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教訓：毛時代的政治資源不是消耗不完的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11－20

        （本文大意：一般民眾相信共產黨、依靠人民政府，是毛時代遺留下的最寶貴政治資源。但這一政治資源已經被幾近消耗殆盡。2008年成為“事件年”正是這種政治資源被消耗殆盡的反映。世界處于經濟危機中，更處于社會政治危機中，單憑四萬億等經濟手段是走不出危機旋渦的。共產黨真好，人民政府公道，還是一般民眾心中的最盼。）　　

        “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上海襲警事件”，“深圳舞王事件”，“河北毒奶事件”，“杭州地鐵事件”， “東莞合俊事件”， “重慶的士事件”，“溫州書記事件”，“最高副院事件”， “甘肅隴南事件”，一件件令舉國震動不已的惡性事件接踵而至，2008年仿佛最終演變成了“事件年”。對此，有高官在沉痛地說：“教訓是深刻的。” 是的，教訓是深刻的，但是，“深刻的教訓”是什么呢？高官意見均見諸于主流媒體，無需贅述，在此，我只說我的認識：毛時代遺留下的政治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　　

        什么意思呢？在毛時代，一般國民，基本上是相信共產黨、相信人民政府的，擁護的相信，反對的也相信。擁護的相信，是相信共產黨、人民政府是為他們的利益工作的，此處并沒有一黨的私情私利。大到黨中央主席省委書記，小到黨小組長、生產小隊長，他們做的多么好不好說，但誰要是發現了他們之間有誰違背了自己的信條，借黨營私，假公濟私，就可以要么背后告發，要么當面批判，他們都得低頭認錯認罪，不徹底改錯伏法就過不了關。 反對的也相信，是相信共產黨、人民政府是說話算數，表里如一的，只要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政府掌權，他們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轉變立場一條道。要說毛時代的資源，這種在國民中滲透了幾代人精神靈魂的政治理念是最大的政治資源。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水資源幾乎被消耗殆盡，中國土地資源拉起紅色警戒線，中國公有經濟資源被基本賣光送光，三十年前，這是可以想象得么？但是，最不可想象的是一般國民的政治資源幾乎消耗殆盡。一件接一件的“事件”，雖然各有所異，但反映出來的共同特點卻都是原先無限相信、無限依靠的，現在不能相信、不能依靠了。一般國民原先政治理念的消失，不僅出于執政黨關于相信與依靠“新階層”的一再表明，不僅出于執政黨麾下理論家關于“特色理論不包括毛思想” 的一再解讀，更出于他們切身利益與話語權的無端被剝奪。當他們連打工的錢也要不到，并且還被扣上“惡意討薪”的時代罪名，并且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命喪河底的時候，執政黨還要他們相信這依靠那，已經沒有半點可能了。　　

        問題還不止于此，問題還發展到“主流” 對一般國民原先政治理念消失的肯定與歌頌。一種典型的論調是：相信共產黨、依靠人民政府是“輿論一致奴性教育的結果”。不錯，毛時代是進行了不少“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人民政府組織人民把身翻”這方面的教育，但是，這方面的教育與眼下“改革開放讓人民富了起來” 的教育可以同日而語嗎？剛剛從戰場回到地頭的中國農民，有幾個認字的？全中國有幾家報紙？幾家電視臺？如今“國民平均收入現在是1978年的十幾倍、幾十倍、上百倍” 的宣傳訓化，“普世理念” “人性博愛”的“心態梳理”， 從央視到地視，從央報到地報，一天24小時、一月三十天不厭其煩，輿論二致了嗎？哪個三十年的“教育”更規模大、更方式多呢？是的，“教育”是管用的，但是，只有與實際相符的教育才管用，與實際相違的教育不僅不管用，只會南轅北轍。毛時代的輿論教育雖然不及現在的十幾分之一、幾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之所以在一般國民中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相信共產黨，依靠人民政府”政治理念，不是靠的那幾份報紙，農村還收不到的廣播，根本沒有的電視，而是靠的事實與實際。現在央視地視、央報地報不厭其煩地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 “普世理念”而仍然擋不住各種“事件”的接踵而至，怪不得毛時代的“奴性教育”太厲害，也怨不得今時代的“理性教育”太扯淡，怪就怪你拿不出像樣的事實與實際來。　　

        其實，執政黨對一般國民原先相信共產黨依靠人民政府政治理念的幾近消耗殆盡，是憂心忡忡的，對“特色理論不包括毛思想”的“專家解讀”，恐怕是要給他們吃板子的。事實上，這三十年頭十年的“分田單干”，中十年的“賣廠下崗”，后十年的“土地財政”，三大“國策”的相繼“成功”，無一不得益于一般國民原先的那種政治理念。正是在一個“相信”一個“依靠”的思想支持下，一般國民無論怎樣的艱難與痛苦，甚至流血犧牲，他們都像當年支持抗美援朝，支持鋼鐵元帥升帳，支持與修正主義斗，支持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獨立自主一樣，支持改革開放。只是事實與實際教育了他們，他們這幾代人的無私奉獻，被買辦階級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悉數卷走，他們上當了。從蒙蔽中覺醒過來的力量是不可阻擋的，各種各樣的“事件”方興未艾。被“解讀專家”們幾近消耗殆盡的一般國民的政治理念，比青山綠水更寶貴，一旦損毀，恢復起來比治黑水治荒漠更艱難。說“教訓深刻”，這才是最深刻的教訓。　　

        恢復一般國民的這種政治理念是十分困難的。一方面，很少有像樣的事實與實際拿出來進行教育。有些左派人士對央視歌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些宣傳感到很可笑，怎么能拋開人民幣的幣值變化來談什么現在是78年的多少多少倍呢？其實，這不是可笑，而是可憐。不這樣說，央視的“名嘴” 又能說些別的什么呢？靠這種“理性教育”來重新樹立一般國民“相信”與“依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有的左派人士的“強按牛頭硬飲水”做法也是適得其反。要讓一般國民像以前似地相信執政黨、依靠政府，而不是這“事件”那“事件”地沒完沒了，執政黨及其政府得拿出像樣的事實與實際來，不能單憑門口那四塊大牌子唬人。一般國民因切身利益被剝奪而話語或行走，不是反對門口那四塊大牌子，而是反對違背這四塊牌子的人和事。左派人士也不要用“敵對勢力利用” 的話來對一般國民進行規勸，沒用的。強按牛頭，它不渴，也不會喝水的。　　

        在中國，一般國民相信共產黨、依靠人民政府政治理念的幾盡喪失，是比水危機、土地危機、金融危機更嚴重、更急迫的一種社會危機。執政黨有拿出四萬億應對經濟危機的果斷，更應有應對這種社會危機的果斷舉措。取信于民，依靠人民，是一種政治的也是階級的立場。茅于軾說前三十年是立場對了，一切都對了，立場錯了，一切也都錯了。這是不錯的。可惜他在奏折中是所持反對，極力批判否定之。然而天下哪有沒有立場的人與事？他之反對與批判，也正是一種立場。聽說茅于軾及其弟子張維迎的經濟理論對執政黨頗有影響，不知他們的反對“立場說” 起何作用？四萬億自然是一大筆錢，能辦很多事，但是要買不下中國平安與發展，單有錢還是不行的，還得有立場上的轉變。更何況，這四萬億也不是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條船，要走出世界經濟危機的旋渦，成思危說要待到2011年才可看出分曉。我也同意這個時間上的預期。沒有一般國民，主要是工農大眾，至少三年的節衣縮食與艱辛勞作，沒有這樣三年勞動成果的重新積累，是填不滿資本家與買辦們拉下的窟窿。三年寒窗苦讀可以培育出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來，三年艱難歲月也可以教育出整整一代人來。共產黨真好，人民政府公道，還是一般民眾心中的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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