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獲國家”使房市調控成為“黔之驢”
 杜文

    深圳暴漲、上海反彈、重慶飆升、北京大漲、北海竄高、蚌埠瘋長．．．．．．．．

    這是近期全國各地房地產的基本態勢，如果簡潔地歸納房起來，一個“瘋漲”就足夠了。經過兩輪房地產調控以后，房價不僅不在合理的價位上運行，反而報復性地飆升。

   《經濟觀察報》7月8日報道，通過宏觀調控，大型房地產企業反而掌握了更多的資金渠道，他們和外資等資金合作，在宏觀調控中完成了對中小房地產企業的排擠，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土地等資源的壟斷。他們甚至能夠控制一些地區房地產供應，從而在區域性房價上擁有一定話語權。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從實際效果上看，房地產調控都不是成功的。第三輪房價上漲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投機性資金的流動方式已經不是溫州炒房團和小規模游擊隊性質的外資基金。幸存的少數開發商囤積土地和掌握資金鏈，并與更大規模的外資資金結合起來。他們可以控制產業鏈的上下游。只要需求足夠大，他們就會有足夠的利潤。

    多次出臺調控政策都體現著這樣的邏輯，希望通過控制土地和資金供給，整頓房地產秩序，從而讓開發商以更低的價格出手更多的房子，從而達到房價在合理價位運行的目的。這種方式在理論上來說未嘗不可。但問題是，房地產開發商的通天本領，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消極執行，或暗中支持開發商，調控政策中有效的殺招就輕而易舉地被化解了。

    正是如此，與調控相對應的就是房價以政策出臺為中心節點直線攀高。在北京，2005年第一輪房地產調控之前，房價漲幅穩定。2005年底，開始大漲，隨后有2006年的第二輪調控。2006年9月份開始，北京和全國房價出現新一輪上漲。2007年初，北京和全國房價又開始大漲。

    這種圍繞調控政策進行的價格上漲，意味著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僅僅是“至則無可用的黔之驢”，還被開發商與其捆綁在一起的利益群體巧妙利用后成了他們這個“黔之虎”的美食。從時間上來看，每輪調控政策出臺后，經過短時間的討論，熱議后，房價總是示威一般地高漲，公眾的期盼一次又一次地化為泡影。

那么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是如何淪落為“黔之驢”的呢？

     調控政策成為“黔之驢”是俘獲國家現象有密切關系。世界銀行曾經警告：警惕寡頭或企業主“俘獲國家”。世界銀行定義“俘獲國家”為：通過腐敗的方式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機構，用類似“點菜”的方式向國家購買對其產權個人化保護。“俘獲國家”是一種不透明的方式壟斷了對國家權力的影響。“俘獲國家”是腐敗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而且這種狀態一旦形成，“俘獲者”就可以利用改變社會規則的權力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使得腐敗可以形成自我保護力量，消除腐敗的努力將更加難以實現。

    房價瘋漲、宏觀調控政策變為無用的“黔之驢”，就使房地產開發商及其利益群體進行“俘獲國家”活動造成的。

    人們不難發現，房地產開發企業“俘獲”了相當多并級別不低的政府官員。雖然一些被“俘獲”的政府官員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從根本上來說，這種“俘獲”現象沒有改變。“俘獲者”和“被俘或者”結成同盟的巨大力量已經左右了房地產業的規則，一些違法亂紀的潛規則成了替代國家政策的業內實際規則，或明或暗地成了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才一次次地成了“至則無可用”的“黔之驢”。

     可以看到，很多開發商擁有“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的頭銜，這些頭銜一方面反映了他們的“政治訴求逐步增強”，另一方面也增強了他們“俘獲國家”的力量。比如毫無社會責任感的開發商任志強，就有這樣重要頭銜：“曾當選為西城區人大代表，現任北京市政協委員。他還分別在多個社團組織、大學等機構任顧問、理事、兼職教授、副主席等職務”。除了具有影響決策“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頭銜外，還兼有社團組織及大學的顧問、理事和教授的頭銜。這些頭銜使任志強不僅能影響決策，影響規則，還能使他掌握房地產行業的話語權，影響了房地產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在現實中，任志強也扮演了維護開發商群體利益的話語急先鋒角色。

     更為可悲的是，一些所謂的教授學者也成了這些“俘獲國家”開發商的幫兇，這些人利用各種光芒四射的頭銜為開發商等“俘獲國家”者給予理論上支持，輿論上幫助。這些幫兇者同樣對政策也有巨大的影響，比如董藩，他“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資源管理、政府經濟管理兩個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民革中央委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等社會和學術職務”（資料來源：董藩搜狐焦點房地產博客自我介紹）；據說，他還是建設部專家委員會委員。擁有這么多光芒四射的頭銜，其在理論界、學術界影響可想而知。而關鍵的問題是對決策的影響。董藩教授個人多次宣稱，自己多次對決策者進行建言并受到決策者的高度重視，大家看看董藩教授在搜狐焦點房地產博客中長達兩千余字的個人資料及自我介紹，就可以看出他一貫熱衷于影響政策。而董藩教授的房地產理幾乎全部是為開發商張目，基本上為任志強的言論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一唱一和。他始終堅持所謂的“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這種看似合理實際上具有很大欺騙性的觀點。以任志強、董藩為代表房地產利益群體的理論本質上就是為其利益群體進行辯護，為其繼續盤剝做理論上的論證，從而欺騙公眾，蒙蔽政府。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的曹建海研究員曾經嚴厲批評過董藩，公眾也通過網絡對他的表示過強烈不滿情緒。他也曾經沉寂了一段時間，但終于本性不改，難耐寂寞，在近日召開的“博鰲21世紀房地產論壇”上又大放厥詞，兜售其為房地產開發商辯護的理論。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看看他在論壇上的言論，他在發言中大肆攻擊南京調控新政，大肆嘲諷攻擊大力執行調控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員。他那些言論想達到什么目的？稍微有點智能（不必需要智商）都明白，一句話，凡是對開發商不利的政策一概批判。

    任志強和董藩只不過是房地產行業中企業界和學術界兩個典型的代表，還有多少這樣的開發商和學者在全國范圍內多如牛毛。可見，讓這些人當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掌握房地產界的話語權，他們怎么能為房地產發展提出良好建議？又怎么能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在房地產上的利益？他們不過是利用這些頭銜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并影響政策的出臺和政策的實施。但一些糊涂的人還認為是房地產政策走偏是什么“街頭房地產理論家”忽悠的結果，不僅大錯特錯，自己還自覺不自覺中成了房地產商進行“俘獲國家”活動的幫兇。

    因此，房地產調控政策屢屢失靈并間接地助長了房價的飆升，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開發商及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地進行“俘獲國家”活動。或使政策自相矛盾，或使政策難以實行，讓房價始終在高位運行，盤剝絕大多數人的財富。

    若是宏觀政策有效地執行，讓房地產健康有序地發展。一是國家要大力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大力反腐倡廉。清除那些“被俘獲”的政府官員，同時，對一些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開發商進行嚴格監督，各級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切實發揮作用。二是廣大民眾要有清醒和理智的認識房地產問題，響應中央號召。同時，也要克服暫時困難，理性消費，不作開發商利益集團利用并盤剝的房奴。房地產的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董藩教授一直對這種說法進行嘲諷、挖苦和打擊）。房地產能能否健康有序地發展，成為為民眾謀福祉的行業，需要看兩種力量博弈的最終結果。這個博弈就是開發商及其“俘獲者”組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同人民及始終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央政府兩種力量的博弈。所以，公眾積極參與對開發商和政府部門的監督，配合中央政府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作用巨大。

    但在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問題，還應該采納中國社科院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博士的建議：取消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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