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著名美國華裔經濟學者、金融實業家，“美元霸權”術語提出人。1938年出生在香港，就讀哈佛大學，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期間，對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過多年的潛心研讀，廖子光先生曾擔任過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資顧問，又任紐約著名的廖氏投資咨詢公司總裁，成為一名成功的金融實業家。著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國出路：全球債務危機與中國應對策略》。

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群眾運動作為由上到下的政治溝通交流工具對于中國共產主義體制來說是獨一無二的。由毛澤東發展的群眾運動現象對于理解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執政結構的本質和活力是極其重要的。

　　群眾運動作為領導與人民意志溝通協調的工具的理論基礎在于預設了對于人民群眾來說，事事皆有可能，只要人民群眾的意志被集中并又由思想和意識上正確以及負責任地采取行動的政黨所代表。

　　這種觀念來源于毛澤東浪漫而又切合實際的信念，他相信群眾的力量，相信群眾能夠為了他們自己的幸福和未來的命運而推動國家的發展 。所以 “群眾的意志”在黨的幫助下，由群眾系統地闡釋，并在群眾內部得以傳播，共產黨稱之為“群眾路線”。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要求領導干部密切聯系群眾，不斷了解人民的意志，并把人民的意愿轉化為人民群眾具體的行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它意味著“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這樣群眾運動由最高層政治局發動，并在中央會議和地區工作會議中向黨員干部公布。在干部發起群眾運動第一階段后，群眾運動又受黨員是否有批評和改正的影響。通過報紙刊發讀者來信，組織集會探討來信并辯論，群眾團體被組織起來了，“人民的意志”得到了激發。在數字化時代，互聯網上的表達已放大了印刷媒體的作用。之后，黨政領導機關的成員對結果進行正式討論，在討論后系統化“人民的意志”，形成法律或者決議、政策和計劃，之后群眾運動向全國蔓延。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歷史是一部群眾運動的歷史。群眾運動曾在土改(1950-53)、婚姻法改革(1950-52)、合作化(1953)和國有化中(1955)成功進行。

　　對付反對派的方法是進行思想改造，這一原則傾向于改造反對派的政治意識，而不是在肉體上清算他們。全世界電視觀眾觀看的令人難忘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就展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這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遺產。

　　在1949年以前，將近一千年以來，中國農民被剝奪了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的權利。中國共產黨在醫療改革中的第一步是號召群眾起來抵抗地方性傳染病。成千上萬的醫務人員經過基本的衛生和醫療技能的訓練后，開赴農村，為農民檢查身體，治療病人，并且通過群眾運動，組織衛生競賽。

　　在血吸蟲病防治計劃的第一年即1958年，醫療隊就為280萬的農民做檢查。一個醫療隊在一天檢查1200個病人。建成或者修繕大約6700萬間廁所，在此后的幾年，成千上萬的農民日以繼夜地工作，排干沼澤，挖排水溝，除去血吸蟲的傳染源地。在某些地方，根據黨員報道，血吸蟲的治愈率已經達到85%至95%，在長江流域原來感染病盛行的區域有超過一半的地方疾病已經徹底消失了。

　　在1957年前，毛澤東群眾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7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花)的運動開始于2月27日毛澤東在1800名領導干部前著名的四小時《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要正確區分“敵我之間的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應采用如憑借暴力的專政方法，而應該用批評與反批評式的公開討論。一直到1957年，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政策無論是在社會還是在經濟建設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土改完成了，婦女解放運動進展順利，合作化和國有化正帶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都堪稱社會主義建設的典范。共產黨的領導被社會尤其是農民廣泛熱切地擁戴。在1958年之前，從1948年算起，農業生產幾乎翻了一番;煤產量翻了兩番，達到1.23億噸，而鋼鐵產量從10萬噸增長到530萬噸。

　　唯一問題來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抗。在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表達了他的焦慮，并且同意了那些警告說有太多反動資產階級自由分子人的意見。那天下午，毛澤東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中向干部提出“所有偏離社會主義的言行基本上都是錯誤的。”

　　在7月26日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周恩來開始針對批評進行“反批評”。毛澤東呼吁公開批評是嚴肅而真誠的，但是毛澤東原設想的這種公開批評就像安全閥，但是沖擊安全閥的強度之大卻是他始料未及的。毛澤東高估了政治環境的穩定，低估了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義殘留的影響。

　　站在十字路口：模仿蘇聯模式還是走獨立自主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站在了選擇蘇聯發展模式還是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十字路口。

　　經濟發展基于以下三個要素：

　　• 逐步建設重工業體系，實現農業機械化

　　• 建立廣泛的個人獎勵體系，以此，社會主義生產模式的優越性將通過生活水平的明顯提升得以驗證，生產力也因為這樣的信念而得到發展。

　　• 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為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秩序創造前提條件。

　　在1958年，有兩條路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面前：鞏固還是向著不斷革命推進

　　受地緣政治環境變化的壓力(1960年蘇聯突然撤回所有在華專家，停止一切形式的援助，1951年到1973年冷戰時代美國對華封鎖禁運)，毛澤東被迫動員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克服了資金和技術缺乏的困難。該戰略是將政治運動與大生產運動相結合。在黨內正統的列寧主義者的壓力下，以及因為 “雙百方針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運動)”的意外失敗，毛澤東斷定不可能通過物質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來培養社會主義覺悟，而必須付出巨大的新努力去作動員，讓意識和現實互相作用，使之一并得以改造。如果社會主義新中國要想生存下去，除此之外，沒有符合現實的替代方案可供選擇。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這一結論已被證明是正確的。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不公加劇，腐敗猖獗，這一切都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在這個國家，精神腐化和犬儒主義滲透到全社會，整個社會明顯喪失了革命和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精神的修復比環境污染治理更加困難。

　　毛澤東的所有戰略和計劃都是為了建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確保中華民族能夠獨立自主地生存。為了不屈服于懷有極大敵意的地緣政治對手，作出承擔巨大的困難和犧牲的決定是必要的。這是對一個處于警備狀態的國家為了生存所進行的對國家意志的考驗，而不是所謂“自我為中心”思想實驗

　　這種警備心態導致了1957—58年的反右運動，接著是1958年春天的“三面紅旗”，即在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下，使用現代和傳統的生產方式，著手推動工業農業同步發展。自力更生是在美國全面對華封鎖禁運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這一策略通過實行勞動密集型發展政策得以實現，即開始了“大躍進”和建立“人民公社”推動全面集體化。大躍進的真正目的在于大膽展示了充滿自信的集體主義精神。實施過程中所犯的錯誤無損于其精神展現的必要性。

　　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時候，領導地位的建立是在群眾支持的基礎之上的;中國共產黨主席位置類似于羅馬天主教會中教皇的位置，擁有強大的道德權威，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受到極大地限制，現在也是這樣的情況。大躍進是群眾運動而不是單個人的產物，毛澤東領導可以擴展到黨的各級組織及其政策制定的過程，但擴展不到特定項目的實施。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在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的剿殺行動中幸存下來。是毛澤東他認識到了中國農民是革命源泉，擁有不可戰勝的潛力。(所以) 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再次將重點放在優先提高農民福利水平上是正確的 。

　　毛澤東的革命精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尚未全部釋放出來。在今后的一個世紀里，那些反共，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與毛澤東有關大眾政治的高尚原則作比較，就不免相形見絀。

　　由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是一個快速發展，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增長率占世界之首。中國的經濟也有望成為世界第一，然而直到中國擁有獨立自主，而不受國外消費市場擺布和出口部門的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的經濟，同時迅速推行把平等和高工資作為國家目標的政策之前，中國通向其經濟所能達到的最高人均收入道路仍是令人痛苦而漫長的。如果中國工資得不到快速增長，那么就不會有旺盛的國內市場來取代中國對出口的過度依賴。(那么)中國的出口經濟將繼續像餐廳一樣，為其它經濟體烹飪提供食物。

　　1991年蘇聯的解體，以及1990年，隨著蘇聯按照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建議的那樣，實行了休克療法一頭栽進市場資本主義以來，俄羅斯社會經濟狀況急劇惡化。而相比之下，盡管制造了一系列不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的不利后果和問題，但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增長。這也主要是因為中國還沒有像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那樣完全否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

　　與俄羅斯糟糕結果相比較，人們不免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世界上僅剩的最大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得了相對積極的成就。什么是鄧小平定義的“中國特色”，這一“中國特色”讓中國在過去的30年里取得了驕人的經濟增長?

　　答案直接通向毛主席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所推行的革命政策，它們作為原則性政策為后來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平臺，要是沒有這些原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也不可能獲得成功。不斷妖魔化毛澤東和淡化毛澤東思想的嘗試已弱化了鄧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這個國家滋生了許多腐敗和不平等。甚至現在和未來的領導都不得不承認這些腐敗和不平等已危及黨的生死存亡。

　　要是沒有前三十年為中國社會經濟革命性的發展打下牢固而廣泛的基礎，1979年后的改革政策不可能成功實行。前三十年毛澤東在組織群眾，發揮集體主義力量的基礎上，通過全面的土地改革，建立農業合作社和之后的人民公社等群眾運動，建立了根本的制度先決條件，這也成為了毛澤東戰略的一部分。

　　盡管所有新自由主義分子夸大市場機制高效配置資源以及所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都詛咒平均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相信人民和自力更生的國家集體意識是中華文明走在黑暗而艱苦的歷史性復興道路上的亮光之源。

　　盡管中國已經到了物質上一貧如洗，精神上幾近絕望及自信心徹底喪失的地步，但就是毛澤東，他教導已完全氣餒了的中國，不要被外國帝國主義暫時的優勢所嚇倒，要相信人民群眾不可戰勝力量，要自力更生為民族的復興而奮斗。

　　然而，盡管毛澤東發動人民中潛伏的力量，喚醒中國集體意識，以及以群眾運動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為創造新中國經濟奇跡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許多修正主義分子和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卻沒有能夠充分欣賞毛澤東所做出的貢獻，尤其是那些受過國外培訓并且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這些人正再次投入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可惡的宣傳中。

　　舉例來說，在毛澤東革命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創新元素是在敵對國對華封鎖禁運的環境下，毛澤東抓住了中國有豐富勞動力這樣一個經濟優勢，進行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社會主義建設，當時達到建設規模是當代歷史過程中未曾有過的。毛澤東通過消除失業，充分利用了剩余勞動力。

　　不幸的是，毛澤東充分就業策略自1979年以來卻被扭曲了。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政策制造了新的被剝削，低工資農民工階級。他們從農村到擁擠不堪的城市，進入出口企業。而這些出口企業嚴重依賴外資，其任務就是把低工資中國工人所創造的真實財富送往外國換取紙幣美元。國家貿易順差因為以美元結算，不能在國內使用，最終的結果是農村地區因為缺乏國內資金而一直處于落后狀態。這是美國帝國主義貨幣策略，我稱之為美元霸權。

　　收入不公，財富分配不均阻礙了中國在不過度限制大眾消費水平上升的情況下提高國內資本形成的速度，今日的中國正在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情況。未充分就業中最為嚴重的表現是工資水平低。

　　許多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和中國一些經濟部門現在仍然優先于西方。這些成就的取得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奠定的基礎。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成功爆炸了功能齊全、全面的三級氫彈(1967年6月17號) ，發射了東方紅衛星(1970年1月30號)并且至1978年中國成功發射了超過8顆的衛星，1967年制定了第一個核潛艇計劃，完成于1974年，并且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各種各樣進步。在激光器，半導體，電子工業，計算機技術方面也有進步。即使在理論研究上，在用X光衍射方法合成世界第一個生物蛋白質，水晶般的豬胰島素方面也取得了突破，這些發展為上海成為中國生物技術搖籃奠定了基礎。

　　于1964年到1967年三年間在北京擔任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科技文化參贊，德隆大學中國農村的工業化研究專家，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歐洲日本研究所東亞科學技術和文化項目主任謝格森( Jon Sigurdson )在1980年曾指出，生物技術研究啟動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即大躍進(1958—1961)時期。這個發現代表了“人類揭開生命秘密所作出的努力和為辨證唯物主義關于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新證據” 北京評論的報道準確的把它描述為“第一個水晶般的蛋白質”及“合成化合物以來具有生物活性最大的自然有機物” (北京周報 1967a).在1970年12月25日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北京周報報道了另一個成就：一種能夠放大400,000倍的電子顯微鏡實驗品。盡管從1958年以來，中國電子學和光學研究院已經研發出了這種顯微鏡，但是這個最新，最先進的模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北京周報還補充到這種精密儀器是“無線電學、電子光學、高電壓、高真空及精密機械工程”科學(技術)的頂點之一。(1970)

　　后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往往試圖將文化大革命描繪成中國經歷的一場不折不扣的大災難。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安默斯特校區歷史系副教授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警告說“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我們不應該完全拋棄早先積極的一面，而太盲目地信從后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述”

　　北京周報的報道揭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技術研究并沒有被完全打斷。雖然許多大學關閉，學術研究趨于停滯，但是和國防及國家聲望相關的國防科技研究仍然在進行。 雖然當時的中國仍然繼續創新研究，但是由于資源和標準化設備的不足，這些進步的取得主要是以修修補補的方式生產出來的，缺乏深入廣泛的理論探索。

　　雖然因為資金中斷以及認識不足，物理學相對論和基因科學上的探究受到了重大打擊，但是群眾路線在其它領域被證明是有益，如在地震學和天氣監測中，就動員和培養了無數的研究助手。

　　由于文革一代人在文革時期未能學習，文革后幾十年，專業人才與科學技術發展之間產生了一定差距;然而真正的人才克服了時間的缺失，在文革動亂后成為多產人才。

　　另一積極的一面是，成千上萬的農民第一次接觸了科學和技術。雖然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損失，但是可以這樣說，在某些方面，毛澤東的關于科學的政策的確對科學創造有裨益。

　　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知名學者，哈佛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曾評論到：“實際上，毛澤東在1949年到1956年所完成的是比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都要快的，廣泛的，而破壞最小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軍事戰略著作尤其是關于游擊戰的著作，仍在起義領導人和反起義專家中持續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在軍事領域中，毛澤東被普遍認為與孫子(兵法)水平相當。

　　在歷經30年的改革后，在中國經濟中，貧富差距明顯過大，在少數金融精英的控制下，為了自己的利益，生產資料私有化已越來越嚴重。中國共產黨現在正式代表了包括資本家在內的所有人，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有這一切在以現代化和追尋全球新自由主義趨勢為名讓民眾接受。

　　然而在1919年發生的中國反帝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為了逆轉全球帝國主義趨勢，而不是跟隨他們。至少，伴隨2007年以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崩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的全球化趨勢戛然而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金融資本主義的恢復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而現在對于世界來說，有兩種可選項，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必將最終代替金融資本主義。

　　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領導人深思熟慮，作出了向意識形態妥協的方案，即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這樣的決斷，很可能是為了按照馬克思的演化辯證法，讓中國社會在合適的時間，自發轉化社會主義。也就是在此之后，中國共產黨革命性就不復存在了。

　　然而因為這種妥協政策，從資本主義向為社會主義轉變的辯證過程的正常速度被有意放緩。鄧小平，沿著國家富強的道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的“至理名言”漸漸被篡改，“先”字已被省略。在現在的中國，一些人已成為超級富豪，而另外一些人永遠處于貧窮的處境當中。福布斯雜志每年都會發布中國最富排行。

　　然而自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存在充分的證據表明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并不是因為實行新自由主義，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經濟，恰恰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仍明智而幸運地，仍然限制國內經濟向外國資本全面開放和放緩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速度，控制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可以與俄羅斯此前遵循美國提供的休克療法作對照。最為重要的是，中國自2007年以來試圖避免金融部門受到全球經濟動蕩的影響，因為中國頂住了來自內外要求全面開放和放松金融部門監管以及人民幣自由浮動和自由兌換的要求。

　　歸根結底，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遵從毛澤東在1944年的訓誡即為人民服務的話，他們將會做得好。

　　寫于2013年1月1日，為第一次關于毛澤東的年度會議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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