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學又爆“要分門”
“依法治國”時代，培養司法精英的中國政法大學關系著中國法制建設的未來，本應是高山仰止。然而，這一最高法學府近期卻頻頻爆出悚動社會的新聞，“楊帆門”、“抄襲門”、“停課門”和“殺師門” ，令人瞠目結舌。近期又爆出匪夷所思的“考試要分風潮”。《中華讀書報》08。12。17刊出該報記者陳潔有長篇報道，篇幅過長，這里僅錄其“編者按”及正文中個別部分以見一斑。全文附后。
《分數是硬“要”來的？》
編者按：一門通識教育必修課程《中華文明通論》考試成績的公布，引發了中國政法大學2007級同學大規模的“要分風潮”，近三百人次或電話或短信或電郵找到課程組負責人郭世佑老師，沒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更是五花八門，或抱怨“考題難”，或不滿“判分嚴”；有的聲稱自己把精力放在專業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課方面給與照顧；有的承認自己平時不重視，但強調家庭條件困難，特別需要獎學金；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題不得要領為由，希望網開一面；有的要求達到入黨、保研的分數標準；有的覺得分數低“很難看”，補考既辛苦，又費時；有的聲稱自己的許多科目考試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減輕負擔；有的斷言此科不及格會影響自己拿學位；有的覺得該科成績并不嚴重影響自己入黨、申請獎學金乃至出國深造的“個人計劃”，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數更高……緊接著，“法大BBS”上出現了對課程組教師的攻擊，甚至懷疑教師們的“人品”。
“面對這樣的同學，我實有隔世之感，因為在我以往的教學生涯中，我都很少碰到要分的，尤其是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強詞奪理來要分的，要分的人數還是如此之多，不啻法大校園中一道詭異的風景。”郭老師感慨萬千，遂于教師節當日拿出一整天時間寫下長達八千字的公開信發布到網上，就課程教學、考題設置、考分評判等情況做了說明，順就同學們的求學之道、學風問題乃至人生規劃談了自己的看法，其言也推心置腹，其言也坦蕩懇切，其言也正氣凜然。“要分風潮”遂息。
縱觀時下大學校園，“要分”現象不惟法大獨有，生“隔世之感”的恐也不僅僅郭老師一人，問題出在哪里？分析與議論也早滿坑滿谷，但仍把“問題”當成“問題”者，卻似有日漸減少之勢。郭老師說，“如何迅速從應試教育的危機中盡快解脫出來，由考試的機器變成知識的渴求者與探索者，由分數的奴隸變成分數的主人，養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實乃求學諸君的當務之急。”“當我看到在你們中間那些連‘王陽明’都是一片空白的同學的勞作時，直覺就提醒我，整體上的優質恐怕還不能掩蓋少數同學的嚴重缺陷，‘優’與‘劣’的差異就值得關注，劣幣驅良幣的隱患就應理直氣壯地予以杜絕，否則就無異于失職。”2008年就要匆匆忙忙地揭過去了，明年的教師節，郭老師會怎樣度過呢？
分數普遍偏低，是教師也不希望看到的。在郭世佑受副校長張桂琳之托，出任該課程組負責人之前，有關分數太低的責難就已存在。此前，有位教授辭去此課負責人之職，就與此事關系甚大。郭世佑表示，他一貫主張培養過程從嚴，結果從寬。在命題時，他堅持開卷考試，并要求命題老師降低命題難度，閱卷過程中也曾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提醒各位任課師長在評分時適當放寬。但即便如此，教師們預先擔心的情況還是出現了。
在閱卷統分之后，教師們發現分數整體不高，不及格者比上學期明顯增加，統分教師和課程助手復查了全部試卷，將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68-69、78-79、88-89分的分別提到70、80、90分或以上。從1338份試卷中一一找出可以加分的試卷，修改小分、總分與統計表，是一項勞動強度很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又對70分以下者進行微調。經過兩輪調整之后，不及格者還有239人。根據教務處考務科的建議，課程組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數段則不動。通過此次調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兩輪修改和普調后的分數作為最終成績公布。
看來學生的考分確實偏低，以至于幾次調整仍然有一百來學生不及格。是課程太深、考題太難？記者找到了該科的考題，全卷如下：
一、名詞解釋（共40分，每題8分）
宗法制度
封建
張家山漢簡禪宗
王陽明
二、問答題（共60分，每題20分）
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簡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點。
試論我國傳統文化轉型的艱巨性。
緊緊從“應試教育”和高校考風校風的角度看待這一現象，已經是遠遠不夠了。我們的反思應該深刻一些。
一，司法隊伍素質與“普世”法制迷信問題。
頂級法學精英集體為黑社會老大劉涌辯護，深圳中院為富士康保駕護航的喜劇，最高法長官貪贓賣法落馬，最高檢授權太原當事檢方進京抓捕央視記者，商務部郭京毅式的“條法司”腐敗，層出不窮的司法丑聞使人擔憂司法現狀；“要分門”、“抄襲門”、 “殺師門”等等，更使人擔憂司法隊伍的未來。右翼買辦精英最愛叫喊兩個獨立：“軍隊國家化”和“司法獨立”，前者的險惡居心且置勿論，后者頗能迷惑有些人。山東的一位專喝人奶的法院院長說得好：“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比起黨政官員的腐敗，法界一點也不遜色——它是叢林法則市場規則普世化的結果，這是“獨立”不“獨立”的事嗎？
那我們就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吧？
如何加強：難道能將法大搬到真空中去辦嗎？
還得回歸馬克思和毛澤東，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癥結，如同反腐的反思一樣。
作為上層建筑的法，乃是階級性極強的專政工具，從來就沒有過超越階級的“公平”法制。多年來，我們的法制建設，無論是法理建設還是立法司法實踐，都對西方社會亦步亦趨，抽調了法制的階級性，貼上普世化的公平標簽。
西化的普世法制，在本質上是無法實現公平的。
高張私產神圣和按資分配，“合法”，體現的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違法，在生活中已經潛規則化。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階級局限于反映自己階級根本利益的法權，他們在生活中總是利用各種可能極力突破法權界線，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原始積累時代的資產階級暴發戶就以瘋狂掠奪為其“特色”。
比如應試教育，雖然，高考被人們稱為時下中國僅存的“公平綠洲”，其實，如同按勞分配體現資本法權一樣，這“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它剝奪了許多弱勢者的受教育權利。而且，強勢者時刻都在突破“平等”的束縛，各地為財富權勢階層子女高考加分的紅頭文件，招生中“合法”的“贊助”優惠規則，考試錄取過程不合法的牟利作弊，都司空見慣。政法大學學生的“要分風潮”，就出于這一“突破”的沖動。
必須破除“普世”法制的迷信。
在社會全面“接軌”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特色也必然要反映到立法司法實踐中來。
“快賣賣光”是改革，“瓜分公有財產盛宴”要保駕護航，而空手套白狼的億萬“私有財產”就“神圣不可侵犯”，得“赦免原罪”——法制建設首先得看看立法的合法性。
“國際慣例”的實名存款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接起軌來舉步惟艱，“普世”觀念改變不了立法權的利益選擇。
離開階級觀點枉談普世法制，解決不了司法腐敗與隊伍建設問題。
二，叢林法則與法界腐敗。
叢林社會和市場規則的普世化，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投入了資本的融金爐，弱肉強食優勝劣敗， “先富起來”所激勵起來的強烈沖動是極為“普世”的，公檢法怎能例外！他們居于社會的制高點，手中掌控著神圣權力，可以“吃完原告吃被搞”，黨政機關腐敗，法界也不是是清水衙門。高高飄揚的“保駕護航”旗幟，更以路線的形式促進著他們與富豪階層的“強強聯合”，更可輕易“雙贏”。無論是山西的奴工黑窯，還是遍布各地的色情娛樂城，背后都閃爍著“護法”法神的身影。
三，榮辱顛倒乃顛覆“傳統”的結果。
就事論事，法大的“要分風潮”屬于道德問題，這一現象在高校帶有普世性，雖然從法大爆出更刺眼一些。正如法大的老師所言，這一現象會使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產生“隔世之感”，在我們歌頌思想解放30年的偉大成果之際，不能回避之一“成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社會風氣之有今日，乃30年持續“解放”的功德。只要敢于正視，無庸諱言。
小崗帶頭人所標榜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準則雖然是普世現象，但中國式的榮辱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在這“全球化”的世界上鶴立雞群，令別人自愧弗如。
何為至此？
蓋出于中國“補課”的特定歷史條件。
普世資本登上歷史舞臺所 “顛覆”的，主要是封建主義，而“補課”資本所要“顛覆”的，則主要是“傳統”、是“左”，也即社會主義。雖然，在市場化的擴張中，社會自身也會自發地破除生活中的中世紀殘余，但“顛覆傳統”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前資本勢力，卻是資本暴發戶主導的聯合陣線的戰友。所以，意識形態的“解放”中，王皇帝霸、貴族血統、書童奶媽、尊孔祭圣、四書五經、新舊儒學、黑窯奴工，可以與生活實踐中的“性解放”與金錢崇拜并行不悖，并肩高揚。資本“補課”過程中，在“解放思想”的旗號下，一切古老的垃圾沉渣都可堂而皇之地擴張“自我”，從斯密、哈耶克、“老佛爺”、“李中堂”到“色戒”，都不可一世，都趾高氣揚，至少可以“寬容”，唯獨對“紅色經典”，右翼精英一提起 ，“身上就起雞皮疙瘩”。
思想解放過程中對“傳統”的撻伐控訴，帶著強烈的還鄉團情緒：毛澤東罪惡滔天，毛澤東時代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所建樹起來的一切，都要斬盡殺絕！余杰和謝韜們的先鋒言論，都傳達著這種刻骨的仇視情緒。凡是適合暴發戶需要的，凡是古今中外剝削階級的僵尸沉渣，都變成閃光寶貝——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信仰崩潰道德淪喪榮辱顛倒，實乃必然。多年來，也有過“五講四美三熱愛”“以德治國”和“八榮八恥”，也不時強調“主旋律”，但滄海橫流，都不能挽狂瀾于既倒。揚湯止沸，無濟于事。求仁得仁有何怨！
附：《分數是硬“要”來的？》
《中華讀書報》記者陳潔
求學，苦耶？樂耶？
學生學習考試，教師根據試卷給學生相應的評價和分數，本是天經地義、教育的常規程式之一。但中國政法大學的一門全校必修課程，卻引發了學生大面積向老師“要分”現象，使陷入其中的師生都疲憊不堪，甚至一度矛盾激化。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折射出當今高校教育的什么問題？后來又是如何化解的？為此記者進行了采訪。
風起于青萍之末
9月5日，中國政法大學2007級必修課程《中華文明通論》成績在校園網上公布了。因為成績普遍偏低，短短幾天之內，課程組負責人郭世佑接到07級同學的電話、短信與電子郵件多達兩、三百人次，超過他調入法大5年來學生提問次數之和。內容幾乎無一例外要求加分。緊接著，“法大BBS”上出現了對課程組教師的攻擊，甚至懷疑教師們的“人品”。
面對爭議，郭世佑于9月10日教師節當天，用一整天的時間寫下了八千余言的長篇公開信作為回復，并委托學生在法大BBS上貼出。該帖在校園浪激千層，數日之內，點擊率超過6000（需知法大07級的考生一共才1360名），跟帖數達200多個。
學生向老師強烈要分，沒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五花八門，大家抱怨“考題難”，或者“判分嚴”；有的聲稱自己把精力放在專業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課方面給與照顧；有的承認自己平時不重視，但強調家庭條件困難，特別需要獎學金；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題不得要領為由，希望網開一面；有的要求達到入黨、保研的分數標準；有的覺得分數低“很難看”，補考既辛苦，又費時；有的聲稱自己的許多科目考試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減輕負擔；有的斷言此科不及格會影響自己拿學位；有的覺得該科成績并不嚴重影響自己入黨、申請獎學金乃至出國深造的“個人計劃”，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數更高……
學生在要分的同時表示質疑，為什么不能采用交論文的方式考試？如果說論文評判有主觀性，那么開卷考試的主觀題同樣很多，而且題目分值偏高，評卷主觀性的存在，無形中就會造成成績偏低。又因為授課范圍太廣，導致簡直沒法復習和備考，只能碰運氣。有的人真的十分用心，卻分數很低。這并不代表他的知識結構有問題，只是運氣不好。
考分偏低，還引發了部分學生對《中華文明通論》這門課程的抱怨和不滿。有學生在接受采訪時不無激憤地表示，“中華”古國上下五千年，“文明”一詞可以無所不包、涵括一切，課程可謂“大而無當”。
任課教師的苦水
分數普遍偏低，是教師也不希望看到的。在郭世佑受副校長張桂琳之托，出任該課程組負責人之前，有關分數太低的責難就已存在。此前，有位教授辭去此課負責人之職，就與此事關系甚大。郭世佑表示，他一貫主張培養過程從嚴，結果從寬。在命題時，他堅持開卷考試，并要求命題老師降低命題難度，閱卷過程中也曾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提醒各位任課師長在評分時適當放寬。但即便如此，教師們預先擔心的情況還是出現了。
在閱卷統分之后，教師們發現分數整體不高，不及格者比上學期明顯增加，統分教師和課程助手復查了全部試卷，將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68-69、78-79、88-89分的分別提到70、80、90分或以上。從1338份試卷中一一找出可以加分的試卷，修改小分、總分與統計表，是一項勞動強度很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又對70分以下者進行微調。經過兩輪調整之后，不及格者還有239人。根據教務處考務科的建議，課程組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數段則不動。通過此次調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兩輪修改和普調后的分數作為最終成績公布。
看來學生的考分確實偏低，以至于幾次調整仍然有一百來學生不及格。是課程太深、考題太難？記者找到了該科的考題，全卷如下：
一、名詞解釋（共40分，每題8分）
宗法制度
封建
張家山漢簡禪宗
王陽明
二、問答題（共60分，每題20分）
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簡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點。
試論我國傳統文化轉型的艱巨性。
公允地講，這套試題所涵蓋的都是些基本問題，并不存在偏題和難題，而且，據調查，考題的內容課上都曾講過，并允許學生復制課件，課后復習。郭世佑堅稱，“它應該經得起全校師生的評論，也經得起校外同行與全國大學生的整體檢視”。
但這樣的試卷，學生的答卷卻并不理想，對于名詞解釋“王陽明”，數十位同學沒有動筆，有的雖然答了，卻是亂扯，有的稱王陽明是春秋時期“陰陽學派”的代表，或稱其主要思想是“陰陽五行”，還有的把王陽明說成是“偉大的文學家和詩人”。
有教師質問，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大學生，卻連“宗法制”、“封建”、“禪宗”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如果連儒家用文化治世的基本情況、唐宋文化的基本特點、我國傳統文化轉型的艱巨性都感到陌生，如何能成為一個合格的中國大學生與不卑不亢的世界公民？
對于學生質疑的考試形式，課題組教師也曾考慮過采用交論文的辦法，完全放開，可以大大降低不及格率。問題在于，現在的高校教師都知道，課程考察如果采取寫論文的形式，相當一部分學生會從網上“蕩”（抄襲）論文，其中不乏整篇的抄襲。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面對浩如煙海的網絡信息，教師不可能都掌握，這給評分帶來很大的難度。
考試命題也有困難，中華文明的時空范圍很廣，任課教師又多，命題需要兼顧各位老師的授課領域，調動每位授課教師的積極性，不能擬定一兩個大題了事。而題量大，扣分的幾率就相對高。校方將授課對象定為大一新生，他們剛剛擺脫十幾年如一日的應試教育，
第三只眼看學生強行要分
大學生找老師要分數、老師在可能的情況下給學生提升幾分，此風由來已久，各校皆然，已經是高校的“潛規則”。但本次大規模要分事件，還是引發了各方面的討論。首先當然是對學生素質和“要分”這一做法的不同看法。有教師表示，連王陽明是誰都不知道的同學，為何不去反思自己，卻只想著找任課教師加分，還要為個人的入黨、評獎學金、保研、出國而振振有辭？需知考分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在同學之間適當拉開距離，成為各種學習獎勵（包括獎學金、入黨、保研與出國深造）的主要依據。以謀求學習獎勵為由，找任課教師要分數，完全是顛倒因果和本末倒置。郭世佑質問：“入黨與獎學金也罷，保研與輸送出國也罷，難道就是為那些在師長層層放寬之后還不及格的學生準備的嗎？”而“對于那些正在準備出國的同學來說，我還想補充一句：既然你連《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基礎課程都不及格，你真的準備好了嗎？你能指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嗎？”不下功夫學習，卻賣力地要分，“你們入學時所宣誓和背誦的‘程序公正，實質正義’之類法人法語豈不成了最具諷刺意義的騙人把戲？‘厚德、明法’等校訓將何以堪？”
在整個過程中，不但教師們據理力爭，相當一部分學生也表明了自己的是非立場。認為“給老師打電話逼老師實在不對！”有學生就“不知王陽明”說到了一個文革典故：外國友人告訴一位中國新貴：我很崇拜李時珍，想去他家鄉看看。文革新貴問自己的隨員：“李時珍同志今天怎么沒有來？”假使未來的政要出自法大07級，想來也可能問：“王陽明同志今天怎么沒有來？”平時缺勤，不好好學習，分數不高則一味指責教師，斷定是任課教師在卡學生，甚至以個人名利要求為由糾纏任課教師，為達到目的，不惜使用“網絡暴政”攻擊任課教師與課程本身，這既不公正，也有損法大學生乃至當代80后大學生的整體形象。
學生“飛翔的鷹”說，“讓老師度過了這樣的一個教師節，我很難過，我個人認為《中華文明通論》是一門十分好的課，我非常佩服那些授課的老師們，可以說他們個個都是才華橫溢的。對于學生要分的情況，我認為很不好”。一位李姓學生在BBS上說：“學生在任何時候犯錯都會被老師理解和關懷，只是不要太自私而傷害老師的情感。只是有太多過于‘老好’的老師，當老師與自己利益沖突時，學生……甚者走向極端辱罵老師。雖然我也是63分，但我覺得它讓我明白了很多事，自己反省了，也知道缺因了，該如何加強。”“我想飛”雖然也因為《中華文明通論》與獎學金擦肩而過，但他認為成績是學生個人學習的問題，與老師關系不大。一句話：靠自己吧。
其次，圍繞著課程的開設和講授模式，大學通識教育應該如何展開，也成了一個焦點。《中華文明通論》是法大通識教育中的重點必修課程，由副校長張桂琳、教務處長兼校長助理李樹忠親自抓，目前已開設兩屆，張桂琳教授還再三強調，該課應繼續開下去，而且還要開好。但郭世佑表示，開設《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課程，最大難度之一是找不到一或兩個教授把整個課程承擔下來。迄今為止，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與多學科的滲透，學界早已告別了周谷城（民國時期《中國通史》與《世界通史》的作者）的時代，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歷次政治運動的頻繁沖擊在前，拜金主義的橫行與工科管理模式的猖獗在后，明顯阻遏了我國學術真大師的產生，為數更多的都是一些“章節教授”，一些名為“專家”實乃窄家者。既然如此，開“通課”就只能請多個教授來勉為其難。早在學校的“通識教育課題組”開會研討，要倡導和論證此課時，他便直言不諱地提出過授課難度與管理難度，“區區54課時，還因為新生軍訓、法定節假日等，折扣到45課時甚至42課時以下，一個問題都講不透，只會讓學生目不暇接，更糟糕的是，授課教師多達6、7位，一人講一點，走馬燈一般，又是400人以上的大班授課（有教師證實了這一說法，并稱此課曾在學校大禮堂授課，學生多達近千人，創下全國最高記錄），授課效果自然不理想，課堂秩序的維持就很不容易，課后的輔導答疑與作業練習也都成問題”，但此課還是在迎接教育部本科評估的歡呼聲中匆匆登場。雖然都知道講這樣的課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但各任課教師還是服從學校的安排，接受授課。為此，有些老師甚至放棄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程，如郭世佑即因為負責該課，被迫停開學生期盼、自己也最樂意開設的兩門選修課：《近代中國人物與社會轉型》與《民權政治與中國社會》。
一位沒有參與該課講授的教師表示，大學通識教育不是全身抹萬金油，讓學生什么都知道一點，又不通透。在知識方面，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所以還是應該開一些更具體、范圍更小的課程，數量多、規模小，老師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開課，講得更深入、透徹、自如，學生選擇的余地也大，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真正喜歡的課程，對某一個可控領域有真正的了解和掌握。
但另一個聲音否定了上述看法。對于《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課程是否貪大求全、不切實際，課程的開設和上馬，是否屬于官方強制設定和安排，有行政壓倒教育之嫌，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領導表示了否定。他強調，學校的出發點是好的。學生也應該接受基本的文化常識教育。這門課規定由大一新生修習，就是因為他們剛剛擺脫十幾年如一日的應試教育，人文常識嚴重欠缺。應該給他們一門宏觀的、普及性的課程，讓他們對中華文化有一個整體和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選擇某一個專題深入學習。否則無異于盲人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于課程的開設，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意見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自由地發表見解，彼此不存在壓制的問題，他強調說，校領導本身也是教育者，而且是更宏觀的教育者，對于高等教育應該如何搞，本來就應該有自己的理解和理想，否則就不合格。
究查要分事件的緣由，該領導人認為主要是浮躁的學風、功利的社會風氣影響到學生的自我設計，并對此表示了很大的憂慮。大學教育趨向于功利化、短期行為風行，導致學生漠視基礎學科和基本人文素養，而這些，正構成了未來社會的軟實力。他引用郭世佑公開信里的話，說“比《中華文明通論》的考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當代大學生之于中華文明的認知程度與批判精神，還有國家倫理與民族使命，比獎學金、保研、出國等更重要的，應屬當代大學生的人格與國格”。
這擔心是有道理的。據悉，《中華文明通論》整體上的到課率不高，特別是學生挑教師聽課，不同教師的課堂，出勤率大不相同。學生“下雨的街”感慨：“老師講課很好啊，為什么大家都不去上中通呢？每次看到偌大的禮堂，只有那么一點點的人頭，我就無語……”“檻外人”認為部分同學對學什么有些盲目和功利。“有些同學學東西過于功利，特別是法學專業的學生，莫說是通識課，就是專業選修也是只為學分或只為熱門（部分人），讓人有些……”
此外，也有部分討論圍繞著教育和考試、分數的關系，高校的獎學金評選制度等展開。有學生表示，分數本來只是反映學習情況的方式之一，但如果高校仍然延續中小學的“分數主義”，唯數字是聽，那么，要分現象就不可能杜絕。學生們索分的言行表現出赤裸裸的“分數主義”，仍然與應試教育關系甚大。學生被塑造成“考試機器”和“分數奴隸”，再經由考分工具而實現升學、評獎、入黨、保研、出國的目標，卻不在乎成為知識的渴求者與探索者，成為分數的主人，養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完善自己的人格。中國政法大學是一個以培養法科人才為主的知名高校。對法科學生來說，索分意味著缺乏誠實的品德，缺乏對法治精神基本追求，是對公平與正義的公然侵犯，是靈魂的污染，“我們無法設想，如果法科學生今天把纏分要分習以為常，那么明天呢？能指望他們成為丹諾和霍姆斯那樣的法律人嗎？”
“yoke”的看法則是，（本次事件當中）學風很好，考風很好，制度有問題，廢除獎學金單向成績評價標準，根結之所在。
法大的要分事件延續一段時間后，臺灣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許如亨說，在臺灣的大學里，網路貼文一直也是學生用來對付老師及學校當局的工具，教授們一般也不敢回應學生的網絡批評。
但在郭世佑頂著巨大的壓力寫出公開信后，在點擊率和跟帖激增之后，這場要分歪風迅即遏制下來，塵埃落定。可見，對于網絡暴力，只要教師和學校敢于負責地直面，不放任事態發展，就能及時化解矛盾，絕大多數學生還是講道理，講感情的。
但圍繞著該事件，關于高等教育和學風的討論，還在作為潛流繼續著。應試教育帶來的分數主義仍在校園橫向，平時不認真聽課卻敢向任課師長要分的現象反映了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素質，也折射了大學教育的偏差。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需要加強，但究竟應該如何加強？相關課程中存在的某些實際困難并沒有解決，比如課時少與內容多的矛盾，任課教師多而難通的矛盾，全校通選的工作量壓力無法使課后的輔導答疑相配套——包括學校硬件差，教室緊張，連輔導的場地都沒有——大班授課的實效等問題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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