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橫豎都在控訴著資本經濟的罪惡

三鹿有毒奶粉事發后，截至　　9月15日　早8時　，全國醫療機構共接診、篩查食用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嬰幼兒近萬名，臨床診斷患兒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其中，913名患兒癥狀輕微，生命體征穩定，正在進行院外隨診治療或已經治愈；仍留院觀察治療患兒340名，53名患兒癥狀較重，其余患兒病情平穩并趨于好轉。　　

這顯然不是三鹿事件的最終結果。由于三鹿有毒奶粉價格低廉，并且主要面向低收入的消費者，食用三鹿有毒奶粉的消費群體，應以老少邊窮地區的嬰幼兒居多，那么事件的全面排查，必然要以三鹿奶粉在全國范圍內的整個銷售網絡為依據，尤其應當關注交通不便的廣大偏遠農村。有一點可以肯定，生活水平低下的貧困者受害最深，揭示了資本經濟的罪惡性——即自由市場中的現代企業絲毫沒有維護基本民生的原動力和硬約束。　　

資本經濟的罪惡性，以市場差異化戰略為幌子，使低消費能力的社會群體，只能享受到與所謂“低端產品”相適應的市場服務。三鹿奶粉的生產廠家，并非不懂得添加三聚氰胺的有害之處，怕是因為成本擠壓和利益驅使，才容忍了低劣乃至有毒產品流入市場，使人們在魚龍混雜的自由市場普遍缺乏有毒商品鑒別力卻又僅僅依賴投訴機制的前提下，讓貧困家庭的嬰幼兒不幸淪為資本利益刀俎下的犧牲品。　　

衛生、質檢、工商等部門，并非不清楚中國市場長期以來始終令人憂慮的商品質量低劣狀況。但當人們片面追捧微觀搞活、一味主張自由經濟的不干預法則，進而普遍遵循為資本擴張大開綠燈的服務宗旨，甚至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與資本集團利益關聯時，則三鹿事件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假冒偽劣的食品、藥品、化妝品以及人們吃穿住行所需消費的種種商品，問題早就不在少數，三鹿事件不過是忍無可忍的控訴而已。

三鹿事件，也許可以進一步與服務、包裝、宣傳、廣告等種種形式的所謂市場化行為相聯系，必然與權力部門、職能機構、官方媒體和主流學者或多或少相互動。就算其中含有腐敗伴生的包庇現象，也是重商主張和資本運作的必然結果。就是說，權力參與下的職能錯位和官員腐敗等，同樣是資本經濟的“糖彈戰術”所要獲取的一大戰果。任何事件包藏的所有內幕和全部丑惡，都將指向資本經濟這個總根源。

包括三鹿在內的一些生產廠家，往往并非沒有一般生產技術，往往并非沒有創新發展能力，往往并非沒有從事現代產業的現實生產力水平，但在資本利益最大化的主導下，又往往拋棄了發展生產力和為人民服務的歷史使命，卻把技術水平、創新能力和資本擴張的主要心思等，爭相用于塑造外形、誤導市場、蒙騙用戶的邪道上，在所謂銷售理念、價格策略和差異服務上念歪經，使企業墮入市場投機的怪圈之中，不斷上演一幕幕的劣幣驅逐良幣、劣貨驅逐良貨、劣官驅逐良官、劣民驅逐良民的丑劇。

我們或將遺憾地看到，在這輪三鹿事件背后，可能暗藏著國際資本的一招妙棋。善于洗錢、洗臉、洗牌的國際資本，在三鹿事件和類似三鹿事件的變局中，早就把自身洗濯得干干凈凈。在我國擴大開放的市場“逐鹿”過程中，在民族產業為短視的資本經濟付出沉重代價后，很可能將為國際資本打開更為廣闊更為有利的擴張空間。也許資本經濟在自由市場中的演變軌跡，將為經濟實體從國有化到民營化再到外資化鋪平轉基因之路。

考察整個三鹿事件，除了主流學者能以變色龍的姿態立于不敗之地，除了國際資本能夠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它諸如企業也好、政府也好、民眾也好，似乎個個都要品嘗苦澀。三鹿廠在劫難逃，主管部門責任所系，受害群眾苦不堪言。三鹿之痛，橫豎都是資本經濟的罪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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