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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的本質及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評析

李炳炎 · 2011-12-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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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笫17次研討會發言之四

新制度經濟學的本質及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評析

李炳炎

[內容提要]在聯系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產生引起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反思的背景下,筆者通過分析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演進、理論體系的偽科學性及其與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關系,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照搬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和改革路徑,主張全面私有化的“主流經濟學”思維進行了分析和評論。

[關鍵詞] 新制度經濟學 新自由主義 偽科學性質 經濟危機

新制度經濟學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其代表人物科斯、諾斯于1991、1993年相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大大提高了新制度經濟學在西方的學術地位。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頒給了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這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前沿領域。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大量迅速傳播,造成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然而,世界經濟危機宣告了新制度經濟學神話的破滅。

1.新制度經濟學的演進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全面的“滯脹”現象。處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寶座上的凱恩斯主義在資本主義這一痼疾面前顯得無能為力,由此使凱恩斯主義學說遭受重大挫折。人們開始懷疑國家干預的有效性,渴望自由市場的回歸。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第一個扛起了反凱恩斯的大旗。隨后,眾多學派紛紛加入反凱恩斯主義的隊伍中。這些學派共同構成了新自由主義,而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其中頗具影響力的一支。

新制度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中就已闡明了制度對增進國民財富的重要性。斯密認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應符合自然律的要求,因此他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自然的自由制度”。為了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做辯護,斯密認為只有這種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自由放任的制度才能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進。

但這種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制度主義傳統并沒有傳承下去。19世紀70年代由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斯等人掀起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從制度分析轉向了既定條件下的最優選擇。“邊際革命”使經濟學分離出了政治、法律以及制度因素,并從此脫離政治經濟學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將制度因素外生化,忽視制度分析以及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系。

在主流經濟學漠視制度的同時,19世紀末,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悄然在美國興起。制度學派,或者被稱為舊制度經濟學主要汲取了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觀點,復興了歷史主義與制度分析的研究范式,采用歷史描述的方式揭示社會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但因其崇尚依靠社會改良來緩和階級矛盾,因此本質上仍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舊制度經濟學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不少素材。20世紀70年代,在反凱恩斯主義的浪潮中,同樣反對國家干預的新制度經濟學應運而生。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是對舊制度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繼承。但前者高明于后者之處在于,舊制度經濟學沒有也并沒有試圖構建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新制度經濟學則試圖建立一個邏輯一致的制度分析框架。同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們并不承認他們是舊制度經濟學的繼承者,科斯曾直接指責舊制度經濟學“反理論”以及“描述性”等特點。而且,舊制度經濟學是反新古典經濟學的,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正、發展。這也是新制度主義者否認他們與舊制度經濟學關系的原因。

2.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以科斯、德姆塞茨、諾斯和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在原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的約束條件的基礎上,引入了其獨有的分析工具——交易成本。同時依托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將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續到制度領域。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修正,同時又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從深層次上看,其理論假設和基本方法論與主流經濟學的趨同才是新制度經濟學興起的本質原因。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繁雜以及邊界的不清晰,因此其主要理論并沒有統一定式。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包括:企業理論、產權理論、新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

1.交易費用及企業理論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為基本的研究工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的概念,并以此來解釋企業的形成及企業的邊界問題。科斯認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企業將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內化為費用較低的企業內部交易。但是,企業的規模并不會無限制的擴大,隨著企業邊界的擴展,在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費用會使交易費用上升。而當企業內部交易費用大于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便會失去擴張的動力,企業邊界由此確定。對于企業邊界點的確定上,科斯認為,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費用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或等于其他企業的內部交易的邊際費用那一點上。企業選擇市場,即在相繼生產階段或相繼產業之間訂立長期合同,還是選擇企業,即實行縱向一體化,取決于兩種形式的交易費用孰高孰低。科斯在一定意義上開創了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的提出確立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而其后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義者對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進行了一般化處理,使之更為系統以及更具可操作性。

但是,應該看到的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竟然在相關文獻中有十幾種定義。同時,交易費用或者難以計量,或者計量方式不統一,因此難以用于數量分析。我們更應理性看待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如果其核心概念都難以定式的話,那么我們不應該對其期望過高。

2.產權理論

產權范式是新制度經濟學另一個基本研究范式。科斯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和《社會成本問題》被認為是現代產權理論的奠基之作。科斯之后,阿爾奇安、德姆賽茨、諾斯、張五常、威廉姆森等人繼承和發展了產權理論。

然而對于產權界定,制度主義者同樣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概念。科斯認為,產權是資產所有者行使一定行為的權利,這些權利是一定的而不是無限的。使用產權會帶來收益,同樣也會帶來成本。阿爾奇安認為,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而德姆賽茨對產權的定義為,產權包括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

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產權問題,在其理論體系中,產權是外生的,或者說假設一種理想化的產權制度。在這種制度安排中,信息是完全的,交易費用為零。因此在這種明晰的產權制度中,資源配置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然而這種假設顯然不符合現實的要求。科斯從分析負外部性問題和市場缺陷開始,對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庇古認為,對于負外部性,應該通過征稅的方式使外部性內化。而科斯認為,外部性并非一定導致市場失靈,產權界定能使雙方通過交易便可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狀態。因此解決負外部性的方案為:如果交易費用為零,只要產權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許當事人進行談判交易,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或社會產值的最大化安排。斯蒂格勒將其總結為: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初始權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會達到資源的最優利用狀態。這被稱之為“科斯定理”。

然而科斯真正要表達的是“科斯第二定理”,即在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況下,初始的制度安排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將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科斯認為,只要界定了產權,即界定外部效應的生產者有沒有損害別人、造成負外部性的權利,雙方當事人就可以進行協商、交易,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法律在界定產權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界定產權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費用。

產權理論的重大缺陷在于,在沒有深入分析其它產權制度的同時,盲目地認為只有私有制才是有效率的,這顯然缺乏說服力。相對于私有產權,共有產權的歷史還很短,因此只憑一家之言斷定共有產權的無效率則難以讓人信服。

3.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經濟的結構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其代表著作為《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遷》等。諾斯認為,結構是指基本上決定績效的一個社會的那些特點,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統計學和意識形態。績效是指經濟學家們所關心的、有代表性的事物,如生產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產的穩定性。事實上,經濟績效就是通常所講的經濟增長,其含義是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在解釋經濟績效時,諾斯主要強調的是總產量,人均產量和社會收入分配。新經濟史學主要有以下三部分構成:所有權理論,描述個人和團體的激勵制度;國家理論,因為是國家規定和實施這所有權;意識形態理論,解釋各種不同的關于現實的觀念如何影響個人對變革“客觀”環境的反應。諾斯認為,主流經濟學常把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看做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事實上,它們本身就是增長,而不是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結構。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新經濟史學的研究素材取自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選擇涉及到政治、文化、歷史等方方面面的原因,盲目地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形成的經濟理論,不僅難以和本國的具體國情相融合,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4.制度變遷理論

與制度變遷相聯系的是外部利潤,諾斯將其稱之為潛在利潤或預期收益。諾斯在外部利潤的基礎上建立了制度變遷理論。制度創新是指制度再安排,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實際上,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就是權利和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即權利的重新界定。諾斯認為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是制度需求的主體期望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因為,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存在著外部利潤。這些外部利潤的存在是由于市場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發展或人們對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和收益之比的預期有了改變。外部利潤的存在,表明目前社會資源的配置還未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從而可以進行帕累托改進。但是,這些潛在利潤無法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下實現,即外部利潤難以內在化。因此,要實現帕累托改進,獲取外部利潤,就必須進行制度創新。由此看來,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的過程,其本質是外部利潤內在化的過程。諾斯認為,外部利潤并不一定就必然導致制度變遷,因為制度變遷涉及到成本問題。只有通過制度創新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外部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制度創新才可能發生。

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遷劃分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模式。誘致性制度變遷是制度創新主體在尋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外部利潤產生制度需求,進而引致的自發性制度變遷,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一群人或一個團體。新制度經濟學稱之為“第一行動集團”即熊彼特所定義的企業家,其變遷主要取決于“第一行動集團”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的比較。強制性制度變遷是指由有政府擔任制度供給主體,強制執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

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往往存在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是指初始的制度選擇會強化既有制度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制度變遷的路徑和既定方向前進,要比重新選擇新的制度安排要節省成本。一種制度安排一旦形成以后,便會形成某種在既有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已有制度安排有著強烈的需求,并力求鞏固已有制度,從而阻礙進一步的變革,即便新的制度安排存在更大的外部利潤。因此,新制度主義者認為,由于初始設置成本的降低、報酬遞增、適應性預期及學習和協調效應等因素的作用,制度變遷一旦走入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相比,存在明顯的本質區別。馬克思的理論涉及到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遷,而新制度經濟學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內,即資本主義制度內的變革。同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否認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而將制度變遷描述為一種漸進的演化過程,從而達到為資本主義制度做辯護的目的。新制度主義者否認制度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他們不討論階級社會里同一制度下存在階級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新制度經濟學只是從一個側面解釋了人類社會的制度形成和制度演進,并不能完全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因此,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解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明顯地優于新制度經濟學。

3.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

20世紀下半期以來的西方經濟自由主義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它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歸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課題組”對新自由主義的定義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并且通過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稱于世;‘華盛頓共識’的形成和推行,則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1]這個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十分科學的定義,同時也揭露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本質。它不僅是所謂經濟分析的工具,而且更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企圖在中國推行“華盛頓共識”、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而已。

19世紀末,資本主義壟斷的大規模涌現,促使人們認識到傳統的自由主義的理論缺乏現實基礎,不能經受現實中大量社會經濟問題的考驗。為此,自由主義者面臨著一個基本的難題就是,面對現代工業社會所造成的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和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現實歷史背景下,如何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為此,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各自利用自己的理論體系與分析方法,去探索如何解決自由主義者所面臨著的基本難題,從而維護自由主義的本質與基本理念。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提倡經濟自由化。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一個經濟體效率的高低取決于自由選擇的高低,而經濟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礎。哈耶克曾說:“離開了經濟事務的自由,曾經的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正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獨立行為體手中,個人才沒有被他人控制,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才有自由選擇的機會。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

2.堅持自由市場的絕對有效性。當前還沒有一種機制可以取代市場來對一個大經濟體進行有效的調節,市場對經濟的有效調節使得經濟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預,經濟會自動趨于一般均衡和充分就業。

3.反對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是在對多年推行凱恩斯主義引起“滯脹”而進行反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其本身是反凱恩斯主義的。他們認為經濟的波動正是由于國家干預。弱化國家的作用,即是一種僅限于防止暴力、偷竊、欺騙和強制履行契約等有限功能的國家。這實際上就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宣稱的政府是“守夜人”。

4.主張私有化。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便是產權明晰的私有制。因為私有制最符合個人主義的假設前提,可以明確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而減少機會主義傾向。所以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絕對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

5.強調制度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強調制度對于經濟績效與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國家的興起和衰落都可以從制度上找到原因。他們所說的規則是一系列自發形成的規則和法律界定的規則構成的規則體系,規則比結果更重要。正是制度的作用,限定了公民和政府的活動空間,使得政府的權利得到限制,公權不得對私權進行侵犯,因此政府頒布的是禁令,而不是命令。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得以較為徹底的體現。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的本質就是新自由主義,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首先,新制度主義者研究的出發點就是就是為了維護完全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私人經濟制度。新制度經濟學倡導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有效性,提出通過完善市場制度來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產權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只要產權明晰化,市場機制便可以自發運行以達到帕累托最優。而科斯所謂的產權明晰化,就是所謂的全面私有制。以此為基礎的產權理論,人為地將產權劃分為國有產權、共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并毫無根據地斷定私有產權是最有效率的。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公有制經濟規模擴大,初始委托人的監督積極性和最終代理人的激勵就會嚴格遞減。因此,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越是向最終代理人傾斜,獲得剩余索取權的集團的人數越少,產權安排就越有效率。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能夠有效規避道德風險和提供有效激勵機制的企業制度。新制度主義者通過以上詭辯武斷地證明了私有產權比共有產權更具效率,從而達到了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辯護的目的。

其次,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崇尚市場的自發調節,反對國家對私人經濟的全面干預。新制度經濟學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沿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分析說明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有效性。科斯定理以交易費用為零這一前提假設,論證了利用市場的自發調節便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只要交易成本為零,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等都不能成為國家干預市場機制的合理基礎。新制度經濟學運用交易成本理論,論證了“不滿足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就必須利用政府干預加以糾正”的固定思維模式,從而徹底地否定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礎。

最后,新制度主義者認為,財產私有制是最具效率的制度結構。在新自由主義諸多流派中,新制度經濟學最為崇尚資本主義私有制。他們認為只有私有產權才最具效率,明晰的私有產權結構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條件。張五常在評價科斯定理時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屬于誰,只要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應運而起,權利的買賣者互定合約,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產值”。[2]在堅持私有產權最具效率的基礎上,新制度主義者德姆賽茨、阿爾奇安、哈特等人,運用團隊生產模型、代理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以及不完全合同理論等,論證了資本雇傭勞動是最具效率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認識,他們才在實踐上提出國有資產全面私有化,削減公共支出,減少低效率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等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

4.    新制度經濟學對當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里根經濟學”所踐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使美國的“滯脹”形勢有所好轉,這使美國政府增加了對新自由主義的信任。隨后的幾十年里,美國政府將這種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致。而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正是美國政府幾十年推行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并走向極端的結果。作為新自由主義旗下重要流派,新制度經濟學也難以擺脫與此次危機的關系。追根溯源,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美國的制度與俄羅斯推行改革的制度本質上沒有區別。追究其制度原因,具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美國的超前消費主導的經濟運行模式通過低利率和低儲蓄率帶動超前負債消費,從而擴大內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重視通過消費促進生產和經濟發展。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導致市場信號扭曲,在不斷降低的利率的誘導下,資產泡沫急劇膨脹。不斷膨脹的投資需求導致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當政府無法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資金鏈斷裂,資產泡沫破滅,危機便產生了。

第二,崇尚自由市場秩序,倡導機會均等,反對國家對再分配的調節,使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嚴重,居民收入無法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這使得美國民眾在超前消費的同時,收入卻一直呈下降態勢。新自由主義崇尚勞動市場的自發供求機制,反對工會組織對市場運行的干擾。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貧困人口多通過貸款維持生計,通過貸款而進行的超前消費顯然難以持續。到2007 年,這種次級貸款已經積重難返,工薪階層無力償還債務,于是,2008年夏末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第三,放松金融管制助推了美國居民的超前消費。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放松對金融的管制通過自由市場調節會使有限的資源投入回報率最高的領域。但是,在寬松的金融政策下,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參與到投機活動中去。加上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涌現,以及超前消費的生活習慣和對未來房地產市場過于樂觀的預期,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導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越來越大,從而引發了次貸危機,進而延伸擴展為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

第四,經濟全球化導致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蔓延。這使世界各國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脆弱的金融共同體。當美國的金融產品出現問題以后,自由的金融體系便會使危機迅速蔓延到其他各國,并危及到全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與美國政府多年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是密不可分的,是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因此,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進行全面反思和改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教授最近發表文章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機和房產危機只是一個局部危機,它是一個更大危機的體現。也就是說,當前的危機應被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特殊模式的體制危機,即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危機。”[3]在分析了這種新自由主義體制危機的種種跡象之后,他接著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過去三十年占主導地位,但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合法性,甚至連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都放棄了它。”[4]連當年金融非管制政策的主要倡導者,最近都呼吁加強金融管制。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采用不同的體制模式,在不同時期交替采取不同的體制,主要的有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國家干預的管制市場經濟體制兩種模式。1979年新自由主義取代了管制方式的資本主義體制。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正向實體經濟延伸,深化為經濟危機。這從美國最大的銀行——花旗集團和美國制造業的代表——通用汽車公司都瀕臨破產可以得到證明。由于是經濟體制危機,只有重建體制才能解決這場危機,僅僅依靠經濟刺激措施是無法挽救岌岌可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科茨認為,今后美國將拋棄新自由主義這一闖了大禍的體制模式,選擇某種有政府管制的體制模式,這是確定無疑的。

在這次世界性的經濟災難中,我國政府為了穩定經濟及時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救市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國家宏觀調控穩定經濟更為有效,成功地使我國經濟擺脫危機。由此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較之新自由主義的優越性。

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楊承訓深刻分析了新自由主義破產的根源,他指出“由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是現代資本主義矛盾在新階段尖銳化的表現。現代資本主義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具體有七個特征,經濟高度虛擬化、泡沫化是它的基本標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60多年經過了4個時期,凸現三大矛盾的尖銳化,軍事矛盾的形式也有新的變化,表現了它的寄生性、腐朽性,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剖析這一根本矛盾和最重要的特征,把握世界的脈搏與我國的方位,徹底清算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處理好自力更生為主與融入經濟全球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堅持與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5]新自由主義風行一時迷惑了很多人,現在到了該清算它的時候了。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經驗也表明,凡是重大的偏差和嚴重的社會問題,都根植于崇尚與推行新自由主義, 削弱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性質,放松了“有形的手”,便會出大問題,“三鹿奶粉”事件和房地產出現泡沫就是鮮明的例證……目前看來,西化的影響不可小覷,那種把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對立起來,繼而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分割開來的思潮日益突出,不時沖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許多矛盾由此而發)……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主流經濟學’馬首是瞻。其公式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由市場制度’,本來作為手段的市場經濟變為社會基本制度的根基,把運行的形式變為追隨西方制度的內容,抹殺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為私有化、自由化大開綠燈。因此,我們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必須認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澄清“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類觀點的誤導。對此,連西方學者也供認不諱。保羅·克魯格曼坦言:‘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迷信’。所謂‘美國模式’不再是什么圭臬。”[6]

關于新制度經濟學對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北京大學王志偉教授說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不顧環境與條件的變化,仍然始終信奉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經濟,使之處于均衡狀態的信條,迷信市場自動調節機制的有效性,而主張采用自由放任、減少政府干預的政策。他們仍然信奉‘薩伊定律’,始終堅持供給方面是解決眾多經濟問題的主要方面,并片面強調增加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他們這些理論和認識從根本上排除了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當然就不會提出對經濟危機加以解釋的理論和解決的對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種觀點實際上表現出一種‘鴕鳥式’的無視現實的態度。但事實恰恰與他們的看法相反。實際上,正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不管市場需求、只顧增加供給的逐利行為的自由無序競爭,造成了19世紀后期以來,乃至今天相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仍然不斷爆發。”[7]

5.    新制度經濟學對我國經濟改革的誤導影響反思

1978年以后,我國逐步開始了從計劃產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在這種背景下,為了尋求對改革有幫助的理論,我國學者開始從國外引進各種經濟學說。在這些西方經濟學說中,占據主流經濟學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得到像西方那樣的重視。相反,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某種似是而非的誘惑性,我國一些學者更多地采納了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因此,相對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有更大的影響力。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并迅速成為一門顯學,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場改革并沒有先驗的理論可以遵循,而只能遵循“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也對股份公司、銀行等這種具體制度結構做過研究,但是他們并沒用像新制度經濟學那樣研究得那么豐富與系統。同時,由于我國學者長期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這也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在國內更容易被認可。

新制度經濟學被引進幾年之后,我國學者紛紛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來論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參與到“如何推進改革”的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中,以此來分析我國經濟體制演化的路徑。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時,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將我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作為研究對象。

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盲目照搬新制度經濟學,極少涉及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理論。同時將西方的制度模式作為我國的體制改革的最終模式,從而在我國公開或隱晦地主張全面的私有化。對于這種思維,我們應該理性對待并提高警惕。因為,多數學者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性質及其對我國經濟改革的誤導作用,至今還沒有察覺。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曾尖銳地指出:“西方各發達國家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回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8]因此,所謂新自由主義及其新制度經濟學,在實際上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攻和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它們一旦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就必將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推行和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張五常于1981年受科斯指使到香港大學擔任經濟系主任職務,其政治目的是觀察和引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向全面私有化道路,在中國建立私有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的武器是科斯的產權理論。張五常所謂的“改革理論”有兩個核心觀點:第一,中國應該實行私有化,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通過張五常由美國提供。第二,中國的私有化改革應該實行激進的改革,即實行“休克療法”,他聲稱“激進的改革是中國經濟轉型所必需的”。張五常在他的《經濟學解釋》一書中,有兩段自白性質的文字,很能說明問題。一段文字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他被西方敵對勢力某機構派往香港,妄圖用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科斯產權理論引導中國改革方向,建立私有制。張五常在書中寫道:“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空缺。科斯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完成了題為《中國會走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目的是向外行介紹產權經濟學。”[9]應該說,他達到了目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科斯產權理論長時期充斥了我國大專以上的教材,成為了必考的考題。

另一段文字,是1988年9月,張五常成功地引見新自由主義核心人物弗里德曼與中國某位領導人面談,灌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導致這位領導人大搞新自由主義政策,大搞私有化。張五常這樣寫道:“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婦寫信給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準備接見米爾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里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這次會見非常成功,會見之后的中央領導人親自走過來為我們打開車門。由于這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對外人做出這種姿態,故有關這次會見的報道很快傳遍了北京。……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于開放價格,或者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10]從以上張五常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張五常受美、英帝國主義機構指派,大肆向中國灌輸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目的是要在中國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第二,中央某領導人在1988年就接受了新自由主義,后來搞了一段時間自由市場經濟的改革,導致中國經濟改革方向一度出現問題。因此,我國經濟改革受新自由主義誤導影響相當深,要肅清其負面影響,任務相當艱巨。所謂“諸城改革”,培育“陳賣光”典型,就是試圖用私有化取代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示范。同時,當時從上到下提出所謂“在經濟領域不反資產階級私有化”的口號和政策,慫恿“資改派”大肆推行私有化。1988年的價格一下子放開“闖關”,釀成了不小的社會動蕩。現在反思,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休克療法”在中國的一個實驗,幸虧及時得到糾正。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的種種缺陷,根本無法將其定義為一門真正的科學。而其崇尚私有產權制度,更暴露其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關于科斯產權理論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為科學性,我們曾在《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中作過一個分析:“科斯被西方經濟學界推崇為現代產權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謂‘科斯定理’則成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產權理論的核心命題之一。然而,科斯的所謂產權理論,只是一種十分蹩腳的理論,它不僅很炫,而且很混亂,難以稱為‘理論’。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的,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經濟學語言蒙住了法學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學語言蒙住了經濟學家,以‘不明確’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斯是以批評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而在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卻不再說什么了。他說,‘我沒有創造過‘科斯定理’這個概念,更沒有給‘科斯定理’下過精確的定義,這兩者都要歸功于斯蒂格勒。’當別人為‘科斯定理’的含義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科斯也不對究竟誰是誰非的問題表個態。”[11]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論證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制度比起奴隸制和封建制,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曾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在某些方面、某些階段又表現為破壞生產力的一面。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內在基本矛盾,科學推測出資本主義產權制度必將被社會主義公有產權制度所取代。馬克思的產權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出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私有利益為目的,極力鼓吹私有產權制度的所謂“優越性”,主張公有財產私有化,因而帶有極端的自由主義私利傾向和濃厚的歷史唯心主義特征。

    在我國經濟轉軌期間,曾有批判地借鑒了西方的產權理論。但我國并沒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全面實行私有化,而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對一部分國有企業進行了合理的產權改革,這種基于我國國情的制度創新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我國經濟轉軌中的具體實踐己經表明: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但國有企業全面徹底地私有化并不是建立產權制度的目的。社會主義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質是要完善公有產權制度,其基本思路是使產權明晰化,以及責、權、利的明確。我國社會主義產權制度改革中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農村土地合作社、承包制和租賃制等正是這種改革觀的具體體現。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不是將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而按照新自由主義及其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使國有財產私有化。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優點而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弱點,促進形成既不同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那種具有主觀性的公有制產權制度,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社會主義“聯合產權制度”,[12]并促使這種嶄新的產權關系人格化。

產權制度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我們既要高度警惕西方產權理論對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誤導,又要有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中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只有用經過充分發展和完善的馬克思產權理論作為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才能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       [美]大衛·科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體制危機》,載《海派經濟學》2009卷第25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

2.       楊承訓等:《簡論資本主義蛻變的最新階段》,載《海派經濟學》2009卷第26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3.       王志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不同解釋》,載《海派經濟學》2009卷第28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4.       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5.       李炳炎:《馬克思產權理論與我國現代產權制度建設》,載《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1期。

6.       張五常著:《經濟解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作者單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1] 何秉孟 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頁。

[2] 張五常 著:《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527頁。

[3] [美]大衛·科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體制危機》,載《海派經濟學》第25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8頁。

[4] [美]大衛·科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體制危機》,載《海派經濟學》第25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9頁。

[5] 楊承訓等:《簡論資本主義蛻變的最新階段》,載《海派經濟學》2009卷第26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7、30、31頁。

[6] 同上。

[7] 王志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不同解釋》,載《海派經濟學》2009卷第28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4-5頁。

[8] 引自海派經濟論壇第14次研討會上丁冰的發言。

[9] 張五常 著:《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90頁。

[10] 張五常 著:《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97-498頁。

[11] 何秉孟 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頁。

[12] 參見李炳炎:《馬克思產權理論與我國現代產權制度建設》,載《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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