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 一位教授遺孀從上訪到瘋人院之路

我是長期作新聞工作的，這兩年常聽人說一些“老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事，覺得不可思議。我曾經讀過一本描寫蘇聯克格勃把一些不同政見者當成精神病人流放到一個荒島上的故事，懷疑是否真有其事。當我自己采訪了一些被強制關進精神病院的一些上訪者之后，才感到震驚。怎么在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也會出現這等事呢？

這終究是“家醜”，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又痛心、又羞愧。這心頭的傷痛向誰訴？連“內參”也不好寫，因為全都是“政府行為”。

前些時，從互聯網上，看到北京大學孫東東教授對這些“老上訪”者的“醫學鑒定”：

“對那些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我們把他關起來進行治療，這就是保障他的人權。”

孫東東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法學家、司法鑒定室主任。在精神病學上他是可以一錘定音的人物。他的這個定論，使一些“老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變得合理又合法了。

更可怕的是，國家有關部門，比如公安部門、政府部門、衛生部門對孫東東的這番言論，保持著“可怕的沉默”，卻引發了一些曾被關進精神病院或老上訪者的強烈抗爭。

作為一個老兵，我也要聲援他們。因此，我把采訪的有關材料，整理一篇出來，回擊孫東東們。讓人們看看孫東東的一席話，含著多少百姓的血和淚。同孫東東們的爭論，不是什么學術，理論上的是非之爭，而是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應該把人民的訴求擺在什么樣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以來，就依靠“受苦人”，我小時參加新四軍，一駐下來，領導上就布置“訪貧問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開展自下而上的批評，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優良傳統作風。從什么時候開始，拋開了這一好作風，直至今天居然出現要把99%以上的上訪者作為精神病人關起來的言論呢？

我叫鄒桂蘭，在武漢市可算是一個掛了號的人物。市政府辦公室、市信訪辦公室、市穩定辦公室、市公安局都知道我這個“老上訪”，都知道我是“三鄒”的頭。

所謂“三鄒”，并不都姓“鄒”，除我鄒桂蘭外，還有一位鄒厚珍和周愛玉。三人都是“老上訪”，都是女的，都在相同的時間里關進了瘋人院，都住在一個“號子”里。現在不止是“三鄒”了，凡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上訪戶，我們都有聯系，一人被關，大家相救。在法院大門前，在精神病院前，我們數次舉起大橫幅：“強烈要求釋放XXX” ！人家說是“瘋人造反”。精神障礙者神智不清，怎么結成這樣堅強的團結組織呢？

我已年屆花甲，原在一個工廠當會計，工廠關門后，去海南謀生。我丈夫叫黃思治，62級北航畢業生，學的是飛機制造專業。原在華中科技大學漢口分校機械系任教，后來華科大與江漢大學合并，黃任機械系副教授。

我丈夫1995年發病，我在海南謀生，學校方面告訴我，沒多大的病，是風濕。后來病情加重了，我趕回武漢，感到診的不對癥，就自費到同濟醫大去檢查，一查是骨癌，因前期誤診，已發展到晚期擴散，不幸于1996年元月去世。丈夫去世后，處理善后，我發覺延誤丈夫的診斷，學校有關領導應負很大的責任，對安撫遺屬也有很大問題，與校方數次交涉沒有結果，丈夫去世二十天后，我給武漢市的市長趙寶江寫了一封控告信，全文如下：

趙寶江市長：您好！

    市民丈夫黃思治，年52歲，系華中工學院漢口分院機械系制圖教研室副教授。中國工程圖學會會員，中共黨員。因患骨癌，由于該院有關領導很不關心，極不重視，導致誤診，于九六年元月五日英年早逝！

黃思治95年6月身感腰腿疼痛難忍，要求去醫院治療，系書記要管《聯單》的人不給，說“要緊縮資金”，在校內醫務所診治。

拖延兩個月后，才允許去市中醫院治療，檢查結果為：風濕、異病、痹癥。三者之間不定，當時要求轉院，系里不同意，系領導向黃說：“不要一點疼就忍不住，共產黨員要堅強些，風濕病算得什么，叫喊得那么厲害”。又一次延誤了診斷時間。

直到11月16日，家里掏錢找同濟醫院專家門診，經查確認為晚期骨癌。雖得以轉院治療，但癌早已擴散，一切完了。

12月8日上午我去找系領導借錢，回答說：“不能破格，學校里沒有人破例。”下午找院長，他說：“學校里就只有黃思治得了破格的病”。生病期間學校沒有補助一分錢。

96年元旦，學校領導沒有一人去探視，距離黃思治五日永別人世的前夕，系領導才拿著《催款通知單》到醫院來了一下。

黨和國家明文規定，一再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身居華工分院院長和機械系書記執行黨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馳，糟踏人才！黃思治正處盛年期，是大學里教學骨干，先后獲得89年“武漢市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證書”、“86年武漢工學院84——85年度學術論文評審二等獎”、“武漢市科學技術協會85年度有貢獻的科技工作者證書”。先進工作者光榮證五本，榮譽證一本。對于這樣一個有用于國家的棟梁之才，非正常過早死亡，學校領導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為死者的妻子，嚴正控告，并提出以下要求：

（1）上級派員調查，控告屬實，應移交法院，追究法律刑事責任，或行政處分。

（2）我的兒子應給予照顧到亡父院校就讀，并安排以后工作。

（3）應給予實際困難撫恤金補助，本人內退工資230元，兩人難以生活，他們只補助八旬老母1000元，兒子600元，將死亡后補發十個月工資錢作為安葬招待費扣掉了。

心太狠毒！

謹呈

致禮！

鄒桂蘭  96年元25日

趙寶江市長對這封信作了批示，卻轉到了被控告人的手中，沒有人認真地同我談一談，卻遭到他們家屬的辱罵。這就開始了我上訪的漫長歷程。

我從市里告到省里，從省里告到中央，從教育、紀檢、政法、人大、信訪辦……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從這個部門到那個部門，都是一紙“回復”函，同一樣的一句話，請某單位去處理。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最后仍轉到學校，就石沉大海。

轉眼到了2003春季，我到全國人大申訴，遇到了一個好人，把我的申訴轉到湖北省教育廳，省教育廳批轉到江漢大學，因為是全國人大督辦的，黨委書記找我接談，并把我帶到黨委辦公室主任那里，當面交待，要黨辦主任辦理，并負責解決。

我與黨辦主任數次聯系，他推說沒時間，到了四月間，又以“非典”為由，不許我進學校。又一年過去了，到2004年春天，我拜托一個老同學的關系，得以同新上任的黨委書記見面。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憑著老同學的面子，他把承辦此事的黨辦主任叫到辦公室，并當著我們的面向他交待三點：“對鄒桂蘭反映的情況，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解決現實問題，主要是三條：一，副教授級待遇解決房子；二，醫療費和撫恤費給予報銷和補償；三，孩子的上學和工作問題由我們（他自己和黨辦主任）負責安置”。

這算是我上訪“八年抗戰”以來，展現出的一縷曙光。我趁熱打鐵地不斷催問。我到黨委書記那里，書記說要黨辦主任趕緊“報上來”他好批，找到黨辦主任，黨辦主任說：要等書記點了頭他才能“上報”。他倆在一層樓，卻把我推來推去，滾了十來個回合。初露的曙光就這樣消逝了。

我不得不繼續上訪。2005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被武漢市人民政府駐京辦事處扣留，要我不要上訪，回到武漢，學校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并給我看了駐京辦給江漢大學的公函，全文如下：

江漢大學：

我辦事處于5月13日將因其丈夫死亡要求解決責任問題的赴京上訪人員鄒桂蘭接到辦事處留置中心，在滯京55天里，上訪人員一直要求江漢大學能按照信訪條例就其反映的信訪問題給予文字答復。對此，我辦已與市信訪處聯系，他們告知鄒桂蘭的信訪文字答復可直接到該校取。我們已與鄒桂蘭達成協議，由我辦寫便函，貴校酌情回復鄒桂蘭上訪事宜。

我回到武漢，到學校去看文字答復，簡直把肺也氣炸了，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就連黨委書記與黨辦主任當我的面許諾的三條，也一概否定。原來，這只是為了把我騙回武漢的一種手段，在文字答復中，江漢大學自己也感到站不住腳，在文尾寫道：“如有異議，你可向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復查”。上級機關已經要他們“酌情回復”，目的是把我搞回來，我被搞回來了，上級機關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會再理睬這事嗎？我是“死馬當成活馬醫”，給市人民政府寫了一封申請復查函。果不出我所料，“復查”沓無音信，又是石沉大海。

一次次地受侮辱、受欺騙、我寫了一封血淚呼號的信：

“回望企求公正的十年歷程，面對著江漢大學的《回復》，留存在心靈空間的悲傷和憂愁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幕幕往事——在人禍的災害下，我的‘家’已一貧如洗。精神負擔、經濟壓力、凄入肝脾的傷痛，總是受害者有錯、有罪。我有理由擔憂，害人者憑著手中的權力，還會用‘更完美’的謊言來洗脫罪責，反而把‘罪惡的枷鎖’架到我們的脖子上來……”

果然，這樣血淚的呼號，不僅沒有引起人們的同情之心，卻反讓我陷入深淵，我的上訪之路，越來越艱難了，終至成為“追捕”的對象。有一次，我在北京某接待單位，就看到這樣的“通緝令”：

速傳真市政府總值班室，并報X秘書長閱示。

江漢大學家屬鄒桂蘭再次進京

    9月29日（注：2006年）江漢大學家屬鄒桂蘭在北京東管頭附近出現。市駐京辦將此情況通報江岸區駐京班后，江岸區與江漢大學當日下午組織了各工作人員，成立聯合專班，于當日下午乘飛機抵京開展工作。

聯合專班抵京后，江岸區工作人員與鄒取得了通信聯系，鄒拒不見面。目前，專班已與江岸區江漢大學工作人員在鄒桂蘭過去長住的東管頭黃岡花苑賓館地區等地逐一清查，尚未發現鄒的蹤跡。目前，市、區專班已進行部署，進一步查找鄒的下落，力爭盡快將鄒勸返，防止其在首都非正常上訪，制造事端。

二OO六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初，市駐京辦與我聯系，說市里和江漢大學已經組成了專門班子，要我回武漢同班子見面談判，并稱已擬好了解決問題書面答復。十月九日，我在武漢與江漢大學的專班見了面。他們約定在十月十八日一定給我滿意的書面答復。我想，這一次像解決問題的樣子了，就住在家里，耐心地等待18日的到來。我可萬萬沒有想到，更大的災難來臨了。

十月十三日早上，街道政法書記，綜治辦主任兩人來敲我家的門，他們提著一箱羅漢果和一箱水果。我說：我不要水果，要江漢大學派能解決問題的人來，并告訴他兩人，十月十八日會給我滿意的書面答復，他兩人有些不高興地離開了。下午五點多鐘，突然我家的燈，一下子全熄了，有兩個人猛敲我家的門，口里高嚷著：“查電！查電！”我感到有些不對頭，就把門反鎖起來。過了一會，管轄的戶籍警來了，戶政隊長也來了，他們要我開門查戶口。我說，你們查戶口要拿出證明給我看，否則，我就不開門。我一聽樓道里有好多人的腳步聲，從窗子往下面一看，百多人在門棟口圍著，還有扛攝像機的準備拍照，這分明是抓案犯的場面，我立即把洗衣機、床頭柜都拖過來堵住房門，怕他們沖進來，接著派出所的警察也來了，要我開門，我立即給家屬打電話，向110報警，110說，你打派出所，我說，我告的就是派出所的人啊？對方一下就掛斷了電話。不一會，外邊的防盜門被撬開了，里面的木門被踢開了。六個彪形大漢，抱的抱，抬的抬，我掙扎著，說：“你們抓我干什么，讓我自己走吧！”他們也不聽，幾個人提手抬腿，把我抬下樓，塞進了一輛像裝囚犯的車子，一直把我拖到江岸區黨校內的一棟樓房前停下，把我從車里拉出來。這時，我完全癱了，坐在地上發呆。見到街道書記，我問他：“你們怎么把我搞到這個地方來了？”他不理我。一個像混混的小青年走過來，惡狠狠地說：“坐在地上干什么，趕緊進去，不然，打死你”。我看到江漢大學的保衛處長，正在指揮布置，我對他說：“你們不給我解決問題，就算你們狠，為什么要這樣來整我呢？”他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不回答。不一會，有人給我一杯水，我也渴極了，吞下一口，就感到一股藥味，人就昏沉沉地想睡，進了房間，我只意識到鐵門、鐵窗、牢房……倒到床上就睡去了。

第二天，江漢大學、街道、公檢法的人都來了，還有負責看守我的人，其中有的人我還認識，但對我宣布，不能喊他們的名字，有的人喊“教官”，有的人喊“教員”。在我的印象中，這種稱謂，勞改農場中是常聽到的，我成了“勞改犯”了！

第三天，派出所的戶政隊長來做“筆錄”（我真成了案犯了?。?，這時，我已經倒了床，他坐在床邊審問我。他的第一句話是：“別的人是坐著聽審，你是睡著，是不是害怕了？”他們把我搞成這個樣子，卻說我“害怕得倒了床”。

問：今后還上訪不上訪？

答：上訪犯法了嗎？哪一條？

問：你到過天安門嗎？

答：沒到過天安門，去過府右街。

問：去府右街就是想進中南海。

答：我給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送過申訴的材料。

第四天，他要我寫“對非正常上訪的認識”我寫了：什么叫正常上訪？什么叫非正常上訪？我分不清楚，十多年來，我一級一級的上訪，先從學校，再到市里、省里、中央都上訪過，我總希望能解決我的問題。如果你們認為是“非正常上訪，那也是逼出來的，我無路可走啊！”

以后，市教育局，市信訪局等有關單位，相繼來人做“筆錄”，都是追問我上訪的，很少人談我上訪要解決的問題。

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所的戶政隊長來了，要我去檢查身體，我信以為真，到了樓下，停了四輛車，我心想，這多人，這多車來護送我去檢查身體，有必要嗎？

我真是在做夢，四輛車一直把我送到了大門上寫著“安康醫院”的院內，一進門，我懵了，穿過長長的走廊，一連有四道鐵門，把我推進盡頭的一間，鐵門咣當關了，這不是關犯人的房子嗎？的確是的，房子頂上裝有兩個攝像頭，房子內已經關了兩個女的，一個叫鄒厚珍，一個叫周愛玉，這就是公安部門所說的“三鄒”的組成。

這里的確是關押刑事重犯之地，他們判刑后都因有精神病鑒定而在此服刑和治療，其中還有殺人犯。我們三個女人為什么也關進來了呢？

在這里除了強制我們服藥外，就是訓斥警告我們：“如果堅持上訪，就會關你一輩子”。

最荒唐的是有位“教官”的兩次訓話：一次是針對鄒厚珍對他說：“我有胡錦濤主席的批示”。他大放厥詞：“胡錦濤手長袖子短，他管不了，這里歸我管，我說了算。”又一次，他聽我說在北京曾找到《民主與法制》的記者，他很同情我們。他激動訓斥我說：“現在報紙、電視上只有日期是真的，盡是假新聞。政府就算是流氓，《民主與法制》的記者又能怎樣，小心你的兒子！”

這下子真捅了我一刀。我兒子從他爸死后，不能好好上學，十多年，他雖然長成了一個小伙子，我真害怕他為我和他爸的事上訪、上訴，他們一直追查我兒子的下落，要我兒子同他們見面，甚至用安排工作為誘餌，但沒有真正的文字把柄，我決不能讓兒子出面，他們的手段太狠毒了。他這不露出了真面目么——“小心你的兒子！”

我把兒子不斷地轉移，躲藏，怕落到他們手里。他爸屈死了，他媽關進了瘋人院，他們不會同情我孤兒寡母的，他們是什么事也干得出來的。

在社會輿論和許多上訪人員的聲援下，2007年4月20日我“出院”了，出院前，他們要我承諾兩件事：第一，不要再上訪，如果堅持上訪就再關進來；第二，不要向外邊提187天（指在江岸黨校關押32天和安康醫院155天）。

“出院”之后，我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中，我家門棟前裝有攝像頭，門棟前有兩個人“值班”。我的手機也被監聽，我不得不反復更換。這逼得我有家不能歸，四處漂泊，我孤兒寡母，也只能秘密團聚。我不僅經濟上危困，每月靠三四百元退休金過日子。我現在既不能為亡夫喊冤，也不能為孤兒謀生，我自己也成為“無行為能力”的精神偏執癥患者，這頂帽子壓得我做不成人。這就是我為我的亡夫為我家的生存權利呼喊十多年的結果。

只有上訪，才給我一線希望。出院后，我上下四處奔走呼號：“還我人身自由！摘我精神病的帽子！”我到公安廳、政法委、法院、檢查院、人大，要求對我進行精神病鑒定，憑什么把我關進瘋人院187天？

上訪回條一張又一張，從市里、省里、北京，又是冷暖寒暑地迢迢奔走，兩年了，又像足球場上的皮球，被踢來踢去。從知命之年，一直到六十花甲，頭已花白，眼已昏花，面已憔悴，心也麻木，我仍然往前走啊，走！

我真想自己的晚年能安定下來，像陀思妥耶夫那樣，寫一本《白夜》，淚花伴著燭淚，講述這似水年華；我也想像魯迅寫《狂人日記》那樣，寫《瘋人日記》，是我瘋了，還是這個世道有人瘋了。

（丑牛  記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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