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反思改革”？

沈水根

（2006年3月17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在“一俊遮百丑”下，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和諧，各種矛盾越來越激化。改革離鄧小平設計的目標越來越遠，由此引起民眾對改革越來越多的質疑。在這種背景下，從經濟學界分化出來的左派人士形成“經濟學非主流派”，向“主流派”的右翼勢力，發起了“反思改革”的論戰，從而引發了對改革路徑的第三次大爭論。爭論從2003年開始，在04年“郎顧之爭”形成高潮，“非主流派”還把05年定為“反思改革年”，至今爭論仍在繼續。

但是，仔細觀察這場爭論，可以發現，“非主流派”的反思改革，其實算不上真正的“反思”。“非主流派”只是針對“主流派”的理念與主張提出了某些批評意見，對改革中出現的“偏差”，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建議。至于“主流派”為什么會出現“偏差”？是在什么環節上出了“偏差”？錯在什么地方？這種錯誤屬于什么性質？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這些真正需要反思的問題，“非主流派”都沒有反思。對于“非主流派”自己的主張，依據是什么？理論基礎是什么？等等?！胺侵髁髋伞币矝]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們除了羅列一些人人看得見的現象，只說了“知其然”，并沒有說出“所以然”的本質，這樣的“反思”，治標不治本，其實解決不了中國目前存在的眾多問題。

既然是“反思”，就應該痛定思痛，科學地剖析改革中出現“偏差”的原因及其根源，真正吸取教訓。否則，一場口水戰后，又一切照舊。

究竟如何反思改革？

（一）首先必須分析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什么性質？是改革實踐操作上的“偏差”？還是改革的大方向問題？這個大是大非，必須搞清楚，不能含糊！按總設計師的原教旨，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框架范圍內的改革，既不是社會主義低級階段的改革，也不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改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改革。因此，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在不產生新生資產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私有制、沒有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基本前提下來進行的改革，這是一條底線。越過此線，就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了，性質就變了，改革的方向就出問題了！鄧小平一再強調：“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傊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鄧小平很清醒：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大方向，必須在所有制問題和分配問題上，筑起兩道防線。但20多年的改革結果卻是越過了這兩道防線，社會主義的圍墻已被攻破。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名存實亡，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到底是總設計師所定的改革成敗標準錯了呢？還是改革本身走上邪路而錯了？不反思這個原則問題，甚至低三下四地說“絕不會否定30年來改革開放的總方向”，這樣的“反思”能徹底嗎？

（二）“主流派”不承認改革走了邪路，不承認方向錯了，主要根據是鄧小平的一段話：“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這段話是鄧小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場爭論中，針對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的問題說的。他認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只要“三個有利于”，即便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拿來用，不能“三個有利于”的，即使是社會主義的也應該放棄，爭論不必拘泥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形式問題，只要“三個有利于”就行。在鄧小平看來，“姓社姓資”問題，決定于所有制和分配。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二條底線，就是搞社會主義?？梢?，鄧小平說的“三個有利于”實際上是“貓論”思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經濟改革的具體運用，并不是區分“姓社姓資”的標準。如果把“三個有利于”理解為是區分“姓社姓資”的標準，那么，就會導致這樣一個荒唐的邏輯：只要“三個有利于”就是搞社會主義，而美國、英國、日本……那么多國家都在搞“三個有利于”， 難道都是在搞社會主義？

可見，27年的改革開放，雖然按照“三個有利于”精神，使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并不表示改革的方向沒有錯。如果在“三個有利于”的同時，丟失了社會主義原則，那就表示改革的性質變了、方向錯了。雖然市場經濟把經濟搞上去了，但兩極分化了，新生資產階級形成了，貧富差別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不和諧，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這樣的改革，難道不是違背了鄧小平的初衷嗎？難道不是改革的方向錯了？“主流派”用經濟增長的“一俊”遮百丑，能掩蓋改革的方向性錯誤嗎？

（三）反思改革必須進一步追問：改革是怎么一步步走上這條邪路的？究竟在哪些壞節上出了問題？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初衷，本意是突破傳統計劃經濟的舊框框，允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用市場經濟把經濟搞上去，盡快擺脫窮困落后狀態。由于傳統的馬列經典理論不承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為此，鄧小平不得不把中國的社會性質定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區別于馬列經典所說的“社會主義低級階段”。這表明，“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并不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更不是資本主義，因此，堅守“公有制”和“共同富?！笔巧鐣髁x初級階段的最后兩道防線，如果恢復私有制、恢復剝削，出現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就徹底崩潰，這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鄧小平的重大貢獻！所以，鄧小平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預計為100年，期望用100年時間把經濟搞上去，然后進入“社會主義低級階段”。

遺憾的是，鄧小平的“初級階段”理論，被盤踞在政界商界學界的新自由主義極右勢力所利用了，他們在打著鄧小平理論的旗號下，突破“初級階段”的底線，把改革引向復辟資本主義。那么，“主流派”為什么能順利地顛覆“鄧小平理論”呢？

問題就出在“初級階段”理論本身隱藏著三個陷阱，這三個陷阱恰好成了新自由主義推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最佳籍口，這是鄧小平當初未曾預料到的。

1、既然“初級階段”理論允許搞市場經濟，那么，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而市場體系也就必然包括勞動力的要素市場。但勞動力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就意味著貨幣轉化為資本。只要貨幣轉化為資本，這就表明了資本剝削的確立。這種資本剝削，首先在引進外資的“三資企業”中打開缺口，然后迅速擴展到其他各類企業。勞動力成為商品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僅僅是必要勞動價值，剩余價值全被資本所有者無償占有，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福利待遇便逐一消失。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規律又決定了必須形成一支龐大的勞動后備軍，以滿足勞動力供需波動的需要，這樣就必然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資本剝削的確立，按勞分配便被按資分配所替代，資本積累規律、貧困化規律、“馬太效應”規律便隨之開始運行，從而出現兩極分化，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貧富懸殊更是愈演愈烈，在經濟增長世界第一的同時，基尼系數增長速度也成了世界第一。

2、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之一，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產權私有化是市場經濟的天然屬性。既然“初級階段”要搞市場經濟，那么，私有化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改革必然按化公為私的方向，逐步推行私有化。從“兩權分離”的各種責任制形式、股份制到MB0、建立高管激勵機制，私有化程度不斷提高、規模不斷擴大，最終都變成私有制企業。即使保留“國有”名義的企業，也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成為一種動態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農村的鄉鎮集體企業更是早已紛紛演化為私有企業。大批的洋奴和買辦通過當漢奸的途經，國有企業的老總和骨干通過吃里扒外的方式，更多的“能人”通過走私、販毒、行賄受賄、貧污腐敗、偷漏稅款、制造銀行不良資產、盜竊國有資產、上市圈錢、掠奪農民土地等手段，先后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創辦私人公司。最終形成一個新生地主、資產階級。2005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私有企業所占GDP的比例已達70％。鄧小平堅守“公有制為主體”的防線徹底倒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覆存有一顆社會主義成份的細胞（國有企業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企業）?！吧鐣髁x初級階段”成了短命鬼，“永久”牌的資本主義終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本來是對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結果卻走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反面。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創造了歷史”的改革功績！

3、市場經濟是靠“一只看不見的手”來運行的經濟形式，即內在規則是價值規律，外在表現形式是競爭規律。既然“初級階段”允許搞市場經濟，那么，市場化改革就必然要倡導競爭的自由化。競爭自由化必然要排斥國家權力的任何行政干預，反對行政壟斷但又形成市場壟斷。競爭自由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為此，競爭自由化必然是只顧追求GDP，醉心于“發展是硬道德”，對引進外資不惜賣國化、半殖民地化，從而不顧環境保護，罔顧國家經濟安全。由此必然造成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資源的極大破壞，生態失衡，酸雨、沙塵暴，沒有干凈的江河湖海……，以及國民經濟逐步被國際資本控制。

可見，改革之所以走上邪路，出現目前這種社會狀態，說到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所隱匿的三個陷阱，恰好與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三化”不謀而合，正是被新自由主義改革利用的結果。

（四）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與當初對改革所處的國際背景判斷有誤、對國際資本喪失必要的警惕有著一定的關系。

中國的經濟改革始于1979年底的11屆3中全會。當時世界經濟正處于結構治理之中，也是新自由主義大發威風之際。在經歷了1929年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后的幾十年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下，從走出危機，渡過難關，到二戰以后又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危機，凱恩斯主義逐漸失靈，新自由主義應聲而起。到了70年代，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危機越來越突出，表現在：西歐和日本重建后再度崛起，與美國形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三大中心；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制發生崩潰；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突然結束，出現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無法解決的“滯脹”局面；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本國石油資源實行國有化，掀起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高潮；美國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戰爭深陷泥潭；60年代全球掀起革命浪潮，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聲勢浩蕩，亞非拉民族獨立革命風暴起伏連綿，拉美國家的革命使美國的后院起火……。而且中蘇論戰又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美蘇之間爭霸斗爭愈演愈烈，中國重返聯合國，出現了美、中、蘇“大三角”的國際新格局?！缑珴蓶|所說，世界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由此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和戰略思想。

新自由主義就是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它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的市場調節“看不見之手”的“斯密教條”為原教旨，以人的本性生來就是自私的理念為基礎，主張每個人只要都為自己發財致富而投入競爭，其總體合力的結果，就能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放任私人資本無節制地剝削和競爭，鼓勵最大限度地進行資本積累。這種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之“三化”，就是新老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

新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進行“全球治理”的對策，對內放棄赤字財政政策，削減財政福利支出，通過控制貨幣供給，縮減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來治理通貨膨脹，也就是用“滯”的惡化來治理“脹”。另一方面以資本全球化的策略，轉移60年代下半期以來產業資本的相對生產過剩。這種轉移，主導力量是貨幣資本的金融全球化。因為隨著世界市場相對和絕對的萎縮，出現越來越大的過度投資、過度積累，尤其美、日、歐三個國際資本積累中心日趨嚴峻。國際游資越積越多，必須四處尋找出路。資本全球化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迫使或誘惑這些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實施“產權私有化，競爭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從而達到削弱乃至剝奪債務國的經濟主權、繼續維護壟斷資本和國際資本利益的目的。所以，從70年代開始在世界到處蔓延的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對70年代暴露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性危機的“全球治理”，尤其在1990年形成的“華盛頓共識”，更是以資本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意識，成為美國霸權意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工具。

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出現在這個時機，與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資本全球化”正好“一見鐘情”?！百Y本全球化”正在為過剩游資找出路，以便轉嫁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而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急需資金把經濟搞上去，窮怕了的中國人已經不管什么主義不主義了，只認“有錢就是娘”！兩相寧愿，猶如干柴遇烈火，只恨相見太晚，一見面就立刻“上床”。這種國際背景，是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也是鄧小平一再號召全黨干部和全國人民要“解放思想”，“必須抓緊”的“機遇”。

打開國門的開放政策，最初表現在引進外資，創辦“三資企業”。從國際資本角度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推行自由化的最好嘗試。引進外資的本來目的是引進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的管理辦法。為此中國給予外資在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各種超國民待遇的優惠，結果卻是在大量消耗水電煤油等資源環境被污染的條件下，僅僅賺取了一點少得可憐的加工費，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除了引進了資金和某些先進管理辦法外，在引進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方面幾乎毫無收獲。這說明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并不是真的想讓中國強大起來，而是為了一步步控制中國的經濟。中國對外資之優惠，簡直到了奴顏婢膝的地步，實在是一廂情愿，表錯了情！相反，國際資本卻利用開放政策，大肆資本輸入，擺脫了他們的困境（如本來要破產的德國大眾汽車，到中國一合資便起死回生），不僅用避稅方法大量偷漏稅款，而且通過參股合資經營，已在不少行業，控制了中國經濟命脈的許多要害之處。被新自由主義徹底洗過腦的“海歸”與本土精英聯合鼓吹與國際接軌、按國際慣例辦事，逐步開放各個要素市場，直到加入WT0，全面開放中國市場，正式納入“華盛頓共識”軌道，……這究竟是上了新自由主義的圈套？還是國際資本精心設計控制中國經濟的陰謀？無論如何，連續幾年在中國舉行《財富》全球論壇的本身，只能說明中國成了已被人強奸還在感謝人家的傻B！竟然還阿Q式地自稱加入國際俱樂部是“雙贏”、“多贏”！在引進國際資本的開放過程中，大批洋奴買辦穿針引線充當內奸角色，賤賣國有資產、賤賣銀行資產、偷漏稅款、制造房地產和金融泡沫……不顧國家經濟安全而斂取個人資財，一步步按新自由主義的要求走入國際資本的圈套，這樣的開放與改革，怎么可能不走上邪路？

（五）反思改革，還應該參考“前車之鑒”。

有人會說，管他什么主義，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好。這種短視，猶如賭徒剛進賭場，莊家開始讓你贏幾把，給點甜頭嘗一嘗，接下來便要你傾家蕩產脫了褲子回家。

中國本來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卻按新自由主義那一套，搞起資本主義的改革，究竟前景如何？不妨參考一下“前車之鑒”。

近30多年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流行，經歷了興旺、衰落和破產過程。其劣跡斑斑，舉例如下：

——1973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智利皮諾切特軍人政變，推翻了阿連德左翼政府，隨后就取消對民族工業的高保護關稅，放棄了“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用私有化的“出口導向”戰略取而代之。

——1979年5月，英國首相撒切爾上臺，在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的口號下，吹響了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軍號，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造，并削減財政的福利支出。

——1979年10月，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把名義利率提高到近20%，不惜一切代價制止通貨膨脹，取代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要保證“充分就業”的根本目標，對羅斯?！靶抡苯洕w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改革。

——1982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爆發的國際債務危機，正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在國外的杰作和直接犧牲品。

——1985年美國的“貝克計劃”和1989年的“布雷迪計劃”，強制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實施“改革措施”，把拉美推入資本全球化的貧困陷阱，被迫遭遇第一個“失去的十年”。

——1989年蘇東國家的解體和政權的更迭，在新自由主義的掌控下，這些國家經濟上紛紛走上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道路。

——1990年，由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企業界人士、美國經濟學家和拉美政府參加的華盛頓改革研討會，推出了在全球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華盛頓共識”10項政策。

——1992年初，俄羅斯啟動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對前蘇聯經濟制度與體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變革，改革實施10年，給俄羅斯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和大災難。

——1994年和1997年，實施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墨西哥、日本、南韓和東南亞各國先后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

——1999-2002年，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拉美的另一個樣板阿根廷也轟然倒塌，連續四年負增長的嚴重經濟危機，致使GDP一度居世界第9位的富庶之邦，頃刻淪為近乎破產的貧困之國。新自由主義使拉美又失去了第二個十年。

——新自由主義之禍害，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幸免。從80年代下半期至今，日本泡沫經濟形成并在破裂后陷入了經濟增長的長期停滯。歐盟國家特別是統一后德國的經濟，也陷入了持續低迷以至長期衰退的狀態。

——即使在美國，新自由主義也不能挽救美國經濟的危機。如1987-88年美國儲蓄和貸款協會銀行的破產危機，1997-98年美國長期投資對沖基金的破產危機，以及2001年美國“知識經濟”泡沫的破滅，……都是新自由主義放松或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蠱惑無節制的房地產投機和證券投機的直接產物。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內不僅加劇了富人與富人之間弱肉強食的爭斗；更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加劇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對外則是加劇富國與窮國之間、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對立，尤其是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已經遭到被剝奪者越來越頑強的抵抗。因此，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未來趨勢，“和平與發展”的局面，將越來越可能被“戰爭與革命”所取代，再次重現毛澤東所說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格局。

綜上所述，反思改革，不能遮遮掩掩，文過飾非，自欺欺人。必須敢于正視矛盾的結癥，揭示問題的要害，拋棄名利，真正對人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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