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公報：說話、辦事、做事與立場

作者 蘇   杜

2007-7-25

           如果早幾天，這個題目就不容易讓人看懂，今天就不同了，常上網或常看《南方都市報》的人，一看就會明白：這是沖著茅于軾先生來的。此言不差。而且，這還是在覺得對茅文《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有些批評有點言不及的的基礎上，筆者又想了一想，才不憚重復，再次沖著茅先生來的。

       首先，我以為有必要將茅文中“說話、辦事、做事”的準確意思厘清，否則，你即便是想沖著茅先生來，也沖不準。一般說來，“說話”與“辦事”的意思差不多，前者不過多了點“理”性，后者不過多了點“感”性。“這老領導常為部下說話”，“那老領導很為部下辦事”，便是大致相當的贊語，區別不大的。但若以此便認為“說話”即“辦事”，“辦事”即“做事”，那就大相徑庭了。茅先生說，“至于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人愿意為富人做事”，這話是不錯的，基本上說明了“做事”的要義。“說話”與“辦事”，如果茅先生不十分討厭的話，大致可用“服務”一詞來概括，而“做事”呢，久而久之了，便常與“混事”搭界了。

       茅先生是足以影響國策的大經濟學家，學識淵博，批評他的文章還從解詞開始，不是太小覷他了嗎？不，這不是小覷他，而正是正視他。非如此，你便無法弄明白茅先生何以一會兒將本來毫無二致的“說話”與“辦事”相分立，一會兒又將本來毫無一致的“辦事”與“做事”相混同。這其中的和諧決竅并不深奧。你看他一會兒“說話”，一會兒“辦事”，一會兒“做事”的，不過是耍了一個小小的障眼法，他那“為什么人的問題”，卻總是掛帥領綱的。“說話”也行，“辦事”也可以，摻和一下“做事”也無妨，但“為富人”還是“為窮人”，茅先生卻從來沒在一處含糊過。茅先生開宗明義就刺了“立場”一槍，不無譏諷地說，“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錯”，不必懷疑，茅先生是反對“講究立場”的，但他的“為了窮人”以“保護富人”在先，“為窮人辦事”以“為富人說話”為先，或者說“保護富人”必聲明“為了窮人”，稱“為富人說話”定標榜“為窮人辦事”，卻正是他一以貫之的立場，此立場不僅窮其講究，而且頗為堅定不移。茅先生對“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是特別反感或者說是反對的了，然而，“我國”之所以“特別講究立場”，除了“仇富” “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之外，還因為“在轉型時期”，還有茅先生一樣的，自己“特別講究立場”卻反對別人講究立場的，也“不乏其人”的緣故。

        “講究立場”，這是茅先生所反對的，但他只是反對別人講究，自己拿來講究，卻講究得特別愜意。茅先生自己“為富人說話”可以是“為窮人辦事”，但他就沒有從“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中，發現過“為窮人說話”而“為富人辦事”的人。相反，他倒是從中看出了“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能看出這樣“一批人”來，證明自己對“國內外反對改革的敵對勢力”的清醒，沒有堅定的立場行嗎？茅先生還對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指出這是他們“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而發生的錯誤。批評乃至徹底否定一項政策，能“明白當時的背景”自然非常之好，但是能“明白眼下的現實”可能更要緊。茅先生批評“幾千年的仇富傳統”，特別是批評“解放之后到文革結束的集中反映”，就沒有怎么要求弄“明白當時的背景”，而是專拿“中國開放三十年”來做比照的。茅先生在批評上的這種“雙軌制”，也是“特別講究立場”的結果。 “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真是講究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連茅先生自己，一不小心，也落進了講究立場的窠臼，簡直是該死！

        茅先生還說，他也是贊成為窮人說話的，他們的權利也需要保護。但是他“反對為了討好輿論，嘩眾取寵，說的話最終對窮人不利。比如鼓動窮人反對富人，宣傳富人有罪，宣稱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制造剝奪富人的理論。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話說得真是不錯。但是怎樣才算是不“討好輿論”，不“嘩眾取寵”，不“宣傳富人有罪”，不“制造剝奪富人的理論”呢？這只有茅先生自己才能為“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們做出示范。幸好，《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這篇名文里，就有茅先生“為富人說話”而沒有“討好輿論，嘩眾取寵”，“宣傳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的內容，我們不妨改變一下人稱，依樣畫葫蘆，得出一個茅式“為窮人說話”的樣本來，讓茅先生也肯定一下“為窮人說話，為富人辦事”的功效。茅先生的原文在前，所畫葫蘆在后：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一個人變富了就可能有種種麻煩隨之而來。如果我們問一問任何一位企業家，當企業家容易嗎？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在執業中稍有閃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沒有協調好“黑社會”的關系，立刻災難臨頭，多年的努力馬上付諸東流，在一個政策多變、朝不保夕的環境中，戰戰兢兢做事。”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一個人老窮著就可能有種種方便隨之而來。如果我們問一問任何一位農民工，當農民工困難嗎？他們會說，他們不必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無須對付不講理的官員，也不必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農民工是全世界最好當的，風險最小的，負擔最輕的。在從業中從無閃失，總是獲福于眾高官，與‘黑社會’和諧相處，常常雙喜臨門，多年的期待無不心想事成，在一個對窮人政策二十多年一成不變的環境中，天天過著好日子。”

        茅先生的名文顯然是“為窮人辦了事”了，不知道這篇習作的“為窮人說話”是不是也“為富人辦了事”？但至少，按照茅先生的要求，幸福的農民工看了這篇習作，是不會“上當受騙”的；痛苦的企業家看了這篇習作，也不會認為“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了。“富人”“窮人”輕而易舉地就和諧相處了，茅先生又是壯膽，又是要勇敢，其實是不必要的，徒長了“講究立場”的威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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