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貿易和金融問題

一、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及其原因

近幾年來，美中貿易失衡的不斷擴大導致美國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固定匯率。2005年7月21日，中國意外地宣布人民幣升值2%，與美元的匯率變成8.11∶1；此后，人民幣將以同樣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籃子外國貨幣。很多人認為，這明顯是為了緩解美國壓力而采取的一項政治措施。

然而，美國還是繼續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美國的壓力是由如下誤導性的傳統設想所推動的：較低的美元匯率將會減少美國貿易赤字，盡管歷史數據清楚地表明：過去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升值最終并沒有降低美國對這些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赤字。

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因為這些政策影響著美國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這對人民幣來說也同樣是正確的。因此，這兩種貨幣的匯率反映了其國內購買力的差別，而這差別是其各自央行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兩個央行原則上都是政治獨立的。

美中貿易失衡不是由兩種貨幣的匯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產要素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在兩種貿易經濟體中以價格形式表現的工資和地租。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是因為，在同樣的生產率下，中國的工資和地租與美國的相比顯得過低。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失調是貿易失衡的結果，而非原因。要糾正這種貿易失衡，需要上調的是中國的工資和地租，而不是中國貨幣。人民幣和美元在各自經濟里的購買力差距是4∶1，人民幣對美元的8.12∶1已經是這種差距的大約兩倍。在不同的部門，美國和中國工資的差別在20倍到50倍之間，一種匯率表現得如此不相稱，近乎荒唐。

匯率穩定不僅有利于貿易，對全球金融穩定也極為關鍵。1971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后的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由于匯率不穩定引發的。對于那些貨幣可自由兌換的經濟體來說，其代價可能是對沖基金等投機者大規模地攻擊其貨幣，這將迅速耗盡政府的外匯儲備，導致該經濟體債務市場的崩潰。對于那些實行外匯和資本控制的經濟體來說，在貿易逆差時，它們受到的懲罰將是外匯儲備的流失和貿易縮減。在貿易順差時，惡果則是本國貨幣資本的流失，轉變為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

二、美國的指責毫無道理

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日益上升，許多美國人不是尋求改革帶來這種貿易和財政赤字的美國經濟基本結構，而是荒謬地指責其貿易伙伴，起初是幾十年前的日本和德國，現在是中國，存在貨幣匯率問題，以此尋求根本不存在的國際失衡問題的解決辦法，該辦法雖然沒有痛苦，但不著邊際。

位于這場貨幣騙局的頂端，美國還想要進一步降低美元的匯率，以期減少其貿易伙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儲備的價值，因為美元的匯率只影響那些居住于、工作于或訪問非美元經濟體的人。因為在美元霸權的體制下，美聯儲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紙幣，所以對美國而言，以美元標價的美國貿易赤字不是一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而對于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國家，卻是如此。從而，由于美國貿易赤字并不是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它不可能通過操縱美元匯率來解決。解決辦法必須是調整經濟結構，縮小兩個貿易經濟體之間的工資差距。

以重估人民幣或其他貨幣平衡對美貿易的邏輯是錯誤的。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去年在北京參加會議時指出，在歷史上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國際貨幣管理機構不斷逼迫一個非自由兌換貨幣的國家升值其貨幣。他建議，中國在可預知的將來不應讓人民幣升值或貶值。

隨著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世界金融體系結構開始在美元霸權的規則下運作。資本賬戶盈余的日益增長使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呈良性狀態，因為國際收支問題被轉變成美國債務泡沫。

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大量接受外國投資、借取外債的同時，卻成為最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一方面，這些國家繼續維持作為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純接受方，另一方面，其中央銀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的大買家。這表現為資本外流，因為國內債務所吸收的美元流入更多的是投資到海外，而不是滯留于本國。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隨著人民幣的越發強勢，其全球購買力將會上升，從而提高中國根據全球標準衡量的收入和消費份額，并因此減少國內儲蓄率。然而，在當前的國際貿易條件下，對于嚴重依賴出口的任何經濟體而言，其匯率越高，將直接轉化為國內越低的工資水平，進而減少國內消費。以高薪刺激國內需求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是，美元霸權使中國朝這個方向的努力成為徒勞，因為它調出了中國國內儲蓄，將之轉變為無用的外匯儲備。

三、美元霸權下的游戲

1991年冷戰結束后，隨著無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出現，從而允許布雷頓森林體制所限制的資金大規模跨國流動，美元霸權全面形成。對于催生和推進美元霸權，1991年關于資本流動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更為重要。

借助于美元霸權，美國的中央銀行即美聯儲由國家貨幣價值監護人和最后貸款人轉變為一部無處不在的虛擬貨幣印鈔機，在美國經濟顯現放慢增長的最早期，開始了印發貨幣。1987年之后，格林斯潘主席領導的美聯儲引導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縱情狂歡于注入流動性。

在高盛公司前證券交易商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美國發現，為了掙錢，美國所需做的就是印發更多的美元，世界貿易于是成為這樣一種游戲：美國以法令發行美元，而其貿易伙伴生產不兌現的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從石油、衣服到電視機和汽車等一切商品。美國保持其國防工業和研究，將老的經濟制造業首先外包給日本和德國，再將服裝業和低技術產品外包給亞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國實質上已以垃圾債券和其他結構性金融產品建立并經營一種新型金融部門，而直到十年后，其他發達國家對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權，美國步入金融資本主義，而其貿易伙伴落入工業資本主義。

四、中國過度依賴對外貿的后果

一旦吸毒成癮，最初的歡娛很快就轉變為苦惱。諸多數據表明，對外貿易現已在中國GDP中占據不安全的過高比例。2005年，中國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國的人均外貿額也達到了1000美元。減去外貿部分，中國的人均GDP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63美分。而且該數字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并非人均收入，后者通常更低。

全球的貧困線是一天2美元，而中國與貿易無關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國依賴于出口的經濟增長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嚴重政治意義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中國政府也開始承認這一點。

隨著中國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數人的收入將大大低于人均GDP。1978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會。一個非官方的調查顯示，中國2005年的基尼系數為0.6。在2003年，貧困人口自1978年以來首次上升，因為過度出口的弊病開始從統計數據上顯現出來。

中國將GDP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標準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來，盡管從賬目上看，中國GDP維持兩位數的增長，其經濟似乎高速發展，但其代價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使大多數人還是處于貧困之中，環境惡化無法扭轉，道德冷漠日益增強，官員腐敗制度化，以及社會不安定不斷擴散。這一圖景與世界第二大債權國的身份格格不入。

五、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危險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攀升只是部分地歸因于貿易，更重要的原因來自于資本交易，它占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29%。貨幣投機占37%，投機者就是賭定，為了滿足華盛頓的無理要求，人民幣將不斷升值。對沖基金進行“倒買倒賣”，即借進低息的日元購買美元，再將其賣給中國，積聚以人民幣標價的中國主權債務，造成了中國的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的美元堆積。華盛頓就中國外匯儲備攀升對中國貨幣政策進行政治干預，推動了中國持有的美元不斷增加。

如果應美國的要求，中國的金融部門大規模地開放，這將要求中國解決國際清算銀行界定的中國銀行系統的大量壞賬問題。這是一個由國家銀行體制向中央銀行體制轉變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這項工作最終將花費1萬多億美元。人民幣若是可自由兌換，將需要5000多億美元來防止貨幣投機。將上述三項加在一起，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中國需要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奏效，那么中國將半途而廢，達不成其必要的目標。

中國人民銀行以人民幣標價的主權債務從中國出口部門購買美元，而美國的貿易赤字就是外國（中國）以美元購買其國庫券的形式來為美國的資本賬戶盈余融資。中國掙的僅僅是外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獲利潤的一點微薄的手續費。由于中國對外國資本和出口贏利實行納稅優惠，以外資融資的中國出口部門已想方設法使其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將之留給國內部門。如此負面的外部性不久就將帶來報應。 

紛至沓來的外匯流入將造成不受歡迎和不穩定的副作用，它們包括本國貨幣的升值趨向于超出市場基本面，削弱出口競爭力，引發通貨膨脹。資本流入導致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大量堆積，為了擴大國內貨幣基礎，央行不得不在生產沒有相應提高的情況下發放本幣，造成貨幣太多，進而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這將造就一種不良現象，就是一國貨幣在國外的價值高，而在國內的價值低，這為對沖基金攻擊該貨幣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這正是中國如今面臨的形勢，只要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這個問題就將變成一種危機。

在美元霸權下，資本流動主要以美元標價。盡管所有人都在議論歐元是一種替代美元的儲備貨幣，然而歐元與所有其他貨幣一樣，仍然只不過是美元的派生貨幣。為了緩解本國貨幣在境外升值和國內通貨膨脹結合在一起的威脅，中央銀行必須進行眾所周知的資本流動“沖銷”。在成功的外匯市場沖銷操作中，必須減少基礎貨幣（銀行儲備加上貨幣）的國內部分，以至少暫時地平衡儲備（美元）流入。

此外，“熱錢”的進入增加了金融風險，金融系統對于資本流動的突然逆轉更加脆弱。這最有可能發生于大量資本流入表現為短期證券投資形式（就是所謂的熱錢）的地區，與外國直接投資相比，熱錢能夠更快速和更容易地撤走。

六、中國共產黨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金融理論

美聯儲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時的領導下，曾一再地公開聲稱，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擴張性的放松銀根也無疑對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聰明地說：“正如我們在1999年中國聽政會上所指出的，將政策焦點集中在平息泡沫破裂時帶來的影響，從而富有希望地輕松過渡到下一次擴張。”“平息”的應對措施就是向美國銀行系統注入大量的流動資金。格林斯潘所指的“下一次擴張”就是2000年之后的房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結構性原因。美國貿易赤字為美國資本賬戶盈余融資，后者為美國房地產市場提供低息按揭。但房地產泡沫和任何其他類型的債務泡沫并無不同之處。一旦收入與資產價值的增長不同步，無法支撐債務清償付款，房地產泡沫就會破裂。

如此一來，中央銀行在扮演雙重角色時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場執行審慎規則的監督者，同時又是以創新型經濟擴張的名義破壞相同規則的推動者。而且，中央銀行對處于困境的私營公司的援助標準是和這些公司對金融系統的潛在影響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標準本質上是不民主的，因為債務大戶只是憑借其規模就能可靠地得到優惠待遇。

更可悲的是，在美國，盡管美聯儲大約98%的利潤根據法律歸于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在法律上還是由其會員銀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眾所有。美聯儲理事會成員由會員銀行提名、總統任命，作為一個團體，美聯儲是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

在中國，1995年通過的《中央銀行法》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的地位，改變了它先前國家銀行的角色。國家銀行和中央銀行的不同在于：前者服務于該國經濟的融資需求；而后者則試圖維持貨幣的價值穩定，與之同時提供貨幣彈性以防止銀行危機，采取利率政策以確保銀行部門的收益率，其背后的思想是，銀行部門是經濟的心臟，為了經濟健康，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它。

盡管有些人鼓吹央行的獨立性，鼓勵央行擺脫共產黨和政府的控制，但幸運的是，中國人民銀行仍然遵循中國政府的政策指示，而中國政府又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指示。中國共產黨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金融理論，警惕中國人民銀行轉變為代表銀行部門及其大企業客戶的特殊利益，而犧牲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的利益。中國政府需要客觀地認識中國的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及其實力來源。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代表各國央行的超國家中央銀行）的定義，這種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央行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政治獨立”。只要中國依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獨立就不應該是中國中央銀行家們可以輕易討論的政策話題。他們選擇了銀行改革術語中“與國際接軌”等更良性的委婉說法。已有跡象顯示，在經歷了近三十年市場經濟改革之后，負面影響正開始展現。

中國最近的政策回歸到平民主義的方向，向貧困落后的農村和內陸地區提供積極的金融援助，試圖扭轉明顯的收入不均和經濟失衡。可以預見，這種政策轉變將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于中國人民銀行的政治獨立性提出質疑。可以預見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將會批評中國人民銀行將錢花在國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在銀行利潤最高的經濟部門。

摘編于廖子光所著《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一書第五章。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于200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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