一擲千金。他的周末在歐洲的私人別墅里度過，在西班牙和倫敦的奢華場所也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大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說：“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價，他們差不多都被我收買了。”別列佐夫斯基還幫助葉利欽的女兒在私有化浪潮中當上了俄羅斯首位富婆。
　　
　　二、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干擾的種種表現
　　
　　從前面對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的私有化經濟改革的述評介紹來看，聯想到我國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感到似乎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難道我國的國企改制必須而且只能走這條路一私有化之路?我們有沒有力量制止私有化，能否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看來并不容易回答。我們應當覺醒起來，筑成一座屹然挺立的堅強的抵擋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防洪大壩。
　　首先，要解決輿論與政策導向問題。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吳易鳳教授尖銳地指出：10多年來，某些經濟學家一直企圖用新自由主義誤導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有人在國內反復宣傳西方公認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美國新自由主義者、貨幣學派領袖弗里德曼很早就向我國宣傳新自由主義，企圖用新自由主義誤導我國改革開放。
　　張五常多次來內地宣傳新自由主義，國內很不正常地連續多年出現了“張五常熱”。一些大學請張五常作報告，一些媒體大肆宣傳張五常。經過一些人的反復推動，“張五常熱”不斷升溫。
　　“張五常熱”升溫，實質就是作為新自由主義一個流派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國內不斷升溫。張五常大肆撒布新自由主義觀點，他用科斯定理的產權清晰論反對公有制。他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產權清晰“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而產權清晰就是“私有產權”。他斷言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說：“北京的執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發展市場，怎會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后語呢?”
　　他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論斷言私有制優越于公有制，宣傳私有制是靈丹妙藥，是惟一選擇。他說，在交易成本方面，“共產比私產大得多”，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決定制度優劣”。“中國會逐漸改變成為一個類似私產制的體制”，“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唯一的選擇”。
　　他主張把國有資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主張由共產黨推行私有財產制度。他說：“將某些資產干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人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以共產黨推行私產制，聽起來有點語言矛盾，但權力所在……是可行之道。”
　　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倡導者薩克斯等人為“引導中國的發展”制定了中國經濟聯邦制和中國私有化方案。該方案說：中國正處在“制度變遷時期”或“轉軌時期”，必須對經濟制度進行“質的變革”：建立“經濟聯邦制”，發展“對抗中央的統制經濟”的“地方諸侯經濟”；“用非國有經濟包圍國有經濟”；通過“產權清晰化”，使國有企業“私有化、股份化”。薩克斯等人認為，中國私有化方案與俄羅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區別只在于：俄羅斯私有化是“突變式私有化”，中國私有化是“漸進式私有化”。
　　有一位外籍華人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經常來國內講學，提出對全部國有企業“釜底抽薪”的私有化方案，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化一私有化，股份化一私有化的商業銀行不僅不再給國有企業貸款，而且要逼國有企業還債。這樣就可以把全部國有企業徹底搞垮，實現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他還提出土地私有化方案，說：“中國農業要真正搞起來，土地一定要私有化。”
　　以上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在我國經濟學界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如果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泛濫下去，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左大培博士認為：20多年來，在“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的策動下，中國當前正在發生著一場漸進式的、由地方政府認可的“悄悄地私有化”。這場私有化的起點，是90年代實行股份合作制的鄉鎮企業“股權向經營者集中”、“經營者持大股”的誤導引起。這種私有化的重點是國有企業的“小賣大股”的私有化。認可這種私有化的基本主張是：放任少數人不顧多數人和國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搶奪財富，讓國際資本放手在中國掠取利潤。按這種主張做，最終只能導致中國發生資本主義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蠻殘暴的資本主義私有化。在中國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那些急于埋葬社會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往往充滿了貪婪、殘忍的精神”。
　　他認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從西方經濟中學來的誤導改革的觀點有以下幾條：
　　(1)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市場經濟中一切經濟活動的前提。
　　(2)強調交換和市場的自發運行會帶來充分的效率。
　　(3)認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好的對外貿易政策。
　　(4)認為只有一種最優的經濟體制，把美國的經濟體制當作唯一的學習榜樣。
　　(5)只強調效率，不講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個人的發財致富。
　　最近20年來，中國人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普遍強調的是提高效率，社會輿論關注的更是個人如何能盡快致富，大富翁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國的經濟學界則一直在引領著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僅把效率當成惟一重要的事情，而且對強調公平和平等十分反感，認為這樣會降低效率。這種情緒充斥了有關經濟政策的幾乎每一場討論。
　　(6)不要任何秩序的傾向。
　　這是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的又一重要特色。中國近20年中的經濟自由主義一直有一種破壞任何秩序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濟秩序顯然已經蕩然無存，但是他們還要讓這種局面繼續下去。潛臺詞只能是：“為了堅持改革開放”，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經濟秩序。
　　(7)主張自由放任的政策。
　　對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對靠政府的干預來建立秩序，反對政府的任何強制措施。主張政府盡可能少干預個人的經濟活動，反對在建立秩序的名義下進行配置資源式的政府干預，這本來是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與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共同的特征。不過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在這方面要走得更遠。
　　(8)主張將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活動都市場化，都變成現金交易。
　　所有的經濟自由主義者都從來不提加強政府的執法、規范以致管理的必要，總是強調要“實行市場化改革”。可以說，對任何具體問題，他們都有個千篇一律的靈丹妙藥——“解決問題靠改革，實行改革就要市場化”；除了市場化和“民營化”(即私有化)，再提不出解決問題的任何別的方法。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這幾年鼓吹的卻只是“銀行業要市場化”、“要民營化”，在他們那里根本就聽不到一句要加強政府監管或社會監督的話。
　　(9)主張放縱違法違規和腐敗行為。
　　其思想根源是主張讓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鼓勵人們大膽地去做違反規定以致違法的事情。不管是貪污腐敗，違法違紀，行賄受賄，走私賣淫，只要能“搞活經濟”，使人們發財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應當讓人們放手去干。左大培還從理論上概括說：現在只能是容許“腐敗適度存在”，這是一個次優狀態，它“能使改革進一步推進”。
　　(10)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地實行私有化。
　　目的是把生產和流通領域的企業都變成私人所有的企業，把已經存在的公有企業、公共資金轉變為少數“經營者”私人所有。這是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一貫致力的目標。他們認定只有歸私人所有的企業才能有效率，從而把徹底的私有化當作努力的目標。他們把這種思維邏輯概括為“人間正道私有化，反對私有化就是反動”。
　　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在私有化問題上的真正特點，一是在于他們主張走一條“漸進的道路”來發展私營企業、實行私有化，二是在于他們實際上贊成以各種非法的或不正當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方式來將現有的公有企業私有化。
　　這條漸進的私有化道路包括兩種途徑：一個途徑是大力發展私營企業，讓它們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而占據主導地位，最終將已有的公有制企業壓縮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上去；另一個途徑就是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逐漸將現有的公有制企業私有化。通過讓私營企業享有不正當競爭的有利條件，來擠垮以致消滅公有制企業。
　　他們聲稱這是為搞市場經濟必須進行的“原始積累”，現在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卻公然主張搞掠奪式的“原始積累”。把馬克思憤怒痛斥的東西變成了追求的對象。
　　(11)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地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
　　認為經濟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他們所共同主張的高度外向型，表現為對外貿易占一國總產出的比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可以區分為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對外貿易依存度本身就是越高越好，并且進一步認為進口也是越多越好；而為了擴大進口，走私都是有道理的。另一種觀點強調的是出口越多越好，其實主張的是對外貿易順差越大越好，因而是歐洲近代史上著名的重商主義的翻版。
　　(12)認為外國投資越多越好
　　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外資，不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資作為“第一要務”，作為提拔干部的硬條件、硬指標，這是一種誤導中國經濟的有害信條。主張以一切可能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國資本，這些特殊的優惠政策從專門適用于外資企業的減稅直到特殊的進口優惠；其結果是造成了外國資本的“超國民待遇”。在近20年的中國，這種“外資越多就越好”的觀點幾乎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教條。
　　(13)對目前的全球化趨勢一味贊賞，主張對外經濟關系全面自由化。
　　這是經濟自由主義在對外經濟關系上的真正態度。最近這些年中國成長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他們的一個典型特征是主張事事都應當“同國際接軌”、“融入國際社會”，從而主張對外經濟關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資越多越好”的傳統看法來，這種對外經濟關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張所帶來的損害會更大、更嚴重。
　　(14)相信制度萬能，自由競爭可以做到一切。
　　這在中國的自由主又經濟學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經濟自由主義者曾經這樣概括說：“中國缺的是一個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國不缺別的任何東西。而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個好的經濟制度就是自由競爭的制度。
　　不僅“制度”成了中國經濟學界最流行的名詞，而且制度被當成了任何經濟問題的唯一原因，有人甚至說“只有制度重要”。在這種經濟自由主又信條的影響下，產生了一種對自由競爭的迷信，似乎競爭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帶來的種種危害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是健康的，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世紀末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進入新世紀后，正在努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關鍵時期，抵制新自由主義對改革的誤導，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尤為重要。
　　國企業私有化改革已經帶來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損害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國企改制，國有資產流失愈演愈烈。少數不法分子乘機暗箱操作、收受賄賂、低估賤賣國有資產。
　　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問題突出。經營者處于主導地位，自賣自買；有的以擬收購的國有產權或國有企業實物資產作為其融資的擔保，既侵犯了國有資產的權益，又將風險轉嫁給了金融機構和被收購企業；有的經營者人為造成企業經營業績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虛構虛增成本和債務，轉移隱藏資產，侵吞國有資產。與中介機構聯手，低價評估、賤賣國有資產。把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從轉讓國有凈資產的價款中預先扣除，壓低了產權轉讓價格。國有資產流失現象之所以會引起社會廣泛而高度的關注，就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問題。
　　在“漸進式”改革模式下，企業產權轉讓雖然也強調要進場交易，只是在一定范圍內由企業主管單位及管理層主導進行，由此導致了企業勞動者被無形地排除在改革進程之外，使企業資產容易為管理者等少數人占有。
　　我國海外國有資產流失也十分嚴重。我國海外投資中國有資產所占比重大，加之財務制度、經營管理的不規范，造成了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據估算，我國目前約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業是零利潤或虧損，境外“逃資”現象大量存在。國家的一些法律規定，不允許駐外公司以國家的名義開辦，所以大部分國有企業便以個人名義在國外開設私人公司，以作為企業在國外經營的窗口。這類公司中往往沒有派駐專職的財會人員，更沒有建立完善的約束機制。由此引發大量的“個人侵吞公款”、“卷資出逃”的現象，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
　　2　國企私有化改制導致大批職工下崗、失業，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造成日益龐大的城市貧民群體，嚴懲影響社會穩定。
　　在實施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國有企業“進”和“退”的行業和領域進行界定過程中，曾有某有關部門對我國169個行業進行分類，把國有企業“進”“退”的行業具體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必須由國有工業壟斷或以壟斷為主的15個行業。第二類是由有工業無需壟斷經營，但應保持一定控制力的35個行業。第三類是一般競爭性的、國有工業應逐步撤離的146個行業。據分析，在擬退出的146個行業中，將涉及29231家國有工業企業重組或改制，1376.5萬職工下崗、轉崗或失業，7509.9億元凈資產出賣或轉讓。
　　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如果國有企業從一般競爭性行業全部退出，將會有1376.5萬名職工下崗、失業，再加上第二類國有工業不壟斷經營，這35個行業中的中小型國企改制成所謂“民營企業”，也會形成多少個百萬的員工失業。據調查，現在的城市貧困人口，絕大部分是原國企職工下崗、失業者，國企改制是主要原因。
　　《南京晨報》2005年1月4日刊登了一則引人注目的報道，很能說明問題。通欄大標題為“低收入家庭大半年用來吃飯”，小標題為“南京居民收入’最低10％家庭人均收入255.94元，月消費卻為265.56元”。
　　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調查顯示，“最低10％”組的困難家庭月人均消費支出為265.56元，這一數據已高出該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樣，困難家庭的消費水平也遠遠低于高收入家庭，“最高10％”組的家庭人均消費支出是“最低10％”組家庭的5.35倍，全市平均水平是“最低10％”組家庭的25倍。
　　調查認為，由于低收入家庭一半消費用于食品支出，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其他突發災難打擊往往陷入長期貧困，這種貧困還可能通過債務方式傳給下一代。與此同時，家庭成員及其子女將因此失去教育等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機會，使下一代陷入貧困循環。
　　按照政府提留給企業安置費用，國企原固定工是年平均工資的三倍即3.18萬元，一個30年工齡的工人進入安置后，每年的統籌費用及保養費約為0.8萬元，提留費用四年就用盡，而距離他退休還有五年以上的時間。
　　再如，一個30年工齡的合同工人，按改制政策清算，他只能拿到1萬元左右的安置補償費。拿過補償費后，就與國企毫無關系。不僅失去工作，也沒有社會保險，今后的謀生自己想辦法解決。這種工人大批形成貧困群。
　　3　國企私有化改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形成，且難以遏止、日趨嚴重。
　　轉型時期我國國民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高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容忽視的問題；在個人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收入差距、利益差距出現過大的問題，而且處在不斷擴大之中。一部分人的財產占有規模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擴張，而另一部分人的經濟地位則明顯下降。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社會問題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目前我國居民收入擴大的趨勢還在加速擴大，收入階層分布呈“金字塔”型，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過20000元的占總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而國際公認的比較合理的收入分布應該是“橄欖形”，中等收入階層人數應最多。整頓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限制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成為最近一個時期我國廣大城鄉居民特別是工薪階層和農民的強烈要求。
　　轉型期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并引發社會經濟領域的諸多矛盾。縮小收放差距與擴大內需聯系緊密。收入差距擴大是導致消費需求和總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為了擴大消費需求，近幾年國家陸續出臺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是很明顯，消費和投資增長的失衡問題更加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要擴大內需，就必須解決好居民中大多數人的收入增加問題。
　　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超過0.43，不平等就將影響社會穩定。我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甚至超過這一臨界水平，并使改革和發展的穩定環境受到威脅，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已經非常緊迫。
　　我國的基尼系數，據國家統計局公告，上世紀末先后已達0.42到0.45之間，處于警戒的邊緣。新世紀以來，差距進一步擴大，有的學術單位和研究機構測算，城鄉合計，可能達到0.5甚至更大，基本上突破了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
　　根據統計數字，從1995年～2002年，城鄉居民收入的比率由2.8提高到3.1。當時參照世界情況，多數國家低于1.6，個別國家高于2，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大。進一步分析，農民收入中40％為實物收入，并在傾向收入中有20％用于生產開支，所以實際差距應是5:1甚至6:1。
　　國家統計局2002年對15萬戶城鎮居民進行調查，結果是：20％的高收入戶占有全部收入的42.4％，20％的低收入戶占有全部收入的6.5％，人均收入比是8倍，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戶只占全部收入的2.2％。低收入戶，主要包括：下崗工人、失業人員、早退休或內定退休人員、停產或半停產企業職工、因疾病或年老等原因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者(可見，主要是國企改制造成的)。
　　有人指出，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征之一是中間階層或稱中產階層不大，典型調查推算，可能僅在1億人左右。也就是說，不僅不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也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其雙邊是內陷的拋物線。從基尼系數到收入結構，不少學者如鄧偉志，前兩年就提出，再不要諱言“兩極分化”了。
　　兩極分化否?除了測算基尼系數外，還要看從相對貧困化到絕對貧困化。中國社科院2003年調查，資產超過100萬元的中國家庭，約有1000萬戶，這不嫌多，而是嫌少。但是大多數人還沒有富，全國人均儲蓄不到一萬元，貧困縣只有兩三千元，城市居民的戶均財產為22萬多元，其中房產占近一半。所以，肯定“兩極分化”是不難論證的。
　　4　國企私有化與外資大量過度涌入，嚴重威脅我國民族產業和經濟安全。
　　國企私有化大大削弱了我國國有企業的實力，勢必被外資乘虛而入，占領市場，擠垮民族產業。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按照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我國已于2004年12月11日取消了對外商投資的商業企業以及保險業和IT企業的地域、股權和數量等方面的限制。
　　隨著“12.11”三年保護期一過，外資企業這群“狼”真的來了!它們正在虎視眈眈地向中國市場大舉進攻。目前，家樂福、沃爾瑪、麥德龍等外資零售業巨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國大舉擴張。
　　江蘇地處沿海，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成為外資擴張瞄準的重點。2004年江蘇省第三產業新批外商直接投資項目877個，協議注冊外資51.65億美元，實際到賬注冊外資16.94億美元。投資總額在3千萬美元以上的第三產業大項目達到17個。
　　面對外國資本大舉進入我國第三產業的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人們不禁會問：這一動向意味著什么?我國以商業零售業為重點的第三產業“蛋糕”有多大?有多少桶金可供外資來淘?這是因為，我國有13億人口，存在著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約有2400億美元的潛在市場利潤。這對外資無疑是巨大的誘惑。與其他行業相比，零售業所需墊支資本少，資本周轉速度快，從而利潤率比較高。正是無限追逐利潤的沖動，令多國外資零售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垂涎三尺，紛紛搶占中國市場。大批外商投資的零售、物流、保險等企業進入江蘇，并正在加速擴張和并購，將會對江蘇省帶來巨大的影響。
　　我國大型連銷企業大多停留在區域層面，很難跨地區發展形成全國性大賣場強勢業態，發展難度大，發展速度慢，難以應對外資企業的強勢沖擊。外資企業則不受什么限制，有的已經較早進入中國市場，通過本土化戰略已適應了中國環境。它們擴張起來可謂得心應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民族商業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隨著“12.11”后的我國商業零售業完全放開，外資企業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內主導我國零售業。我國零售業的民族品牌可能遭到全軍覆沒，而零售業全國性地被“洋超市”操縱和控制。
　　近年來外資跨國公司進占中國市場的一個新特點，就是不僅在中國鋪店和辦工廠，而且將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遷往中國。例如，2004年江蘇省經批準設立的外資投資研發中心近80家，占全國的12％，包括韓國三星、美國朗訊、好萊塢、德國西門子軟件集團分別在江蘇省設立了研發中心。這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動向。
　　江蘇省制造業和商業，都決不能成為外資大企業的附庸。上述列舉的江蘇零售業尚且如此，全國來看更大更重要的產業和戰略性經濟部門，難道不正在發生著同樣的變化?難道要等到淪落為殖民地經濟再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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