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即工農聯盟的鞏固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當前仍在農村。

　　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永久分離的危險，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1]。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2]。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并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3]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么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4]

　　綜上論述，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它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社會轉型中不可避免的規律性現象。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結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5]。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么“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這種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愿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早在1959年底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一點并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6]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7]。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于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于工農聯盟——這是共產黨由此已經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8]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象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于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么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1] 廣州日報 2011年02月20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 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

　　[2] 《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

　　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3]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

　　[4]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

　　[5]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系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后，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6] 參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

　　[7]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8] 貧農們不怕失掉什么。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注：本文節選自《張文木：群眾的支持是社會主義事業不敗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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