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先生1908年1月24日誕生于湖南省慈利縣國太橋鄉雄黃村的一位貧苦礦工家庭中，1987年6月24日于廣州市出席省政協會議期間突然病逝，享年八十歲。今年1月24日是卓炯先生誕辰111周年紀念日。在紀念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們聚會在一起紀念卓老，回顧他對我們的教導，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和革命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盛事。廣東省經濟學會舉辦首屆“卓炯論壇”，紀念卓老111周年誕辰，我非常贊成，特地寫了這篇紀念文章。

　　我作為卓老親自培養的研究生，深切地長期地懷念著他。他是我的恩師，他教會我如何做人如何治學的道理，使我終身受益。卓老頑強追求真理的精神深刻影響了我。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只要一想起卓老，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現在我面前，他的諄諄教導在我耳邊響起。使我渾身充滿了力量和信心，無所畏懼地勇敢地戰勝了自中山大學畢業后所遇到的一個一個困難，獲得了勝利和成功。

　　在寫碩士學位論文前，卓老教導我兩點：一是一定要有創新，不要炒冷飯。要敢于標新立異，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理論觀點。二是不要怕因為創新而論文通不過，因而拿不到學位。只要是創新，哪怕拿不到學位，也要搞下去。我們是追求真理，為了探索真理，不要考慮個人得失。這就為我大膽探索壯了膽。我的選題是《社會主義成本范疇新探》，提出了新的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構成公式，作為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論文完成后尚未答辯前，我改寫成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1年第4期和《經濟研究》1982年第2期上，打出了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很快產生了社會影響。《經濟研究》是權威刊物，編輯部為是否發表我的文章激烈爭論。時任編輯部主任的張卓元老師力排眾議，果斷地刊發了我的文章。1982年3月我去江蘇省委黨校工作報到時，政經教研室主任對我說：李炳炎人還未到，文章先來了。我想，他肯定是看到了《經濟研究》上我的文章。

　　然而一場災難卻降臨到我的頭上。我的畢業論文在中山大學順利通過了答辯，卓老在場，他對論文作了充分肯定。但由于碩士學位授予權當時中山大學沒有，暨南大學有。于是要求我們去暨南大學再答辯一次，這次卓老不在場。但由于得到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王碧華與資深教授肖步才等答辯委員會委員的傾力支持，我的畢業論文答辯又在暨南大學通過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在暨南大學學位委員會會議上沒有通過。當時會議主持者說：如果你們誰認為李炳炎的論文沒有“精神污染”就舉手，當時沒有人舉手。結果對我的碩士學位既沒有說通過，又沒有說不通過。被擱起來，整整拖了三年，最后為我恢復名譽，把碩士學位證書補發給我，但巧妙地把發證日期寫成三年前的。這件事令卓老非常氣忿，他多次說當事者"這是一種遇味無知的表現"、"明明是針對我的"，多次催促解決。畢業了，但沒有學位，這對我的自尊心是一次嚴重挫傷。

　　面對這種困難，卓老勸我不要氣餒，要樹立信心勇敢地繼續研究下去。聽了卓老的話我一點不怕，加緊研究下去。當時一位老同學告訴我：四川成都不少企業試行"除本分成制"，改革成效顯著，這和我提出的新成本理論是一樣的。我立刻去成都考察，收集到大量一手資料。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澤榮索要了我的論文的復印件，他說這個新理論非常重要，解決了具有分享經濟前景的除本分成制的理論基礎問題。他領導的經濟研究所編輯了一本很厚的書，書名叫《企業除本分成制考察》，是內部資料，收集了成都的數十個企業的改革實施方案。這個資料十分珍貴，因為它是笫一手資料，這些企業就是按照這些方案實施而取得顯著成效的。全部方案都是"工資不進成本"的，正好驗證了我的新成本理論觀點。事實勝于雄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的新成本理論是不能否定的，是攻不破的。我對勝利堅定了信心。當時，為了推進這項改革，在成都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除本分成制理論研討會，其影響很快波及全國，各地不少企業紛紛效法搞除本分成制改革。南京市汽車工業公司尤為突出。該企業的負責人王步美是一位改革家，被譽為"南京步鑫生"。他帶領員工赴成都調研后，推出了"企業凈產值分成承包責任制"，在該公司下屬七個企業實施。這項大刀闊斧的改革取得了立桿見影的成效，得到了當時的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領導的大力支持。因此，在南京召開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全國企業改革研討會，研究和推廣南京汽車工業公司的改革經驗。中國人民大學李光宇教授、四川省社科院院長林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澤榮等著名專家赴會，會議產生了全國性影響。

　　那時，我應邀參與了南京汽車工業公司“凈產值分成承包責任制”改革方案的制定。王步美對大家說：李炳炎老師的新成本理論是我們凈產值分成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改革的指導理論。為了配合支持該企業的改革，南京社科聯辦的刊物刊載了我的文章，大力宣傳我的新成本論。隨后，1985年我在《江海學刊》發表了《論凈產值分成制的理論基礎》一文，用新成本論系統地闡述了凈產值分成制的原理。

　　總之，中山大學畢業后，自1982年起我就干勁十足地投身到改革實踐中去，尋找我向往的真理，并沒有因為學位被刁難而喪失信心。我收集了很多從改革實踐中涌現出來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我提出的新成本理論是科學的正確的。我不止一次地把我獲得的資料寄給卓老，同時寄給暨南大學學位辦，用事實駁斥他們。同時，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主任王振之同志大力支持我的理論觀點。此后，1991年王振之教授成為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我非常感謝他對處于逆境屮的我的寶貴支持。當事人雖然對我的理論創新潑了臟水，但面對改革洪流和專家意見也是膽怯的，所以只好自行糾錯。

　　卓老看了這些資料很后很高興，鼓勵我進一步探索下去。后來我在《資本論》第三卷的教學備課中找到了第196頁上馬克思關于在存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構成公式的重要論述。這個重要論述為多數研究者所疏忽，卻是我的創新理論的支柱。這樣，我的創新理論既有改革實踐的支撐，又有馬克思理論的支撐，完全能站住腳。

　　我遇到挫折戰勝困難，與刁難者斗爭取得勝利后，愈挫愈勇，沿著畢業論文主線不斷深入開拓。在發表了多篇論文的基礎上，1984年形成了我的第一部專著，書名為《新成本論——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也就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這本專著，并且一次性出版了精裝本和平裝本兩種版本，還在封底附上了我的照片，可見該社對這本書不是一般的重視。卓老對我取得的成果十分高興，百忙之中他親筆為該書作序。他很關心我的新書的出版，但是我寄給他的新書他尚未收到，就突然去世了。真是太遺憾了!

　　在卓老的精心指導下，在他那種追求真理敢于冒險的大無畏精神感召下，我不斷探索開拓，連續取得新的成果。1991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探索》，導師是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教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有：楊圣明、賈履讓、王振之、項啟源、李成勛、李澤中、黃范章、林文益、肖灼基、王鈺等，都是著名學者。答辯全票通過，再也沒有人說我的論文有"精神污染"了。我把博士論文擴大為一本專著《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于200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被列入該社的"博士論文文庫"作為標桿出版物。該書出版后榮獲"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

　　我沿著碩士論文思路深化開拓連續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新成本論》、《需要價值理論》、《社本論》、《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利益分享經濟學》、《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新體系》等。 其中，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需要價值理論》獲江蘇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本論》獲全國黨校系統優秀成果一等獎;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利益分享經濟學》，于2011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榮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授予的"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這說明我的研究成果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影響，而且在國外也產生了影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馬丁•威茨曼在1984年也提出了分享經濟理論，因此他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我倆的區別在于我創立的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他創立的是資本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兩者的共同之處都屬于分享經濟理論。

　　更加讓我倍受鼓舞的是，我的研究成果的影響不僅擴展到了國際上，而且從縱向來看其影響持續了35年之久。例如，最近在全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著名專家馬化騰，他于2016年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分享經濟：供給側改革的新經濟方案》。在該書引言中馬化騰寫道："分享經濟的研究淵源可追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經濟學家李炳炎教授在《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1981)和《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1982)兩篇文章中，在國內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他經過研究，對35年前我發表的論文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看到這個評價，令我興奮不已。我看作這是對我多年來冒著危險艱苦探索的一種回報。

　　倘若當年卓老不對我提出那兩點看來非常苛刻的要求，倘若為了保證答辯能通過、能拿到學位，從而我做了一篇四平八穩的隨大流的畢業論文，倘若遇到對我的學位論文進行誣蔑刁難時我屈服了，不進行堅決斗爭并同時繼續頑強探索并重復不斷取得研究進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結果和榮譽。所有這一切，都歸功于卓老對我的異乎尋常的指導和堅強的支持。所以多年來在艱苦的奮斗過程中，每當我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只要一想起卓老和他的教導，就渾身充滿了力量和克服困難的勇氣。我的研究工作是獨立進行的拓荒式的探索，要開辟一個新的領域，難度非常大。沒有卓老給我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卓老常對我說：我是專搞探險的!我牢記這句話，也搞了一場探險，并終于獲得了成功。

　　我深切懷念卓老，還因為我對他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我是1979年考入中山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的。我有幸被分在卓老名下，由他親自指導。他在中山大學當導師，僅指導我一人。從那時開始，到1981年底畢業離開中山大學到南京工作，直到1987年6月他逝世，在7年多時間里，我一直沒有中斷過與他的聯系，一直在接受他的指導。在校時我擔任研究生班班長，卓老來中山大學講課，每次都是我一早帶車去他家里接。因此，與他接觸的機會比較多。畢業后主要是通過書信往來聯系。從1982年初至1987年6月我倆的來往書信達200余封，有時卓老一個星期給我寫二、三封信，往往是我回信不及時。這些書信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記載了我倆的交往和卓老著作以外的經濟思想。這樣做是我與卓老事先有約定的，我用這種方式當他的學術助手。在畢業時中山大學校方曾提出要我留在廣州，當卓老的助手。但我父母和我愛人都要我回江蘇，所以到南京工作了。卓老對我說：你回南京照顧家庭和父母很重要。我們之間可以通過書信往來聯系，你照樣可以當我的助手來幫助我。

　　在此期間，卓老指導我寫作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理論讀本》，198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卓老最后一部寶塔結頂式重要著作，1990年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我在卓老指導下參與了該書份量較重的部分寫作。卓老要我承擔第三卷的任務，因為他知道我長期在教授《資本論》第三卷，寫相應部分的書稿最合適。

　　為了傳播卓老的理論，我先后寫作并發表了數十篇論文。例如：《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發表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一部開拓性論著》;《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發表的《卓炯經濟學思想述評》(該刊英文版也發了，這有利于卓炯理論走向國際。);《學術研究》1993年第4期發表的《論卓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發表的《關于卓炯經濟理論貢獻的評價問題一一兼答胡培兆教授》;《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發表的《卓炯對建立"社本"理論體系的開創性探索和貢獻》;《探索》2009年第6期發表的《卓炯十大理論貢獻述評》;《學術研究》2008年第1期發表的《卓炯學說及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史上的地位》等等。

　　令人難忘的還有一件事。我在1985年元月1日的《經濟學周報》頭版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為《我國誰最早提出計劃商品經濟的命題?》。在1984年黨中央確認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背景下，人們自然十分關注這個問題。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卓老1961年發表的文章中的原話，無可辯駁地指出，是卓老最早。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全國議論紛紛，卓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從此，卓炯商品經濟理論走向火紅。當時卓老正在外出差，讀了我的文章很快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你的文章是對風派的當頭棒喝。"意思是有些人在中央沒有確認商品經濟之前拼命反對商品經濟，現在又想占功勞為己有。讀到卓老的來信，我內心無比激動。我想，我又做了一次探險。后來，廈門大學胡兆培教授發表文章公開否定卓老的探索與創新，我據理力爭，發表文章對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隨后，我發現卓老早在1957年3月就提出了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的觀點。這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最早的。

　　卓老對我非常關心，非常贊賞。我們之間不僅是師生關系，而且是忘年之交的知己。卓老的第一部論文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于1981年10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并沒有引起社會關注。為了擴大這本書的影響，我于1982年4月，精心地寫了一篇長篇書評《徹底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該文集中概括地評介了這部論著的基本思路、創新觀點及其重要意義。文章寫好后我寄給了卓老，請他審閱。5月4日卓老在給我的回信中高度評價了書評文章，他在信中寫道;"我本來打算過一些時候再看你的文章，殊不知翻開你的文章就一氣讀下去了。你的概括是那樣的集中，文字又是那樣的流暢，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卓老對我寫的書評文章的首肯和對我的看法，令我十分激動。因為那時我剛畢業，1982年2月剛開始工作，4月寫成這篇書評，是我打算研究卓炯思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得到導師的贊賞，讓我樹立了信心。

　　卓老的該書中收集了他最早發表的論文，包括在1961年提出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觀點的論文。隨著卓炯商品經濟理論為社會承認，這部著作的地位迅速提高。這集中體現在它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這是1998年我國經濟學界的一件盛事，即由劉國光等著名經濟學家組成評委會，從全國范圍遴選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入選的10本書由廣東經濟出版社編成叢書再次出版。卓老的這本書入選，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卓老的觀點長期受排斥，他本人也因堅持自己的觀點而被批判、受迫害。這本書1981年出版時才印了20000冊，所以到處買不到。入選的其他著作有的印數達十多萬冊、幾十萬冊。雖然卓老的這本書印數最少，卻同樣入選。這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是金子總要發光，搞科研不在乎數量。后來，通過我的努力，促成江蘇省委黨校和廣東經濟出版社聯合舉辦了"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理論研討會"。卓老生前好友北京大學張友仁教授，王亞南先生廈門大學的學生等應邀赴會。卓老與王亞南是至交，1985年卓老曾幫我聯系去廈門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卓老在1985年10月18日給我的信中說："我們不但是師生，也是朋友，互相幫助，互相切磋"。對于我的研究工作他非常支持，經常表揚、鼓勵我。他給予我不少關鍵性的指導意見。有一次，我備課時發現在《資本論》第3卷第95頁，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論述，稱商品經濟是一種"社會分工制度"。我立即去信告訴卓老。卓老在1985年4月16日回信寫道："你介紹的那段話，我打開第3卷一看，已經引起注意，但我從未引用這段話，可見疏忽不少。特別提到了社會分工制度這一點，非常值得重視。這為我的社會分工論進一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對社會分工論是深信不疑的。看來，對馬克思的理論還要進一步發掘。"因為卓老一貫認為"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商品經濟的社會性質和特點"，所以馬克思關于商品經濟是一種社會分工制度的論點正好成為卓老觀點的有力論據。此后他曾在文章和報告中幾次闡發過這個觀點。

　　卓老在1985年5月12日寫給我的來信中，對我正在研究中形成的新觀點作出了概括和評價，為我指明了方向。他寫道："你的文章我看了很興奮。(指我的論文《需要價值論一一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石》)在我的序言中，我加了一段話：作者是根據我的社會分工論和一般與特殊的方法論進行探索的。但在兩點上有新的發展。過去一般只把雇傭勞動和聯合勞動對立起來，以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區分為雇傭的聯合勞動和自主的聯合勞動，簡稱雇傭勞動和自主勞動。第二，他把作為一般的必要價值提升為社會主義的需要價值，這就把滿足需要和價值增殖統一起來了。"在卓老的指導下，經過長期探索，我建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理論經濟學體系。簡單說來，就是根據《資本論》的方法和邏輯，對《資本論》的三個基本范疇即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加以改造，分別變成自主聯合勞動、社本、需要價值，用這樣三個全新的基本范疇及其衍生系列范疇，組成一個反映社會主義經濟本質和運行機制的新的理論體系。最終成果是我2011年在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70萬字的專著《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新體系》一書。我認為我的這部書，也是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個理論創新中，"社本"范疇是卓老在1983年首先提出的，我從1985年起使用"社本"范疇，"自主聯合勞動"和"需要價值"這兩個新范疇是由我在1986年獨立地提出的。現在看來這個新體系是能夠自圓其說的，是能夠成立的，并已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例如，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使用了"自主聯合勞動"。等到完全承認我這個新體系之日，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變革成功之時。

　　作為卓老的學術助手，我成功地促成了卓老的南京講學。1986年11月18日至28日，卓老應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校長胡福明教授的盛情邀請，到中共江蘇省委黨校講學。并在南京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所連續作了八場學術報告，深入闡發了他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分工派"理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多家媒體包括《新華日報》、《唯實》、《南京糧食經濟學院學報》、北京《理論信息報》、《光明日報》和《文摘報》、廣州《南方經濟》等紛紛都對卓老的南京講學作了報道和評論。這次講學的成功，進一步擴大了他的學術影響，使他的人生價值得到了增殖。

　　江蘇省委黨校副校長陳兆德教授專心聽完了卓老的學術報告后對我說："老李，你的這位導師確實不同凡響，講課不僅觀點令人耳目一新，邏輯力量令人信服，而且已79歲高齡。本來我們校委擔心他能否應邀成行，現在見到他本人，精神抖擻，聲如洪鐘，出口成章，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他那精煉嚴謹的學風，真是令人敬佩。"

　　關于這次南京講學的緣起，我查閱了當時的通信。胡福明校長二次找我到他家里討論商品經濟向題，他想寫一本《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論》的書，要我參加。準備先開討論會。我向他介紹了《光明日報》1986年8月27日頭版對卓老觀點的突出報道和高度評價。胡校長對我說，他準備邀請卓老來南京講學，請我先給卓老打招呼。1986年8月31日我寫信給卓老說："我校胡福明校長準備邀請您前來講學，您若愿意來，請您寫一封短信給胡校長，可由我轉交。然后我校正式發邀請函給您。時間是今年11月份。不知老師身體如何?能否承受講學的勞累?若能成行，最好。我想，這是為我們提供講壇，我們要建立學派，沒有講壇和刊物 ，很困難。"1986年10月14日，卓老收到了江蘇省委黨校致他本人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兩封邀請公函后，寫信給我說："這次能去南京講學，你的宣傳起了決定性作用。現在真正理解我的，就只有你們倆人。"

　　在講學期間，十天要作八場報告，對于79歲的卓老來講，確實是嚴峻的挑戰。他患有嚴重的氣管炎，經常要吐很多痰。最后兩場報告，他已感到很累了。無奈只得請我出場替他講。他先講一個開頭，然后由我根據他的文章作講解，最后再由他講一個結束語。他說："我年歲大了，力氣小了，下面由我的學生炳炎同志代我講，他對我的思想理解得很透徹。"效果還不錯，卓老的"真經"我總算沒有講歪掉。這是卓老對我的莫大信任。

　　在這個時候，為了歡迎卓老，為他接風洗塵，我愛人姚麗娟在我老父親協助下，花了兩天時間精心準備了一桌家庭宴會。我校以胡校長為首的全體校委成員悉數出席，還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副總編程志方、經濟室主任張立同志。晚餐后，卓老、胡校長、云南人民出版社兩位一起留在我家座談，商定了幾件事：一是卓老同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三本論文集和《卓炯自選集》;二是在該社出版由卓炯主編的《商品經濟研究叢書》，當場簽了出版協議;三是成立了叢書編委會，胡校長也參加了。

　　卓老回廣州后于1986年12月8日寫給我的信中說 ："此次南京之行，能夠取得一些成績，你的宣傳鼓勵是起推動作用的。可見一種觀點只要符合客觀實際，是會有說服力的。謝謝你的努力。麗娟同志為我做了豐盛的晚餐，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你的努力取得了學校的信任，社會的欣賞。但千萬不要象某些同志那樣驕傲，我們一定要謙虛謹慎。"卓老在南京期間，感到雙腿無力，我帶他去看了一位名醫，開了不少藥，服用一段時間有好轉。在講學空隙間，我陪他去正在施行企業凈產值分成制改革的南京汽車工業公司參觀，會見了有名的改革家王步美。王步美恭敬地請卓老為其編寫的書作序。

　　經過半年的籌備，商品經濟研究叢書準備召開首次編委會會議的時候，卓老遽然逝世，由此叢書夭折了。6月中旬，我去信卓老，向他匯報近日張立路過南京與我商談卓老兩本書的出版事宜。建議卓老抓緊編好《三論》，但是卓老沒有來得及回信就逝世了。1987年7月5日至18日，我忍著巨大的悲痛專程去廣州參加追悼會并處理卓老的遺稿。在追悼會上，看著卓老的遺容我悲痛欲絕，泣不成聲。導師走得太突然了，這對我象睛天霹靂。他的事業正走向顛峰，正當他帶領我們熱火朝天地要干很多事情之時，他突然離開了人世。這對我是一個巨大打擊。

　　那段日子，我含淚抓緊時間處理好了遺稿等事宜。經調查，發現《卓炯自選集》他自己已編好，并于6月20日寄出給出版社。《三論》共46篇文章，他已親自剪貼編出前20篇，好在全書目錄已編好，"前言"已寫好。于是在卓老兒子協助下，我根據目錄找到了后26篇，并剪貼好。最后我提供地址，由卓老兒子卓志建將完整的書稿寄給了張立。最困難的事是，篇幅浩大的卓老遺稿《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已由卓老和幾位作者寫出，經卓老修改定稿并打了字，但尚未油印。我看了一下，時間已很久，再拖下去要失效，必須馬上油印。于是我帶領幾個人油印了好幾天才印好。

　　卓老22日住院，24日逝世。當時他正在出席省政協會議。他20日還寄書稿，21日還在剪貼文章，沒有搞完，22日因患感冒住進醫院就沒有出來。他自己也想不到會是這樣。在廣州期間，卓老家人請我和他們一起送卓老的骨灰盒去公墓。過了幾年卓老家人將骨灰盒入土為安，舉行了儀式。我應邀也參加了這個活動。敬愛的導師卓炯先生，作為您的學生和助手我深深地懷念您，您永遠活在我心中。

　　我認為，我們今天紀念卓老，就是要進一步學習和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為新時代中國持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推進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發展，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得更加完善，讓市場機制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使中國經濟發展得更快更好。

　　2008年為了紀念卓老百年誕辰，我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卓炯學說的理論地位和歷史使命》。首次將卓炯經濟理論提升為"卓炯經濟學說"簡稱"卓炯學說"。我于2009年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5萬字的專著《論卓炯經濟學說》，是我的卓炯理論研究成果的總結。我研究卓炯理論的另一部專著是20000年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卓炯：經濟學的革命》。從2008年起，我一直使用"卓炯經濟學說"這個名詞。

　　我經過長期研究認為，卓炯的經濟理論是在徹底批判產品經濟理論和體制的基礎上創立的，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了革命的重大理論成果，它已經形成了一種學說。上個世紀，以斯大林的產品經濟思想為理論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即"蘇聯模式"，使蘇聯經濟陷入了困境。也使仿效"蘇聯模式"的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陷入了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尋找社會主義經濟復興之路，已成為一個當代世界難題。卓老創立了全新的經濟理論，并依據新理論設計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從而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

　　大凡稱為一種學說，必須對其作出科學的界定。那么，如何界定"卓炯經濟學說"?我認為，"卓炯學說"是：以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為基礎和出發點，來解釋市場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理論問題的經濟學說。其理由是：第一，卓炯的經濟理論已形成嚴密而完整的體系。作為一種經濟學說，不僅要有獨樹一幟的觀點，而且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還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與其他經濟學說相區別。卓炯經濟理論已具備這種品格。 第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沿襲蘇聯產品經濟論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的思路，而卓老則另辟了一條從社會分工出發的思路。他從而建立了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形成了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說。第三，卓老建立了"擴大商品經濟"范疇。這個新范疇是他的特殊的范疇，是他從《資本論》體系中抽象出來的，其主要特征是有價值增殖，有資本一般和剩余價值一般。發達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所以，"擴大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一般。第四，卓老在商品經濟問題上屬于"寬派"，認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一碼事，不是兩碼事。他在1961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1962年、1979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同一碼事。他的市場經濟論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屬于比較經濟學。第五，他創立了社會主義資本論即"社本論"，又創立了社會主義剩余價值論即"公共必要價值論"。

　　隨著我對卓炯思想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了"卓炯定理"。我發現"卓炯定理"和"生產形式"范疇兩者在卓炯經濟學說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關于"卓炯定理"的界定。我把卓老研究商品經濟的中心論點(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商品經濟的社會性質和特點。)作了新的引伸，進一步闡發為"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存亡和發育程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決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及其特點"。看是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要看是否有社會分工，二要看是否是公有制，是兩者的辯證統一。這是卓炯運用唯物辯證法解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原理。"卓炯定理"的發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生產形式"范疇的內涵與獨特功用。從1983年起，卓老將他的經濟范疇兩重性原理(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和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作為分析工具引入商品經濟研究。"生產形式"是卓老特有的范疇。"生產形式"即生產力的組織形式，它由生產關系一般和生產力兩者結合而成。生產關系具有兩重性，即生產關系一般和生產關系特殊。生產方式是由生產形式和生產關系特殊(所有制形式)兩者結合而成的。生產形式是個獨立范疇。市場經濟屬于生產形式范疇，它完全可以與私有制分離，也完全可以與公有制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作為生產形式的市場經濟與作為生產關系特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兩者內生性結合而形成的嶄新的生產方式。運用這一原理觀察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為何能結合這一長期困擾人們的難題，就變得順理成章、迎刃而解了。根據這個新原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作為改革對象的我國原有經濟體制，其本質特征是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公有制十計劃經濟十產品經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破除原有的以產品經濟對主要特征的舊體制，建立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新體制(公有制十計劃經濟十市場經濟)。所以改革對象只是產品經濟，不是公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我國四十年來的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這就是堅持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計劃經濟，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出現某些失誤的原因，在于否定或削弱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卓炯的生產形式理論對我國經濟改革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此外，這個生產形式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這就是可能將市場經濟這種生產形式發展成一門學科，研究對象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和生理機制。這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無疑具有開創性價值。

　　在這里，我簡要地回顧一下卓老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艱難而曲折的歷程。卓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初創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在1957年至1964年期間，全面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等一系列范疇。他在1961年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只要存在社會分工，公有制內部各企業之間就要進行商品交換。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他首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的命題。他在1962年寫道："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并不是要消滅市場，而是要把無政府狀態的市場(也就是自由市場)改變成有計劃的市場。"將來的按需分配也要通過市場來進行。發展公有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價值規律，有計劃按比例正是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要把計劃經濟建立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卓炯在其于1957年3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經濟政策解說》(署名孟光)一書中指出：計劃經濟不能離開價值規律。計劃經濟的基礎是使用價值形式(實物形式)和價值形式(貨幣形式)，離開了這兩種形式，計劃就失去了科學依據。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內在結合，就是計劃商品經濟，其實質問題是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在這期間他已經建立和使用了一系列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有如：社會主義市場，國內市場，計劃市場，自由市場，農貿市場，商品流通，資金流通，資金循環，社會分工，商業，銀行，生產價格等等。

　　卓炯在1978年至1984年期間建立了完整的"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這一體系以"擴大商品經濟"為特征。由于卓炯的理論觸犯了當時的正統輿論而遭受批判 、折磨，逼使他從1964年之后至1978年之前長達13年時間停止了理論探索，不能發表論文。他的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的一本包括六篇論文的論文集就是概述的前六篇，在這些論文中記載了卓炯在1961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基本論述，然而這本論文集被剝奪了出版的權利。這本論文集的前言是1961年11月卓老撰寫的，卓老把它作為1981年出版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本書的前言，所以前后相隔了20年，這是歷史的誤會。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形成了思想解放的環境，卓炯才繼續研究和發表論文。卓炯指出：我國生產力發展緩慢的原因，一是否定了擴大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二是計劃經濟脫離了價值規律，形成了產品經濟體制。1979年卓炯首次使用"市場經濟"這個術語。他是將"市場經濟"作為"擴大商品經濟"的同義詞來使用的。在他看來，市場經濟與發達商品經濟并無根本區別。他在1979年發表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戰斗檄文《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中寫道："一直到現在，對于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少混亂思想，還沒有擺脫斯大林的影響。當前一個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問題 ，實質上還是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好像計劃經濟是排斥市場的，而市場經濟是沒有計劃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斯大林所講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產品經濟。"這篇著名論文首次表達了卓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他指出，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這個中心思想，他在當年發表的多篇論文中作了分析和展開。例如：他認為必須區分市場經濟的共性與特性，兩種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區別。市場經濟是橫向聯系的經濟。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改革就是要通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從而發展生產力。

　　1981年，卓炯尖銳地批評了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他指出：計劃市場經濟就以市場為基礎，計劃為主導，有計劃地調節市場。計劃與市場的辯證關系，就是計劃調節離開了市場，計劃就會成為主觀臆測;市場離開了計劃調節，市場就會呈現無政府狀態。他提出了以市場體系為中介的"國家計劃調節市場，企業計劃調節產品"，即國家——市場——企業的雙層決策模式。從而從實踐上科學地解決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一當代經濟學的難題。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卓炯在學習《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時說："理論上還要徹底一些，其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在1985年至1987年期間，卓炯繼續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和深化為公有制基礎上資源配置方式的理論體系。同時，他發表了多篇論文嚴肅地批評了當時出現的趁實行市場經濟而否定公有制、主張私有化言論和傾向。他是一位真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一位徹底的市場經濟論與堅定的公有制論的統一論者。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尺度"這句話是卓炯在1961年11月18日寫下的。它在1978年成了思想解放的武器。這句話正是卓炯追求真理一生的遵循。由此，他一生無私無畏、勇往直前，為勞苦大眾謀幸福。他向人間撒下了市場經濟火種，成為永遠微笑著的普羅米修斯。

　　卓老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經濟改革先鋒。為了表彰卓炯的重大理論貢獻，廣東省委、省政府在1985年授予卓炯"廣東省特等勞動模范"稱號和"廣東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卓炯生前被推薦為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代表。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為卓老百年誕辰寫下了賀詞："卓炯同志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先生寫道："卓炯同志是人們尊敬的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卓炯被譽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我完全贊同這樣的評價。"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老師寫道："卓炯同志在1961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孫冶方一起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卓炯先生是公認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首創者。"著名經濟學家何煉成教授說：“卓炯的商品經濟萬歲論影響了我一生。” 改革先行者，改革的理論先驅，與改革先鋒是意義相同的。先行者、先驅就是先鋒。我國建國70周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最最重大的理論創新就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而卓老正是這個理論的首創者。他提出的時間最早，論證得最科學、最充分。卓炯經濟學說影響了黨和政府的決策，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么大的貢獻，難道稱卓老為改革先鋒還有疑問?我認為卓老是名副其實的改革先鋒。這樣一位先行者、改革先鋒值得我們經常紀念，終生學習。

　　紀念卓老，我們要進一步深入學習鉆研并宏揚卓炯學說。為了進一步宏揚卓炯學說，我在這里慎重地提出如下建議：

　　一、卓炯論壇要連續舉辦，每年一次。時間安排在1月份，同時紀念卓炯誕辰。

　　二、重新出版卓炯著作，編輯出版《卓炯全集》。

　　三、重建卓炯基金會，基金利息用于獎勵有創新的經濟著作、論文和研究卓炯思想的著作、論文。每二年頒獎一次。可借鑒孫冶方基金會的運作模式。

　　四、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設立卓炯紀念室。用于陳列卓炯的著作、手稿、書信，以及每次紀念卓炯的會議資料、照片、錄像、紀錄片等。并在卓炯紀念室內建立一尊卓炯塑像。

　　李炳炎寫于2019年1月14日 ，南京

　　作者簡介

　　李炳炎(1945、2—)男，江蘇無錫人，經濟學博士，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曾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現為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1992年獲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發表論文400余篇，出版專著20余部。曾是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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