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網友座談

重新審視中國三十年變遷

何新同志的文章《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曾在2006年公開發表，據說，當時此文已送給中央高層。最近，有的刊物和網絡又重新登出，意在引起社會更大的關注。

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重讀此文，比之兩年前，的確有著更強烈的現實意義。武漢網友日前座談研討了這篇文章，《紀要》如下，求教于全國網友。

一、難忘的2008

何文中說：“一旦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則白色革命的爆發即為期不遠。”“國際上期待中國發生政局突變的勢力，似乎已將發生這種突變的時間鎖定在2008年的前后”。

不正是這樣的嗎？

2008年伊始，南方的“報業”和北方的《炎黃春秋》同在《元旦獻辭》里，打出了“普世價值”的旗幟，要把中國“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南方的媒體高喊著“第三次思想解放”，北方的“精英論壇”立即闡明“是要完成1840年英國炮艦未完成的使命”；北方國防大學的辛子陵又是演講又是寫文章：“要把資本家重新請回來”，“只有他們才是最富有進取精神的階層，應由他們來領導社會”，南方的各大媒體，立即對社會主義的南街村進行猛烈的圍剿，用各種謊言來宣布社會主義“神話的破滅”。

他們在黨的報紙上，公開支持“藏獨”分子的騷亂，在汶川大地震的災難時刻，幸災樂禍地“祈禱上蒼的天譴”。

國際上也掀起了反華惡浪，帝國主義者支持著“藏獨”勢力，要分裂中國。把恢復農奴制度說成是“人權”，把農奴主的統治說成是“民主、自由”。他們以“奧運會”為契機，妄圖挾持中國，煽起一場“顏色革命”。國內不少精英為此而歡欣鼓舞、蠢蠢欲動。

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中國不是“獨聯體”，中國曾歷經過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對帝國主義，對漢奸賣國賊，記憶猶新。迎接“顏色革命”的，卻是一場四月“紅色風暴”。這打破了帝國主義的美夢，也打破了中國走資派的美夢。

接踵而來的是金融危機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風雨飄搖。那些在年初還氣勢洶洶地、想陷中國于危機的人們，自己卻深深地陷于了危機中。年初，在南方舉著“普世價值”大旗的勇士們，在北方學術殿堂里高談闊論的精英們，突然噤若寒蟬，銷聲匿跡了。

難忘的2008，中國人應重新審視世界，重新審視中國，重新審視三十年。

二、階級分析，估量社會的正確途徑

對改革三十年的爭論，持續了一年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得出一個主導性的結論來。厲以寧先生在各種講壇上都大談：“雞蛋多了，豬肉多了，花生米多了……”。他就是不說“豪華別墅多了，億萬富豪多了，貪官污吏多了，洋奴買辦多了……”為什么不談，因為他自己荷包里的股份揣滿了。

看一個社會的狀況，主要看這個社會各階層、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看人們怎樣在生產，怎樣在生活。何新同志是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著手的，他用的題目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他在文章中，有一個小題目：“GDP不是唯一”，很對。

其實，社會上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和沖突，每日每時都在發生，只是我們有時看不清，或者是有意的去回避。

比如農民工討工錢，年年歲歲都大量的發生，逼得共和國的總理也幫著討，國務院也下發了討工錢的紅頭文件，從沒人敢說這是一種“超經濟剝削”，只說是一種勞資糾紛；轟動國內外的“黑磚窯”事件，明明是一種“奴隸制”的復活，國務院聽取山西省匯報時，結論是“用工不當”；“黑煤窯”的礦難頻頻發生，沒人說是資本對工人生命的踐踏，卻說是“監管不力”；孫志剛事件明明是魚肉百姓，草菅人民，卻說是“收容制度”不善；崔英杰事件明明是一個優秀的復員軍人，為生活生存而抗爭，卻說是“城管執法”要改進；上海的楊佳襲警，珠海的駱效記駕車闖人，明明是被逼上絕路引起的犯罪，卻說是“報復社會”；孟連、甕安事件，明明是群眾為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而斗爭，卻當成信訪違紀而處理……。

如果把這些頻頻發生的事件，貫串起來，尋求它的共同規律，不正是反映了階級的矛盾和沖突么！

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為什么越建越不和諧；我們要打擊的腐敗，為什么越打越腐敗；我們要倡導的社會公平，為什么越倡越不公平。根子在哪里？何文中說：“這種‘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勢必與現實中正在完全轉向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離，以至發生尖銳矛盾。正是這種矛盾的存在，導致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

根子就在這里：我們培育了一個新生的剝削階級，也衍生出了一個龐大的被剝削階級；反過來，腐蝕了共產黨，也把工人階級淪落成雇傭勞動者。

三、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社會主義國家至少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經濟上，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二，政治上，人民當家作主，我們叫做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攻。

有人說，我們現在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初段，因此，要發展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叫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憲法上、在黨章上，都這樣寫道：“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今天，公有制是主體了嗎？在城市，國企改制后，私有制已經成為主體了；在縣、鎮這一級基本上是資本的一統天下。在農村，集體經濟已蕩然無存，所謂“大包干”，并不存在向集體承包，而是把地分租了。最近，更進一步要把承包權作為一種永久權，可以作為個人財產進行抵押轉讓、入股作為資本來流轉。這離土地私有化只有一步之遙。

在政治上，人民在當家作主嗎？

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地位在哪里？千千萬萬的產業工人，隨著國企的改制“下崗”了，“下崗”是什么？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行話來說：“他們的身份已經從‘國家人’變為‘社會人’了”。也就是說，他們是從“主人公”的位置上“下崗”了。留在國企內的勞動者，他們同國家的關系，是“勞動合同”的關系，他們也從“主人公”的地位變成了“雇傭勞動者”。

工農聯盟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工人老大哥帶領農民兄弟走社會主義道路。現在工人們在為資本家干活，農民大多數也在為資本家干活，叫做“農民工”。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還要互相搶飯碗，怎么能建立起“工農聯盟”來管理國家。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們會發現一點“工農聯盟”的影子嗎？

四、“反奪權”已經展開

何文說：“自由主義改革派關于‘深化改革’的一個總綱，即：將毛澤東旗幟下的古典赤色中國通過黃色改革（黃色代表金錢、經濟），最后導向白色革命（通過改革使政權易手）”。

這話講的真是切合實際。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不是明確提出要搞“臺灣模式”么；2007年的春天，不是在中國刮起了一股“民主社會主義”之風，叫嚷著“要把資本家重新請回來，讓他們管理社會”么；2008年元旦，“南方報業”和“北方春秋”不是舉起了“普世價值”的旗幟，要讓“人類共同財富”的西方模式在中國取得勝利么；北京大學的精英論壇上，開篇就是要完成1840年英國炮艦的使命么。讓人不能忘懷的是，《炎黃春秋》代表團的海外行。他們到香港僅僅只是鼓吹“民主社會主義”么？請看他們在新聞發布會上的幾段話：

“我們的顧問、編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來的部長和部長級領導，網羅了黨中央和國務院原來大部分部長”。

“一是雜志社主要人員都是從高層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在政治上的‘度’掌握得較好；二是讀者相當特殊，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中宣部如果采取過分措施，那幾萬讀者是不會答應的，這會釀成一個重大政治事件；三是雜志社后臺比較硬，一大批退下來的部長和部長級領導是編委和作者，誰要動手整肅可不容易，需要掂一掂分量”。

這分明是向國外明示：我們是和共產黨對著干的，在共產黨內有來頭，在社會精英中有基礎，這是一支可靠的推行“民主、自主”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回顧到這一切，怎不叫人觸目驚心。聯系到今年春天國際上掀起的反華惡浪，要不是中國青年人全面反擊的“四月風暴”，要不是資本主義世界陷入自身的危機。今年秋天，“政體改革”（易權）的“攻堅”戰恐怕早已打響了。

五、問題出在共產黨內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說了一句話：將來出問題，恐怕就在黨內。此話不幸而言中。

何文說：“只要共產黨仍堅持稱自己為‘共產黨’，那么這種（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必與現實中正在完全轉向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離，以致發生尖銳矛盾。”“由于上達政治意識形態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導致古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因之共產黨干部及全體黨員的傳統政治信念近年間幾乎已經完全喪失”。

我們看見，在“改革”中，共產黨發生的一些驚人變化：

1、可以接收剝削階級分子入黨，并且把剝削階級分子作為黨的社會基礎，從而改變了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搞成了個“全民黨”。

2、大批的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員成為資本家。蓬勃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三分之一以上的法人代表是共產黨員，甚至在高層領導的共產黨人中，還出現了“大家族”、“大富豪”。從而實現了黨內不僅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有個活生生的資產階級。

3、黨的工作重心，由“依靠工人階級”轉向“依靠資產階級”。許多地方黨組織的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資，并且把“招商引資”多少成為考核黨員干部的標準。有一個市級的主要賓館，兩側拉起五層樓高的標語：

“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抓投資引進”

“用百分之百的眼光緊盯外商”。

有一位省的省長到處高呼一句口號：“產業第一位，企業家是老大，政府當保姆”。

4、黨政機關與資本家合流。在房地產業，群眾與開發商的矛盾，如土地糾紛、拆遷糾紛，總是由黨和政府出面擺平，動用警力，甚至調動黑社會勢力來對付群眾。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國企改制中，中外資本家總是可以串通黨政官員來掠奪國家資產，損害工人利益，或者借著“MBO”，直接把國有資產據為己有。

5、腐敗越反越嚴重，成為共產黨的毒瘤痼疾。今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報告：從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審理刑事案件424萬余件。在判處的罪犯中，原縣處級以上公務人員4525人，同比上升77.5%。懲處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判處罪犯12萬多人，同比上升12.15%。像廈門遠華走私案，涉牽的官員之大，金額之多，手法之惡劣，恐怕在全球也嘆為觀止。

共產黨人的腐化墮落，也是嚇人聽聞。在網上曾出現“花官榮譽榜”：

江蘇建設廳長徐其耀，養情婦146位，獲數量獎；

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情婦內有未婚女大學生17名，獲素質獎；

海南省紡織局局長李慶善，寫《性愛日記》95本，留性愛標本236份，獲學術獎；

堔圳市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僅“五奶”800天花了1840萬元，平均每小時1000元，獲揮金獎；

……。

這種丑聞，在全世界官場中也罕見，這真是共產黨的奇恥大辱！

前些時，報紙上登了交通部堔圳海事局黨委書記林嘉祥涉嫌猥褻女童事件。他氣勢洶洶地對待受害者家長的一番話，著實叫人驚心：

“我干了，怎么樣？我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

“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

“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斗”。

這哪里有一點共產黨高干的氣息，活脫脫的一個“高衙內”。像這樣騎在人民頭上的共產黨員有多少？

2007年第二期的上海《支部生活》雜志上，發表了“是什么讓老百姓拋棄了對蘇共最初的擁護”的文章，文中說“其決定因素是蘇共內部腐敗”。文中還引用了美國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的一句話，很是精辟：“蘇聯共產黨是唯一的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讀了之后，令人不寒而栗。今日中國共產黨人比當時聯共黨人致富的人數要多得多，致富的度數要高得多，難道我們將打破這個“唯一”！？

我們應該舉什么旗

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后，正直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自由主義受到普遍的批判。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成為熱銷書。連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也寫書批判“資本主義的殘酷”。

在中國，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理論，形成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后，毛澤東思想被逐漸淡化，甚至進行了否定和批判，黨內的右派分子，還把它稱做一種“罪惡”。中國共產黨不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鄧小平舉的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旗幟，十四大后舉的是“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十六大后，舉的是“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雖然，他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但在實踐中，卻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越來越遠了。

在國外，最先覺察到這一點的是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布熱津斯基，他在《大失敗》一書中寫道：

“在指導中國進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復興過程中，共產黨統治者們自己也在經歷一場指導思想方面的重大變革。他們的主要觀點，甚至他們的政治語匯變得愈來愈不像一個自稱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黨所應有的東西，而更像一個代表了正在中國興起的商業階級專政和致力于現代化的政黨的特點”。

“商業共產主義可能演變成腐敗的共產主義。腐化和貪欲的幽靈困擾著中國”。

布熱津斯基這些話是上世紀末寫的。他寫這些話的目的是宣告著“共產主義就是這樣進行歷史性的退卻”。可嘆的是，他的這些話，的確成為中國的現實。布熱津斯基沒有料到的是，二十一世紀開始，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不是退卻而是復興，資本主義世界卻風雨飄搖。

有一個人比布熱津斯基看得更遠，看得更透，此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四十三年前，他對中國未來的形勢講道：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回顧中國三十年，以推行“包產到戶”開始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變化，正是毛主席43年前所預告的，每句話都應驗了：三農問題、國企的崩潰、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兩極分化、帝國主義的圍堵、附庸經濟的仰人鼻息、黨的蛻化……。

金融危機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陷入了恐怖和混亂，中國既然已經融入了全球化，危機的影響也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們正緊張地來挽救資本主義，中國聲稱：“首先要救自己”。

怎樣救？是救資本主義嗎？前途茫茫。最光明的前途是趁此危機擺脫資本主義的桎梏，走社會主義之路。

30年的歷史表明，走資本主義道路，一定引發社會危機。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只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

 （丑牛整理）

附：

何新：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

1、階級與階級利益集團

　　什么是階級？直觀的觀察即可看出，任何社會之內部，都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經濟等級。社會中的每個人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上。這種社會地位的區別，來自人們之間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差異。

　　這種來自經濟、政治與文化差異而形成的社會地位的差別劃分，就是社會中之階層劃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階層分化起源于社會分工。但階層之體制化，世襲化、非流動化，導致階級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個階級，窮人是另一個階級。世襲掌權者是一個階級，被管制的受統治者是另一個階級。　不同的階級組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階級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語言，因此思想、感情與價值取向往往近似。

　　不同階級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別，必然發生矛盾和爭攘，這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1萬年的玉石黃金文化期）至今，近一萬年以來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社會史以及階級斗爭史。其間圍繞國家統治權力之爭奪和經濟利益及經濟資源之分配而發生的政權嬗變，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變遷，根本原因都是來自階級斗爭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政黨是代表和實現某階級利益集團的組織。國家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關系的調節機器。但是，如果國家機器落入特殊權貴利益集團的操控，變成特殊集團攫取社會資源的工具，失去調節功能，社會矛盾則將高度激化而爆炸。

2、資產豪族利益集團欲全面主導中國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論壇發表《文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進“私有化”經濟改革之最終目的，文中說：

　　“必須借助于經濟改革，逐步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使執政黨逐步失去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

　　經濟私有化可以為不同政黨的出現提供經濟層面的支撐。政治也是個市場，不同政黨的出現，使每一政黨在執政時，要受到制衡和競爭，使之難以形成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壟斷政權的局面。

　　軍隊在多黨并存的情況下，將脫離政黨的支配，歸國家所有。”

　　上述論點言簡意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堅”的核心觀念。實際可以看作自由主義“改革派”關于“深化改革”的一個總綱----------即：將毛澤東旗幟下的古典赤色中國通過黃色改革（黃色代表金錢、經濟），最終導向白色革命（通過政治改革，使政權易手）。最終讓改革過程中新生的資產豪族利益集團主導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全面社會生活。

　　我認為，中國未來十年的確面臨著爆發社會突變的極大可能性。當前，國際經濟正進入一個動變莫測的時期。中國正面臨著未來幾年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巨大危險。

　　由于三大原因：

　　（1）國際能源價格將持續上升

　　（2）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將持續上升

　　（3）中國國內市場勞動力工資價格將持續上升。

　　如無相應對策，勢必會發生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一旦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則白色革命的爆發即為期不遠。

　　國際上期待中國發生政局突變的的勢力，似乎已將發生這種突變的時間表鎖定在2008年的前后。

3、當代社會的階級構成

　　要預知未來，首先必須清醒地認知現實。多年以來，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觀察內外形勢的方法已被主流學者們所拋棄。

　　但是我仍然認為，如要清醒地觀察內外形勢，首先有必要實事求是地認知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只有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也才會知道當今社會中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和目標所在，知道一些專家學者們究竟在為誰的利益講話，以及各種政策究竟對哪些階級或集團有利。

　　（一）新興資本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由以下幾種成份組成：

　　1、大資產所有者，新興經濟豪族（富可敵國，擁資數百億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買辦資產者，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代表

　　3、知識分子中的權貴人士，以及內外利益集團高傭金收買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

　　這個集團正在通過操縱媒體及輿論，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轉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

　　（二）權勢階層

　　官員及國企管理者。

　　從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黨的主導政策取向，是對內抑制民間資產階級集團的形成，對外抵御西方資產階級的滲透和入侵。

　　但是，近十年來，這一政治取向發生了轉變。為了發展私營經濟和引入外資，國家對內扶植民間富豪一族的形成，對外則鼓勵和吸引跨國資本的滲入。

　　在這一過程中，干部體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個特殊權力階層，由于權力失去監督和制衡，腐敗嚴重，發生了深刻的政治蛻變和組織蛻變。

　　（三）下層社會

　　主要由四部分人組成：

　　（1）城鎮工薪小資產者，

　　（2）農村小土地所有者（小農），

　　（3）城鄉下崗失業及無業者（無產階級），

　　（4）城鄉流民（流氓無產者）。

　　城鎮工薪小資產者：主要是有較穩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資產的人、包括藍領工人、白領職員（中下層知識分子）。

　　小農：今日中國的農業經濟是極其脆弱而不穩定的個體小農經濟。所謂小農，實際是鄉村中的小資產農戶，家庭擁有小塊土地及微量農業收益，家中主要勞力出外打零工以補貨幣收入之不足。

4、面臨生存危機的中間階層

　　由城市工薪小資產者（小市民）和鄉村小農組成的小資產階層，在當今中國社會現實中，實際是一個介于經濟兩極：一極是富豪（資產者），另一極是赤貧者（無產者及流民）之間的所謂“中間階層”。

　　但是，這個中間階層的總人數及其家屬在中國總人口比例中，占據了絕大多數，這個中間階層的安定，構成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過去二十年的改革，使這個中間階層在生活形態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現在土地、房屋等小資產的獲得，以及基本生活狀況的改善。

　　但是當前，隨著泛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個中間階層也面臨著深刻的生存危機。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生態正在被急劇發展的兩極分化所破壞。這個中間階層當前普遍面臨四大危機，即：

　　1、醫療危機，   2、養老危機，   3、子女教育危機，   4、住房危機。

　　此四大危機在民間被稱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產豪商的“房奴”。

　　（實際上，所謂“新左派”，主要就是這個中間階層利益的言論代表。）

　　耐人尋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無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國家資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產黨放棄政治領導權，國家放棄經濟管理權。

　　如果國民經濟淪為無國家主導、任由資本大鱷興風作浪的”自由經濟“，則將直接危及這個中間階層的生存狀態。例如，一旦實施農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則多數農民自由在市場上出賣小塊土地。雖然一些農民可以由此獲得小筆金錢，但多數農民將從此永久失去土地資源。

　　眾多失地、失房農民及其家屬將成為徹底無業、無產、無生計的新生無產者。同時，大型國企進一步私有化后，也將使大批產業工人“下崗”而成為失業者。

　　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通貨膨脹和使商業銀行破產危機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勢下，目前相對穩定而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中間階層（小市民、小農），勢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堅”成功，而最終走上破產化之路。

5、“無產階級”新生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被稱作“無產階級”的政黨（國家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但當時中國并沒有生成真正的無產階級。因為至少在名義上，國家全部資產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產階級”。

　　但今天，中國確已生成一個新生的無產無業的“無產階級”。其主要成份為：

　　1、失業者（下崗工人、農村赤貧者、無業社會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歷史和任何社會中，無職業、無財產、無前途、無希望的社會人員，都是極其危險的反社會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中國社會這一新生的“無產者”階層中，相當多數是失學、失業、有生命活力而無發展前途的青年人。

　　這個新無產者階層，是中國當今多數反社會犯罪分子產生的淵藪，實際也是一支具有顛覆現存社會秩序趨勢的潛在政治力量。

　　然而，隨著自由市場中兩極分化的加劇，未來也許會有愈來愈多的城鄉小資產者及農民面臨進一步被剝奪的命運，從而淪入這個反社會的階層中。

6、政治意識形態危機

　　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是因為其立黨綱領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共產”的對立詞是“私產”（私有財產）。

　　“共產黨”不是“資產黨”或“私產黨”。只要黨仍在入黨誓言及黨章中宣稱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那么，這種意識形態勢必與現實中正在完全轉向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離，以至發生尖銳矛盾。

　　這個矛盾，根源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改革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和社會現實之間，發生深刻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導致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

　　我在近年出版的《論政治國家主義》（2004年，時事出版社），《論經濟國家主義》（2000年，時事出版社）中曾談過：要擺脫這一矛盾，共產黨所可能的選擇是重提列寧在1921年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毛澤東（共產黨中央）在50年代初所設想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新民主主義”。

7、國家應主導市場經濟

　　但是， 國家資本主義意味著：共產黨不能放棄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領導權，不能放棄對內抑制國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對外抵抗外部跨國資本赤裸裸的擴張和經濟侵略。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該以國家政策和國家機器，抑制內外資產階級無限制地牟取本階級經濟私利，而犧牲國內其他階級利益特別是犧牲貧苦階層利益的貧婪本性。

　　共產黨應作為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貧苦大眾利益）調節階級關系的執政黨，不能對內外資產階級利益集團進行投降。

　　只有在這樣的執政眼光和基礎上，共產黨才能重新獲得社會中勞苦大眾的擁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長久的鞏固。

8、國家不能放任市場自流

　　近年來的泛市場主義改革發生了重大失誤，引發了諸多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泛市場主義的所謂“改革”方向，已受到廣大人民和社會公眾廣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質疑！

　　而在新的歷史階段，為了整合和解決泛市場化和引入資本主義所已經帶來的嚴重社會沖突和眾多嚴重社會問題，必須將混亂無序的市場經濟，提升為自由市場與國家計劃雙調節的混合經濟。實施自由市場與國家計劃相結合，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與國有國營企業平等兼容的混合經濟。

　　我認為，與當今主流經濟學家要求黨和國家全面退出經濟生活的鼓吹相反，為了防止國家陷入崩潰和動亂，黨和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調控，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國家有必要重新制訂國家長遠發展計劃，包括醫療計劃，社會教育計劃等，廉租房計劃、就業計劃，國防計劃。必須將當前無序混亂引起百姓嚴重不滿的泛市場經濟，提升為有管理有科學計劃的新市場經濟。這樣，才能與黨的共產主義理念相協調，才能與共產主義的黨章及憲法相容。

　　若想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國家意識形態，但這一意識形態又必須與現實生活相適應。

　　否則，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即完全不存在。發生白色革命只是時間問題。

9、GDP不是唯一

　　作為國家的政治統治集團，由于上述政治意識形態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導致古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因之共產黨干部及全體黨員的傳統政治信念近年間幾乎已經完全喪失。（當今入黨已形同兒戲，甚至不須作宣誓。因誓詞內容與現實難以調和。）

　　這何新：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

　　理想信念的喪失，加劇了黨內嚴重腐敗的發生。實際上，各地之黨組織不應當喪失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而完全變成一個“撈錢黨”，工作中心不應當都是圍繞著追求“GDP。”

10、“MBO”實際是對國企管理層的一種贖買

　　國有企業管理人作為經濟官員，通過MBO（一種極其奇怪的“合法化”腐敗）以及“轉制”后的高薪化而徹底資產階級化。

　　這種高薪贖買政策，最初實際是來自美國伊·薩克森關于“休克療法”的改革建議：“在私有制轉軌中，對共產黨官員實施贖買政策，從而使他們由改制轉軌的阻力變為動力”。

　　這種私有化轉軌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從根基上搞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具有諷刺性的是，出錢贖買國企管理層，使之轉變為國企掘墓人而為此買單的，竟然正是共產黨自身。

11、跨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已在中國扎下深根

　　港、臺、西方在華跨國資本及企業管理人，通過多種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渠道，已經深刻地影響、以致甚至謀求左右中國官方政策，例如極力要各地政府堅持對外資實施特殊優惠的政策，反對國內企業與合資企業平等納稅的政策等。對此，共產黨從國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應聽之任之。

　　應當指出，與改革初期形勢完全不同，當今中國并不是資本不足，而是資本過剩，所以本國企業正在積極謀求向海外進行投資。而國外當局從未對中國投資給予任何特殊優惠政策。

12、警惕突發社會動亂

　　當前，中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隨著通貨膨脹長期化的社會壓力，以及眾多人口就業困難，社會矛盾從中長期看，有爆炸化突發的危險。當前，社會矛盾主要表現于三方面：

　　1.尖銳的貧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眾多小資產階層的命運，正在掠奪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損害和被剝奪。　這種剝奪，在未來幾年可能通過更嚴酷的金融“改革”（嚴重通脹以及商業銀行破產的金融危機）進一步發生。當城鄉中的多數小資產者被徹底剝奪而淪入生計渺茫之時，中國勢必發生頻繁的社會動蕩。

　　實際上，近年城鄉中已頻繁發生的征地危機，就是由于部分城鄉小資產者（特別是作為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在土地及住房被開發商廉價剝奪后，進行抗爭而引發的小型社會危機。

　　這種小型危機本身就是一種預警的信號。

　　通過上述社會結構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團決定著中國的方向，誰在通過輿論（所謂“話語權”）而影響著中國的政策。

　　同時也說明了何以亂象頻仍，當前中國仍能保持著社會大局的基本穩定——就是因為仍然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這個中間階層乃是維持當前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義精英當前所極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國企全面私有化，以及黨政徹底分離，國家退出國民經濟管理等，正是最終將中國引向全面社會動蕩的最好步驟。

（草于2006年6月2日，并曾上報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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